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百年在香港 地下党会否浮出水面？

（德国之声中文网）2021年7月1，香港回归24周年，特首林郑月娥“舍港取京”率团上京参加中共建党百年庆祝活动。而在香港街头，过百辆印上“贺建党百年，庆香港回归”宣传口号的巴士和电车穿梭闹市，香港各界庆典委员（庆委会）称这“代表了香港各界市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的真诚感谢”。 

这番景象，触动了香港人的神经。

尽管中共党庆和香港回归周年在同一天，但向来“一国两制”，两者不扯上关系，历任香港特首也从未缺席香港回归升旗仪式及酒会，今年史上首次打破惯例。

此前半个月，中联办丶驻港国安公署丶外交部驻港公署及解放军驻港部队四大中央驻港机构，在湾仔会展举办“中国共产党与一国两制”主题论坛，特区政府为“特邀主办机构”。这是香港官方第一次以“中共”为题举办活动，特首林郑月娥致辞时公开说“在党的领导下”，更是首次有香港官员公开说出这几个字。

香港有多少党员？

中共长期在香港活跃是公开的秘密，但“中国共产党”这五个字，始终在香港讳莫如深，官方从不正式承认党的存在，香港人要如何入党也非常神秘。

陆恭蕙在《地下阵线：中共在香港的历史》引述一些香港党员说法指，过去他们入党时会被带到广州办理手续，申请人要提供详细的背景资料，党员的档案被保存在广州小北花园 的一栋两层楼房里，香港共产党在那里有一个办公室。

前中共中央委员丶前港澳工委书记兼香港新华分社社长许家屯曾透露，香港在80年代中期已有约6,000名党员，一半为香港本地人，一半来自内地。《地下阵线》引述澳洲国立大学教授Yin Quin估计，1997年香港最多有2.8万中共党员，另有资料显示1983年至1997年，约有8.3万名大陆官员更改姓名或以假身份进入香港，组成一个叫第五纵队（Fifth Column）的特别任务机构。熟悉中共运作丶曾任《文汇报》记者的资深传媒人程翔，2012年则推算香港地下党约有40万人，占香港人口5%，而且这个数字“只有低估，不会高估”。

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这是中共对“白区”地下党的“十六字方针”。时至今天，香港大部分党员仍然潜伏地下，只有少数人公开了党丶团员的身分，包括罗孚丶金尧如丶司徒华丶柯其毅丶宋树材夫妇丶刘文成丶梁慕娴等。前特首梁振英丶前立法会主席曾钰成都被认为是党员，但他们始终没有承认。

1974年移居加拿大并决意脱离共产党的梁慕娴，在2012年出版《我与香港地下党》，“我要告诉香港市民：香港有个地下党，它不只存在于中资机构丶工会丶红校，而是藉着反英抗暴大量地发展到大专院校及其他各种机构，我要告诉香港人，由于地下党的继续存在，香港没有真正的一国两制，高度自治，那是一场大骗局，我们不再受骗了。”

中共在香港的地下党可追溯到一百年前。1921年中共在上海创党，建党初期已利用当时由英国统治的香港去保存丶发展和壮大自己。譬如1922年苏兆征和邓中夏（林伟民）等人在国民政府支持下发起香港海员大罢工，两人在工运后加入中共。1925年，中共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省港大罢工，期间招揽工人入党。

1927年4月国民党展开“清党”运动，大量逮捕丶杀害中共党员，使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中共广东区委随即迁往香港，在港成立第一届中共广东省委，香港成为华南地区的指挥中心，也是中共党组织和干部的避难所。1927年周恩来同南昌起义军主力部队失散后病重，曾从广东陆丰搭船到香港，在九龙油麻地广东道住所养病，并参加当时在港的中共广东省委会议，研究广州起义。1929年和1930年，邓小平先后两次途经香港开会，了解广西党组织工作的情况。聂荣臻丶叶剑英等多人都曾在香港避难。

卖茶叶的“八办”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共合作抗日，中共的西北红军接受国民政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当时沿海诸港口相继被日军封锁，英国政府对中日战争持中立态度，中共就把香港变为抗战及华南游击队的后勤基地，派遣廖承志和潘汉年赴港设立“八路军丶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八办），三大任务包括：海外宣传中共及八路军主张丶在海外征集物资支援抗日丶搜集国际情报。八办设在皇后大道中18号，即如今新世界大厦所在地，前门招牌是“粤华行”，以售卖茶叶作掩饰，后铺是办公室，这个地下办事处当时得到港英政府默许。

廖承志主要负责统战工作，他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和何香凝夫妇的长子，精通多国语言，早年加入国民党，后投靠中共。廖承志与宋庆龄合作在香港成立“保卫中国同盟”，向世界各地宣传中共的抗日情况。他又在1941年4月开办《华商报》，周恩来为该报定调“不用共产党出面，不要办得太红，灰些”，创刊号邀请香港首富何东爵士题写“唤醒侨胞”四个大字，增加工商界色彩，初期销量约5500份，后来达到过万份。根据美国中情局（CIA）解密文件，《华商报》是香港共产党组织开会的场所，也是中共在港电台的设立处。

与此同时，潘汉年负责情报工作，建立秘密情报网络，香港市委再次发展党员与工会组织。香港市委书记吴有恒1941年2月撰写的工作报告指出，截至1939年1月，中共在港党员631人，旗下组织领导工人群众超过2万人。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香港。八办依照周恩来的指示，组织中共香港地下党展开营救行动，助数百名滞留在港的亲共文化界人士撤离到大后方，包括宋庆龄丶何香凝丶梁漱溟丶茅盾丶乔冠华等，驻港八办也撤出香港。

