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清洗吉伦特派的暴民政治，“冲击国会山”只是一场赝品政变

2021年1月6日的冲击美国国会事件，让许多观察者联想到两百多年前的法国革命。在后者这场影响深远的历史变局中，曾经多次上演民众啸聚街头、向王室、政府和议会施压、乃至诉诸暴力的场面。此次美国国会外树立起的巨大绞刑架，不仅唤醒了对种族隔离时期南方私刑的记忆，更是对建制派政客的公开威胁，冥冥中仿佛也和法国两百年前的断头台遥相呼应。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两百多年来，美国一直作为崇尚法治、宪政稳固的”好学生“形象而存在，和法国的动荡革命历程形成鲜明对照。即便同样经历战争、政治谋杀和民权运动，美国罕有权力中枢直接遭受大规模街头运动冲击的时刻。但饶是如此，在社会分化与政治极化愈演愈烈的时代背景下，加上特朗普这样一个不世出的“天选之人”推波助澜，一切都变得和此前不同，正如此前他嘲笑法国所言，“法国已经不再是法国了”，如今同样可以说，在特朗普的四年治下，“美国也同样不再是美国了”，所谓“历史深处的忧虑”，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浮现到表层上。

 

美国政治的“法国革命化”，其实可以更精确地和一个特定的历史瞬间对照，这便是1793年五月底六月初巴黎民众包围国民公会，强迫议会对吉伦特派议员进行政治清洗，导致一个曾经执革命之牛耳的政治精英集团几乎被诛杀殆尽。在这种历史参照系中，这一场景中的种种因素都似曾相识：趋于极化的党争、被暴民攻击的议会、充满仇恨心态的民粹领袖……但不同的是，如果说历史的前车之鉴刀刀见血、招招致命，如今上演的剧本，尽管不乏暴力气息，并付出五条人命的代价，却在很大程度上仍只是一部徒有浮夸声势的赝品。

 

 

 

按照革命史学的术语，一部法国革命史，由多个重要的“日子”（journée）作为分期界标。在这些“日子”中发生的事件，对整个革命的走向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不妨按照中国语境的习惯，将其称之为“事变”。而在所有事变当中，有三次自下而上的大规模民众暴动最为重要，分别是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1792年8月10日推翻王政、以及1793年5月31日及6月2日（连续两场）事变清洗吉伦特派。这三次事变或被褒之为“起义”、或被贬之为“暴乱”，但实际上本质如一，都是底层民众以下犯上，改写既有权力格局。

 

不过，如果说前两场事变都还是将矛头对准王室、虽然不乏暴烈但仍顺应古今之变的话，最后一次事变的性质则走向了革命初心的反面，人权宣言和立宪政体被践踏，议会内部党争加剧、相互攻伐，政治人物煽动民众，以大规模街头运动包围议会，强行清洗政敌。经此一役，法国革命如同脱缰野马，此前已经开启的“恐怖统治”（Terreur）没有任何遏制力量，一路下行，直到热月9日另一次“事变”——罗伯斯庇尔被推上断头台——方得以平息。这场事变，也构成了部分革命史家（如弗朗索瓦·弗雷）所谓“侧滑”或“失控”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对于任何版本的革命史，清洗吉伦特派都是无法轻易绕过的重要时刻，它也是整部革命史当中最有象征意义的篇章之一。即便如此，相关描述往往失之于粗疏，仿佛山岳派（相比司空见惯的“雅各宾派”，法语史学界更青睐“山岳派”这一表述，因为一方面并非所有雅各宾派人物都进入议会，另一方面大部分吉伦特派人物其实又都曾加入过雅各宾俱乐部）发起一场政变，将吉伦特派成员逐一逮捕斩杀。但实际上，革命史学通常并不将这次事变称之为“政变”（coup d’État），而这一过程中的细节，也折射出颇为丰富的意蕴。

 

 

