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世界的25天：新冠疫情是如何在中国失控的？

中国最著名的医生正在执行一项紧急任务。

现年84岁的钟南山博士接到命令赶往中部城市武汉，研究一种异常的新型冠状病毒。钟南山在17年前因帮助发现SARS流行病而被誉为英雄。他的助手拍了一张夜行列车上钟南山闭目思考的照片，这张照片后来在中国迅速传播，打造了钟南山作为奔赴疫区救援的中国医生的声誉。

现在，中国官方历史将钟南山之行描述为最终取得胜利的抗疫战争的电影般的转折点，当时他发现病毒正在危险地传播，并迅速前往北京拉响警报。四天后的1月23日，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封锁了武汉。

这次封锁是拯救中国的决定性第一步。但是自那以后，大流行造成了超过170万人死亡，这一步对于阻止该病毒传播到世界其他地区为时已晚。

 第一次警报实际上是在25天前拉响的，也就是去年12月30日，距今整整一年。甚至在那之前，中国的医生和科学家就已经在努力寻找答案，然而武汉和北京的官员却隐瞒了感染的程度，或拒绝就警告采取行动。

政治阻碍了科学，这种紧张关系描绘出大流行的轮廓。中国迟来的早期回应导致病毒被释放到全世界，并预示着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与政治领导人在透明性、公共卫生和经济方面将展开的斗争。

本文调查了中国那改变了世界的25天，以中国政府文件、内部资料、访谈、研究论文和书籍为依据，其中包括遭到忽视或审查、并有助于人们理解官方决定的公开记载。

在北京承认问题严重性的前几周，中国科学家和私人实验室识别了新冠病毒并绘制了其基因图谱。科学家们还与他们的同僚交谈，试图发出警报——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发出了，但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上海知名病毒学家张永振教授说：“我们也说的真话。”在与澳大利亚的一位同事合作公开发布该病毒的基因序列后，他面临着受到谴责的风险。“但是没人听我们的，这是非常可悲的。”

虽然中美之间爆发政治敌对，双方科学家仍然依靠数十年来建立的全球网络来共享信息——而顶级科学家在早期就意识到这种病毒可能在人类中传染。

据两位知情人士透露，1月8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在与美国同行罗伯特·R·雷德菲尔德(Robert R. Redfield)博士通话时确认这种危险后，情绪激动。

然而，雷德菲尔德和高福——各自受到政治束缚——都没有发出公众警报。在北京，高级卫生官员收到了武汉医生的不祥报告，并派出了两个专家小组进行调查。然而，他们缺乏挑战武汉官员的政治影响力，在公众面前缄口不言。

在某种程度上，钟南山武汉之行的政治意味大于医学方面。他当时已经知道病毒可以人传人；他的真正目的是打破中国不透明的政治体系造成的阻滞。

根据钟南山与他人合作的新书，他在火车到达武汉前起草的一份报告中写道：“新冠肺炎肯定人传人。”“提醒公众没有特殊情况不要去武汉，减少出门，避免聚集。”

中国最终不但控制了病毒，还控制了关于病毒的叙事。今天，中国经济高速运转，一些专家提出大流行是否已经拨动全球力量平衡向北京倾斜偏向北京。

中国的复苏激怒了特朗普总统，他花了数月时间就他所谓的“中国病毒”指责北京。美国仍然没有控制住病毒，并正在为死亡和经济影响付出沉重代价，而中国的生活却相对正常。

不久前，中美曾合作成功追踪并遏制过病毒在中国的暴发。但特朗普政府在此次疫情暴发前几个月就从北京撤出了约十位公共卫生专家，这实际上使美国政府对来自中国的疾病威胁视而不见。

中国外交官辩称，该国在武汉封锁后感染得到遏制的记录证实了习近平强硬政治的正确——尽管政府对早期的几周进行了美化，当时果断的行动可能会遏制病毒在中国境内暴发。一项早期研究预测，如果官员提早一周采取行动，中国本可以将病例总数减少66%。提前三周的话可以减少95%。

中国对最初的那几周不愿保持透明，也在世界对新冠病毒的认知上留下了巨大的空白。科学家们对该病毒在何处以及如何出现的了解很少，这部分是由于北京推迟了对该疫情的动物起源的独立调查。

“他们错过了一次学到教训的好机会。”研究中国卫生政策的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黄严忠说。“对于真正出了什么问题，没有认真的讨论。”

“大家都是在网上看到的”

