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读了由《中国战略分析智库》撰写的《关于中美关系及人类前景的宣言》（以下简称《宣言》，http://zhanlve.org/?p=8377 ），马上令人想起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帮助中共打下天下，后来又被中共打成右派那一批知识精英，像章伯钧，罗隆基，费孝通等人。他们都是信奉民主自由的斗士，可惜的是他们的天真善良导致了政治上的幼稚，把中共的统战谎言轻信为承诺。不客气地说，以他们在国共内战中所作所为而言，这批“民主党派”做了中共的帮凶，成就了一个给自己落下悲惨下场的专制政权。我相信撰写《宣言》的诸位也都是信奉民主自由的斗士，但是，请从中国近代历史中吸取血的教训，看清中共的本质，避免重演当年那些知识精英所经历的悲剧。
《宣言》的主旨是想要论证为什么中美两大国“应该合作，而不是对抗”。理由是三个“基于”，原话是：“基于中美两国国力对比的变化，基于国与国关系之政治哲学基础的重新反省，基于自然界施加给人类的诸多限制和人类面临的生态方面之共同危局，中美对抗已经不合时宜，它不仅不利于两个国家的发展，不利于中国的民主转型，更和未来的人类福祉相冲突。” 《宣言》表达的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但离世界的现实太远。
《宣言》的第一个理由是“基于中美两国国力对比的变化”，也就是中国现在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马上会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强国。美国已力不从心，没有实力去遏制中国，如果美国继续同中共对抗，可能反而会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激发中国民众的爱国情感，提升中共的执政合法性。
说到四十年来能让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第二强国，就不得不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四个坚持”政策的成功。由于这个政策的成功，给了很多人一个错觉：好像现在中共的性质已经不同于毛泽东时代，有了本质上的变化。是不是果真如此，就必须分析邓小平推出这个新政策的历史背景和动机。对此我在《西方世界与中国：从敲门到闭门的庚子历史》（以下简称《庚子历史》 https://blog.creaders.net/u/23167/202012/393094.html ）一文中有所论述。简而言之，文化大革命以后，邓小平面临的最大的难题是如何把中共的统治地位维持下去。凭着他现实主义的灵敏嗅觉和从苏共历史吸取的教训，邓小平清醒地意识到，要想把共产党专制统治维持下去，首先要满足人性中的物质需求。凭着他的机会主义的灵活性，邓小平可以无所顾忌地采用资本主义的手段来发展经济，以此来笼络人心，重建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邓小平的讲话和处理方式就证明了这个论断，就是：即使是像邓小平那样伟大的改革家，他仍然是一个坚定马列主义左派，不要想象共产党已经改变了它的本性。邓小平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和加强中共的一党领导，而不是放弃中共的专制统治。有了这个基本认识，我们才能看懂四十年来中共在国际舞台上的表演。
其实西方国家，特别是大资本家，大银行家和政治掮客，有强烈的愿望要同中国“不对抗，讲合作”，因为像中国那样的大市场，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不会轻易放弃。正是西方四十年的“不对抗，讲合作”的绥靖政策帮助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发展成了世界第二强国。这是因为中共发展经济的主要手段是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国家资本主义，低工资，低人权，牺牲环境的竞争手段，模仿和剽窃西方技术以及不讲规则和信誉的谈判伎俩。如果中共不改变它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对西方的敌视，西方国家应该如何以“不对抗，讲合作”的方式去对付中共的发展模式，并且不能换来一个更加对抗西方文明的专制政权呢？因此，问题不在于西方国家想不想同中共合作，而是中共的扩张性和野蛮性已经侵犯西方国家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西方国家愿不愿意继续执行绥靖政策，以牺牲自己的利益去迎合中共的扩张野心。
至于西方国家放弃绥靖政策，会不会引起如《宣言》所担忧的：“激发中国民众的爱国情感，提升统治者（中共）的执政合法性”？当然这是十分可能的。当前的现实是中共在民众中已经有了很稳固的执政基础，这是邓小平“改革开放+四个坚持” 的功劳。 “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发展，既满足了人性中对物质追求的渴望，又满足了对“天朝上国”的痴迷；以“四个坚持”为中心的专制恐怖统治放大了人性中趋利避害的恐惧心理，阻吓了对专制统治的挑战。至于“爱国” 情感更不用西方国家来激发。 从幼儿园，小学开始，中国民众已经接受了足够多的“爱国” 主义教育，“爱国”情感已经爆表。远的例子是在美国911事件中，中国大学生自发地表现出心中只有打到美帝的仇恨，对恐怖分子狂热的欢呼，而对无辜的逝者却毫无恻隐之心。很难想象他们是生活在以人文主义为主导的现代社会中的大学生。近的例子是对作家方方女士的歇斯底里的围攻。方方女士客观而平静地记下在武汉疫情中的所见所闻，虽然真实，但也有一些真实令当局感到难堪。正因为如此，就引发了“爱国”群众的怒火愤然喷发，大有置方方女士于死地之势。现在一些中国民众的 “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其极端程度已经可以和疯狂的义和团相媲美。因此，对“激发中国民众的爱国情感”的担忧恐怕已是有些多余了。
