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1989年12月28至29日，当备受21年磨难的“布拉格之春”的领袖杜布切克，终于赢得迟到的正义，当选为捷克的联邦议会主席时，当年，刚抵美国、刚刚经历六四惨案的我，心中顿时升起一个巨大的悬念：失去自由的“中国杜布切克”──赵紫阳先生，能否有幸像唤起“布拉格之春”的杜布切克一样，在有生之年赢得自由，亲眼目睹自己呼唤的“民主与法治”莅临神州？之后整整16年，上述悬念一直伴随并折磨着我。
然而，我的期待破灭了！2005年1月17日，悬念揭晓，紫阳去了！他没有等到他的理念实现那一天。
是的，2005年，赵紫阳终于获得了自由。但这个自由，是死亡赋予他的。而他曾任总书记的那个党，他曾任总理的那个政权，对他实行了终身软禁。
这是何等样的──“中国特色的残忍”！
然而，这一死，这一坚持人道底线，坚持不让步出山，坚决拒绝检讨，拒绝自贬、自罪、自虐之死，这一不惜失去自身权位和自由而坚守尊严之死，突破了中共的政治传统，升华了赵先生的政治人格。
从此，在国际共运史家的笔下，赵紫阳将与捷克斯洛伐克的杜布切克、匈牙利的纳吉一起，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人道改革家、以自由和生命的代价拒绝实施暴政的政治家的名字，而载入史册。
从此，在中国近代史家的笔下，赵紫阳将与光绪、蒋经国等中国政治家一起，以现代中国历史中的改革者的名字，而载入史册。
从此，赵紫阳已不复是1978年以前的赵紫阳，甚至也不复是1989年之前的赵紫阳了。正如布拉格之春之后的杜布切克已经不复是布拉格之春之前的杜布切克，正如戊戌变法之后的光绪已经不复是戊戌之前的光绪，正如晚年蒋经国已经不复是1986年解除党禁报禁以前的蒋经国一样。经此一变，他们已经重塑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赵紫阳的名字，是与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八十年代后期萌动中的政治体制改革，以及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连在一起的。他的政治遗产，自然也与之紧密相关。
赵紫阳对八十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贡献，已是有口皆碑。其中，尤以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温州私营企业试验，经济特区的试验，以及沿海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最为引人注目。它成为中国二十多年来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及其经济起飞的基地。他的遗著证明，正如麦克法夸尔先生正确指出的，赵才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只是教父。这是赵的第一项遗产。
赵紫阳在八十年代后期，成立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酝酿政治改革。其核心是淡化乃至消解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通过立法来保障公民权利，以及对党的权力进行某种方式的平衡。这些设想与措施虽然由于邓小平的压力和干预而大部夭折，但在客观上为知识界与民间种下了1989年抗议运动的火种。这是他的第二项遗产。
赵紫阳在1989年天安门运动中最后的抉择，是其人生的顶点。在笔者看来，多元纷呈的政治观点政治派别，总可争论。但是，昭昭天下的人性与反人类、文明与野蛮的分野，其黑白判然，则绝对不容混淆。动用野战军屠杀徒手民众，正是这种反人类暴行。滔滔罪行，没有任何借口，没有任何政绩，能够为之辩护。先哲孟子说过：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上述罪行，正属于这“几希”之类。赵紫阳任职中共几十年，在其日常政务之间，难免是非短长，或可诟病。但在历史关键时刻，在黑白昭然，罪与非罪清晰的大节关口，他毅然决然，拍案而起，与暴行一刀两断。诀别峰巅，遁入苦海，形同囚犯。佛语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紫阳此举，充盈慈悲，可歌可泣，已入化境。通观历史，人与兽，佛与魔，英雄与罪犯，其差别常常系于一念之间。“一回首即是百年身”。赵的抉择，使人忆及他的惯语：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岂知竟一语成谶，念之泫然。然而，正是这纵身一跃，也使他跃入了悲悯人类的天堂，进入了中国现代政治家的殿堂，并为中国阴森黑暗的政坛，确立了一个夺目的人道标杆。这是他的第三项遗产。