12月30日，武汉的医生遇到患上神秘而难以治愈的肺炎患者后，市政府下令医院报告类似病例。根据政策，医院应该也将这些病例报告给北京的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他们没有这样做。

然而，内部通知发布后不到12分钟就流传到了微信上，这是中国几乎无处不在的社交媒体服务平台，随后第二个关于患者护理的内部通知也迅速在网上传播，直到负责中国疾病防控中心的、拥有牛津受训背景的病毒学家高福听说了关于一种神秘肺炎暴发的讨论。

“那不是网上都登了吗？”高福在被问及如何知晓武汉病例的简短采访中说。“大家都是在网上看到的。”

当晚深夜，中国国家卫健委命令医学专家早上赶赴武汉。

数小时后，医学新闻服务机构ProMED向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全球卫生专业人员发布了公告。这让一些科学家立即想起了2002–03年的SARS流行病，该病是由中国的一次冠状病毒暴发引起的，在全球造成近800人死亡。

“我的第一反应是：‘天呐，SARS又来了，’”ProMED纽约副编辑玛乔丽·P·波拉克(Marjorie P. Pollack)博士说。她发布了12月30日的公告，还帮助发布了有关SARS的早期警报。

在武汉，疫情似乎集中在华南海鲜批发市场。一周前，当地医生将一名患病的65岁市场工人的肺泡灌洗液送到了华南地区的一家基因技术公司微远基因。该实验室发现了一种与SARS大致相似的冠状病毒。另外两个商业实验室也很快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没有人敢公开结果。

在动物和人类中可以找到许多冠状病毒，极少会对健康产生致命威胁。但是有两个——SARS和MERS——近年来已经从动物身上脱离，在人与人之间传播，造成了严重甚至有时致命的疾病。

微远基因将其数据发送给了北京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并派出了一名高管向武汉市卫健委发出警报。

在2019年的最后一天抵达武汉的北京团队被迅速告知实验室结果。专家之一曹斌告诉一家中文报纸。

当时，武汉政府已公开证实，该市的医院正在处理一种不寻常的肺炎，但否认它具有潜在的传染性。

与此同时，国家卫健委要求商业性实验室销毁或上交这种病毒的样本。此外，该机构还要求，研究结果只能在官员批准后发表。在北京的命令之下，广东省卫健委主任曾带队前往微远医学检验实验室获取他们的样本。

尽管存在种种限制，科学家们仍在跨国界交流。1月4日，斯坦利·帕尔曼(Stanley Perlman)教授给一位中国同事发短信，提到有关一种新型冠状病毒的传言。他很快被告知，应把讨论转移到一个加密的手机应用程序上。

“他说，‘是的，这是一种冠状病毒，它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公开，’”在艾奥瓦大学(University of Iowa)任教的帕尔曼教授说，他还说，他的朋友指出，已经有四家实验室对这种病毒进行了测序。“所以这里有一些讲不清楚的东西。”

来自北京的小组匆忙整理了医治病人的指南，并迫使当地官员关闭了市场。但其中一名调查人员并不担心春节期间的客流激增，1月晚些时候正是中国的农历新年假期。

“中国的传染病控制有多年的积累，”徐建国博士对一家香港报纸说。“绝不会出现因为春运发生大扩散的可能性。”

“可能会有后果”

在800多公里外的东部，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知名病毒学家张永振感到非常担忧。

像其他几个中国实验室一样，张教授和他的团队破解了这种病毒的基因序列，并得出结论，认为它可能具有传染性。和其他实验室不一样，他觉得自己自己有责任公布这一消息，以帮助研究人员开始检测、治疗和疫苗的工作。

“那不知道，”在一次漫长的采访中，当被问及为什么其他人没有选择公开时，张教授如是说。“因为在中国，好多（人）顺着官员说是比较容易的。”

在张教授的团队于1月5日完成了对这种病毒的测序后，他的中心通过内部渠道警告了上海的领导人和北京的卫生官员，建议在公共场所采取预防措施。

他还准备公开这些数据，在于1月9日访问武汉并在一所大学发表讲话后，他认为采取这一行动已经势在必行。就在同一天，当局证实这种新疾病是一种冠状病毒，但官员继续淡化了潜在的危险。

晚餐时，一群武汉医生告诉他，疫情形势比官员们承认的要更糟。

“他们临床一线的大夫一定是这个感受是最准的。”他说，“我就知道这个病的话一定是比较厉害的。”

