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如有担当就引咎辞职以谢天下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2020年2月13日，湖北官场大换将，由政法部门出身的原上海市长应勇和原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在同一天分别接任湖北省委书记和武汉市委书记。此前2月初，中共中央已将“中央指导组”派驻湖北，由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担任副组长掌握实权，接管湖北疫情防控工作。应勇和陈一新在浙江与习近平共事多年，是深受习近平器重的亲信。这些人事变动至少透露两大信息。其一，习近平要通过处置替罪羊来平民愤、卸责任；其二，习近平要任用亲信和政法系统出身的干部来控制湖北局面。习近平此举，显然毫无担当、有亏大德。 此次疫情失控，习近平难辞其咎。就目前已经披露的信息，爆发于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未能及时控制，首要责任正在习近平本人。习近平1月28日在北京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时自称，“对于这一次的疫情防控工作，我一直是在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在2020年2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习近平又发表长篇讲话，强调指出“1月7日，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时，就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1月20日，我专门就疫情防控工作作出批示”。 实际上，习近平在2019年12月当已得到疫情信息。中国在2003年发生SARS疫情之后，已制定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建立了一套可向中央全天候直报传染病等重大疫情的先进系统，超过三例必须启动。按照直报程序，主治医生、专家、或发现疫情的医院等卫生单位应即时向各级传染病疾控中心报告疫情。武汉金银潭医院（即武汉传染病院）2019年12月1日就已收治四位不明原因肺炎病患，并陆续收治新的病患，该医院当已按照法律要求即时上报疫情。武汉传染病院的医疗团队2020年1月24日在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发表的一篇研究报告，所依据的是从2019年12月1日至2010年1月2日该院陆续收治的41个不明原因肺炎病例。2019年12月27日，湖北中西医结合医院也将7个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上报给了武汉市江汉区的疾控中心。2019年12月30日，武汉市卫健委根据“上级指示”向武汉各个医疗机构下发了《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医院清查统计不明原因肺炎病例。此时中国国家卫健委工作组和专家组已抵武汉，并成立了由主任马晓伟为组长的疫情应对处置领导小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称，中国政府从1月3日起一直向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通报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香港政府也于1月3日启动疫情防控措施。及至1月5日，武汉、北京、上海等地的医疗卫生机构都已测出引发肺炎的冠状病毒全基因组系列，并陆续公之于世。由此看来，习近平早在2019年12月、最迟在2020年1月3日之前就已经收到了疫情报告。2020年1月7日之前，习近平对疫情作了哪些指示？1月7日习近平指示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为什么党国媒体当时没有任何报导？为什么直到1月20日习近平和党中央才作出采取应急措施控制疫情的决定？从1月7日到1月20日之间，习近平还对疫情作出了哪些指示？ 