《宣言》的第二个理由是“基于国与国关系之政治哲学基础的重新反省”。但是，《宣言》对哪些政治哲学进行了怎么样的反省，语焉不详。细读了几遍后，好像觉得《宣言》所指的有两层意思：第一，西方国家应该承认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是一个正常的民族国家，“客观上的确承担着捍卫中国民族国家利益的责任”。基于“民族国家利益的责任”，中共有权统一台湾，不管以什么方式，美国不应干涉，有权占据南海广阔海域并军事化，用以保护石油等资源的安全，以及作为大国的地缘政治权利，有权推行一路一带等等；第二，中国已经发展成世界第二大国，由于力量的消长，美国继续与中共对抗已经力不从心，毫无胜算，美国已出不起这个代价 ，因此，美国最好不要招惹中共，否则反而会引起中共更激烈的对抗，并导致对国内更严厉的控制，这样反而不利于国内民主的发展。因此，《宣言》想象 “只要中国获得周边安全，中共对内部不同意见的压制就会失去合理性，中共对外的模式输出也有望收敛，内部体制改革就更容易被提上日程。”
世界上每一个善良的人都希望和平，不希望对抗。问题是中共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的真实的（内心的，而不是口头的）立场是什么？我在《庚子历史》中简略梳理了180年庚子历史，得出的结论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习近平，就意识形态而言，中共一直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视为宿敌，打倒美帝是它梦寐以求的愿望。如果力量足够强大，中共会毫不犹豫地出手，把美国置于死地。”
当一个邻居不停地以仇视的眼光窥视着你，剽窃你家财物，甚至如有可能，恨不得把你置于死地，对于这样一个邻居你能把他作为一个正常的邻居打交道吗？因此，《宣言》要求西方国家把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作为一个正常的民族国家来看待， 这个要求不具有“政治哲学”的合理性。以上比喻可能会伤了一些人的感情。但是如果认真地研究一下1937-1949年的中国历史，很容易发现：当日寇入侵，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中共是如何消极抗日，积极扩军，积蓄力量，以推翻合法的中央政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中共是如何用谎言来忽悠知识精英，蒙蔽广大百姓，以自由民主为口号，依靠暴力在1949年建立专制政权。中共从来就信奉 “只要目标 ‘正义’，任何手段都是‘正当’的”丛林法则。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共在国际交往中使用的不就是这一套伎俩吗？过去的四十年西方国家的绥靖政策，难道不正是把中共统治下的中国看作一个正常的国家来打交道的吗？但得到的结果是什么？西方国家帮助中国发展成了世界第二强国，但换来了一个更加敌视西方的共产党中国。
《宣言》“基于国与国关系之政治哲学基础的重新反省”而得出的一个最重要的政策建议是要美国不要招惹中共，应放弃台湾，让中共完成它的“统一大业”。即使不从地缘政治或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讨论，大家也可以从“政治哲学基础”来研究一下 “统一大业”。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国家统一”是天经地义的公理，不容怀疑的政治正确。但有多少人问过“国家统一”是为了什么？在古代，这当然没有问题，帝皇出去开疆扩土是天经地义的，因为可以给朝廷带来更多的财富。难道这一套古代的逻辑也是现代社会的政治哲学基础吗？ “国家统一”是为了大陆人的福祉? 是为了台湾人的福祉？还是为了成就统治者抽象的“政治正确”的伟业？还是为了满足某些人想要留名青史的野心？ “国家统一”的确可以满足统治者的成就感，但是，两岸人民在什么“政治哲学基础”上应该为此付出代价？这代价是两岸人民自愿付出的吗？这包括二千三百万台湾人自己选定的生活方式，两岸在军备上的巨大消耗，基础设置大规模破坏和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在以人本主义为基础的现代社会，难道满足统治者抽象的成就感比具体的人民的福祉，包括大陆人的和台湾人的福祉，更重要吗？
