《重審毛澤東的土地改革》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幕辭

<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9/Sep/9302019LEE.jpg" width="622" height="349" alt="" /> </div><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 "> 李·愛德華博士在會議上致辭</div><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 "> </div>2019年9月19日 眾所周知，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大部分中國人在1949年對震盪中國四年之久和造成幾百萬人死亡的內戰的結束是持歡迎態度的。 中國人民期待和平，渴望和平。但是在毛澤東和中共殘暴的統治下，他們在隨後的四分之一世紀中所得到的卻是殘酷的壓迫、鎮壓和大約五至六千萬人的生命的喪失。 在這次會議上，我們要審視上世紀50年代初期發生的兩個被忽略的政治運動，即中共的土地改革運動和鎮壓反革命運動。雖然中共當局把這段時期卻描繪為“黃金時代”。但這卻是一個奪走了多達五百萬中國人生命的血腥時期。這兩場運動是共產黨蓄意踐踏最基本的人權的政策的開始。 法國有一句諺語：「萬事愈變，愈不變」。這個說法在中國得到了驗證。三個月前我們紀念了天安門廣場大屠殺的30週年。那是一個將永遠被記錄在中國歷史史冊的一天。中共當局無論如何抵賴都無濟於事。 1989年6月4號那一天，北京的街上到處都是機槍聲，坦克聲和受傷和正在死去的抗議者的哭叫聲。人民解放軍大開殺戒。 到底有多少爭取民主的學生死於那個遍地血跡六月清晨？數百個？數千個？天安門廣場大屠殺造成的死亡人數至今還被當局掩蓋著。他們聲稱解放軍是被調來鎮壓所謂「流氓團伙」和公共秩序的破壞者的。 但是多年來已被持不同政見者和媒體記錄下來的關於天安門廣場大屠殺的真相，不可能永遠被抵賴。 今年也是中國歷史上另一個重大事件的53週年記念。這就是臭名昭著的文化大革命。那是毛澤東主席個人發動的革命。 當我們回顧文革時，我們必須表彰北師大女附中副校長卞仲雲的勇氣。卞校長可能是文革中教育戰綫上的第一個遇難者。卞女士和其它四位教育工作者被紅衛兵以不實的指控為理由毆打。在數小時屈辱虐待和殘暴毆打後， 卞校長成為第一個死在紅衛兵手中的教育工作者。這種蓄意的殘忍在中國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根據一個可靠估計，大約三百萬人在文革中死於暴力。毛以後的中共領導也承認有一億人在文革中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和衝擊。 今天的中國和1949年的中國， 1966年文革時的中國，和1989年天安門廣場大屠殺時的中國還是一個樣嗎？當然不是。中國已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因為它對外開放貿易和投資並實施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但是中國在很多方面依然如故。中國經濟的80%還是由政府控制；政府還在壓制新聞自由，宗教自由，法治，公開選舉，以及獨立的立法機構等基本人權。 在毛澤東主義者習近平的領導下，中共控制著中國社會的一切。但是勇敢和執著的人權活動者拒絕被沉默。他們冒著巨大的個人危險，堅持為一個自由和民主的中國呼籲奔走。他們的勇氣在香港具體體現出來了。在那裡，男女青年面對警棍，催淚彈，和水炮車發出的藍色水柱，毫不畏懼。正如紐約時報的尼古拉斯，克里斯多夫所說的：「大部分香港抗議者僅僅是希望這個偉大的城市能享有與它的現代化相配的自由。」 有一位女士說：「如果我們不抗議，香港就有可能淪為另一個中國城市。」 香港的抗議是出於對北京擴大其權限的擔心而引起的。香港居民走上街頭反對本地被指控的嫌疑犯在大陸司法制度下受審，而這個制度能把一個人送入勞改系統服刑多年。 在北京衡量要用多少「白色恐怖」力量而不受國際社會譴責時，暴力鎮壓的可能與日俱增。習近平和他的同僚會在什麼時候用武警這個準軍事組織來鎮壓抗議呢？習近平什麼時候會動用當年使天安門廣場成為灑滿爭取民主學生的鮮血的「紅色」廣場的解放軍呢？ 習近平早就公開保證會強硬對付任何危及中共領導和中國主權和安全的挑戰。這種語調和當年鄧小平在天安門大屠殺前發表的強硬語調有令人不安的相同之處。 我們在西方的能為爭取民主的香港民眾做些什麼呢？歷史告訴我們通向民主的道路是不平坦的。那是一條漫長而曲折的道路。但是自由世界所享有的和平和繁榮告訴我們這條路通向的目的地是值得我們所付出的犧牲的。 我相信中國獲得自由的那一天正在到來。而且會來得比中共能夠意識到的更早。1989年1月，東德的共產黨頭目號稱柏林牆還會聳立一百年。同年11月，柏林牆轟然倒下。中歐和東歐的共產政權隨之相繼解體。獨裁者在他們快滅亡之前往往顯得特別強大。 我們知道共產中國正被一系列嚴重問題困擾：其中包括一個發展日益緩慢的經濟，一個腐敗的政府，一個拼命想保住自己權利既獨裁又有內鬥的中國共產黨，廣泛的對基本人權的訴求，一個嚴重退化的生態環境，以及一個想在東南亞建立勢力範圍的人民解放軍。 這些問題是一個一黨專制的共產政權不能解決的。只有一個人民做主的民主社會，才能解決這些問題。我相信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首次走向自由和民主的那一天正在到來。 政治分析家劉戴蒙（Dimon Liu）指出：如果三個條件如果能同時滿足，就能實現政權替換。這三個條件的第一個條件是大規模的社會抗議，第二個條件是一個富有生命力的對立派，第三個條件是美國政府對一個新政權在適當時候的承認。西方對中國國內的追求民主的反對派的保護和支持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反對派是未來的先兆。 作為第一步，美國應該制定一個有效地對中國的人權政策。孔夫子要百姓和政府遵守道德行為，並不是提倡軟弱，而是因為以法治為基礎的道德準則是比警察和戰爭更有效的管理方式。 劉戴蒙指出，如果要成功地通過不流血的方式實行政權替換，美國和他的盟友必須向中國軍方伸出手來。很多退伍軍人早已因為嚴重不滿進行了大規模的抗議活動。 我認為有中國特色的民主是中國人民的最佳方案，也是全世界人民的最佳方案。 邱吉爾曾說過：「人類已嘗試過多種形式的政體，也將繼續嘗試下去。沒人能自欺欺人地說民主是完美無缺的。事實上有人說民主是最糟糕的治理方式，除了那些已被嘗試過比它更糟糕的方式之外。」 民主就意味著「民治」。習近平主席和他的共產黨同僚不認同這個觀念，並在這個關念冒頭的任何時候試圖將其撲滅。但是民主這個頑強的理念不是可以輕易被撲滅的。我們從香港的爭取民主的抗議者和實行准威權主義的香港政府的對抗中就可以看到這一點。 我們無法預測香港抗議活動的最終結果。但是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宣布正式撤回修訂「逃犯條例」草案是一個重要的變化。在香港發生的抗議顯示了中共政權的弱點，但這僅僅是一個巨大冰山的一角。它表達了希望享有基本人權的每一個中國人的內心願望，即人們能有按照自己的願望而不是政府的指令而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的自由。 回顧共產主義在中國造成的無數災難，今天的會議就顯得非常重要并具有現實意義。我們只有直面和揭示血淋淋的歷史真相，才能喚醒民衆、尤其是對歷史缺乏記憶的年輕人。香港民主運動的現狀和發展充分地説明了這一點。   (周澤浩博士現場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