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研究史上，2021年恐怕注定要成爲中共官方或明或暗地為文革翻案的一年載入歷史。其代表作，當然是中共領導習近平最近搞出來的《中國共產黨簡史》（下簡稱為《簡史》或習版《簡史》）[1]。據説：最近這本在北京已經發到街道里弄，人手一冊，作爲“習近平思想”的代表作掀起了一個全民學習的政治高潮。爲此，筆者深感寫這篇評判性的時評，有了一點防止謬種流傳以戕害大衆的迫切性了。
和中共所有的官方黨史一樣，習版《簡史》本質上不是真實的歷史，而是某種政黨宣傳而已。為突出中共一黨的所謂“貢獻”，編者在不少“敏感”的地方總是用種種謊言和欺騙性的筆法來掩蓋真相。這些筆法首先是一種對重要歷史事實的有意“省略”。比如、談中共的成立閉口不談它作爲蘇聯共產黨一個支部的事實，即回避蘇共和共產國際數以百萬計的大洋的金援和操控。再如、談抗日戰爭絕不提國民黨正面戰場抗擊了90%日軍的主導作用。這些筆法還常常是對歷史真相的蓄意混淆。比如、談朝鮮戰爭有意以“内戰”兩個字來混淆侵略者（金日成爲首的北朝鮮）和反侵略者（以美國爲首的聯合國軍）的重要界限。[2]再如，竟把毛澤東為爭當國際共運領袖而頭腦發熱地發動的總路綫和大躍進説成是“廣大人民群衆迫切要求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後狀況的普遍願望”，從而暗中地把餓死人的責任分攤給人民大衆。[3]然而，這些問題還并不足以使人驚訝，因爲它們廣汎地存在於以往的中共黨史的表述中。而習版《簡史》對這些謊言和錯誤的的堅持和擴展，只是表現了它和它所代表的中共新領導人的治史思想的不思進取、抱殘守缺而已。
令人真正大吃一驚的是：習版《簡史》公開地對文化大革命提出了和以往官方黨史完全不同的提法：不是有所進步而是大踏步地倒退。其要點在於或明或暗地推翻1981年由鄧小平主持的、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簡稱為《決議》或鄧版《決議》）中關於徹底否定文革的結論。當然，當我們把習版《簡史》和鄧版《決議》加以比較，以説明習近平為文革翻案的倒行逆施時，絕不是説鄧版《決議》對於文革的論述就是完美正確的了。恰恰相反，鄧版《決議》對文革的否定仍然是不徹底的。比如，鄧版《決議》對文革有一個著名的論述：“‘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4] 其中把文革的罪責從發動者毛澤東的身上推卸到所謂的“反革命集團”的對毛的“利用”上，就無法服衆，大有為毛開脫粉飾之嫌。衆所周知的是：所謂“四人幫反革命集團”并不是以毛澤東夫人江青爲首，其實是以毛澤東爲首：不是“四人幫”，而是“五人幫”。另一個所謂的“林彪反革命集團“也是同樣。這一集團的主要成員邱會作曾這樣駁斥了《決議》說他們利用了毛的謬見：
《決議》説毛主席被利用，説我們在利用他，根本沒那回事兒！……毛主席是非常剛毅、異常智慧、具有强烈個性的人，一生中只有他利用別人爲他和他的事業服務，哪有他被別人利用的道理？特別是毛主席後半生傾心投入的文化大革命，被他視爲評價他一生最大的兩件事之一（另一件是建立新中國），如果説他一直在“被利用中”，既不符合實際，也不令人信服。……推出“毛澤東被利用論”，會對歷史真相掩飾，不利於對文化大革命產生的教訓進行本質的研究和揭示，不利於總結經驗。[5]
平心而論，邱會作的反駁比《決議》更令人信服的多。但是，畢竟鄧版《決議》是文革剛結束后中共最官方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的）痛定思痛的標杆性的產物。我們把它和今天的習版《簡史》進行對比，就可以發見中共對文革官方認識的變化和倒退，并從中挖掘出它在以下几個方面為文革翻案的險惡用心來。
- 如何從歷史和比較的觀點來看待中共建政以來的政治和經濟上所謂的“寶貴經驗、理論準備、物質基礎”？
習版《簡史》把文革和中共建政以來的另外17年放在一起，得出了這樣的結論：
從新中國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是我們黨領導人民艱辛探索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道路的歷史時期。雖然經歷了嚴重挫折，但仍取得了獨創理論成果和巨大成果。……這些獨創性的理論成果和巨大成就，為在新的歷史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物質基礎。[6]
值得注意的是：在《決議》和以往的中共黨史中，因爲文化大革命是被徹底否定了的，它從來是和“新中國”成立以來到文革前夕的另外的十七年（1949-1966）分開論述的。而習版《簡史》把它們綁在一起，顯然認定文化大革命也為中國的社會主義提供了“獨創性的理論成果和巨大成就”，“寶貴經驗、理論準備、物質基礎”。然而，我們不妨來看一下，《決議》是怎麽寫的：
“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在我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内容和方法已经同过去根本不同。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7]
