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做出了减排的纸上承诺，但各界对其如何达标的执行路线图却不无质疑。对此，观察人士说，中国的专制体制在减排推动上会比民主国家来得有效率。但能不能真正达标或履行减排的承诺，可以观察其全国碳交易市场未来的运作成效。他们说，一旦中国的碳价高过绿电成本，中国未来不仅会是全球最大的碳交易市场，其能源产业转向包括太阳能、风能等低碳再生能源的发展，也会出现支撑力道。
不过，部分环保人士也批评，中国在国内制定严格的减排目标，却透过“一带一路”的政策，提供其他国家开发燃煤电厂的资金，等于间接导致污染外包，破坏全球的气候效益。对此，他们呼吁，中国应积极带头鼓励其他国家加入“净零”俱乐部，扩大全球的减排成效。
中国污染外包？
绿色和平组织东亚区的全球气候政策顾问李硕以书面方式向美国之音表示：“北京应该开始限制其对海外煤炭(电厂)项目之资助……中国应在(2021年11月联合国召开的)第26届格拉斯气候峰会(COP26)前提出规划，这将有利于中国。”
中国为其他一带一路国家兴建中的煤电厂提供了四分之一的资金。据统计，这些容量总和达102GW(吉瓦)的煤电厂若兴建完成，将占全球煤电总容量的5%。另据“全球燃煤电厂追踪(Global Coal Plant Tracker)” 组织的统计，中国境内营运中的煤电总容量约达1,023GW，占全球煤电容量的一半。因此，为了达到减排的目标，外界普遍认为，中国应在2030年关闭至少五成的煤电厂，甚至在2040年前，关闭全部的煤电厂，才能达到2060年碳中和的净零目标。
台北大学自然资源和环境管理研究所授李坚明 (照片提供: 李坚明)
不过，全球碳污染排放量是以国别来计算，因此，台北大学自然资源和环境管理研究所教授李坚明说，这些一带一路国家未来煤电厂所排放的碳污染量，无法挂在中国帐上。但他也同意，既然全球现在力求碳中和的净零目标，中国应该带头检讨此类海外投资项目。
针对中国的减碳努力，李坚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早于2012年左右就启动了碳交易市场的试点计划，这是中国在减排上最重要的工具。据报载，经过北京、重庆、上海、天津、深圳、湖北、广东和福建等省市多年的试点评比后，中国现规划以上海为碳交易中心、并以湖北省为碳帐户的资料库中心，将于今(2021)年启动全国性的碳交易市场。
碳交易市场启动
李教授说，中国的碳价各地不一，但未来若由现行偏低的价格升至每吨50-60美元，就能发挥低碳经济的引导作用，再生绿能也才有机会在中国商业化。
李坚明说：“目前国际上的一个看法是说，如果真正要让这些减碳效率比较高的(绿能)技术要上来，大概(碳价)起码都要50块以上、到60块(美元)以上，才有可能让很具有潜力的这些减碳的(再生能源的)科技能够上来。我想，未来应该会往这个方向来趋近。”
据“中国能源报”去年底引述“2020年中国碳价调查报告”的报道显示，中国各界预期，2025年前，中国应可以建立一个成熟完善的碳市场。其中，电力行业会首先纳入交易的重点领域，随着碳市场总量控制涵盖范围的扩大，有可能再纳入水泥、钢铁、化工、电解铝等重点排放行业。该报告也预测，“在碳市场建立之初，全国碳排放权的交易价格预期约为49元人民币(7.4美元)/吨，到2030年碳价有望达到93元人民币(14美元)/吨，并于本世纪中叶超过167元人民币(25美元)/吨。”
李坚明说，中国这些重点产业每年所排放的温室气体约占其总排放量的四至五成，也就是说，如果中国碳交易市场的运作奏效，未来应可以总量控管约40亿吨的排放量。
据环保团体全球碳计划(Global Carbon Project)的统计，全球于2019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约总计364亿吨，其中以中国的102亿吨居首位，美国的53亿吨和印度的26亿吨分居第二、三位。中、美、印三大国的碳排放量分占全球的28%、15%和7%。
