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右派就是“打”右派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div> </div>     受访者：刘荣高，男，90岁，河南省息县退休干部，书法家。1958年因为河南省著名的“潘、杨、王事件”，在57年反右运动结束之后 ，被重划为漏网右派，屡遭暴打，受尽折磨，妻离子散。     采访时间：2019年8月30日   采访地点：河南省息县刘荣高家<div> </div><div> </div><div><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9/Dec/1252019RIGHTIST.jpg" width="632" height="474" alt="" /> </div>    前记：息县退休老师老鲁问：“我们这里还有一个老右派，是个书法家，九十多岁了，你有没有兴趣采访啊？”   “有！有！有！”我一连点了几个头。一个是过了这个村子，就没有了这个店，来一趟真不容易。二是张大发先生曾经告诉我：“捡到篮子里都是菜，先捡起来再说。”三是这些年来，采访大饥荒是我的“主业”，采访右派是我的“副业”，没有五七年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就不会有五八年后来连续五年的大饥荒。探究反右和大饥荒的因果关系，就需要多听听当年的右派们的经历，特别是农村的反右情况。     刘荣高老先生住在偏僻巷子里的一家独门小院，敲开门，见到的正是他，可谓鹤发童颜，面色红润，白衬衫，灰裤子，十分整洁。走进刘家，顿闻墨香，几面墙上都悬挂着刘老先生的书法和画作，腹有诗书气自华，怪不得老先生气质儒雅，完全不同于一般县城退休干部。     “我们也不认识，打扰你了。”我歉意的说，因为听说刘老听力不好，我们来前也没有打电话预约。   “没有关系，人和人都是从不认识到认识，就是母亲刚开始也不认识她的孩子。”听刘老这么说，一下子让我原本紧张的心情放松了许多。       受“潘、杨、王事件影响”  强划为漏网右派            刘荣高：我这个人爱说话，说别人的事情我不知道，说我自己的事情一讲是滔滔不绝，一点不阴晦。     我是一九四八年参加工作的土八路，同年入党的，我背过五、六年的枪。在这个地方是自卫队，到那里地方就是土匪，老百姓就叫蚂蚱队。四九年建政，我就当过乡长。县委书记王钦宏对我比较器重，五四年，提拔我为税务所主任，有十一个人，管理四个区域。五八年是我参加共产党的第十个年头，我就是这一年被划成右派。     说到反右派，那是一个是非颠倒、矛盾混淆，戴上好人的帽子做坏事，戴上坏人的帽子整好人的年代。      反右派是毛主席发动的，防止匈牙利事件，又学习苏联，提高警惕，我们的党内有一股右倾保守势力。毛主席把人分成左右。实际上，左和右是并存的，面前是左，面背后是右，一个人只有左脚，没有右脚，他也站不住脚。那反右派有言论罪、思想罪，这在五千年法律上没有这个，不存在思想犯罪。而且毛主席一向说让人家说话，天塌不下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可是，事实却不是这样。实事求是是党的灵魂，可是在那个年代就是一个幌子，反右派是以替党整风、帮助党的名义提出来的，但是等人说了话以后就不是那样了。来了一个反击，重点对象是各个民主党派的头头……，到最后是泛滥成灾，草木皆兵，到处是敌人，极端的扩大化。      从五七年的上半年到五八年的上半年结束。最后官方说五十五万，实际上三百四十七万。平反的时候，扩大化到99。99%，他们无法自圆其说。别的不说，就说反右派，邓小平是反右领导小组组长，胡耀邦提出来右派一风吹，反右一风吹，邓小平不同意。把扩大化那一部分改正，结果全国只留下四、五个右派。     我这个右派实际上是地方强加的，中央没有这样一个反右派。