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全面复兴传统文化，“就是两个字：帝制”

帝王崇拜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图为湖北武汉市场上出售的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画像为封面的2021年日历。（路透社2020年12月7日资料）

春节刚过，中国一些网站再次刊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引起广泛的议论之后又撤回。有评论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中共破坏的。还有人说，所谓复兴就是两个字：帝制。

高调仰视旧有文化各方议论不绝于耳

共分四大部分18条说明的意见书说，“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实际上，这份意见书早在2017年1月25日已经发出，此后每年都会在一些官方网站上重提；而本次再度重提之后又被神秘撤回，不过，却受到更加广泛的关注和议论。

“中国瞭望”称，中共执政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系统性破坏，现在声称要“复兴传统文化，本身就是巨大的讽刺”。

中国政治评论人士吴强博士。(美国之音中文网2020年9月2日资料)

中国政治学专家吴强博士在接受“明镜”采访时说，提出复兴传统文化，应该是为了“弥补和代替早已解释不通的马克思主义学说”。

吴强说：“文化保守主义在习近平上台以后一直存在；现在再度提出，可以为明年的中共第二十大的意识形态的修正起铺垫作用，为习的第三和第四任期在文化上作准备。”

吴强指出，二十大基本将围绕解决理论瓶颈的困难。现在，理论学者、大学教授要在此之前做文化取向上的意识形态建构，“看得出，习会在明年二十大上以一个帝王君王的角色出现。”

北京天安门八九中国民主运动领袖之一王丹在脸书上说，全面复兴传统文化，“就是两个字：帝制。”

加州州立大学教授宋永毅告诉美国之音，撇开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不说，儒家文化讲究“道高于君”，就是理道高于君王，这与西方民主理念不谋而合，“中共能复兴这点吗？”

吴强说，这种所谓复兴的提法根本没有新意，“无非是用来规训中国精英和老百姓的那一套，结果就是僵尸复活、沉渣泛起”。

有分析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理念各有视觉和主题，比方说儒家、法家、墨家、道家和佛家世界观都不相同。中共要取哪一家呢？

中国知识界高举“中国人”旗帜

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中国问题专家欧恩彼教授

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大卫·欧恩彼(David Ownby)，在接受美国胡佛研究院采访时说，在前苏联垮台、中国崛起和美国2008年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很多知识分子认为，历史进入了转折时期，感到“现在进入了中国世纪，这当然导致了中国的自我庆贺。我看到的是，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利用这个机会，几乎重新思考了所有的事情，包括中国的过去、今天和未来。”

欧恩彼指出，这其中就包括一派新儒家知识分子。这个流派认为，一百年前摆脱儒家思想的五·四运动，“是一个负面的思维，是试图用西方的方式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就是用自由民主或者苏联社会主义来解决问题。这两者都不对。他们的意思是，中国现在的成功，是中国重新发现其文化核心，与强大的民族传统相结合的产物；他们认为，我们成功了，因为我们是中国人。”

英国广播公司BBC刊文称，所谓的中华民族，或者中国人，应该是包含蒙古族、藏族、维族等在内的五十六个民族。但实际上，中国官方主流所说的中国人，主要指占人口90%的汉人；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的是汉文化的复兴。

有网友调侃说，实际上，无论回到中国历史上哪个朝代加以复兴，“那些都没有能够延续下去呀。”

马列已僵，知识分子助推中国梦

欧恩彼指出，清华大学的甘阳教授提出，要统一三大“传统”，即儒家思想的人格主义、毛的公正感和邓的市场效率；“他认为，正是挑选了这三个传统并加以合并才实现了腾飞；所谓的中国梦，就是既是保守主义，又是乌托邦”。

欧恩彼认为，这样的思考大概从2000年就开始了，持续了大约15年，发生在习近平提出中国梦政治口号之前。

欧恩彼说：“习近平上台之后，还是试图听从知识分子的声音，后者提供内容，习近平将之推上台面。知识分子向习近平提出了建议，让他采用儒家内容，加上新左派思维，生产出一个中国梦和伟大的民族复兴之类的理念。”

欧恩彼指出，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种种思考，都不是关于个人自由，也不是关于脱离共产主义极权的自由。

有分析称，“自由”才是中国与文明世界的分水岭；即便在传统的专制制度下，人民仍然享有很大的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和迁徙自由；而在二十世纪初期开始出现的共产极权下，人民不仅没有发言权，连基本的日常生活自由都丧失了(大饥荒时期，人们出去要饭都需要凭证明)，可见，极权比专制要可怕得多；“而极权的对立面就是民主和自由。”

欧恩彼教授说：“美国幻想过，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自由和民主将成为必然的结果，但是这没有发生。为什么？我认为，部分原因是来源于前苏联的坍塌。美国人认为，苏联奔溃太妙了，共产主义终于倒台了；但是，中国人却完全没有庆贺苏联垮台，尽管我不知道中国和苏联之间存在多少爱。中国看到的是广泛发生的政治混乱，帝国的奔溃，国家影响力的消失。这点对他们影响深远。西方观察者不知道是否注意到这一点。”

研究中共政治运动史的专家、加州州立大学的汉学家宋永毅教授 (美国之音2020年1月资料在）

加州州立大学的宋永毅教授对美国之音说：“总体来说，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民主自由的追求，大大低于狭隘民族主义，和所谓的富兵强国的追求。这是他们的一个老传统。”

宋永毅说，举例说，1949年，时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发表了中美关系白皮书，希望中国民主派人士的中间势力发挥作用，“但是，中国的所谓民主党派为代表的中间势力，以及他们所代表的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其实不像美国所以为的那样，是带有西方思维的自由主义者，他们根本不是中间势力，只是中共的帮闲。”

宋永毅说，不过，镜头回到今天，最近几十年，这样的格局有所变化，像许章润等这样一批知识分子，已经放下了狭隘民族主义思维，“前景还是乐观的”。

政治学专家吴强博士说，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中共过去一百年中，一直把自己打扮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儿、承袭者和旗手；但是，今年中共百年，不会再提五·四，而是要成为叛逆者，回到被自己打倒的孔家店的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