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英军最高军事长官，卡特周四参加了英国皇家国防安全联合军种研究所（RUSI）的年度会议，并发表讲话。现年61岁，此前曾担任过英国陆军总参谋长的卡特在讲话开始时称，“我很高兴再次在RUSI举办的年度CDS圣诞讲座中发表演讲，尽管今年在一个空荡荡的房间和临时建筑里举办讲座感觉有些奇怪。”他说，“但是，今年是相当重要的一年，特别是上个月首相宣布增加241亿英镑的国防开支。这是自冷战结束以来最显著的增长，我认为它扭转了长期以来的（军费）下降趋势。在制定将于明年初公布的政府外交、防务、安全和国际发展政策综合审查报告时，已经坚定地确立了这样做的理由，我们已经看到一种新的外交政策态势正在出现，它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马格尼茨基法案和香港问题就是明显的例子。”

卡特说，“当我去年发言时，我们中没有多少人会预测到新冠肺炎大流行。但是，即使在我们受到它的打击之前，我也会把战略背景描述为不确定、复杂和动态的；其决定性条件是长期的不稳定。”他说，“新冠肺炎大流行使所有这些问题更加突出。正如历史学家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畅销书《人类简史》的作者)在危机开始时预言的那样，它暴露了一些严峻的选择：‘我们面临着两个特别重要的选择。第一个选择是在极权主义的监视和赋予公民权力之间。第二个选择是在民族主义孤立和全球团结之间’。”

卡特说，“缺乏全球团结和分担责任的情况尤为突出。各国相互对立，许多联盟也是如此。国际战略研究所最近指出，这一流行病加速了国际社会的原子化。是有一些全球合作的例子，特别是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但总的来说，多边全球体系已经不像以前那样积极地团结各国。事实上，在一些机构中，例如世界卫生组织，它已被积极破坏。”他说，“冠状病毒非常明显地揭示了全球竞争和冲突的性质。我们看到，在危机的早期阶段，在争夺个人防护设备和呼吸机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国际行为。”

卡特说，“我们看到了混淆和破坏信任的错误信息，以及故意使公众新冠肺炎相关议题的辩论两极化的虚假信息。俄罗斯出于经济和声誉的目的，努力破坏牛津阿斯利康疫苗，将其视为‘猴子疫苗’。这当然显示了对道德权威的重视，可以通过科学来说服他人向你的意识形态势力范围靠拢。”他续称，“我们也更清楚地看到，正在上演的是不断发展的数字大博弈。中国的‘数字丝绸之路’很可能成为‘一带一路’倡议中最具影响力的内容。在线财经报纸《日经亚洲》观察到，中国最近推出的GPS的替代产品北斗导航，在全球195个首都城市中的165个城市中，提供了比美国软件更精确的覆盖范围。鉴于智能手机经济的大部分都是为了兼容特定的定位服务而建立的，这与智慧城市内所需的所有其他服务有着明显的联系，正如哈拉瑞所暗示的那样，极权主义监控的可能性。”

卡特说，“随着互联网面临分化的风险，中国正试图通过供应商和服务所依赖的数字基础设施，将大部分非富裕世界吸引到其势力范围。定位服务只是一个方面。华为只在富裕世界的5G领域被拒之门外。《日经亚洲》也表示，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数据越界最多的国家。而《金融时报》最近报道称，中国利用其在联合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通过联合国机构国际电信联盟制定了面部识别和监控技术的技术标准。‘中国标准2035项目’计划发布后，或许是一个信号。”

卡特补充说，“对于哈拉瑞关于赋予公民权力的观点，许多所谓的民主国家利用这一流行病作为机会，以专制的方式加强其权力，这一点令人震惊。这种趋势甚至在病毒来袭之前就已经很明显了。根据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的资料，民主衰退在过去五年中尤为严重，这是自1975年以来第一个过渡到专制的国家多于过渡到民主的国家的五年。”