我是五八年十一月十一号划成右派，那时候反右派运动已经停止了半年了。在那个时候，河南省和平原省合并了，河南省省委书记吴芝圃对平原三个省委常委来了个大批右倾机会主义潘复生(河南省省委书记)、扬珏（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庭栋（省委副秘书长）的群众运动，潘复生在当时的河南可谓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在这个运动中就波及到底下的区县，当然也就到息县了。       在一九五八年的反瞒产中，因为县委书记王钦宏把指标定的高，产量虚报的高，什么亩产万斤，息县的一个乡亩产三十万斤，那牛皮吹的比天高。他们开反瞒产大会，到了三千多人，一个小礼堂，几千人坐不下。院子里坐得遍地是人，坐得远了，那个高音喇叭也听不着，人人都想靠近主席台。那个时候人的崇拜心理严重。有些人就爬到稻草垛子上，居高临下，又距离主席台子近，看得清，结果王钦宏喊叫：“下来！下来！草垛子不能坐人！”后来来的人看草垛子是好地方，又高又舒坦，爬上去屁股还没有坐下，王钦宏就喊：“你妈个逼！草垛不能坐！”他这几句话在几千人的大会上是很“响亮”的，大家都听着了。以后说帮助党整风，我就把这个意见提出来了，书记在大会上骂人这是个啥作风？我也没有说是国民党作风，共产党人在革命新区的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就是“不准打人和骂人”。你当一个书记怎么骂人呢？况且我和他又很熟悉，一起当过土八路。但是他就记私仇了，一年以后就对我搞私人报复。      那时候，我正在《息县小报》当编辑，五个编辑，我是其中之一。我管的是文艺版、治安版、卫生版，就这样，反右派停止半年了，到了潘、杨、王运动的时候，我正在乡下采访，我和县委管农业的副书记到下面十六个乡跑了三个月，找典型，准备回来写出来登报。结果他也没有发现好材料，我也没有发现，没有看到，尽是虚夸，尽是胡闹。回来第四天，就是学习搞潘、杨、王运动。那时候从中央到地方有一个通知，有职务喊职务，这是书记，那是主任，这个又是组长。没有职务的，喊老王老李，小啥。如果对右派就喊全名，不喊老也不喊小，一喊名字就麻烦了，就是天气预报，就警示着你将有一场恶风暴雨。       我们编辑部就开始有人喊我：“刘荣高！”我一听风头不对。但是我自己是什么人物自己有衡量。我心里也在想：“我不贪污、不腐化，对党、对社会主义、对工作衷心耿耿，兢兢业业。”但是政治运动不是我能控制的，我准备着来自各个方面的恶风暴雨。      报社通知我开会。我去的时候，已经是高朋满座了，我一去，大眼小眼望着我，没有一个人说话，很寂静，我慢慢地找了一个凳子坐下来，我看他们怎么办？我准备着迎接他们的战斗，像一个新兵上战场一样。县委建委会的一个股长，他嘴歪着，名字叫个蔡团柱，是山西过来的干部，比我职务要低，但他现在已经是斗争会的组长，当然是积极分子。我往那儿一坐，就成了众矢之敌，都看着我会有啥动静。停了一会儿，战斗组长上台开戏了，他说：“今天，我们下调部门学习会上，大家通过前一段时间的学习，思想觉悟都有很大提高，现在我们要擦亮眼睛，看看我们宣教系统有没有漏网的右派！揭发出来，让大家看看！”他事先培养好的几个人，都安排好了的，发出重刑炮弹，结果弄来一个报社刻字的，是湖北的一个蛮子，也是刘姓，他首先站出来，他手指着我喊：“刘荣高！站起来！”我慢慢的起来，站到会场当中。斗争会的形式，我看过的多了，斗地主、斗富农、斗反革命我都参加过、都看见过。他首先用手指到我的脸上，然后猛地打了我一拳，打得我后退几步。然后指着我说：“你刘荣高，是隐藏很久的、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漏网右派分子！”      已经定我是右派分子了，但是我没有右派言论，对社会主义、对毛主席我从来没有说过什么言论。