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革命史研究的两位巨匠——阿尔方斯·奥拉尔（Alphonse Aulard）和阿尔伯特·马迪厄（Albert Mathiez）在各自的代表作当中，都对此次事变进行了详细描述。虽然二人立场迥异、对罗伯斯庇尔和吉伦特派的评价也大相径庭，但对事件本身的描述则相差不大，从中不难窥见这次非典型“暴民政治”的基本脉络。

 

自1792年10月以来，吉伦特派和山岳派、以及和后者盟友巴黎市府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虽然两派当中都有人试图达成和解，但在外敌入侵、内战蜂起的背景下，双方关系不可挽回地恶化。10月，布里索、罗兰等吉伦特派领袖被逐出雅各宾俱乐部；12月，巴黎市府改选，新一届成员中包括了对吉伦特派极为敌视的肖梅特和埃贝尔；1793年1月，同样敌视吉伦特派的帕扬成为巴黎市长，而从法国各地聚集到巴黎、立场原本倾向于吉伦特派的“联盟者”民兵，也逐渐倒向巴黎市府和雅各宾派；3月，巴黎出现小规模骚乱，两家吉伦特派报刊的出版机构被捣毁；4月，巴黎再次掀起针对吉伦特派的示威，要求议会罢免吉伦特派议员；5月，吉伦特派发起反击，要求解散巴黎市府，其成员伊斯纳尔在担任国民公会主席职务时，更威胁（马迪厄称之为“既浮夸又拙劣”）称要毁灭巴黎；议会成立了一个十二人委员会（主要由吉伦特派成员组成）对巴黎进行调查，并下令逮捕埃贝尔，这更激起了巴黎市府和无套裤汉的愤怒。

 

在这种背景下，雅各宾派和巴黎市府决定采取强力手段，推翻吉伦特派。5月26日，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发言，主张对吉伦特派发动事变。30日夜间，巴黎各区组成“起义委员会”，鸣响警钟，次日任命昂里奥（François Hanriot）为武装起义临时总指挥，对议会施压。而在国民公会内部，罗伯斯庇尔公开要求逮捕22名吉伦特派议员，议会予以拒绝，但同意撤销此前针对巴黎设立的十二人委员会。由此，巴黎民众表示满意，并在议会大厅里列队和平游行，议员们还同民众进行联欢。“处处张灯结彩，洋溢着爱国情怀和动人景象的场面随处可见”（奥拉尔语）。看上去，议会和吉伦特派有惊无险地度过了5月31日的危机。

 

 

然而，以罗伯斯庇尔和马拉为首的山岳派首领，并不甘心就此偃旗息鼓。前者在议会发言，声称不会就此罢休，后者更于6月1日亲自前往巴黎市府，鼓动民众再接再励，还登上市政厅的钟楼，亲手敲响警钟。弥漫着血腥气味的第三次大规模“事变”终于进入高潮阶段。

 

巴黎市府掌握了武装力量，昂里奥调动武装民众包围了议会，甚至调集大炮瞄准议事大厅，却并没有急于动手。6月2日，市府派遣一个代表团进入议会，向后者发出最后通牒。这时议员群体中开始有人建议屈服，救国委员会也请被指控的吉伦特派议员自行停职，后者中有数人当即递交了辞呈。但包围议会的武装民众仍然维持高压态势，把所有想要出门的议员都堵了回去，无论哪个阵营的议员，都成了瓮中之鳖。

 

国民公会召武装起义总指挥昂里奥前来接受质询，后者却置之不理。于是出席会议的全体议员走出议事大厅以示抗议，结果遭到武装民众的讽刺和谩骂。昂里奥倨傲地宣称，如果不把受指控的议员交出来，便不会解除封锁。议员们无奈之下，只好回到大厅，此时他们备受屈辱，心理防线已经被击垮。而罗伯斯庇尔的得力干将库通不失时机地提出动议，议会无奈之下通过决议，逮捕了29名吉伦特派成员（甚至比此前被点名的22人更多）。由此，在雅各宾派领袖唆使、巴黎市府推动、武装民众参与下，法国革命中规模最大、最具标志性意义的一次政治清洗得以完成。