1月11日，张永振准备登机前往北京时，接到了长期研究伙伴、悉尼大学病毒学家爱德华·霍姆斯(Edward Holmes)的电话。

到这时，中国已经公布了首批染病死亡人数，以及香港的疑似病例数。张教授向一个庞大的在线基因数据库Genbank提交了他的序列结果，但审核仍需时间。

霍姆斯教授敦促他的朋友。看看武汉不断上升的病例数，他说。看看在香港出现的病例。

这是一个只有张教授才能做出的决定，霍姆斯告诉他。公开这一数据要冒着激怒卫生官员的风险，他们试图控制信息，并希望借病毒测序邀功。在他的飞机滑行准备升空时，张教授说，他需要一点时间来思考。

“我可能没用一分钟的时间，我就告诉他，”张教授说，“我马上打电话给他，我说释放这个序列。”

很快数据就被上传到了一个病毒学网站。

大约两个半小时后，张教授在北京落地。当他打开手机，消息一涌而入。

“快点让它出来是当时唯一的目的，”霍姆斯教授说。“我们知道可能会有后果。”

破裂的合作关系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博士是其中国同行高福的老朋友了，两人从事的是同一领域的研究：病毒学。

在ProMED发出警报后，两人进行过通话，但高福坚称病毒只在市场里的动物之间传播，没有出现人传人。

然而，据两名熟悉雷德菲尔德博士对这通电话描述的人士所说，到了1月8日的时候，高福变得焦躁起来。高福说，病毒已经感染了医护人员，开始出现人传人，尽管当地官员予以否认。

从政治角度来说，这对两人来说都是个危险境地。

随着与中国的贸易战升级，特朗普政府几乎全部终止了与北京始于SARS疫情、旨在帮助防止潜在大流行发生的公共卫生合作伙伴关系。现任及前任疾控中心官员表示，通过撤出这一合作，华盛顿将自己隔绝在了关于该病毒的潜在情报之外，并且失去了一个与中国合作对抗病毒的机会。

在这种合作伙伴关系下，一组组美国医生被派驻中国，久而久之，还帮助培训了超过2500名中国公共卫生工作人员。超过15人曾前往美国接受培训。

“我们的受训人员，”美国人这么称呼他们。

一名为该项目提供建议的美国医生被派驻在中国疾控中心，与即将在全中国各地任职的受训人员建立起了关系，并且与中国医生有社交往来。

“你在一个要获取非常重要信息的位置上，”疾控中心前主任、曾帮助建立起这一合作的杰弗里·科普兰(Jeffrey Koplan)说，“尤其是关于具有威胁的新型疾病的信息。”

在一项对合作10年的评估中，双方的医生均认为它对预防潜在大流行有帮助。例如最开始出现在中国南方省份广东的禽流感。中国让美国流行病学专家加入到应对行动中，并且将科学家送到美国接受培训。这一合作关系一直持续到了2017年，当时一个新毒株传播到了其他国家，导致超过600人死亡。

“我们与中国疾控中心并肩作战，”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担任总统时期的美国疾控中心负责人汤姆·弗里登(Tom Frieden)博士回忆道。随着进一步地传播和错误的变异，弗里登博士补充道，“那有可能成为一场大流行。”

另一个名为“Predict”的美国项目设法在动物身上的病原体（特别是冠状病毒）传播给人类之前找出它们。该项目合作的实验室之一便在武汉。

但在2019年7月，在没有给出公开解释的情况下，美国将派驻在中国疾控中心最后剩下的美国医生撤回。几个月后，美国疾控中心另外一个北京办事处也遭到关闭。那里曾经有十几名美国专家和40名中国公共卫生工作人员。到了12月，只剩下两名流行病学家、一位信息技术专业人员，以及主要从事季节性流感工作的少数当地员工。Predict项目也被暂时叫停。

一位匿名接受采访的高级政府官员说，疾控中心认为中国可以在协助减少的情况下将培训项目继续下去。尽管在2017年双方仍有合作，但一名白宫发言人否认美国如果有更多存在的话会带来改变。

“鉴于共产党决心要对我们的人隐瞒信息，就算我们在中国有100人，也不会有任何改变，”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发言人约翰·尤利奥特(John Ullyot)说。

就像其前任在禽流感方面所做的一样，在抗击武汉疫情暴发方面，雷德菲尔德博士迅速提供了美国的帮助，告诉高福他可以在48小时内派20名流行病学家过去。

这一次，中国没有接受帮助。

没有权威的监察人

就字面看，现年61岁的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马晓伟博士是中国与医疗相关的官僚机构中最有权力的人，他拥有在武汉阻止病毒传播的强大资源。