赵紫阳抉择，打破了中国历史的铁律──“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这一权势者的金科玉律，在天安门的历史性对决中，已被汹涌的民意所颠覆。在六四事件中，呈现出的却是：“成者罪人，败者圣徒”。罢黜了赵紫阳，用机枪坦克杀戮了示威民众，邓小平们是胜利了，赵紫阳是失败了。但是，胜利者──邓、李，却成了历史的罪人，而失败者赵紫阳，虽然失去自由15年多直至逝世，却化成了天安门亡灵的守护者，成为在中国实现“民主与法治”的人格象征。15年来，他被囚禁在家。但他的精神，却飞出牢笼，步步升华而飘向了自由，分享了神圣的价值，成为全球悼念的对象。赵紫阳抉择，打破了中国固有的历史评价系统，确立了新的民间的评价系统，这是他的第四项遗产。
环顾今日中国，赵紫阳的晚年（录音）遗著《改革历程》（中文）和《国家的囚徒》（英文）业已出版。他的思想和遗愿更准确和完整地呈现在世界面前，这是他的第五项遗产。
赵先生可九泉瞑目了。
国人注意到，在当下中国，中南海当局正进退维谷，摇摆于毛与邓的左右两项政治遗产之间。笔者称之为“两极化的线性政治摆动”。
确实，在中共内部，毛的政治遗产和邓的政治遗产，已经成了其政治走向的两个基本参考系、两个基本的极点。中共领袖，甚至不少中国人，他们的视野已经完全被这中共的左、右传统的两极的框架所框限住了。
但是，赵去世了。赵紫阳的悲剧引人注目地出现了。今天，赵的遗著也完整地公诸于世了。于是，在中国的政治系统中，赵的遗产凸现了出来。这是区别于毛，不同于邓的新的政治遗产。正如1988年8月赵紫阳所说：“十年来，我们的基本经验是什么呢？我看是两条，一个市场经济，一个民主政治，缺一不可。”在新出版的遗著中，赵更清楚地指出：“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不仅要实行市场经济，发展现代的文明，还必须实行议会民主制这种政治制度。不然的话，这个国家就不可能使它的市场经济成为健康的、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实现现代的法治社会。就会像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出现权力市场化，社会腐败成风，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的情况。”
这是完全不同于毛、邓的崭新的政治坐标，具有普世性的政治遗产。
紫阳遗产既出，返观毛邓遗产，皆失色也。正是所谓：紫阳民意汇一身，北京满朝无颜色。在国际上，诚如不少观察家所指出的，中国周围都变成了或正在变成自由国家，在目前的这样一个世界大格局下，中国还可能长久的披着共产主义这张皮吗？全世界还剩几个共产国家了？中共有冷战时期前苏联那样的实力意志来对抗全球民主国家吗？北京掌权者智商并不低，他们心里清楚，那一天一定会来的。
所以，从根本上看，自从苏东波共产主义大溃败后，中共的每一届政府，都是临时政府，每一届内阁，都是看守内阁。与其这样战战兢兢，变本加厉地用暴力与谎言控制中国，遮遮掩掩的送子女乃至孙辈去美欧留学置产，不如幡然醒悟，效法赵紫阳，以苍生为念，用党外合法性取代党内合法性，用人性战胜党性，效法“赵紫阳晚节”。从长远看，这既是救中国，也是救自己。值此历史关键时刻，中共何去何从？当仔细掂量，好自为之。
赵紫阳遗著《代后记》的作者，中国问题专家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MacFarquhar）指出：“如今的中国，赵紫阳是不允许存在的。到了不再偏执的未来，也许他将进入华夏先烈之列——他们为国效力，功勋卓著，但不见容于最高统治者。当他们腐坏的政敌早已灰飞烟灭的时候，他们的英名将久远长存，受人景仰。”
这一天不会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