除了“国家统一”，另一个要理清的政治正确是“国耻”。所谓的“国耻”，真的是国家的耻辱？还是皇朝或政府或统治者的耻辱？还是这些所谓的“国耻”反而是百姓的福祉？什么是“国耻”的定义？是以统治者的幸福为标准，还是以人民的幸福为标准？鸦片战争英国人打败了满清，这是国耻，那么如果满清打败了英国，继续闭关锁国，让几亿中国人民继续过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难道这不是更大的耻辱吗？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是国耻，那么，杀害外国使团是不是国耻？义和团杀戮自己的同胞是不是国耻？值得玩味的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不久，日本也发生了丧权辱国的“黑船事件”。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领舰队长驱直入日本江户湾。然后在1854年迫使日本签订了不平等的《神奈川条约》。但对这种逼迫下的开国进程，日本人好像很少表达出强烈的的 “民族感情” ，没有过多地纠结这 “国耻” ，反而视该事件为日本振兴的契机，开展了著名的明治维新运动，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甚至生活服饰等方面全面学习西方的长处，很快把日本建设成世界一流强国。中国人和日本人对待 “国耻” 的 差别及其后果是否值得深思？
“统一大业”，“国家耻辱”等概念，基本上是站在满清统治者的立场上延伸出来的政治正确。在中国被迫向先进世界开放的过程中，如何以理性的态度来评判这些历史事件是可以讨论的。但是，从“民族感情”出发，其结果必然是搧动狂热的复仇情绪，反而把我们民族已经付出的沉重代价付之东流，而没有换来应得的教训。中共利用这一类“政治正确”，其目的是明确的，就是搧动狭隘“民族”主义，点燃狂热的排外 “爱国”主义，为自己的统治制造政治合法性。
《宣言》导出“应该合作”的第三个理由是“基于自然界施加给人类的诸多限制和人类面临的生态方面之共同危局”。“美中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自然担负着保卫地球的重大责任。在人类面临的共同生态危局面前，所有意识形态对立、民族国家对立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这自然是良好的愿望，但有些天真。生态环境问题之所以难以处理是因为它涉及到每个国家的利益。面对巨大的成本，每个国家都想付出越少越好，特别是希望对发展经济的冲击越低越好。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气候地理环境，各有各的自利性。对这种自利性不必急于做道德上的审判。如果人类真是一个疯狂的，非理性的物种，坚持各自的自私，最终毁了这个地球家园，如果真是如此，那也只好咎由自取，上帝也拯救不了。但如果我们相信人类还是一个理性的物种，那就不必杞人忧天。顾名思义，所谓全球生态危机就是全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它必然会影响到所有国家，所有人。当各自的生存条件受到冲击，逐渐恶化时，我们应该相信各国会有足够的理性去渡让一些私利，最终达成一定的共识。这个过程是在博弈中前进，不会是一条阳光大道。对此，不要抱乌托邦式的幻想，更不要去鼓吹极端的行为。因此，全球生态危局无关于意识形态对立。就算中国也和西欧国家一样是美国的朋友，中美之间在这个问题上也会有种种博弈。生态危局和中美 “应该合作”在逻辑上没有必然的联系。
总之，面对中共这样一匹战狼，绥靖主义是必败无疑的。共产主义幽灵在全世界游荡了将近两百年，制造了无数人间悲剧，几亿人死于非命，成了人类进步史上一个极其悲惨的曲折。现在世界大部分地方已经赶走了这个幽灵，但是它却在中国生根发芽了。它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发芽是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它而言是一块肥沃的土壤。那些相信乌托邦理想的人不全是坏人，但可怕之处在于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坚信他们的理想是美好的，正确的，终极的，因此他们不仅思想上是极端的，而且在行动上也是极端的。他们相信用任何手段去实现这乌托邦理想都是合理的。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这一百年中共已经在世人面前彻底地表演它的疯狂性，进攻性和野蛮性。中国共产党不会轻易改变它的所谓的理想和处事方式。习近平不断地在强调“不忘初心”。不能期望中共能在一夜之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以理性的态度代表一个民族国家正常地在世界舞台上文明行事。
中国的宪政道路将是漫长的，一个现实可行的宪政路线图还有待探索。在宪政运动中无论各个派别有多大分歧，所有有宪政理想的人目前至少可以达成一个共识，即：在国内和国外都需要一场新启蒙运动，其核心思想仍然是“理性崇拜”和“敢于求知”。除了启蒙和普及人文主义之外，什么是“国耻”，什么是“统一大业”，什么是“民族复兴”的真正内涵也应该得到认真的讨论。新启蒙运动的重点应该是在国内，因为实现中国宪政进步的主力在国内，其中也包括共产党内的进步分子，国外的宪政活动只是一股很小的助力。国外的宪政活动的积极分子，如《中国战略分析智库》诸位，与其徒劳无功地恳求中共改弦易辙，不如借助你们的影响力，呼吁美国政府先在中国防火墙炸开几个洞。习近平不是说要建立“世界命运共同体”吗？要 建立“世界命运共同体”，不是首先应该建立“世界信息共同体”吗？没有信息共同，何来命运共同？
祝愿《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继续为中国宪政转型出谋划策，积极推进中国宪政政治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