演讲中，卡特表示，“我们今年看到的新冠疫情事件提醒我们，我们的国家安全、我们的价值观和我们的繁荣所面临的威胁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和多样化。我们的专制对手(我用这个词是为了说明，这不一定是指 ‘敌人’)，他们认为战略背景是一场持续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非军事和军事手段的使用不受和平与战争之间的任何限制。这些政权认为，他们已经参与了一种激烈的冲突形式，这种冲突主要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军事性的。它们的 ‘政治战’战略旨在破坏凝聚力，削弱经济、政治和社会复原力，并在世界主要地区争夺战略优势。”

卡特说，“他们的目标是不战而胜：通过破坏我们的意志力，利用低于促使我们作出战争反应的攻击来实现其目标。独裁对手和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对我们生活方式的这些攻击，要想在不破坏我们想要保护的自由的情况下击败它们，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在属于我们的开放性下暴露无遗。”他说，“信息的普及和技术的迅速发展改变了战争和政治的特点。我们现在有了新的工具、技术和策略，可以用来破坏政治和社会的凝聚力，也有了更快地与受众建立联系的手段。信息现在已经民主化了。”

卡特说，“我们的对手研究了我们的‘西方战争方式’，找出了我们的弱点，并将自己的能力现代化，以针对这些弱点。过去30年的战役是通过全球媒体网络进行的。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第一次海湾战争，到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空袭，对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遭受恐怖袭击的反应，以及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利比亚的战役——所有这些都被我们的对手密切关注。”他说，“他们看到空中力量可以深入敌方领土，他们了解到我们更喜欢从远处寻找和打击目标。他们看到，这增强了我们对将人民置于危险之中的天然厌恶。他们看到了伤亡、财政成本和时间长度如何左右国内和公众舆论，以及这对确保使用武力的合法性的影响。”

卡特说，“所以，他们学会了如何提高自己的应变能力，以吸收打击；他们开发了防空系统，剥夺了我们的行动自由；他们提高了海上海底能力；他们开发了远程导弹系统；他们整合了电子战，成群的无人机以数字方式连接到导弹系统，并利用这些来击败坦克；他们投资于太空和网络，认识到我们对全球定位和数字化的重视。而在乌克兰和叙利亚，俄罗斯从实际情况出发，建立了战斗实验室，发展战术，并对新一代士兵进行战斗训练。而且他们将许多这些新系统扩散给了他们的代理人。”

卡特说，“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的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和安全发展的最新年度报告强调，他们发展了世界上最大的海上和水下舰队；他们部署了地面发射的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射程和杀伤力明显提高；他们发展了世界上最大的先进远程地对空系统部队之一；扩大了中国的海外军事足迹。”他说，“他们还利用超越国际法发展的技术和战术，避免其行动被归入国际法定义下的冲突。中国新的战略支援部队旨在实现在空间和网络领域的主导地位。它指挥着卫星信息攻击和防御部队、电子攻击部队和互联网攻击部队，甚至网络战部队。”

卡特说，“西方国家的合法性来自于它们对战争规则、惯例和议定书的尊重。当我们将道德、伦理和价值观视为重心时，专制主义对手则将其视为有吸引力的目标。‘法律战’的概念成为他们盘点的有用工具。现在，‘法律战’一词涵盖了不同的含义。在这种情况下，当它出现在《超限战》——1999年由两位解放军军官撰写的一本关于军事战略的书中时，它就进入了国家安全的范畴，他们用这个词来指称一个国家利用合法化的国际机构来达到战略目的。”

卡特说，“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法律战’也适用于我们在最近的战役中遇到的挑战，我们需要更新我们的法律、伦理和道德框架，以便在我们的部队违法时适当地追究他们的责任，同时确保他们有适当的行动自由，以抓住战场上稍纵即逝的机会。我们还需要在与专制对手的竞争中获胜，为新兴和颠覆性技术，尤其是自主武器和网络技术确定正确的法律和道德框架。但是，也是一种威胁，我将再来谈谈数字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监控的威胁。”