但实际上，他的手脚被体制束缚。

在中共的等级制度下，他处于精英阶层的边缘，要尽很大努力才能引起忙得不可开交的领导人注意。北京以外的地方疾控部门官员通常只听本地上级官员而不是马晓伟的话。

“省领导有更多的发言权，”公共卫生专家黄严忠说。

但1月8日，马晓伟派了第二个专家组去武汉，继续之前的北京专家未完成的工作。武汉的官员称，已经有几天没有发现新的感染病例了，北京新来的专家组也没有公开质疑该说法。

“大家一直怀疑有没有传染性，但是流行病学的调查结果没有明确的结论，”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内科医生王广发在接受采访时说，他是第二个专家组的主要成员。

然而，在武汉的许多医院里，发热病房人满为患。同济医院的赵建平医生对他所看到的情况毫不怀疑。

“大家都还没有预想到有现在这么严重，”呼吸科主任赵建平向一个中文的医学网站描述情况时说。“不过，可以明确的是，知道它具有传染性，有‘人传人’的现象。”

中南医院开设了24小时发热门诊和隔离病房，两处的患者很快让医院应接不暇。

“感觉要大祸临头了，”中南医院院长王行环博士对中国的《财新》杂志说。他说，他试图警告官员，甚至把SARS如何从掩盖升级为全面性危机的时间表发给了他们。

在北京专家组去过的几家武汉医院里都发生了医生和护士被感染的情况。但医护人员被感染的情况没有包括在提供给到访专家的官方数字里。

据《中国科学报》后来的报道，中南医院向省委领导提交了三份分析报告，警告“该病传染性与致病性极强”。中南医院院长王行环对《财新》说，他等待着北京专家的来访。

北京的专家从未到来。

武汉的医生明白，从政治上讲，承认这个问题对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好处。按照中共的等级排序，湖北省委书记——他手下的官员们曾就病毒发出让人放心的言论——比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的官大。

“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呢？我也听说有医务人员感染了，”武汉人民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医生余昌平对一家中国报纸讲述今年1月前几周的情况时说。“但当时有关这方面的纪律已经很明确，我能说吗？”

马晓伟并非没有意识到风险在不断上升。一名去泰国旅行的武汉游客已成为中国境外的第一例确诊病例。1月14日，国家卫健委将全国各地的医疗官员召集起来，开了一次（当时保密的）视频会议，讨论了应对这种病毒的预防措施。

那之后，卫健委发了一份长达63页的内部通知，向中国各地的医院和疾病控制中心提出了如何追踪和阻止这种新病毒的建议，通知似乎已经认为这种病毒具有传染性。

不过这份通知在关键问题上闪烁其词。其中一处称，“病例无明确的人传人证据。”

“你们讲实话的最后机会”

1月中旬，习近平主持召开了一次有20多名高级官员参加的会议。会上没提新冠病毒，至少在当时和后来的官方会议总结中是这样。

习近平一直忙于其他事务：向官员灌输共产主义价值观的运动，还有1月15日与美国签定贸易协议的事情。

“中央政府的全部注意力似乎都在这项贸易协议上，”1月中旬与中国高级官员交谈过的一名美国企业高管说。“没人提过流行病的问题。”

然而，在北京以南约2000公里的广东省，包括钟南山在内的卫生官员和专家的顾虑并没有打消。

钟南山在帮助将SARS的问题暴露出来，并呼吁公众不要恐慌方面起的作用，让他确立了一个特殊地位。甚至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钟南山表现得也比较突出，他是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送往西方接受培训的首批医生之一，曾在伦敦和爱丁堡学习。

“他已经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爱丁堡大学的威廉·麦克尼(William MacNee)教授说。“甚至在那时，我就感觉到他有点政治人物的样子。”

钟南山现在是广东一家呼吸系统疾病中心的负责人，他在1月中旬了解到深圳一家医院的病例。深圳与香港毗邻。一个去过武汉的家庭回来后病毒检测呈阳性。全家人都没去过那个海鲜市场。

这家的一名亲戚在1月14日去医院探视后病毒检测呈阳性，此人从未去过武汉。病毒正像接力棒一样从一人传到下一人。

“我知道情况非常严重，”香港大学传染病学教授袁国勇说，他帮助调查过这个病例。“我立刻拉响了警报。”

广东省官员于1月16日召开紧急会议，让医院和卫生官员做好准备。在沿海的浙江省，曾任省卫生厅厅长的李兰娟医生听说武汉医院已有医生被感染。她打电话给身在北京的马晓伟，敦促再次派专家去考察。

