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亚洲电台年度十大新闻票选：李克强称六亿人月收入仅一千元，中国宣布全面脱贫奔小康

甘犁：中国脱贫成果实实在在

“过去二十五年，全球超过十亿人脱离极端贫困。而从减贫速度来看，中国是走的最快的。这是咱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的梦想。”西南财大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麦克法登的甘犁教授则持不同看法。

“政府有一点不计成本的意思。强大的政府执行力，不仅贯穿在当地政府，也贯穿在帮扶机构，比如企业、高校、事业单位。整体的工作是很实在的，数据也很实在，因为是比较严肃的评估过程，这点上我觉得没有打折扣。”

自2009年开始，甘犁发起并领导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收集全中国及省级有代表性的28000多户家庭资产、负债、收支等微观数据，也目睹了居民生活水平的显著变化。

“这些年，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是‘发展’，发展是第一位的，这个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中国基础设施的投资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从GDP的比例（来讲）。” 甘犁说，“再往后走，基础设施投资的边际收益要有一个评估。应该考虑拿出一部分，投入到老百姓身上，特别是低收入家庭。”

中国采取精准扶贫的方式，今年三月前曾派遣25.5万个驻村工作队、290多万名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定点帮扶。在四川凉山走访期间，甘犁接触到山腰处的一户人家，拒绝跟从扶贫干部的搬迁安排，村里后来妥协，为他单独安装了水管。

“村干部是非常值得尊重的一群人，收入奇低，工作极度辛苦。不好的情况也有，大多数人蛮尽心尽力。村干部帮忙联络以后，他拿到一笔贷款，养了很多鸡，也养了猪，生活一下子有很大好转。”

吴马太：脱贫运动没有创造大量工作机会

2020年，云南邦东乡7个脱贫村1408户5360人脱贫成果得以巩固。去年，产业扶贫资金投入1864.94万元。邦东村的农村经济总收入3900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1000元。

这个坐落于澜沧江畔、高山峻岭之间的古茶之乡曾经被长久遗忘。“直到今天，改革开放的福利终于惠及穷乡僻壤。西方世界需要记得，中共之所以成为中共，不仅仅是靠宣传和洗脑。”吴马太感叹道，邓小平承诺的先富带动后富没有沦为空谈。

在这实地考察的两年间，他见证到村里通了公路、邻居从土坯房搬入水泥房、孩子得以免费读书。“他们反反复复说，‘国家政策好’。脱贫运动是习近平的孩子，习近平是脱贫的脸孔。他的海报出现在每个人的厨房，或者平板电视上方。”

比起远在天边的新疆集中营、无墙的互联网和民主政体，吴马太看到，更加吸引邦东村民的是每人五万元的住房补贴，还有五万元的低利贷款。

中国官媒新华社的一篇特稿挑拣了他发布在《外交事务》文章中的积极元素——“在中国西南偏远的云南省邦东村，美国当代世界事务研究所研究员马修·奇特伍德（即吴马太）看到了贫困户张文富的新房，宽敞明亮。”

可是，张文富的故事还没讲完。吴马太告诉本台，中国扶贫的可持续性引人担忧，农村教育、户口、土地使用等结构问题还没解决，未来任重道远。

“路和房子都很好，但很多人依赖于政府的医疗、教育和养老补贴，脱贫运动并没有创造大量工作机会。邦东村周围很多小村子，不会搞经济作物，还是搞玉米和水稻。很多工厂倒闭、搬到东南亚，失业在未来会越来越多。”

美研究：农村劳动力遭疫情重创、就业形势脆弱

2020年9月份，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4%，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总量17952万人，同比减少384万人，下降2.1%。

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ural Education Action Program)的项目经理狄馨怡（Sarah-Eve Dill）认为，“ 这些好转很有可能是真的。但是，更重大的问题是，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情况十分不稳定。”

她参与撰写的一篇研究论文指出，在疫情严重的二月份，近四分之三的受访村民无法工作。有十分之一的人靠借钱度日，食品物价都在上涨，而中央政府却将大部分援助资金用于城市地区的企业。

狄馨怡说，农村弱势群体的脱贫成果十分脆弱，或许经不起往后的经济动荡和突发事件。“如果疫情第二轮来袭，农村劳动力很可能要再失业几个月。如果政府不提供援助和社会安全网，他们可能落入贫困线以下 。”

脱贫之后主攻相对贫困、乡村振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2月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宣布，从脱贫之日起设立“5年过渡期”，逐步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平稳过渡。他多次强调，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

“集中式的（脱贫），有必要，一下子抬起来。但是再往前继续走，保障体系之外应该加上激励，就是鼓励‘内生动力’的制度建设。” 甘犁认为，防止返贫，需警惕养懒汉，亟需建立既有保障也有激励的长效机制。

2015年之后，他在四川开展“劳动激励“实验，按劳动所得按比例给予现金奖励，鼓励贫困户多劳多得。两年后，这种造血式扶贫成果显著，由当地十几个县政府接手推广。

202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还指出，扶贫工作重心将转向解决相对贫困。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标准，通常以中位收入或平均收入的50%作为该国家的贫困线。

“‘相对贫困’一旦提出来，就表明这是个不会终止的事情。永远都会有相对低收入的人群，永远都需要社会的帮助。”甘犁说，2020年的脱贫成功是一个阶段性成就，同时也是一条漫长道路的开始。

他举例说，中国目前对贫困人口的转移支付不足经合组织(OECD) 国家的一半。美国的低收入家庭福利优惠（EITC）值得借鉴，还可以扩大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的覆盖范围，提高低保群体的数量，以及放低失业保险的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