在上面的表述中，《決議》首先斷然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有任何理論上和政治上的“成就”。它沒有“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因而，《簡史》的“寶貴經驗、理論準備”完全是無稽之談。關於所謂“物質基礎”，即經濟上的一些成就，《決議》也沒有否定，但是它卻明確地指出：“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 《決議》的完整表述如下：
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8]
對比《簡史》和《決議》，前者顯然刪去了國民經濟“遭到巨大损失”的重要前提，卻用了將近一半的篇幅，片面地大談經濟上的“重大成就”，企圖衝淡和掩蓋文革的政治災難。説來有趣的是：鄧版《決議》似乎對於未來會有人掩蓋文革的惡果有所預測，對如何評價包括文革的“前三十年”的成就，它寫下了這樣的段落：
新中国建立的时间不长，我们取得的成就只是初步的。由于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这就使得我们没有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更大成就。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多更大的错误。[9]
很明顯，既然“没有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更大成就，”就很難談得上什麽習版《簡史》所謂的“偉大成就”和“巨大成果”了。
二、如何如實地、嚴肅地看待和評價文革、大躍進-大饑荒等政治運動及其惡果？毛澤東和執政黨是否要為數以百萬、千萬計的無辜受害者負責？能否可以用輕飄飄的“探索”兩字一筆帶過？
習版《簡史》在對待這些政治災難的態度是極不嚴肅的。例如，習近平上臺以前的黨史在談到1960年的“大躍進”造成的“大饑荒”時，還是部分地承認了歷史真實：
糧、油和蔬菜、副食品的極度缺乏，嚴重損害了人民群衆的健康和生命。許多地方城鄉居民出現了浮腫病，患肝炎和婦女病的人數也在增加。由於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積降低，死亡率顯著增高。据正式統計，1960年全國人口比上年減少1000萬。突出的如河南信陽地區，1960年有9個縣死亡率超過100%，為正常年份的好幾倍。……這是“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反右傾”鬥爭的嚴重後果，其沉痛的教訓應該認真總結和記取。[10]
遺憾的是：這些“沉痛的教訓”在習版《簡史》被完全地抹去了。關於“大躍進-大饑荒”的發生，《簡史》只有幾句諸如：“爲了儘快改變中國貧窮落後的面貌，黨力圖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中嶄新的局面……但違背了經濟建設必須遵循的客觀規律”等等。[11]很顯然，習版《簡史》用輕飄飄的“探索”兩個字虛無了“沉痛的教訓”。在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上，習版《簡史》走得更遠，它說：
發動“文化大革命”，主要考慮的是，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尋求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作爲一個執政的無產階級政黨領袖，毛澤東不斷觀察和思考新興的社會主義現實生活中的問題，極爲關注艱難締造的黨和人民政權的鞏固，高度警惕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為消除黨和政府中的腐敗和特權、官僚主義等現象，進行不斷探索和不懈鬥爭。但是，由於對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發展規律認識不清楚，由於“左”的錯誤在理論和實踐上的纍積發展，很多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思想沒有得到貫徹落實，最終釀成了内亂。[12]
既然毛澤東發動文革的主觀動機是爲了反對“黨和政府中的腐敗和特權、官僚主義等現象”，而且是“不斷探索和不懈鬥爭”，他當然就對這一“内亂”的後果不需要負任何責任了。在習版《簡史》處心積慮地為毛澤東的文革責任開脫時，我們在鄧版《決議》中可以看到對毛的責任一定程度上的承認和譴責，例如：
这十年【1957-1966】中的一切成就，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下取得的。这个期间工作中的错误，责任同样也在党中央的领导集体。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错误归咎于毛泽东同志个人。这个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
党在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这种现象是逐渐形成的，党中央对此也应负一定的责任。[13]