听其言而观其行，我们所看到的是，党国当局在疫情爆发的一个多月时间内封锁信息、隐瞒疫情、欺骗民众，并采取对疫情进行冷处理的昏招，坐失病患初发时有效控制疫情的机会窗口。根据网上广为传播的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所长王延轶2020年1月2日的电子邮件，国家卫健委电话通知要求，不允许向外界，包括媒体、自媒体、社交媒体、合作的技术公司公布这次肺炎情况。这个邮件尚未由王延轶确认，我们也无法确知国家卫健委是根据谁的指示发出这一通知。但是，国家卫健委发布这个通知的可能性很大。因为在事实上，中国有关当局正是按照这样的要求行事，没有依法启动疫情预警，没有依法向社会发布疫情信息，而是严厉封锁真实信息或散布祸国殃民的虚假信息。 2019年12月30日，奋战在武汉抗疫一线的专业人员凭着天地良心在微信群披露疫情的可靠消息，受到党国当局野蛮打压。李文亮医生等“武汉八君子”立即被没有医学专业知识却由党国授权作恶、手握生杀大权的当地公安人员安上“造谣惑众”的罪名严加 “训诫”，并由中央电视台等党国媒体广泛报道这一整肃。此后，当局反复发布通告，禁止医务人员通过面谈、电话、短信、微信、微博、邮件等方式在家庭聚会及公共场所向亲朋好友谈论关于疫情的进展、救治过程与防控等一切信息，否则严惩不贷。武汉市市长周先旺1月27日接受央视采访时还透露，他之所以没有在1月20日之前及时披露疫情，是因为上报之后没有获得中央的授权。党国上下就是这样残酷剥夺公众的知情权。 与此同时，国家卫健委和湖北、武汉卫健委在1月20日之前一直是向公众隐瞒疫情并刻意散布欺骗公众的虚假信息。他们竭力隐瞒病患人数、病患严重程度和死难人数。他们明知，武汉各医院的流行肺炎患者已经人满为患、诸多医护人员中招感染、病毒来势汹汹通过人传人迅速扩散，却一直昧着良心在发布的通告中造谣说 “没有新增病例”、“未见明显的人传人”、“没有医护人员感染”、“疫情可防可控”。 有关当局在疫情爆发的一个多月时间内明目张胆、丧心病狂地封锁信息、隐瞒疫情、欺骗民众，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执行党国的政治任务。他们或者是按照习近平的最高指示行事，或者是按照习近平所定的规矩行事，首要责任都在习近平本人。国家卫健委等部门是否按照习近平的具体指示行事，最可靠的核对方式是全部披露习近平这段时间的指示。如果按照党国上下的行动来推断，奉旨隐瞒和奉旨造谣的可能性甚大。这段时间的党国媒体宣传，铺天盖地都是歌舞升平、歌功颂德、营造节期喜庆的醉人气氛。2020年1月11-16日，湖北人大、政协两会在武汉如常举行。1月18日，有4万多个家庭参加的武汉百步亭“万家宴”大聚餐喜气洋洋地举办。北京青年报2020年1月20日发表一篇很有来头的评论，题为《莫让流言冲淡春节的年味》，中央媒体立即广泛转载，很可能是传播习近平早些时候的金口玉言。1月21日，湖北春节团拜会在武汉如期举办，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观看演出。1月23日武汉已经宣布封城，习近平以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国国家主席的身份在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春节团拜会上发表讲话，依然只字不提湖北疫情，而是大谈中国梦，大谈过去一年内“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三大攻坚战取得关键进展，科技创新捷报频传，脱贫攻坚成效显著，民生事业加快发展，国防和军队改革扎实推进，全方位外交成果丰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党国百官之所以要处处奉旨行事，是因为习近平确立了新的政治规矩。习记朝廷的最高政治规矩是“四个意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和“两个维护”（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中共政治局常委会的其他常委对习近平也要如臣事君、定期向习近平述职受训。整个党国由习近平“定于一尊”，任何人都要俯首听命，而且“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一旦他认为哪位党政军高官对他有异心或忠诚度不够，就有可能以反腐名义进行清洗。