 

在《乌合之众》的姊妹篇《革命心理学》中，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用小册子作者式的夸张语气称：“可以说，不管从才智、品德方面，还是从勇气上来说，国民公会都显得如此平庸。任何一个群体都不会表现得这样怯懦……国民公会懦弱、顺从的一面非常明显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对于俱乐部和社团的指令从不违背、百依百顺，面对天天冲击公会的民众代表胆战心惊；面对暴动者提出的要求，非常驯服甚至可以向他们交出自己最优秀的成员。”

 

但从事态进程中不难发现，国民公会并非没有进行抗争，而且他们的抗争一度超越了政见分歧，化为整体行动。但在形格势禁之下，这种抗争最终还是屈服于啸聚街头的武装民众，因为当时正规军队忙于抵御外敌（其内部同样陷入混乱）、国民公会自身也被党派之争所撕裂，面对山岳派、忿激派、雅各宾俱乐部、巴黎市府和武装民众的联手进逼，它已经没有任何手段能够自保。

 

 

 

严格来说，清洗吉伦特派的事变并非单纯的街头暴动，而是多方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吉伦特派与山岳派之争，有复杂而纠缠的根源，其间既有政见分歧，也有个人恩怨。在阿克顿勋爵的道德化评判视角下，问题的焦点是“法国应当由暴力和血腥来统治，还是由那些热爱自由的人来统治”。在左派史家如马迪厄眼中，这种立场差异成了无套裤汉与“大资产阶级”之间的分野。而奥拉尔在《法国革命：一部政治史》当中分析称，二者之间最为深刻的分歧其实是颇为技术性的：即在内忧外患之际，革命应当采取统一集权手段，还是地方分权手段；山岳派支持前者，由此使得最大受益者——巴黎成为其天然盟友，而吉伦特派支持后者（但吉伦特派成员中其实罕有人真正提出所谓“联邦主义”），导致巴黎对其抱以敌视；至于个人品行、激进程度、地域分布等等，其实并非问题的核心所在。

 

谈及两派殊死相争的这段往事，后人往往言必称罗伯斯庇尔。无疑，罗伯斯庇尔在这一转折点上固然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从事态进程来说，对巴黎市府和武装民众影响更大的，却是另一位山岳派领袖——马拉。后者特立独行，麾下几乎没有哪个议员追随他；相反，他的影响力几乎完全在议会之外。借助《人民之友报》粗鄙、夸张而凌厉的风格（正仿佛特朗普的推文），他在无套裤汉群体中俘获大批信众。

 

 

某种意义上说，导致吉伦特派血光之灾的这次事变，同马拉的性命紧密纠缠在一起。

 

1793年4月初，雅各宾俱乐部向其各地分会发布通函，指责吉伦特派议员是“国王之友”，并鼓动各地民众“拿起武器、火速赶往巴黎”，而马拉当时担任雅各宾俱乐部主席，在这一通告上签字。吉伦特派由此对马拉提出指控，要求革命法庭进行审判。此举不啻为吉伦特派对议会同僚动了杀机，因为革命法庭的审判，仅有“无罪开释”和“死刑”两种结果，由此议员性命成了政治博弈的赌注。然而事与愿违，革命法庭的法官和陪审员都倾向于山岳派，加上巴黎市府示威声援这位“人民之友”，导致马拉于4月24日不仅被无罪开释，而且受到盛大欢迎，民众给他戴上花环，抬在肩上浩浩荡荡地送回到国民公会，马拉一时风头无双。

 