值得注意的是：鄧版《決議》大力批評了毛澤東的“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把它們作爲文化大革命發動的重要原因。這顯然是習近平所不願意看到的，因爲他的個人崇拜也已經搞得不遑讓于當年的毛澤東了！
三、如何正確對待文革的遺產？是把它作爲反面的沉痛教訓來吸取，還是有意混淆概念、把“教訓”混同於“寶貴經驗”來繼承？、爲什麽習近平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情有獨鍾？
一個顯而易見的遣詞造句的區別是：鄧版《決議》在談到文革等一系列政治災難時，用詞大都是“教訓”，而習版《簡史》則更喜歡用“經驗”。其實這兩個詞是有天差地別的。根據大陸《百度百科》的解釋，1）“教訓”是一個反義詞，“一般指当把事情做错了，结果是失败和痛苦，所以说得到了教训。 通常是通过切身体会才能得到。和经验相比，得到教训的代价常常更加昂贵，因此也更让人难忘。”2）“經驗”是一個褒義詞，是指“从生活中多次实践中得到的知识或技能”。[14] 很顯然，習版《簡史》是有意地進行哲學和邏輯上的混淆、并以“經驗”來代替“教訓”。
習版《簡史》和鄧版《決議》雖然都認爲中共建政到文革前“成就是主要的”，但對以往的一系列政治運動的錯誤，尤其是文革實踐和理論上的災難《決議》取承認的態度，並指出其中沒有可以歌頌的“經驗”和“理論”上的偉大成就。而習版《簡史》則利用概念的混淆，又有意把政治、理論和經濟發展混爲一談，企圖使讀者錯誤地得出甚至反右、大饑荒和文革這些政治災難也有“偉大成就”的錯覺，起到掩蓋歷史真相的作用。
那麽，習版《簡史》主要要把那些毛澤東的錯誤理論和實踐作爲執政的正面的“寶貴經驗”來繼承呢？我們在上面對《簡史》有意遺漏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批評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個人崇拜是習近平所最急需的。根據明鏡節目主持人陳小平博士的統計，在整本《簡史》裏，共提到的人名頻率是：毛澤東（230），習近平（211），鄧小平（136），江澤民（44），胡錦濤（26）。[15]習近平通過他的《簡史》，已經把他自己放到了僅次於毛澤東和高於鄧小平的重要地位。爲了要給個人專斷、個人崇拜等一系列毛澤東式領導作風正名，習版《簡史》還不惜閹割和篡改鄧小平的重要講話。習版《簡史》中有這樣一段話：
1980 年 8 月，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鄧小平在會上作《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他指出，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鄧小平強調，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不是要削弱黨的領導，渙散黨的紀律，而正是為了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堅持和加強黨的紀律。這個講話，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明確了基本的指導思想。[16]
粗粗一看，鄧小平的講話似乎主要是講的是“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堅持和加強黨的紀律”的問題。但把鄧小平講話的原文找來一讀，便會發覺原來鄧小平講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家長制現象，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鄧小平指出：“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就是在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口號下，不適當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權力集中於黨委，黨委的權力又往往集中於幾個書記，特別是集中於第一書記，什麼事都要第一書記掛帥、拍板。黨的一元化領導，往往因此而變成了個人領導。……對這個問題長期沒有足夠的認識，成為發生 ‘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原因，使我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現在再也不能不解決了。”鄧小平還指出：“從一九五八年批評反冒進、一九五九年‘反右傾’以來，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逐漸不正常，一言堂、個人決定重大問題、個人崇拜、個人凌駕於組織之上一類家長制現象，不斷滋長。林彪鼓吹‘頂峰’論，說毛主席的話是最高指示，這種說法在全黨全軍全國廣為流傳。……上級對下級不能頤指氣使，尤其不能讓下級辦違反黨章國法的事情；下級也不應當對上級阿諛奉承，無原則地服從、‘盡忠’。”最後，鄧小平還總結說：“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他雖然認識到這一點，但是由於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這個教訓是極其深刻的。”[17]爲什麽習版《簡史》要這樣明目張膽地篡改鄧小平著名的講話精神呢？一句話：投鼠忌器。習近平在今天所做的一切，正是鄧小平當年大力批判的！
