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重的代价能否换来新闻自由？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庚子年，短短的一个春节，九省通衢的武汉市就由一个繁华大都市迅速变成一座人间地狱。一场突如其来的冠状病毒袭击，转瞬间已导致近两千人命丧黄泉，有些家庭甚至满门尽亡。宣布的死亡数字是官方统计，可以肯定，尚有很多没赶上确诊就已经死去者不在其中。此外，武汉率先封城，接着是温州、杭州，各大城市也紧急跟进，差不多全国范围都进入了紧急状态。 与此同时，这恐怖的病毒又借着喷气式飞机以及豪华游轮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举世惊慌之下，各国纷纷采取紧急措施，航空中止，入境禁止，一时间仿佛又回到了从前闭关锁国的时代。 迄今为止，造成这惨状的原因上有许多谜团。最重要的，病毒来自何处，是自然原因，还是某种事故，仍然是一头雾水，不得甚解。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从最早发现感染者的2019年12月初，一直到2020年1月20日疫情公开，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包括武汉市绝大多数市民在内，人民都在浑然不觉中，走亲访友，杯盏交错；外出旅行，呼朋引伴。官媒莺歌燕舞，两会劲歌颂德… 一片升平之下，那致死的病毒悄然传入千家万户。 当然，一线的医生护士们感知得到。他们不断地将这危急信息向省市政府尤其是卫健委报告，甚至通过内参通道报告中央。但是泣血陈情却无法唤醒沉睡的官僚体制，包括官僚化的专家们。他们信誓旦旦地告诉国民：疫情可防可控，未见人际传播。 面对公众的怒火和举世的焦虑，最高领导人想亲自出面澄清某些怀疑。2月15日，《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2月3日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其中强调他如何不断地作出指示和批示，部署指挥动员抗击疫情。在时间节点上，他最早发出指示是在1月7日，1月20日作出批示，1月22日又发出“明确要求”。庚子年正月初一，即一月25日，再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对抗击疫情“再研究、再部署、再动员”，并决定成立中央应对疫情领导小组。 我们姑且不说1月7日已经是疫情爆发一个月之后，也难以理解部署、动员的内容究竟如何，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是：1月7日讲话涉及武汉疫情的内容似乎被官媒作了“留中不发”的处理，外界根本无从知晓。讲话者是否知道他遭到了“屏蔽”，抑或讲的内容不适合让公众知道？说到底，根子在于无自由。如果武汉、湖北的报纸、电视可以就疫情进行自由而负责的报道，何至于要依赖这相互诿责的官僚体系？何至于武汉以及全国要这么多的人受感染、遭厄运？！ 唉，不多说了。但愿这惨痛的代价能够让手握权柄者醒悟：没有新闻自由，就不仅生民多难，而且政府亦无信，更谈不上现代化的治理能力与体系。 2020年2月17日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