受这种政治规矩驱使，平庸的党国百官或者为规避风险而不作为，或者为献媚邀宠而顺着习近平的意趣乱作为。当他们发现习近平一门子心思营造盛世幻象、一门子心思维护政权安全、变本加厉推行“稳定压倒一切”路线，他们也就跟着这种调子起舞，一边奉旨撒谎、一边欺压民众，从而使党国政权的稳定压倒良知、压倒真相、压倒法律、压倒生命尊严。可怜的百姓就这样在被欺骗、被蒙蔽、没预警、不设防的环境和气氛中，大规模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 等到习近平为首的一众党国官员严密控制舆情而过够了歌功颂德、歌舞升平的瘾，再回过头来对付肆虐的疫情之时，疫情已经失控。情急之下，他们又鲁莽地走向另一个极端，在毫无预备的条件下贸然于2020年1月23日对武汉等城市实行史无前例的封城，突如其来地给中国广大民众造成极大恐慌、使中国广大民众付出本可避免的代价。特别是，他们没有及时采取必要的配套措施，由封城、封村造成大规模的交叉感染和其它人道灾难。党国当局在封城之后没有及时安排足够的医院和医疗设备检测和收治病患人员、没有安排适当的场地隔离病患和疑似病患人员、没有安排足够的设备保护尚未受感染的人员，使得众多涌到医院排队接受检测的人员、被赶回家由家人照顾的病患人员、以及没有足够设备保护的湖北本地和从外地征调的医护人员纷纷受到感染。众多不幸患上病毒肺炎的人员和疑似病患人员，受到种种非人的歧视；众多不是肺炎的其他重症病患人员，因为医院和医疗设备被挤占而自生自灭。武汉等地封城两天之后，“中共中央应对武汉肺炎疫情领导小组” 于1月25日才宣告成立。而且，8年来野蛮霸占十多个委员会主席和中央领导小组组长职务的习近平，此时却不愿或不敢担责，由有职无权的李克强总理担任小组长。这个小组配备了主管意识形态的刀笔吏，配备了负责维稳的中宣部长和公安部长，却没有配备疫情防控的专家，也没有配备可以紧急调度救援力量和物资的军方人员。武汉等地封城之后，习近平不仅没有到武汉一线视察疫情鼓舞士气，而且躲避多日不见人影。全国各地支援湖北的医护物资迟迟没有到位，而且只是杯水车薪。在这种由人祸造成的国难深重、民怨沸腾之情形下，党国的宣传机器还大肆进行国家主义愚民宣传，鼓吹领袖英明、“中国速度”和党国制度的优越性，实在是无耻之尤。 习近平及其跟班们的胡作非为，使得疫情迅速蔓延、造成当今世界罕见的举国灾祸，而且祸及世界近30个国家和地区。按照中共党国官方公布的数字，中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7万人（其中有近两千医护人员），累计死亡人数直逼两千（实际数额要大得多）。这一灾祸对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也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习近平效颦毛泽东，到处显摆帝王气象。他挥霍天量民脂民膏大举操办各种“万邦来朝”的盛会、在全世界大撒币，对中国的医疗投入却十分吝啬，造成医疗设备和医疗物资奇缺，在应付疫情中捉襟见肘。许章润教授发表《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惧》历数习近平乱政祸国的种种乱像，许志永博士发表致习近平的《劝退书》，社会各界人士就武汉疫情和李文亮事件的多份联署公开信也要求追究渎职官员和体制的责任并启动政改。这些有识之士冒着巨大风险发出的肺腑之言，体现中国亿万民众的共同心声。 毫无疑问，习近平如果还有半点担当，早就该引咎辞职以谢天下。 习近平德不配位、志大才疏，而且冥顽不灵、蛮横跋扈、心狠手辣，由他担任中国的最高领导人，确实是中华民族的巨大不幸。除了打江山的枭雄，专制政权的“领袖”登基扩权，靠的不是能力，而是制度之恶和可乘之机。毫无从政经验的小混混金正恩，在北朝鲜能够大权独揽、呼风唤雨，当然不是因为他有特别本事，而是全凭“白头山血统”和残忍无道的金家王朝制度。习近平本也是无德无能的平庸官僚，在党国逆淘汰机制中混迹几十年，从未有过可圈可点的政绩。他被挑选当上中共总书记并顺风顺水地成功扩权，纯粹得益于共产专制的制度之恶和权力博弈的意外机缘。当年，红二代顽固保守势力为保住风雨飘摇的江山，将习近平当成政治强人的拥戴；温家宝等良知未泯的中共官员，为防止“文革悲剧重演”而对薄熙来绳之以法，为习近平清除了最强劲的权争对手；江泽民、李鹏等前朝元老，为了保护家族利益而极力扶持笼络习近平；胡锦涛为了借力打击江泽民以纾解十年受压之芥蒂和闲气，将所有政治资源向习近平拱手相赠。