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者对逝者的责任–勿让罹难者的死亡被强权掩盖

岁末年初，新冠病毒在官方信息垄断和信息屏蔽的掩护下，造成大规模的人群感染和死亡，让武汉陷入恐慌无助的状态。在这场灾难中，受伤害最大、伤痛最深的是罹难者及其家人，在这一特殊的时刻，无数的家庭成员处于被彼此隔离的状态，无法相见，无法相互关照；因医疗资源的短缺和调度失当，许多重症病人未能得到适当的治疗和照顾，成千上万的感染者孤独地挣扎、孤独地离去，没有亲人的告别，没有最后的遗言。   但由于维稳和权力者游戏的需要，武汉肺炎死亡者的数字被政府大大压缩，质疑者的声音被压制，信息封锁不仅导致罹难者生前的疏于防控，也让他们的名字在死后仍不为人所知。网上有较为可信的音像资料表明，这段时间里，火葬场的新冠肺炎火化遗体中，只有大约30%来自医院，而由于疫情爆发后武汉的医疗体系处于近乎崩溃状态，而且对新冠肺炎确诊的标准被人为抬高，许多新冠肺炎的感染者即使在医院去世后也未被列入新冠肺炎死亡名单，这就使得官方统计的死亡数字大大低于实际情况。有一种说法是，在这场疫情中罹难者的实际数字，可能需要在官方数字的后面加一个零。   每一个罹难者的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悲剧，更何况有信息显示有些武汉的家庭遭受了“灭门”之灾，令闻者痛彻心扉。没有人希望看到死亡数字的任何一次增加，但我们无法漠视现实，更不能回避任何一个罹难者的死亡。   逝者有名，魂魄不散。人们有权利知晓这场悲剧的真相，人们有权通过对教训的反思避免悲剧的一再出现。在一个一千多万人口的城市里，短短一两个月的时间，可能多达上万人的死亡意味着什么？面对这样的数字，谁能通过“正能量”的粉饰和歪曲让死者尸骨未寒就开始成为被刻意遗忘的对象！   每一起意外死亡都是悲剧，但死亡与人祸的关系越紧，就会有越大的力量掩盖死亡发生的真相。将这场武汉的新冠肺炎以及带给中国的巨大慌乱称为国难并不为过，但即使是国难，也没有那面红旗的垂降，没有权力者对死者的真心哀痛，他们会象在六四、汶川地震后一样，希望全社会加速遗忘这些不幸的罹难者，以免自己的错失被提起、自己被问责。   但在信息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不相信对罹难者死亡数字的掩盖会会成功。在过去几年中，中共持续加大对网络言论的打压，并以罕见的力度打压各种非政府组织，我们相信，武汉疫情的严重性和它带给中国乃至世界的巨大震撼，会促使更多的人思考，也会激发很多人对民族、对时代的责任心。在官方媒体上，多数的死亡是悄无声息地，但在罹难者家人的心中，这是无法抚慰的创痛，对突然陷入疫情威胁的人们来说，这是巨大的心理折磨。相信许多人和我们一样，充满了对粉饰、掩盖和推诿的愤怒，并已经决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行动。   我们呼吁所有的知情者、关注者、志愿者，从现在就开始对武汉（也包括其它地区）疫情罹难者信息的搜集、甄别和整理统计工作！   三十年前，六四屠杀过后，丁子霖等受难者家属和志愿者开始了对六四死难者信息的收集和整理，让黑暗中的死亡事件一一呈现在全世界面前，让罪恶暴露，让逝者永留我们的记忆，也给历史研究留下宝贵的资料。遗憾的是，在中国政治高压之下，这一调查严重受阻，受难者的名单到现在还是极不完整的。   十二年前的汶川地震后，许多民间人士投入地震死亡者调查工作中，但由于政府打压、地域分散和人员众多等原因，也由于严重死亡造成的统计上的技术难度，尽管人们普遍怀疑官方的统计数字，但民间也难以给出确凿的证据、完整的数字。   于是，很多人默默地死去，被人遗忘，仿佛他们不曾和我们一样活在这个世界上。   武汉疫情罹难者的信息收集工作应该比上述两项相对容易，由于人们对疫情的高度关注和隔离防疫的需要，每一起新冠肺炎罹难者的死亡都会在自己的社区引起高度关注，因此，死亡无法成为秘密。同时可以想象，从现在起，对这些信息的有意识收集和统计会成为官方防范和打压的目标，所以，这一工作并不容易，工作量大且具有一定的风险。我们建议以海外为主进行汇总、储存和处理，多样化收集罹难者信息。有志于此的国内知情者在这一阶段应着重迅速获取信息巩固证据，海外人权机构和志愿者应尽快意识到这一工作的必要性，展开合作，尽快开启这一调查。   公民力量、劳改基金会愿与相关人权机构、独立调查者和知情人合作，尊重逝者及其家人的隐私，以积极、严谨的态度，争取让每一位新冠肺炎的罹难者名字永存世人记忆，这不仅关乎逝者个人及其家庭，也关乎我们对灾难、死亡和人性的基本态度。   在中国的政治现状之下，面对当局的回避、掩盖和信息封锁，这将是一项耗时较长的艰巨工作，但我们可以尽最大努力，借助于知情者、志愿者的支持与协同配合，达成目标，来告慰逝者，警醒后人。   杨继绳先生将上世纪六十大饥荒的调查书籍命名为《墓碑》，我们的调查又何尝不是罹难者的墓碑，这是民族的伤痛和耻辱，也是民族历史的一部分。不要让突如其来的死亡被无情的强权抹杀和掩盖，这是生者对逝者的责任！   2020年2月17日 初稿 2020年2月22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