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翔：國安法實施宣告了一國兩制已死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大唯香港訊）香港資深媒體評論員程翔日前在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是表示，國安法在香港實施，實際上是將中共的司法制度實質性地延伸到香港，並淩駕香港的所有法律，等於宣告一國兩制已死。 程翔表示，國安法出臺後，香港原有法律如與它有衝突，必須以它為准，等於現有的為保護公民權利的很多法例，如人身保護令就不存在了，一旦它認為你違反了國安法，原有普通法中保護被告的權益措施都會失效，最大的問題是國安公署那些人可以來香港執法，如果違反國安法，可以按國內的刑事訴訟法來起訴你。一國兩制的關鍵是政治制度不同，靠司法制度來保障。如今這種保障已不復存在，意味著香港現有制度受到顛覆。 程翔說，「我經常認為，一國兩制有兩條邊界，一條是看得見的邊界，例如香港與深圳的邊界，看得見摸得著；一條是看不見的邊界，就是司法的邊界。反修例運動之前，這條邊界還是相當清楚的，當中共來香港擄人時（銅鑼灣書店事件），會掀起國際上的軒然大波，因為你踩過界了，侵犯了香港的司法邊界了。如果一國兩制要成功，就要靠有效地守護這兩條邊界。林鄭的修例為何引起如此大的震盪，因為她主動去拆除這條司法邊界，把兩制之間的司法防火牆拆除，大家就知道問題嚴重了，所以爆發了持續一年的抗爭。誰想到現在中共惱羞成怒，索性它來幫你拆，訂一條例費了你的司法邊界，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標誌者一國兩制的壽終正寢。」 談到港區國安法與美國和西方的國安法有什麼不同時，程翔認為，在殖民地時期，有很多法律是很嚴苛的，例如現在拿來告譚得志（快必）的那條法律，是30年代的法律，那時定了這條法之後，直到1967年暴動時才用上，而67年暴動到現在已經50年了，期間都沒有用過，直到現在譚得志案才用上。這裏有很大的不同，在殖民地時代，儘管有這些法律，但在使用這些法律時，都是很慎重的，殖民地的總督雖然大權在握，但背後的英國體制基本上是民主的，使用這些法律時，是受到英國制衡的。1938年立了這條「煽惑暴動」法後，到了1967年才使用，還受到英國國會議員的質疑，於是英國國會派了一些議員前來香港的監獄看看被判刑的人受到的待遇，監察這條法律的使用，國際特赦組織也派了代表到香港進行監督。英國殖民地時代雖然有很多惡法，但人家真正用到這些法時是相當謹慎的，現在回歸後中共是翻炒這些法律。其他國家的國安法是受制於人權法規範的，所以不能用別的國家也有國安法來與香港的國安法相提並論。特別是別的國家的制度是有制衡的，三權分立，而回歸後的政體是一黨專政，不受任何東西制衡的。 有一種說法是國安法的出臺與中美的博弈存在關系，中方一直認為反修例運動是有外國政府的參與，國家級的安全部門介入的。對於這種說法，程翔認為從邏輯上說不過去。 他認為，中共的特點是將一切它碰到的問題都歸咎外國勢力造成的，遠的看天安門事件，它也說是美國策動的，美國真有那麼大的能力策動100萬人持續在天安門廣場示威50多天？中共完全不去考慮自己的問題在哪里，總是推到外國人身上。內地有個習慣說法，因為中國現在崛起了，要超過美國了，所以美國必定要在中國身上找問題，製造混亂，壓制中國的崛起。中國內部很多人用“修昔底德陷阱”來解讀中美矛盾，來解釋美國對中共的所有制裁，如果這套理論正確的話，大陸與香港不同一個層次，中國內地大而香港小，為何內地與香港的關係也搞得怎麼差呢？回歸20多年，軍隊都進駐了，你還認為外國人會通過香港來搞亂中國，這是不可能的，你為何賴外國人呢？ 他進而引申說，內蒙古的事情很明顯，內蒙古的少數民族是中國三大少數民族，內蒙曾經被中共稱讚為“模範自治區”，其漢化程度遠超西藏和新疆，漢族人口占該區人口比例高達70%，西藏大概是一成多，新疆是4成左右。被前總理周恩來稱譽為模範的自治區，現在搞到他們要上街為教育教材問題進行抗爭，中共習慣外因法，從來不把問題看成內因，很多人說香港的問題是美國要搞中國，限制中國的發展，都是扯淡。 當被問到香港國安法實施了近三個月來對香港政黨政治的影響和前景如何時，程翔說，對政黨政治當然有影響，本來我們是可以健康地發展政黨政治的，但由於中共介入，無法發展下去，政黨政治最大的障礙是政黨永遠都是流於口頭，不能參與執政，這個特點是鄧小平親自定下來的，他當年說香港不要組黨，頂多成立政治俱樂部，他覺得如果香港有政黨就會挑戰中共，他不准香港人發展政黨。香港第一個政黨出現的時候，不是叫政黨的，自由黨的前身叫做啟聯資源中心，後來覺得沒有必要回避黨這個字，同樣，民建聯也不叫黨，就叫民建聯，民主黨叫港同盟，大家都避開黨這個字，因為鄧小平定了下來的規定。第二個原因是中共在設計政黨政治的時候，刻意碎化立法會，將議席分兩塊，直選是敷衍香港人對民主的訴求，另一半的功能組別全部是屬於大陸可以操控的團體，如漁農界，它對香港GDP和就業的影響遠遠小過教育界，但是漁農界在功能組別的席位遠多於教師，在功能組別的設計上個目的，是對沖地區直選，因為那裏它幾乎有70-80%的把握控制人選，即使是代表地區的區議會直選出來的人都是它不喜歡的，起碼他可以在功能組別上有實質的操控力，在此情況下，哪有可能發展政黨政治？這完全是在中央的授權下，兩群人互相對罵。現在實施國安法，明確是打擊一些異見團體，不用說政黨，現在已經開始規範教會、教師團體、媒體，開始影響他們了。所以我覺得政黨政治本來就沒有發展空間，現在加上國安法，就更不用想了。 與其他一些泛民精英人士認為的本土派和激進派勢必取代傳統泛民的看法，程翔表示認同。他表示，這是不可避免的趨勢，隨著中共的打壓，溫和的聲音很難有機會出現，和理非的聲音對中共沒有威脅，本土派對這種聲音很反感，覺得你勇氣不夠，和理非很難有發展空間，維持這種聲音可以，但這種聲音似乎在未來很難有作用。本土的年輕人覺得和理非多年來沒有成效，泛民有何資格再教我什麼？中英談判開始到現在你什麼都爭取不到，你再提和理非的話，兩邊都不討好。 關於本土抗爭派有何作為，程翔說，起碼他們令全世界都醒覺了中共對人類的威脅，我對那班年輕人的抗爭者有很高的評價，他們用自己的犧牲，生命、青春、自由向全世界提供了一個非常典型的個案，說明一個本來自由的社會可以如何墮落成一個集權的社會，我覺得是由於勇武派的抗爭向世人展示了這個香港墮落的案例，對世界各國人民都有警醒的作用，疫情對世界的警醒作用也很大，當一個極權體制可以隱瞞事實的時候，造成的禍害不但是這個極權國家自己人民的承受，而是全世界都要去承受，疫情本身也是一個很好的案例，說明世人不能獨善其身，不能說中共實行專制，封鎖新聞和資訊，受害的只是中國人民自己，不能再這麼說了。當全世界都警醒的時候，就會形成目前中共在外交上處於極其困難的狀況，除了要面臨美國的制裁外，還要面臨其他國家的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