最後，整本《簡史》共203頁，但是描述習近平的最後一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竟占了近60頁，有30%的篇幅。在“明確習近平總書記的核心地位”的通欄標題下，習版《簡史》寫了整整一頁吹捧習近平的諛辭、肉麻到不堪入目：
在治國理政新實踐中，習近平作為黨、國家和軍隊的最高領導人，展現出堅定信仰信念、鮮明人民立場、非凡政治智慧、頑強意志品質、強烈歷史擔當、高超政治藝術，贏得了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衷心擁護，受到了國際社會高度讚譽。習近平把握時代大趨勢，回答實踐新要求，順應人民新期待，提出一系列重大思想觀點，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黨的科學理論，為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實現新的奮鬥目標提供了基本遵循。在新的鬥爭實踐中，習近平事實上已經成為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習近平作爲黨、國家和軍隊的最高領導人，展現出堅定信仰信念、鮮明人民立場、非凡政治智慧、頑强意志品質、强烈歷史擔當、高超政治藝術，贏得了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衷心擁護受到了國際社會高度贊譽。……黨內外形成一種普遍共識和強烈呼聲，這就是：維護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必須明確和維護習近平在黨中央、全黨的核心地位。[18]
無疑，類似毛澤東的狂熱的個人崇拜回來了，文革也就不會很遙遠了。
四、如何從歷史和比較的觀點來看待文革和其他政治運動期間中國經濟上的一些成就？這些個別的、局部的“成就”是否“偉大”到超過了或可以抵消那些全局性的政治災難的惡果？
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鄧版《決議》已經指出：“這一切決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我們的事業會取得大得多的成就。” 但是這還遠遠不夠。
首先，什麽是衡量某一歷史時期科學或經濟上的“偉大成就”的主要標準？在我們看來，“人”的標準第一，即它主要應當表現在對人類生命生活的保護、尊重和改善。否則，我們就可能得出荒謬的結論，認爲希特勒時期的德國取得了科技和經濟上的最偉大的成就？！因爲我們知道德國法西斯利用了這些科技和經濟上的、尤其是軍事技術上的“偉大成就”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殺戮了成千上萬的無辜民衆的歷史真相，便不會爲他們一味評功擺好。同樣，大躍進-大饑荒導致了至少三千萬中國民衆被餓死；文化大革命導致了至少兩百多萬人的非正常死亡和三分之一的中國家庭被傷害，甚至在個別省份（如廣西）還發生了大規模的“人吃人”事件，難道我們還有任何理由去歌頌那些所謂的“偉大成就”嗎？難道我們可以允許以所謂的經濟上的“偉大成就”來衝淡和抹殺政治上的一系列巨大的、史無前例的人道災難嗎？
其次，任何一個黑暗的歷史時期，人類都在繼續繁衍生存。他們的勞動和求知的欲望便不會熄滅，也就一定會取得某些的科技和經濟成就。但是我們衡量這個歷史時期的的成就必須是動態的、相對的，用全面和比較方法的，而不是靜態的、絕對的。習版《簡史》在爲它歌頌文化大革命中的科學或經濟上的“偉大成就”在理由時說：“作爲政治運動的‘文化大革命’與‘文化大革命’歷史時期是有區別的”，這其實是一句等於沒有說的廢話。如同鄧版《決議》所言，文化大革命給中國帶來的浩劫是“全局性的、持續時間最長的”、還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損失”。這樣、任何靜止地歌頌這一時期的科技和經濟的“偉大成就”，不是無知，便是別有用心。關於這一點，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中指出：文革造成中國科技落後於世界先進水平“一、二十年”。[19]由中共中央直接審核批准出版的《“文化大革命”簡史》更指出：
經過10年“文化大革命”，我國國民經濟已經到了崩潰邊緣。如果按照正常年份百元投資的應增效益推算，10年間國民收入損失達5000億元。讓我們舉例説明這個數字所包含的内容。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到1979年，這整整30年中建設起來的全部國營企業（包括工業、農業、建築業、運輸和郵電、商業、城市公用事業）的固定資產原值為4892.5億元，這就是我國國營企業的全部家底。“文化大革命”10年損失的國民收入，相當於敗掉了全國億萬人民經過30年辛勤勞動而積纍起來的同樣一份家當。[20]