政治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化。广东和浙江都是经济大省，别的不说，这两省的权力都比湖北省大。1月18日，马晓伟让钟南山带队第三个专家组去武汉考察。

到武汉后，钟南山从以前的学生那里了解到，“湖北的实际情况，远比当时公开或新闻报道的要严重，”他对广东一家报纸说。他还和中南医院院长一起吃早饭，后者描述了一场正在发生的灾难。

然而，当湖北省省长王晓东在一个酒店会议室里与钟南山的专家组见面时，官员们仍坚称疫情可控。这次见面很快变成了一场对峙。

据最近出版的一本关于钟南山的书，专家组的另一名专家曾光对官员说，“今天是你们讲实话的最后机会。”

其中一名官员最终承认，武汉协和医院已有15名医务人员可能已被感染，这等于承认了人际传播，该书写道。钟南山需要的就是这个，他马上带着专家组赶往北京。

专家组的这次考察给中国最高卫生官员马晓伟提供了政治上的掩护，让他可以提请最高领导人采取紧急行动，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专家黄严忠说。

“他们已经做好了改变做法的准备，”黄严忠说。“他们只需要有个人出来推动一下。”

第二天早上，钟南山来到中共领导人居住的与世隔绝的中南海。习近平当时在中国西南部，李克强总理听取了专家们对病毒在蔓延的警告。

“现在病情发展正处于一个节骨眼上，”钟南山在当晚通过电视直播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现在已经有很多人病了，而且很多人也已经外出了。”

三天后，中国宣布了571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尽管专家估计的实际确诊病例数已达数千例。习近平回到北京后宣布对有1100万人口的城市武汉进行封城。

改写历史

11天后，习近平面临着一场政治危机。

中国的互联网上回响起愤怒之声，人们对武汉医生李文亮因试图提醒同事注意新冠病毒后遭警方训斥表示愤怒。李文亮当时已经感染了病毒，住进了重症监护室。几周前，胆子大了的中国记者已对处理疫情上的失策和谎言做了带猛烈抨击的报道。

在激烈的批评声下，习近平在2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了辩护，称他从早期起就在关注病毒问题。

从1月25日的中国农历新年长假开始，“疫情防控是我最关注的问题，”习近平会上说，他的这个讲话当时没有公开。

感染病例和死亡人数持续上升。2月7日，李文亮去世，引发了全国各地人们的悼念。对习近平权力掌控的质疑开始扩散。

急于显示习近平仍大权在握的宣传官员公开了他2月初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但这却引发了更多的问题。

在这个讲话公开之前，习近平对疫情危机的最早言论是1月20日发表的。但习近平在讲话中声称，他早在1月7日就已对疫情发出了内部指示，那是在中国正式宣布引发这种疾病的是冠状病毒之前。

“北京想建立这样一个记录，让别人不能说中国领导人未曾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马利德(Richard McGregor)说，他一直在研究中国应对疫情的情况。

人们在中国的互联网上问道，为什么没有更早地警告他们，既然这个问题已经紧急到上了习近平议事日程的程度。他们问道，为什么不公开习近平指示的具体内容？

但习近平的这个讲话只是后来（在危机发生的同时）改写危机历史的前兆。习近平说，在遏制病毒感染的同时，中共需要在人们如何看疫情上“占据主动”。

习近平对官员说，“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疫情发展，要主动回应国际关切，讲好中国抗击疫情故事。”

到3月时，欧洲的感染病例已在急剧上升，然后是美国，而中国的感染病例则开始下降。

中国对疫情推出了新的官方叙事，描述了武汉与北京之间迅速且无缝的协调。与这个叙事相矛盾的情节和人物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当局拘留了曾经批评习近平的活动人士。

谴责性的调查报道从中国的新闻网站上消失了，包括本文引用的几篇报道。曾因对病毒发出警告而受到赞扬的武汉医生和护士们沉默了。

官方的赞美报道中没有上海病毒学家张永振的名字。他在上海的研究中心进行了“整顿”，让他的研究无法进行。

习近平今年9月表彰了在中国遏制新冠病毒疫情中做出贡献的医生、官员和其他人。

习近平在长达74分钟的讲话中说，中国领导人“统揽全局、果断决策，以非常之举应对非常之事”，对武汉封城之前的那段时间几乎只字不提。

他授予钟南山“共和国勋章”，这是中国的最高荣誉。第二天，中共主要报纸《人民日报》发表一篇盛赞钟南山的文章，文中引用了一句他常说的话。

“科学只能实事求是，不能明哲保身，”钟南山说。“否则受害的将是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