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代的彭小莲
我成长在运动连着运动，阶级斗争不断的年代里。家庭出身的成份不好，红太阳就天天照耀在头上，从来也没有落下去的瞬间，所以每时每刻感觉到的是一份灼热以及被光环刺得晃眼的苦恼。我们不说话，就在那样昏昏沉沉的日子里活着。很多很多年以后，有一个法国朋友跟我说：“如果我度过像你那样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我就去自杀。”
我对她笑笑，既不惊讶也不认同。这实在不过是说说而已，真的生活在那个时候，人的本能和对生命的渴望，是很难让任何人下定决心去死的。特别是周围，还是有很多年轻人有一份幸福感，不知不觉中你会被感染，你会产生羡慕，找不出其他迹象来说明自己为什么活得那么糟糕的原因时，你更是本能地希望去改变什么，目的就是为了能让生活变得好一点。当他们被毛泽东称为“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的时候，你实在会不由自主地想去沾点光。至少我是这样，因为我还是不肯承认自己是社会的“渣滓”。
但是，一个回头，从别人身上看见的是自己的影子，认出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拥挤在生活的黑暗中，从亮处往暗处看时，什么都看不清楚。于是我们几乎忘记了自己的名字，习惯地被人家直呼为“黑五类子女”。这个时候，我对于社会，感受到的便只有憎恨和唾弃。只有到今天，我终于从红彤彤的时代走出来的时候，才刚刚敢于和八九点钟的太阳做一次比较，我才敢于给自己一个比较“小资”的称呼，就称它为晚上的“月亮”吧。
但是，月亮在黑暗中升起来的时候，我又有点害怕回忆过去，不是因为那时候的苦难太深，是在生命走过了一大半的时候，还在诉说那些辛酸、痛苦的往事的时候，怕有一份顾影自怜的样子。特别是和父母的朋友接触以后，和那些在监狱里关押了二十多年的老人谈话以后，我突然觉得，我们的这些苦难已经不足以启齿了。
1953年，彭柏山抱着女儿彭小莲
贾植芳教授跟我说了一个故事：
1979年的时候，他刚从监狱里出来。借了复旦大学一个工人的军大衣去北京开会。正是这个时候，他的嫂子（李大钊的女儿李新华）去世了。他和哥哥一起为嫂子去买骨灰盒，工作人员走来汇报说：“最贵的是120块钱，另外就是80块钱的。”
他哥哥说：“就买最贵的吧，买一个120元的。”
那个人说：“不行，只有部级干部才能买那个。李新华同志是个处级干部，只能买80块钱的。”
当时，他哥哥听了非常难过，痛苦地说：“那就只能买80块钱的了。”
贾植芳教授跟他哥哥讲：“不要难过了。我死了，3块钱的都没有人卖给我。”
他哥哥的脸马上板了起来：“你改造了20多年，头上还戴着帽子，讲话还是这么随便。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北京！”
听到这里，我实在忍不住放声大笑，那肆无忌惮的笑声没有改变贾先生的口气，他继续不动声色地跟我说：“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活着有等级，死了还有等级。”
这时候我听到了黑色幽默以外的东西，这是一个提示，提示我怎样去重新认识我们过去的生活。
童年的彭小莲
“黑五类”在昨天作为一种特别等级的阶层，视为阶下囚的日子已经被现代人遗忘了。用林贤治先生的话说，这是一个被忘却的群体。即使我努力去“忆苦思甜”，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因为过去和现在都由不得我们任何人把握和左右的，甚至连忘却都变得那么自然。无论我多么真诚地跟现在的年轻人讲述，他们也严肃不起来，也感受不到那个时代的恐惧和害怕。常常是我自己被弄糊涂了，是我表达不清，还是当时我真有那么痛苦？似乎我在编故事，越说越像假的，因为我说话的时候态度过于认真。
所有朋友回忆我过去的样子，就是那个散漫和无所羁绊的一个人，我对自己的出身一点都不自卑。我真的有那么潇洒？其实，夜晚的月亮，将很多事实掩藏在黑暗之中。作为一个人，我即使已经谈不上什么自尊心的话，至少有那么一份虚荣心，我也渴望体面地活下去的，我总想给自己保留最后一点体面。于是在被人家耻笑、唾弃够了以后，我努力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也许是因为我太在乎了。
只记得，当我在农村插队的时候，看着一个一个人先后离开生产队，大家都在改变自己的命运时，我还留在村子里原地不动。周围的人没有因为我留在那里而赞美我，更没有人同情我；而是从中悟出我的“问题”。那是什么问题？谁都不用多说，已经看出我就像村子地主富农的子女一样糟糕。就这样，我在农村呆了整整九年。
彭柏山家人合影，彭小莲（右1）
看见大家都走完的时候，我连沮丧的愿望都不想有，我知道沮丧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只有认命，只有在太阳重新升起来的时候，努力地活下去。每天晚上，入睡的时候，我会给自己一个假设的成就感，那就是我终于又战胜了一天。最后，当集体户的人都走完的时候，我没有参与那些送行或者告别的队伍，我跑得远远的，我把自己置身于人群之外，赶了五里路，到大队部买煤油去了。我努力把自己处理得“随意”一些。