中国学者：减排目标符合现实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院院长林伯强 (照片提供: 林伯强)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院院长林伯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化石能源虽然都占中、美两国的能源消费结构约85%左右，但相较于美国用比较多的天然气，中国是相对高碳国家，民生用煤量大，再加上，经济还在增长，燃煤发电也不能停。由于煤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天然气多70％，因此，他说，中国比美国晚个十年、到2060年才实现碳中和，这是合理可行的。目前煤电的碳排放量还在配合经济增长，按中国政府之安排，“十四五”时期(2021-2025年)严控煤炭消费增长、“十五五”时期(2025-2030年)逐步减少，也就是说，要在2025年到顶后才能往下降，他说，这也是合乎中国的现实发展。
林伯强说，碳价的成本和绿能技术的进步会是左右中国未来减排成效的两大挑战。他认为，中国的碳交易市场会是最给力的减排工具，未来也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市场。若成功做起来，将可以拉高碳排放的成本，并带动未来绿能的竞争力和产业转向。
林伯强说：“碳交易(市场)如果真做起来的话，你(用碳)成本就加大了。碳交易是一个最有效的市场化手段。比如说，我(中国)现在从澳大利亚进口8,000万吨的煤，那么，为什么从澳大利亚进口煤呢？因为澳大利亚比山西运(到南方)便宜一点点，(但)那只是财务成本，如果加上碳交易成本，我可能就不买了。碳交易本身还会给化石能源的价格增加成本，那你化石能源成本提高了话，可再生能源成本相对就(有)竞争力了。”
林伯强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喊出减排目标后，未来有条件的地区、重点行业和企业会积极配合，个别一一达标后，全国才能达标。他也认为，甲烷、一氧化二氮和氟化气体等非二氧化碳的排放也会是2060年碳中和目标的其中一个环节。
至于在再生能源的建立上，林伯强认为，中国政府会带头投资基础建设，例如，针对储能或电动汽车的充电桩等加大对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不过，他说，民间资本市场和消费者也要发力，共同投资绿能或购买绿能，才能支持整个再生能源的体系。
他还说，碳排放是会转移的，因此，减排应被视为全球的共同利益，各国应该团结一致应对。他尤其呼吁中美两大国放弃对抗的思维，共同合作应对气候变迁的挑战。
美中合作减碳有谱？
绿色和平组织的李硕也呼吁，中美两国合作、共同找出可行的路径来实现减排目标。
位于台北的中央研究院环境变迁中心执行长许晃雄 (照片提供: 许晃雄)
不过，位于台北的中央研究院环境变迁中心执行长许晃雄认为，中美两国在设下减排目标后，应该会先各自努力达标，而且手段要很激进，才可能符合达标的时程。
他说，中国有共产国家极权的优势，政府既然立下了排减目标，各界应该就会朝该目标执行。他认为，北京所面临的社会反弹力道可能较小，虽然中国要从以煤炭为主转换为以干净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会面临较大的挑战。他说，相较之下，美国能源转换的基础较佳，但因为是民主国家，政府可能因民间的抗争，而阻碍到其气候达标的进展。
至于两国未来会不会合作，而且又有多少合作空间呢？他说，因为牵涉到两国在绿能科技和技术上的竞争，可能还有待观察。
许晃雄说：“能够合作多少? 这会不会牵涉到未来更多的技术问题？比如说，你有一些绿电的技术，或者说，美国发展出更好的(技术)，它愿不愿意给中国，因为这个可能会变成是一个未来的商业利益，所以，我觉得未来的路，怎么支持合作，可能还是要看啦。如果是中美关系变好，那是不是(两国)合作就会变好。如果(两国关系)也很紧张的话，这部分也只是大家先表现出诚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