他们从报纸上查，在五四年的开始，实行通购统销，农民打的粮食，第一个是征公粮，公粮以后剩下的叫卖余粮，公粮叫征收，余粮叫征购，这两个工作简称征购。编辑部让我写一个社论，叫《加强征购工作》，在已经印刷出来的报纸中“征购”两个字印刷成了“征收”，他们揭发：“你光说征收，不说征购，不叫农民卖余粮，你不是反对党的粮食政策吗？”这就成了我的一条罪状。还有我们报社的一个编辑曾经是国民党三青团的分队长，支部动员我让他交代历史，结果他也站出来了，对着我喊：“刘荣高，你早都不跟党走了，支部动员你让我交代三青团分队长，你不让我交待，我和你又不认识，又不是同学，无亲无故，你咋不让我交代呢？你听不听党的话？你说说看。”他要表现积极，洗清自己。         能言善辩无对手   拳脚相加耳打聋       还有一个，县委把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叫农民，说他们有吃的有穿的，食饱衣暖。我们的主编是湖南人，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他说：“县委提出了百分之九十五，那我们报社要为那另外百分之五的人开辟一个专栏，让他们说一说没有粮食吃的苦处。”这样就安排一个是编稿、一个是编辑下去采访，那我就作为记者到下面去采访。我首先去的是乡店，从县城到东距离有三十里路。我先到乡党委给我介绍一个贫农，家里没有吃的，背着那个箩筐，走到高级社想要点粮食，去了三次，苦苦哀求，但三次都没有要上粮食。第四次去，总算给了他两升秕燕麦，拿回去加点野菜熬一下吃了。结果这个高级社的社长被开除党籍、撤职。       已经定案的材料，党委会介绍我去采访，妇联主任带着我去采访，还去采访了这个人的弟弟。结果到村里一看，真是目不忍睹呀，大冬天一个十六、七岁的大姑娘，还衣不遮体，穿着破裤子。一个小孩还没有袄穿，光溜溜的。后来邻居的小孩死了，把棉袄脱下来给他穿上。社员和我说了很多话，反映的情况，我就都写上了。我用电话把稿子内容传给编辑部，编辑部说可以。我连夜修写稿，第二天就送回来了。定稿、排版、打样，都送给总编、主编、县委书记看，就是骂人那个书记，他们都亲自审稿、印刷、发行。现在却又成了我的另外一个罪行，反党、反社会主义。      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又有一个人站起来揭发，他说：“刘荣高，那天我和你一起从城墙根往北走，我在中间，另外一个是谁我忘记了。你说‘鸡和鸡一群，鸭和鸭一群。你不是挑拨党群关系吗？’”我说这话根本不是这个意思，他说：“你肚子里不是这样想的吗？”这几条不够吗？到最后，大家没有什么可提的了。我心里轻松了，就这点事情。我开始一个一个的驳斥他们，我说：“你把鸡和鸡一群，鸭和鸭一群是对党群的侮辱。报纸上有错别字是经常发生的，就那一个征收，我就不让农民卖余粮了？这不附和事实！还有，这个同志的三青团问题是他个人的问题，解放前我和他素不相识，没有什么往来，直到他到编辑部我才认识他，我不了解情况，怎么让他交代呢？……”我能言善辩，一番驳斥，不但不感到害怕，还泼他们一头尿水。让组长和几个发言的积极分子哑口无言，大家一下子给冷场了。     这个战斗组长一看会场的气氛变了，这个家伙站起来，朝前迈来几步，两手叉腰，他高喊着：“刘荣高，你这么说你就不是右派了？“他看我这么能说会道，有理有据，说不过我，就说：“不揭发了，斗斗他的暮气！”    组长一挥手，几十个人就冲上来打我，拳打脚踢，皮带皮鞋，拳脚交加，我摔倒在地上了，像一条狗一样蜷着，浑身出汗。连续殴打了我四个晚上，大衣打掉，小衣打破，大衣又不扣纽扣，打来打去不是就掉了吗？我感觉头昏耳鸣，有几十个直升飞机在我头上轰隆隆响，原来是耳朵被打聋了，不知道天南地北，我也被斗得说不出来话了。最后，也不让我交待了，让我回家反省。从一九五八年以后，我的耳朵长年累月，一分一秒不停的轰鸣。      最后把我打成隐藏已久、极为狡猾、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漏网右派分子，四个月的反省，没有一个人来问问我检查写的怎么样？