险些被吉伦特派置于死地的这位“人民之友”，充满仇恨和狂怒地酝酿着复仇，他在雅各宾俱乐部声称“我们不要陶醉于欣欣然，将一切幼稚行为抛诸身后，只专注于如何击垮我们的敌人！”而巴黎市府也对吉伦特派展开了反击，就在马拉被指控不久，市府便要求对22名吉伦特派议员提出控告。而在5月31日暴动虎头蛇尾地结束之后，马拉敦促巴黎市府不要善罢甘休，并且亲手敲响了6月1日的警钟，相当于为当初将他送上法庭的吉伦特派政敌们敲响丧钟。他在这场事变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奥拉尔认为，如果没有马拉，巴黎民众可能就止于5月31日和平示威，而6月2日强迫国民公会清洗吉伦特派也就不会发生。

 

6月事变之后，吉伦特派成员陆续引颈就戮或被迫逃亡，马拉大仇得报。但这种胜利者姿态只维持了短短一个月时间。来自卡昂的少女夏洛特·科黛（Charlotte Corday）见到许多吉伦特派成员逃亡到诺曼底地区纠集义军，却势单力薄不能成事，于是她孤身一人来到巴黎求见马拉，声称要向他报告诺曼底地区阴谋分子的活动情况。当时正被皮肤病困扰的马拉，坐在浴缸里接见了科黛，后者手起刀落，直刺她眼中这个“嗜血怪物”的心脏。

 

由此，便产生了同一题材的两幅世界名画。身为山岳派成员的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的《马拉之死》，反映的不仅仅是马拉遇刺后的场景，更是将其人格化为遭受外敌和内奸行刺的祖国形象。而近七十年后保罗·鲍德里（Paul Baudry）的《夏洛特·科黛》则调转视角，将正面形象献给了这位蜷缩在墙角、脸色苍白却神情坚毅的刺客。

古斯塔夫·勒庞从心理学角度出发，对马拉不屑一顾：“相比其他人而言，马拉有着更为复杂的心理状态，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对杀戮的渴望中还掺杂了其他因素，即曾经受创的自尊、野心、神秘主义信仰等，而且我们还必须把他当作半个精神错乱者来看待，实际上，马拉一直饱受各种顽固思想和自大症的折磨。”许多历史学家也认为，马拉的精神状态的确和其他革命领袖不同，甚至猜测其丑陋外表引发的嘲笑、和皮肤病（可能是湿疹）导致的身体痛苦，或许正是加剧其心理失衡的因素。

相比之下，奥拉尔对马拉的评价更少感情色彩，却更具有洞察力。在他看来，马拉一身兼有民主和独裁两种气质，这位自诩“人民之友”的民粹领袖，其实对人民的真实态度是既热爱、又鄙视，“人民必须同时既是自由的、又是被人带领的；他们必须要有一个向导、一个首领、一个独裁者”（奥拉尔语）。在山岳派成员当中，马拉几乎是唯一一个持这种立场的人，因此同其他所有政治精英都格格不入，然而在拿破仑政变上台后的走向，却恰恰印证了马拉曾经狂暴咆哮的预言。

 

不宁唯是，马拉这种“民主独裁论”，也在某种意义上预言了法国随后从拿破仑到戴高乐等政治强人主导下的全民公决（plebiscite）治国手段，和列宁、希特勒、庇隆等一切“超凡”领袖、以及今天形形色色民粹政客的的权力基础。某种意义上说，他和罗伯斯庇尔殊途同归，只不过道德理想薄弱得多、民粹色彩却强烈得多。

 

 

 

1789年7月14日夜间，当法王路易十六从匆匆前来报讯的利昂古尔公爵处得知巴士底狱被攻占的消息后，诧异地问：“这是一场叛乱（révolte）吗？”公爵回答他：“不，陛下，这是一场革命（révolution）。”

 

232年之后的1月6日，当美国总统特朗普从电视画面里看到示威者树立起巨大的绞刑架、并奋力爬过国会山的围墙时，或许会志得意满地问：“这是一场革命吗？”而手下人可能会回答：“不，总统先生，这只是一场叛乱。”——如果他们有足够见识、诚实和勇气的话。

 