卡特说，“在过去几年中，俄罗斯经常对其对手使用网络和信息攻击。值得注意的例子包括2017年对乌克兰金融和能源部门的攻击，以及2018年对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攻击。而最近，我们自己的国家网络安全中心所警报的对东京奥运会的计划中的网络攻击，以及最近对美国政府系统的攻击。伊朗和朝鲜也在跟进。而在线国家安全论坛‘暗礁之战’（War on the Rocks）在他们的’数字专制主义’系列中强调了俄罗斯的黑客和泄密、’俄式黑材料’行动，以及位于圣彼得堡的互联网研究机构恶意挑衅发帖农场，他们在国外从事播撒分裂。”他说，“‘数字专制主义’还探讨了中共如何打造大规模监控和 ‘社会信用评分’的未来，并迅速将这些工具输出到世界其他地区。最近Netflix的纪录片‘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The Social Dilemma）描述了网络互动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导致观众在不知不觉中被控制的方式。”

卡特说，“我们的应对措施必须是战略性的，它必须整合所有的国家策略工具——意识形态、声誉、外交、金融、贸易政策和军事力量——才能有效。因此，政府的综合审查具有贯穿各领域的重要性。同样令人鼓舞的是，最近发表的‘北约独立思考小组’（  NATO Independent Reflection Group）报告建议扩大北约的参与范围，将财政、内政、基础设施和研究等部门的部长包括在内。”他说，“接下来，作为一名军官，我想说，除了孙子所说的 ‘最高的战争艺术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之外，我们应该记住我们的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普鲁士将军，军事理论家）的话。他写道，‘政治家和指挥官首先做出的、最高级别的、影响最深远的判断就是他们着手从事战争的类型，既不将其误认为，也不试图将其变成与其性质不符的东西，这是所有战略问题中至关重要的，也是最复杂的。’”卡特称，“我想说的是，有一种明显的军事行动趋势，即利用无人机和雇佣兵等武器装备的战争认知要素，提供一定程度的似是而非的否认性和战略模糊性，从而能够在没有纠缠风险的情况下进行干预。他们的战争方式是战略性的，是同步的，是系统的。”他说，“但是，事关重大，提供某种程度的军备控制和反扩散的传统外交手段几乎已经消失，最后一项军备控制和反扩散条约——《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有可能在明年2月结束。结果是，无端升级的威胁以及因此而产生的误判是显而易见的。”

卡特说，“现在，我并不是说我们要去‘打仗’，但是我们需要定义这场竞赛的性质，胜利时会成为的样子，然后匹配实现目标的方式方法。而我建议——控制他人的手段——主要是通过技术的应用——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对数字技术的控制可以让我们的对手接管我们的生活方式。要想捍卫它，很可能需要在地面势力范围之外，建立一个另类的数字势力范围。”他说，“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催化剂，有点像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的‘长电报’。他在电报中指出，1946年与苏联的和平共处不太可能成功。这导致了杜鲁门的遏制理论，并在整个冷战期间为美国和西方的战略提供了基础。”

卡特说，“也许上个月北约独立反思小组的重要报告中关于中国的内容可以激发我们的思考。‘北约必须投入更多的时间、政治资源和行动来应对中国带来的安全挑战——基于对中国国家能力、经济实力和中国领导人所宣称的意识形态目标的评估。联盟需要制定一项政治战略，以应对到2030年中国将越来越重要的世界。联盟应将中国挑战贯穿于现有结构中，并考虑建立一个协商机构，讨论盟国对华安全利益的所有方面。联盟必须扩大努力，评估中国技术发展的影响，并监测和抵御任何可能影响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责任区集体防务、军事准备或复原力的中国活动。’”

在对其眼中，英国和盟友所应采取的策略进行介绍后，卡特最后指出，“正如我以前所说—— 我们正处于一个惊人的变化时期—— 比人类在世界大战之外所经历的更广泛、更迅速和更深刻。而且比上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总和还要持续，而且步伐永远在加快。我们的基本和长期持有的假设每天都在被打破。现代化只能让我们走得更远——我们需要的是在作战方式、经营方式、人才培养方式、装备购置方式、支援方式等方面有一个步骤的改变——这需要转型。”他最后说，“我们将使一些人感到惊讶，或许也会使他们感到失望，因为他们期望我们现在像过去有时一样，准备打上一时代的战争。相反，我们要面对的是下一时代的战争，我们要武装、训练和装备自己，以便在必要时进行战斗，但如果可能的话，要使我们未来的对手相信，这场游戏不值得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