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學界以往對於中共鼓吹和支持各國共黨從事暴力革命的調查、研究可謂汗牛充棟，但是對於中共1980年代之中放棄對於暴力革命的鼓吹和支持卻為鮮有着墨，虎頭蛇尾，豈非咄咄怪事？筆者曾與香港「陽光衛視」董事長陳平先生談到，毛澤東追求的是一種虛名的文化帝國主義而非實利的經典帝國主義─「世界人民熱愛毛澤東思想，世界人民崇拜毛澤東導師」。如今，特別是特朗普敗選之后，中國朝野戰狼似生趁胜追击，更加著力追求地區霸權，與美國相抗衡之勢。它是否也是虛的呢？它是否也脫胎於中國古代朝貢體系的背后思維呢？
筆者耳邊似乎又響起了「東風吹，戰鼓擂，現在世界上誰怕誰？」
如欲於較大范圍稱霸，必得具有高人一等的思想旗幟。毛澤東革命戰爭取勝戰略實為蘇聯顧問設計的「西北威逼東南」，而非拾布哈林牙慧的「農村包圍城市」─城鄉富裕階層「跑紅」之后，周遭祇剩農地可供抽稅；解放軍二次內戰取勝戰略實為依附蘇聯人的「以炮克敵制勝」，然而毛澤東總結的「十大軍事原則」竟壓根兒沒有出現一個「炮」字。假作真時真亦假，結果「井岡山道路通天下」便於1960年代成了各國共黨武裝斗爭的陷阱。就連「暴力革命原則已不再普適於世」，也早就由恩格斯於逝世之前提出，并非中共改開之后思想解放所結碩果。這是用510億美元買來的失敗的教訓。以下我們從政治思想轉到自然科學。文學藝朮暫且不論，似乎好一些。
中華民族進入近代以來，從無像歐美各國那樣，持續洶湧澎拜地發生母型科學發現、母型技朮發明的噴涌。如今距離1840年的那場較量已經過了180年，三個甲子了啊，可是在這個事關華夏文明生死存亡的母型創新（Matrix Innovations）問題之上，我們仍如魯迅先生所說，反復證明自己：「除了一無所有還是一無所有。」模仿不是創新，模仿導致馮桂芬式「比而齊之，齊而上之」祇是個夢，持久模仿反而必然導致亡種。高速氣流泵體將上管末端的「工作氣流」，通過狹窄的噴管射進喉管，噴管外緣便會產生極大的負壓,吸動下管末端的水流，與工作氣流一道進入喉管，在這里碰撞混合，然后經擴散管增壓噴出空中。知識的厚積薄發就像工作氣流，但是它不必然帶出下管末端噴出水流亦即母型科技創新。相反，在很多情形下，母型科技創新才是「工作氣流」，由它帶出新的知識厚積薄發。諾貝爾獎得主錢永健說：「我不是中國人， 我是美國科學家。」他意識到了他具有了西方文明所特有的下述「轉換模」。惜乎無數國人專家學者、販夫走卒，遑論政府官員、企業老總，均為無可救藥地分辨不清啥是模仿啥是創新。例如5G，都以為是華為開天辟地首創，領先世界多年，任正非也在胡謅甚麽「華為標准」，殊不知它源出美國，華為要向高通繳納5%專利費用。近代歷史經驗表明，模仿也許可以壯膽一國爭霸，但是絕不可能造就一國稱霸;就像青銅武器國家絕對無法針對鋼鐵武器國家稱霸一樣。「卑賤者最聰明」、「科技規划優勢」、「集中力量攻關」、「越民族越世界」、「留學海歸救國」、「海出論文專利」、「厲害了我的國」、「新的四大發明」……你方唱罷我登場，持續施展欺騙。人種先天性缺乏母型創新性─「科學發現模」和「技朮發明模」，這是華夏文明的致命缺陷，尚望國中朝野黃粱夢醒，合力上下求索，找出解決辦法。如何造就產生大量各種科目天才，尤其是科技天才的土壤，纔是國家和社會的終極關懷，從而是如何令華夏文明自主或者混合延續的終極關懷。產生不了大量天才，一切「自信」都將淪為烏有。我們的一切經濟、政治、文化、教育改革，今后都應圍着這個題目轉。真的，儘管經濟總量已得大幅提昇，中華民族卻仍處在最危險的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