最後，我們必須强調指出：習版《簡史》所謂的經濟“成就”是個別的、局部的，而文革中因爲政治運動帶來給科技和經濟發展帶來的的混亂和災難才是全局性的。習近平上臺前的2011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是這樣描述文革結束前1976年的國民經濟現狀的：
1976年1月至5月，全國鋼欠產123萬噸，化肥、棉紗等其他主要工業也大量欠產，市場減少供應商品14億元，財政減收20億元。從全年看，鋼產量只完成2046萬噸，僅達到計劃數的79%，低於1971年的水平。這使從1974年到1976年連續3年計劃拿下2600萬噸鋼的指標，第三次落了空。全國公交、商業的企業虧損達113億元，糧食的虧損額達50億元，而當年的財政收入不過776.6億元。作爲國家重要工業基地的上海市，1976年的工業設備完好率只有60%左右；作爲國民經濟命脈的鐵路運輸則有10多條幹綫經常不通暢，1976年比計劃少運4600多萬噸物資。儘鄭州鐵路局一年就發生12起全局性大堵塞，使京廣綫處於半癱瘓狀態，全年少運煤炭1100萬噸，造成12個省市缺煤少電，相當一批工廠停工停產，影響擴及半個中國。農村情況也很嚴重。到1976年，過去一直提供商品糧較多的四川、黑龍江、吉林、廣東、江西等省，糧食產量大幅度下降，有的已調不出糧食。以“天府之國”著稱的產糧大省四川竟也要國家大量返銷糧。1976年全國人均糧食消費只有380·34斤，比1952年的395·34斤的水平還低。[21]
對照歷史的真實，習版《簡史》還有什麽理由用那些個別的、局部的所謂的科技和經濟上的“偉大成就”來抵消那些全局性的政治災難的惡果？
縱觀習版《簡史》，并通過它鄧版《決議》的詳細比較，我們不難看到編者釋放出了一個爲文革翻案得極其危險的信號。它首先蓄意混淆“教訓”和“經驗”的界限，在哲學上和邏輯上把文革的“沉痛教訓”暗度陳倉為“寶貴經驗”。它然後用“探索”“曲折”等模糊的和極不嚴肅的字眼來爲毛澤東和執政黨要負責的數以百萬、千萬計的大饑荒和文革的政治災難開脫。最後，它又利用文革時期個別和局部的所謂科技和經濟的“偉大成就”來冲淡和抵消全局性的政治災難和經濟損失。在整部習版《簡史》，編者最不想否定的是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個人獨斷等專制的領導作風。這其實正是習近平最近十年來身體力行之所在。當然，在明裏，習版《簡史》仍然承認文革是一場“内亂”。這又使習版《簡史》常常不自覺地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使人貽笑大方和不忍卒讀。
[1] 本書編寫組：《中國共產黨簡史》，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21年。
[2] 《中國共產黨簡史》，第61頁。
[3] 同上，第77頁。
[4] 載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數據庫，1966-1976》（網絡版），香港中文大學大學服務中國研究中心出版，2002-2021年。
[5] 程光：《心靈的對話—邱會作和兒子談文化大革命》，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3-5頁。
[6] 同注1，第84頁。
[7] 《中國文化大革命數據庫，1966-1976》（網絡版）。
[8] 同上。
[9] 同上。
[10]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第563頁。
[11] 同注1，第77頁。
[12] 同注1，第80頁。
[13] 同注4。
[14] 見《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99%E8%AE%AD/1355702；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9%BE%E5%BA%A6%E7%BB%8F%E9%AA%8C/4792405?fromtitle=%E7%BB%8F%E9%AA%8C&fromid=3690976
[15] 陳小平、宋永毅：“新版《中國共產黨簡史》：中共黨史還是習近平黨史？”（明鏡火拍）：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h9CGqT5c6U
[16] 同注1，第92-93頁。
[17] 載《鄧小平同志論黨風》（機密），收入《中國文化大革命數據庫，1966-1976》。
[18] 同注1，第151頁。
[1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73頁。
[20] 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簡史》（增訂新版），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第317頁。
[21]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第958頁。
本文為《光傳媒》2021年5月16日首發：https://ipkmedia.com/?p=72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