我是一个字也没有写。到了五九年的三月十五日，宣传部长开会，宣布：“刘荣高，去四季人民公社监督劳动。”安排我去路口国营农场的砖瓦房厂劳动改造，息县的第一批右派都在那里劳动，有几十个人。      就这一天，我背着一个帆布包，一个被子、一个脸盆、还有一双碗筷走到路口，还有四里地，我坐下歇歇，但歇了以后，就是走不动了。最后我想，这又不是走马上任，又不是去迎新媳妇，又不是游山玩水，我是去劳动改造，那今天爬也要爬着去。最后我走一走，歇一歇，休息了十多次，终于走到了。      那天我留着小平头，穿着一条蓝布裤，丝绸小棉袄，脚下是一双深腰球鞋。我去了以后，他们一看我那个样，不像个右派。打右派已经一年多了，这些右派经过批斗和劳动，都是蓬头垢面，衣裳破破烂烂，穿的鞋子不是露出大拇指，就是 跑出来后脚跟子。他一看我像是来管理右派的干部。右派里面有我认识的人，看到我也不敢和我说话，不敢和我接近，以为我是上面派来的新干部。最后我把介绍信交给场长段重后，他是一个积极分子，他上上下下看看我，当天晚上就召开职工右派大会，他看我穿得比他好，劈头盖脸的骂：“刘荣高，你这右派，你穿成干部样子来劳动，还能睡大床吗？还想摘右派帽子吗？”他说话就是这样的水平，想用这个话来压倒我，以势压人，显示他的威力。这样的人对上面是哈巴狗，对下面就是狂犬。      进场第一天，我写首诗《时刻得防范》是这样的：“进场第一天，劳动没表现。只因衣整洁，大会受批判。左派要革命，右派成笨蛋。面对哈巴狗，时刻得防范。”我写了不敢让任何人看见，苦中作乐罢了。        我去了就是劳动，先是挖泥，制作砖头。没有任何自由，不让出去，他管着你，我还有一个特点，我会写字、会书法、会画画，我没有上过这方面的专科学校，但我爱好这个。他们一听报社里来了一个右派会写字，场部就要我去写钢版，其实是沾不上边的事情。但是我不敢谦虚，这样也省得累，省得饿，吃饭也不要钱了，也不用掏粮票了，那我就去干了一个月。以后县里又举办大跃进成就展，又喊我去，写写画画，又干了半年。这不是就沾了大便宜，比在农场干重体力活好多少倍。     以后这些右派都集中在试验场，前身叫农业大学，是五八年大兴大开，快马加鞭成立的大学。说是给每个右派一个月供应四十五斤，一天一斤半，但是把人饿的。食堂做一个馍馍这么点大，我的手巴掌大点，说是一斤半，够吃了吧？不够吃，晚上去拔红薯吃，就像野兔子那样。不够吃就得自己买，但是又没有钱。最后上头知道了这些情况，那时候不是国家卖过公债吗，但是公债都是定期的，就下了一个指示，允许一次性兑换。我买有八十块公债，能够换八十块钱，我想这次真好，我不是马上就有钱吃饭了。我去场部，他是个秘书，还是我的熟人，他只给我兑三十块。没有办法，我还是兑换了。吃饭要紧，保命要紧。    我们右派也有饿死的，饿死八个！还打死两个！被打死的一个，还是我动员参加工作的，一个叫罗邦无，一个姓何，共产党的乡长，教导主任，就是和我一起斗争的，被活活打死，拖出去扔到田埂上，也没有告诉他家里人。打右派打右派，名符其实，就是要打人！      饿死的人我只认识一个，我们分好几个地方分开住，不住在一块。右派饿得偷右派的被子，名字叫个王川北，他偷右派的被子被抓住了，弄倒派出所，人家问他：“你为啥偷被子？”王川北说：“我想做班房，到看守所有饭吃啊。” 还有一个右派，是一个学校校长，叫张百扶，他回家劳动，站在凳子上换灯泡的时候让电打死了。            走街串巷担粪便   妻离子散母饿亡    以后安排我去了挑尿水，来回十八里地，我挑着一副担子挨家挨户去要尿水，从北街走到西街，我还写了一首诗，非常浪漫。你听听：“两只马桶一肩担，自由自在世外天，(那时候都民主补课了，右派也顾不上管了。)家家茅房我随便去，户户粪坑我任意翻。大摇大摆穿街过，人来人往都靠边。做梦没想有今日，赛似状元在夸官。”        当时，我老婆还在开封师院上学，我的小孩还是别人给看着。我下乡三个月之后，老婆抱着小孩和我离婚了，她是大学生，我是右派，她还要想她的前途。