那时候起，我越来越感觉到命运是由不得自己把握的。家庭出身一栏里，我们填上的东西，就像是法院里的判决书，可以将人死死地钉在十字架上，没有改变的余地。于是，我必须跟自己说，宿命是一个善良的精神寄托！真的，靠着它，我度过了那些无奈的年代。它让我做了一件至今都感觉到非常好的事情，就是我从来没有对我的父母有过任何抱怨。尽管我根本不了解他们，父亲被打成胡风反革命分子的时候，我只有22个月。
从来没有一个人向我解释这里面的悬念，也没有人敢于去思考这个运动的真实目的，更没有人能够凭良心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我不对父母发问，我不怀疑他们，我坚定地跟随着宿命的意识往前走。
只是多少年以后，我才明白，这种命运的不合理也不是什么特别奇怪的现象，只要一个国家没有实现法治的时候，这种现象时时刻刻都会重演。即使在法国，在资产阶级革命那么早就发生的国家，当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们在雨果的《1793年》里，读到的是一群一群的贵族被送上断头台，而他们的子女和家属，谁也无法幸免降临到他们头上的苦难；当斯大林的“大清洗”开始的时候，同样的灾难落在这些“反革命”家属身上；后来，希特勒上台了，犹太人的后代干脆就直接和父母一起被送进了焚尸房。再到后来，到了“史无前例”的文革这么大规模的集体性的灾难落到我们身上，也就变得不足为奇了。
但是，让人无法解释的是，我们是处在和平时期，我们的灾难却延续了那么长的时间，是我们自己人在给我们同一个民族的人制造毁灭，你全无防范。突然，红色恐怖就降临了，有人走到你的面前，无理地让你低下头，不明确地暗示你，从此你就是被欺压被制裁的劣等人种类。现在重新理解那时候的处境，显现给我的是一份黑暗，而这份黑暗在消失以后，留给我们的是一份荒谬。就像贾植芳先生讲的故事，有那么一点滑稽，又觉得有那么一份可笑，但是，笑着笑着就觉得什么地方不对了，笑不出来了。于是，我们就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状态。
1980年代彭小莲与谢晋导演
表面上，这黑色幽默有那么一点不正经，但是不感觉到这些荒谬的时候，正经就会显得更加可笑。记得小时候，我没有朋友，特别是到了文革的时候，谁都不理睬我。因为我的“成分”好像不入“流”。地富反坏右的子女，觉得就是我的父母整治了他们，所以我吃苦是一种报应，他们与我的矛盾是水火不相容的；资本家的孩子认为，我是“土八路”的后代，不是他们阶级队伍能容纳的人；而干部子女也蔑视我，因为我父亲是1955年就出了问题，轮不上我是“走资派”的后代，级别太低！
就这样，我夹生在这些“黑五类子女”中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找不到朋友。等级如此森严，人人都被清楚地划分在三六九等不同的阶级，即便是“黑五类的子女”，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一如走进了地狱，当了死灵魂，依然需要重新划分。
我想，在昨天，这个糟糕的家庭出身没有给我带来幸福，在走过了二十多年的噩梦以后，我是属于幸运的那一类，我存活下来了，并且没有被彻底地毁灭。恐惧，一直在后面逼迫着我们这些可怜虫，让我拼命地去追赶明天，但是就是弄不清楚明天意味着什么，还会是什么样子，总有一种愚蠢的认识：明天会比今天好。实在是因为我们在常规里看不到希望，而伟大的“语录”只让我们的生活陷入更加地混乱和晦涩。我们不断地高呼着“万岁”，同时我们已经不相信这个世界了，我们偏离自己祖先的传统文化越来越远。
彭小莲与母亲
整个社会就这样被摧残了，传统文化被割裂了，然后就是社会的道德没有了。而我们这些人，在经历了长期的噩梦以后，心态被搞坏了。一个一个完整的个体被腐蚀，我们的自尊心丧失殆尽，对作为一个人的基本公民认识都不给予我们理解的权力，我们没有选择地降临到这个世界，我们没有选择地接受厄运的出现，我们更没有选择去改变自己的命运。这大概是我们“黑五类子女”最深的悲哀。
现在这个群体消失了，这是一个时代的进步。我们的生命不必再为少数“伟人”铺路，实际上作为铺路石的时间和作用已经是太久了。我们每一个个体的价值，丧失得也太多了。可是，丧失和伤害都不可怕，可怕的是在这之后，还有多少人可以重新站立起来？不仅是因为精神力量的问题，而是时间的问题，生命就在这“长期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被夺去，被毁灭。
过去了就意味着无法再找寻回来。只是希望这些惨重的代价，能够换取我们今天对社会的认识，让我们平等地活着，不要将社会等级划分明确，一旦人的头脑中有了等级思想，而以等级来思维的话，只会巩固社会中不平等的东西。我们作为独立的一个人的价值也会再一次丧失殆尽。
晚上的月亮该渐渐地落下去了。
【彭小莲（1953年~2019年），曾在江西插队9年。197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后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作品在国内外获得多项嘉奖，代表作品有《女人的故事》《上海纪事》《假装没感觉》《美丽上海》《上海伦巴》《我坚强的小船》《请你记住我》等，其中《上海纪事》曾获华表奖最佳故事片，《美丽上海》获第24届金鸡奖最佳导演。】
（本文摘自林贤治主编《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体记忆》，花城出版社201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