讣告及悼文：朱正琳先生逝世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讣告<div> </div><div> </div><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 ">沉痛告知诸位朋友：   我们的好友朱正琳于美东时间2019年10月22日凌晨4点左右在匹兹堡的一家医院逝世，享年72岁。   正琳是美国东部时间21号晚因肠梗阻急症住院，CT检查结果是堵塞段有不明物，开始用保守疗法灌腸，结果灌肠后引起的肠痉挛导致不堪忍受的巨痛、胀气，遂紧急手术抢救，术后血压、血氧都上不去，没能恢复过来衰竭而去，最后的诊断是结肠癌引起的肠梗阻，送医的医院是匹茨堡最好的医院。正琳夫人傅锡明大姐说，正琳近期也没什么大症兆，排便有点干。但也是一天一两次的。他经常陪火娃（孙儿）耍闹、不亦乐乎！还说这半年感觉身体轻便、有精神，过得很开心。仅痛苦一两天就走了,是个好结局。正琳儿子小蓬说：我爸活不过这个结肠癌的，我能在他身边 ，已是万幸了，我爸年轻时身体被糟蹋得厉害，命数如此了，我妈没事的，很豁达的。傅锡明大姐本来预定与正琳一道在11月返回贵阳，现在改期到明年四月份，有小蓬和孙儿在一起就还好。       正琳退休之后生活平安、逍遥，2018年与朋友一道在波罗的海三国旅游，2019年与朋友一道在东南亚几个佛教国家旅游，自2019年5月起到匹兹堡探望儿子朱小鹏一家，每日忘情于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中，这是聊可告慰于诸位朋友的。正琳是潇洒、清爽之人，现在与我们轻快、干脆告别，我们只能祝他一路走好。<div> </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 徐友渔</div>     悼念朱正琳<div> </div><div>丁东 </div>     朱正琳是贵州人，生于1947年。1960年代考入一所机械学校。文革中因参加民间自发的读书小组，被疑为反革命，在看守所关押了四年多。1980年他33岁，报考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外国现代哲学专业研究生，成绩名列榜首。导师张世英最初对只有中专学历的他能否考出这样的成绩有怀疑，派了两名教师，到贵阳面试，并外调。知道他确有真才实学，决定录取，而校方却因他填表时没填文革中的经历不予录取。他决心背水一战，去北京申诉。在雷祯孝等朋友的帮助下，《中国青年报》记者王永丽为他发了内参，并找北大交涉。北大党委同意重新考虑。《中国青年报》1980年10月4日头版发表报道《正确看待从困境中自学出来的青年——北大撤销原决定重新录取朱正琳为研究生》，并配发社论《打破形而上学的框框——三论青年人才问题》，同时将朱正琳的申述以《考分第一，榜上无名，道理不公》为标题发表。一时间朱正琳名满全国，鼓舞了许多有志青年为改变命运而奋斗。这段佳话，成为当时中国走向中兴的一个缩影。   朱正琳在北大获硕士学位后，到湖北大学从事教学科研。1990年代初，曾到德国留学。回国后参与《三联生活周刊》的筹办。   1993年，钟沛璋受东方文化研究会委托，领衔创办《东方》，李大同完成创刊号以后，回到报社上班。钟沛璋便请朱正琳、梁晓燕出任副总编辑。从1994年到1996年，《东方》成为中国知识界最受关注的思想平台。不但凝聚了季羡林、李锐、王元化、李慎之、李泽厚等老一代学者，还汇聚了葛剑雄、徐友渔、秦晖、金雁、雷颐、王毅、王力雄、王小波、孙立平、梁治平、方流芳、陈平原、陈家琪、何光沪、何怀宏、朱学勤、刘东、刘军宁等中年学者。当时的中年学者至今仍然是中国学术思想界的中坚。这也使朱正琳的角色从一个研究德国哲学的专业学者，变为公共知识分子。   我和朱正琳相识，也是因为《东方》。最初我把和谢泳、高增德的一篇对话投给《东方》，他很快答复采用。接着谢泳来北京，我们一起到朱正琳的住处畅叙。感到一见如故，共同语言甚多。不久高增德来北京，又邀请朱正琳到寒舍一叙。由此成为朋友。接着我又连续在《东方》发了几篇文章。过去，我窝在山西，《东方》是让我最早在公共领域发声的平台之一，由此我结识了北京和全国知识界的许多朋友   我至今认为，朱正琳、梁晓燕都是中国最优秀的编辑家。他们自己有思想，有见识，有担当，为人又诚恳热情。梁晓燕自己不写。朱正琳自己也写，出版有《砍大山余响》、《文事·世事·心事》、《还有精神》、《读书是私事》、《读点》等文集，还有回忆录《里面的故事》、《外面的世界》。   和朱正琳的交往还加深了我和李锐老的忘年交。1996年初，朱正琳为《东方》策划“顾准与顾准文集”专题，问我向谁约稿为佳。我说，李锐和顾准年龄相近，革命经历和受难遭遇相似，建议向李锐组稿。我和李老通了电话，表明了约稿意向。第二天，便和正琳兄一起来到李锐家。李锐拿出一叠白纸，一枝铅笔，对我说，你帮个忙，我说你记，拟个初稿。于是当下口述了文章大意。我边听边记，回家后，整理了大约三千字的草稿。李老在此基础上充实发挥，形成了一篇题为《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的力作，在《东方》1996年第二期刊出，成为那个专题的头篇。   朱正琳1996年春离开《东方》杂志以后，向我提议组织一套口述史丛书。于是我找在北京出版社供职的妹妹丁宁和在光明日报出版社供职的徐晓一起讨论了朱正琳草拟的方案，并开始寻找稿件。朱正琳去中央电视台担任“读书时间”节目专职策划，忙得不亦乐乎，无暇旁顾口述史的计划。这却成为我后来从事口述史学的推动力之一。   1996年，《老照片》创刊，我请朱正琳、孙珉等朋友在《中国摄影报》座谈，成为有关《老照片》最早的学术研讨活动，由此引起《老照片》主编冯克力的关注，以后和冯克力成为二十多年的朋友。朱正琳也与出版《老照片》的山东画报出版社合作，主编了丛刊《成长文摘》。   朱正琳退休以后，回到贵州定居，见面机会就少了。昨天突然从陈家琪处得到他的死讯。一个在我人生道路上给我热情帮助的长兄就这样走了，实在让我悲痛不已。且引陈家琪的四句诗，寄托此时的心情：   枝头黄叶次第落，   夕阳西下独徘徊；   他日缤纷花落去，   空余思念在情怀。<div style="text-align: left;"> </div></div><div> </div><div></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