家里一个老娘在淮滨县，没有人照顾，也活活的饿死，没有葬身之地，不知道抛尸什么地方，我以后试图寻找也找不到了。我就落了这么个结局，我现在成了人间孤儿，   我劳动期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来看望我。一分钱的外援都没有。我到乡下三年半，最后县委来了一个电话：“老刘，你的问题一风吹，恢复党籍、恢复工作、恢复名誉。你回来吧。”       我看见过饿死的人，我这个老婆的老爹也是五九年饿死的。到六二年了，就是现在的锦绣花园，那时候是乱葬岗，我看见有十几个骷髅头， 息县五九年饿死了二十万人，但是《息县县志》上没有这个数字，县志上写少了九万人，不是听起来好些吗？他把淮滨那七个乡饿死的人去掉了。     共产党执政七十年了，听党的话，跟党走，谁是共产党？共产党是黑的白的？共产党是一个抽象的组织名称，它的实际是人。是哪一个人呢？不是听众，不是来往的行人，是谁？那个单位、那个机关那个头就是党的化身。这是我反反复复反省才反省出来的。 <div style="margin-bottom: 0.0001pt;"></div><div> </div><div> </div><div>附：刘荣高先生右派生涯中的几首打油诗。</div>  <div> </div><div><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9/Dec/1252019RIGHTIST2.jpg" width="632" height="474" alt="" /> </div><div> </div>                        开头话  余不懂平仄，不善诗文。更不善长篇叙事，滔滔议往。但奈坎坷经历，惨遭陷害，激情难却，责不可贷，不得不以这支陪同遭遇苦难的秃笔，粗凑杂章，遗留身后做前车之鉴，启迪子女，取善而，免受吾辈之灾，以瞑目九泉。                                  2007年元月十五日古稀又八                孤凄    五九六零日如年，妻抱儿去母归天。 人间只有影伴我，生死攸在渺茫间。     注：本人被打成漏“右”之后，我曾供她两年高中、四年大学的妻子，在不到三个月从我娘怀里抱走了不满两岁的女儿，与我离婚了。我在劳动改造中，此后唯一的亲人—养母刘氏—我的大姑母，也被活活饿死，而无藏身之地。本人既成了人间孤儿，在日后漫长的岁月里，还不知道是死是活，更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死，又该怎么活？特作此记之。               推磨    (一)   一根磨棍两个人，伙伴没福头发晕。 昏倒在地不放过，另派它活更残忍。 三千砖土一肩挑，两肩血泡自己问。 如此下去赛马列，用之四海而皆准。   (这位伙伴—当时县法院的李中国同志)         推磨  (二)   不捆不绑也不拴，拖着木棍打圈圈。 自由自在不出屋，室外桃园不见天。 雷声隆隆下大雪，雪花飘飘人出汗。 尽管日行八百里，不越雷池半个砖。 “反动思想”碾粉碎，重新做人再见天。              一九五九年在路口窑厂                    打粪水   两只马桶一肩担，自由自在世外天。 家家茅房随便进，户户粪坑任意翻。 大摇大摆穿街过，人来人往都靠边。 做梦没想有今日，赛似状元在夸官。   注：六零年在周庄农业实验场    当时因民主补课，当地“左派”已经落马，发挥了斗“右”之势，我辈获得了一时宽松之快。               掉帽子    伸手去接汤，帽子掉进缸。  意外造不幸，反被人嘟囔。      六零年在实验场一次干活，回来在窗口买饭接汤，不防帽子被窗框碰掉，从我胳膊上滚进饭缸。自然惊魄之极，反被一场训斥嘟囔。随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