虽然这段仿古式的对话在现实中并不曾发生，但特朗普的拥趸们的确以“革命”来自诩1月6日进军华盛顿的行动。通常认为，“革命/暴动”与“政变”的差别在于，前者是自下而上的自发行动（当然不排除组织因素），而后者是握有权力者蓄意发起的定点清除行动。然而在现实中，二者之间的界限并非始终泾渭分明。一方面，无论是自发还是有组织的革命，往往都有掌握一定层级权力的人介入其中（更不必提所谓“美国革命”其实是一场殖民地独立战争，这一点使得它与所谓“姊妹革命”的法国革命在实质上极为不同）；另一方面，除了经典意义上的军事政变（putsch）外，政变的组织者也并不排除召唤民众为其助阵；尤其是当因为抗议政府腐败、施政不力或选举不公的民众示威扩展至一定程度，对立双方往往各执一词，示威者称之为“革命”，而执政者斥之为“政变”。从东欧到北非，类似例子不胜枚举。

 

 

1793年吉伦特派的倾覆，便处在这种界限模糊的分水岭上：它既有来自底层（无套裤汉和忿激派）的压力，又有马拉和罗伯斯庇尔等实权人物遥相呼应。通常而言，史学家并不称之为“政变”（法国革命中第一场真正意义“政变”是热月9日罗伯斯庇尔的垮台，因为几乎完全是其议会同僚发难的结果）。但考虑到其中山岳派假手民众清除政敌的因素（尤其是马拉的鼓动），这场事变可以说没有政变之名，却有政变之实。

 

同样，1月6日的“进军华盛顿”、冲击国会山事件，也显示出某种界限模糊之处。美国媒体和政界的反对者斥之为“政变”，因为这是在国家元首亲自授意和煽动下的有组织行动，旨在否认民主选举结果、推翻正常的法定程序。从这个意义上说，特朗普和马拉一样，都声称自己是“人民之友”、“We love you”，都被复仇的怒火支配着情绪，都想借“人民”之手来清除掉横亘在通向权力之路上的敌人。

 

然而，和亲自前往市政厅发表演说、并亲手敲响警钟的马拉相比，声称要和“人民”一起走上宾尼法尼亚大道却不见踪影的特朗普，充其量发起了一场拙劣的赝品政变、甚至是cosplay政变。徒有批评者所称的“政变”之名，却无政变之实。他醉心于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召唤人民”权力快感，但是在他和“人民”之间，是广阔的空白地带，既没有巴黎市府、也没有党派后盾、更没有武装支持。或者说，在充满感叹号的推文之外，几乎没有可以保证政变成功的任何章法可言。龚自珍论衰世曾言：“抑巷无才偷，薮泽无才盗”，以此而言，无论是枭雄还是僭主，特朗普恐怕都免不了被盖上一个“无才”印戳。

 

尽管事后也有迹象显示，若不是一些偶然因素，这些拥趸们本来有可能造成更大规模的破坏，但仍旧很难想象一种剧情：即便他们绑架甚至杀害部分议员，特朗普会有政治勇气和决断来承担全部后果，彻底击穿所有防御机制、让政敌们就范。和巴黎武装民众包围国民公会却引而不发、迫使议会自行崩溃不同，在这个赝品政变的剧本中，从“牛鬼蛇神”们闯入国会山的那一刻起，特朗普事实上已经输了。此前通过阴谋论和悲愤情绪聚集起来的“势”，被散兵游勇的“事”完全破功。

 

倘若特朗普面对数十万铁杆支持者，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以一篇催泪演说为自己立传，或许还能印证此前媒体关于“特朗普下台、特朗普主义长存”的预言，成为未来四年、十年乃至数十年政坛上一股令人生畏的搅动力量。但如今，即便“特朗普主义”仍将存在，但势能流失已经如同堰塞湖溃坝，不复此前声势。这只能归功于一个志大才疏的业余独裁者，和一场表面上“我们人民”轰轰烈烈包围并冲击议会、实际上一哄而散的赝品政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