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过去一个月,陆续吊销三名维权律师的执照。专家认为,这一系列的打压,显示北京不想让任何人透过敏感案件来挑战其体制,而维权律师的运作空间恐被持续压缩。

China Lu Siwei

过去一个月,包含卢思位在内总共有三名中国维权律师被中国当局以吊照作为处罚。

 

(德国之声中文网) 自2021年以来,中国政府加剧了对维权律师社群的打压,至少有三名维权律师疑因代理敏感案件,而被当地的司法厅以吊销执业证书作为处分。

代理“12港人案”的卢思位与任全牛相继被四川省司法厅与河南省司法厅以吊销执照作为行政处分,在“709大抓捕”后代理王全璋案件的律师袭祥栋,也在1月底收到山东省司法厅发布的通知,得知司法厅以他违反《律师法》相关规定,计划吊销他的律师执业证书。

德国之声收到的通知书照片显示,山东省司法厅以袭祥栋在他代理浙江省一个案件的一审过程中,因“多次不服从审判长指挥丶持续打断法官丶公诉人发言丶未经准许擅自发言,肆意干扰法庭审理违规行为,且经法庭多次警告后仍不改正”,而判定他违反《律师法》相关规定,打算对他做出吊销执照的行政处罚。

旅美的中国法律学者与维权律师滕彪在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表示,中国政府这一系列打压维权律师的动作,显示北京对法治跟民间维权运动的镇压正在加剧。

他说:“从江泽民与胡锦涛时期对民间跟维权律师的打压一直没有停过,但习近平上台后,基本上所有的维权律师都受到各种程度的波及。”

他以2015年的“709大抓捕”为例,表示当时有超过300名律师都受到中国政府打压。有些律师被判刑丶有些受到酷刑丶也有很多律师被吊销律师证。他说:“这样的打压从‘709大抓捕’之后从未中断,反而在那之后越演越烈。”

长期研究中国法律的美国西东大学教授陆梅吉 (Margaret Lewis) 坦言,现在中国政府打压维权律师的态势发展令她感到非常不安。她强调,习近平上台后,便一再对外展现“打压”对他来说是个反射动作。她告诉德国之声:“我不认为在习近平执政下,维权律师能获得新的空间来挑战政府。”

她也说:“此举(吊照)的直接效果是,这些被中国政府视为‘麻烦’的维权律师无法出庭代理案件,而北京也想藉此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政府无法容忍在敏感案件中,出现真正独立的代理律师。”

北京严防维权律师威胁体制

滕彪指出,中国政府打压维权律师一贯的作法,是记录维权律师每一个行动,并在纪录累积到一定程度后,采取吊照丶抓捕或判刑等措施。

他说:“‘709大抓捕’后敢代理敏感案件的律师本来就越来越少,而仍然持续代理敏感案件的律师也会面临比以前还高的风险。”

滕彪认为,中国当局今年初透过吊销律师证想传达的信号是,他们不想让任何人透过敏感案件来挑战中国政府的做法与政治意图。

他向德国之声表示:“在中国政府眼里,法律本来就是一张纸,他可以任意操控。虽然北京不断重申‘以法治国’的口号,但是政府一直凌驾在法律之上,所以当共产党认为维权运动威胁到它的体制时,它会毫不犹豫的加以镇压。”

Treffen Aktivisten und Zeugen des Tiananmen Massakers 1989 China Präsident Tsai Ing Wen

滕彪认为,中国当局今年初透过吊销律师证想传达的信号是,他们不想让任何人透过敏感案件来挑战中国政府的做法与政治意图。

陆梅吉表示,中国国内现在除了仍有专门代理敏感案件的维权律师外,也开始出现一群中国当局所谓的“值班律师”。她说,这些“值班律师”通常不会真正为案件被告提供辩护,而是主要提供法律谘询。

陆梅吉指出:“中国当局想表明,中国仍有律师可为被告人提供法律服务,但他们想控制哪些人能扮演律师的角色,以及这些律师能做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不会成为真正的辩护律师。”

维权律师陷险境

面对越来越多维权律师失去执照,中国维权律师谢燕益1月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表示,维权律师在失去执照后,仍可以运用自身的专业知识与多年维权的经验为社会与他人提供某种服务。

他说:“我不认为这个事情会按照官方的意图,彻底把维权律师发展的道路堵死。这样的情势发展,反而给强者创造了一个契机,使他有一个机会去更加成熟且成长,能够完成他们的人道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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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司法厅2日发布公告,正式以任全牛2018年代理案件期间违反《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吊销他的执照。任全牛发声明称,对于自己成为被司法迫害者感到悲哀。

然而,滕彪认为虽然维权律师在失去执照后继续从事维权,确实能起到一些作用,但相对的,这些影响不仅有限,也都在中国政府的掌控之下

。他指出:“被吊销律师证后,这些律师继续从事维权活动面临的风险就更高。当中国政府要处理他们的时候,就不是吊销律师证的问题,而是进一步的剥夺人身自由或其他惩罚措施。”

在卢思位与任全牛遭吊销执照后,美国国务院发布声明关切此事,并呼吁中国政府立即恢复两名律师的执照。滕彪认为,虽然国际压力在某些案件上会起到部分作用,但由于中国政府近年来越来越不在乎国际压力,所以除非西方国家彻底改变对中国的看法并联手捍卫中国人权,他认为这些作法的影响仍十分有限。

他告诉德国之声:“目前国际社会仍未意识到他们需要调整对中国的政策,他们对中国存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或恐惧,并仍希望中国政府能往好的方向发展,但这些看法都是需要重新检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