而中共党国专制体制本就将独裁权力赋予党魁，党魁如果是权欲薰心之辈，就可借制度之力无限膨胀、为所欲为。 习近平谬承大宝八年以来，一直胡作非为、误国误民。因为他的无知，习近平在经济建设方面一事无成，他所“亲自部署”的一带一路、雄安新区等项目全是劳民伤财的烂尾工程，而且他通过“做大做强”国企和在各类企业中加强“党的建设”严重扰乱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造成愈演愈烈的经济滑坡。由于他的狂妄，习近平在外交方面盲目出击、出头充当全球专制流氓政权的领袖、挑战现有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得罪了所有周边国家，特别是迫使美国彻底改变国家安全战略来对付中国，使中国陷入四面受敌的困境。由于他的野蛮，习近平在内政方面危害最大，他以党代法、将反腐倡廉变成以黑反贪的政治清洗和政治迫害，特别是对中国公民社会和自由言论空间进行系统的毁灭性打击和摧残。习近平至今仍然执迷不悟，拒绝改弦易辙。目前中国民众因李文亮事件和政府防疫失灵而民怨沸腾、强烈要求言论自由，但是党国控管讯息、压制舆论的监控系统没有丝毫松动，而且以抓捕义士许志永的行动来表明他们不打算对公民的压力做出让步。 习近平装神弄鬼、误国误民，其根本原因在于他的基本认知和价值观念整体上落后于时代、违反人类普世价值、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习近平的所作所为与人类主流文明背道而驰，错在大方向。正像2013年笔者参与发起联署的《公民宪政共识》所说的那样，习近平接班登基的2012年，由于薄熙来、周永康等黑恶势力的倒塌和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公民观念水位的提升，中国曾有宪政转型的难得机遇。但是，这个机遇被蒙昧而残暴的习近平埋葬了。习近平上台以来大开历史倒车，为将中国从后极权社会重新拉回到极权社会而横冲直撞、心劳日拙。他利用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个人崇拜这些毒素重新全面激活各种极权因子（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文革回潮”），使那些已经被逐步边缘化的极权主义打手和魑魅魍魉重获机会为害人间，使那些已经逐步松弛疲软的极权统治机制得以回光返照，使自知理亏而已经有所衰退的党国镇压意志重新得到强化。 习近平本人已经成为中国迷途知返、改弦更张、重振国运的最大障碍，不能留在大位上继续造孽了。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一家一姓的天下，也不是一党一派的天下。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国家政权和天下公器岂容一家一姓、一党一派长期垄断？有几千年文明历史和几十年宪政经历的中华民族，岂能不享受宪政民主的人类文明成果？世界上所有长期繁荣稳定、实现公平正义的国家不都是建立了宪政民主制度吗？中共党国长期用专制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毒素毒害国人，宣扬中国一旦没有了中共的专制统治，一旦中国变成一个正常国家，有民选政府、军队和警察属于国家而不是属于共产党、公民享有言论自由等基本人权，中国就会天下大乱、血雨腥风、血流成河，诬蔑中国人这个种族只配充当奴隶和奴才接受专制统治。吾国先贤在一百多年前就已勇敢告别一家一姓的专制政权而创造中华民国的辉煌，当今国人不能不勇敢告别一党一派的专制政权而拥抱宪政民主。这次专制之恶所导致的疫情失控，警示国难人祸的制度根源，再一次以血的教训告诫国人，没有宪政民主之下的法治和言论自由等基本权利，“岁月静好”就像镜花水月一样虚幻。英勇港人在“反送中运动”中展现对宪政民主的决绝诉求和“不自由、毋宁死”的决心，台湾民众用他们的选票表明捍卫自由民主的决心和信心，如梦初醒的大陆民众也正在发出争取言论自由的怒吼，似乎预示着中国国运之转机正在来临。 物极必反、否极泰来。正像毛泽东的离去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契机一样，习近平离开政治舞台也会给中国的宪政转型创造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