1945年日军投降，港英政府重据香港。在紧接的国共内战中，双方的斗争在香港这块英国殖民地上演。广东区委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重新在香港铺开全面的统战网络，首先是新闻传播据点，包括1945年11月成立《正报》，1946年《华商报》复刊并由战前的晚报改为日报，1947年1月原在上海出版的《群众周刊》迁到香港，1948年《文汇报》在香港创刊。中共由在1946年开始在港办学，创立香岛丶汉华丶培侨丶劳工子弟学校和香港达德学院等。中共又在香港组织工会，香港工会联合会（工联会）就是在1948成立。

中共在香港渐渐编织出庞大的网络，中资机构员工会送子女到爱国学校读书，爱国学校毕业生会被安排到中资机构工作，无论是学校还是中资机构里都只有亲中共的报章和出版物，形成一个自足自维的循环系统。

时任港督葛量洪在绝密电文《1948年上班年年度报告》中描述，中共的宣传机构和组织，遍布了香港的通讯社丶书店丶劳工组织丶社会福利机构等，这些组织都是中共南方局属下。港英又在搜查全港共产组织的行动中，发现部分商业机构也在新华社的控制之下，是内地解放区经费的供给来源。港英政府开始加紧抑制共产党的活动，并在1949年2月以“维护公众利益”为由，取消香港达德学院的注册。

“两块牌子”的新华社

1949年10月，中共夺取大陆政权，但解放军抵达广东后，毛泽东丶周恩来下令不得越过罗湖口岸进入香港。中共当时已对香港有战略性考虑，要“长期打算，充分利用”，不急于收回香港。毛泽东1949年2月在西柏坡会见苏联政府代表团时曾说：“急于解决香港丶澳门的问题没有多大意义。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丶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

随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中国封锁禁运，中共更倚赖香港作为窗口，周恩来1957年在上海对工商界的座谈会上说：“现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胜利了，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
中共在香港的组织保持低调，位于香港岛跑马地的新华社香港分社表面上是新闻通讯社，实质上是香港澳门地区工作委员会（港澳工委），这是中共惯用的“一套班子，两块牌子”手法。曾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许家屯在回忆录说：“我的职务，对外名义上是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社长，实际上港澳工委书记才是 ‘正业’，是中国政府驻香港的总管。”

英国很清楚新华社的本质，1949港英政府为《社团条例》立法，很大程度就是针对新华社。《社团条例》规定，任何有组织团体必须向社团注册处登记在案，仅慈善宗敎丶慈善丶社交或康乐等事业为惟一功能的团体方获豁免，同时明确规定可拒绝批准香港境外的政治组织丶分支机构及与其联系之组织注册。

香港前途研究计划翻查解密档案发现，时任港督葛量洪在内部电报称，一旦《社团条例》通过，港英可以关闭新华社香港分社，因为是“外国政治团体的宣传机关”（publicity organ of foreign political party）。

同期，港英政府在中共在港物业搜出左派的秘密笔记，题为《认清社团条例的本质》，研判《社团条例》通过后压迫将会增加，日后要巧妙斗争，比如用尽一切公开和合法的方法争取注册社团，并要走进群众，“教育群众认清帝国主义政权的反动本质，消灭他们对帝国主义政权的幻想”，同时强化秘密工作，在群众工作与内部组织工作中严格划清界线，以防国民党及英帝政权渗透。

五六十年代冷战氛围和两岸对立下，亲中共的称为“左派”，亲国民党的称为“右派”，两派在港进行公开或秘密的政治活动。左派基于意识形态，尝试团结劳工阶层，批判资本主义及殖民制度，与港英政府对着干，因此香港社会当时是左派丶右派丶港英三方的角力场。

中共港澳工委下设多个战线，如工运战线丶教育战线丶工商战线丶新闻战线丶教育战线等，每一个战线又分“红线”和“灰线”，红线打正旗号由中共地下党建立和领导，灰线则是隐敝的组织，表面与中共无关丶实由中共操控。

地下党员梁慕娴2018年在《明报月刊》撰文透露，学生战的灰线组织有“学友中西舞蹈研究社”（学友社）和《青年乐园》，以非左派丶来自官津补私（官立丶津贴丶补助和私立学校）的学生为对象，团结教育他们爱国爱党。学友社利用舞蹈丶戏剧丶音乐等艺术吸引学生，《青年乐园》则利用文艺写作，目的都是为了发展香港学生成为党员干部，并鼓励学生在自己的校内成立秘密读书会。

“白蚁政策”

港澳工委统一领导，梁慕娴在《我与香港地下党》忆述灰线的运作，她1955年入读左派学校香岛中学，受到爱国热潮薰陶，在地下党员关曼瑶老师的带引下加入共青团，1956年奉老师之命参加 学友社，要跟来自非左派学校（外校）的学生广交朋友，经常组织旅行丶茶会丶家访等活动。她自1962年至1974年担任学友社主席。

梁慕娴记得关曼瑶曾表示，“之所以取学友中西舞蹈研究社这样一个怪怪的名字，完全是为了减少政府对它的敏感度，以便于注册”，又指学友社是党的外围组织，内里有党团员在领导着，“以不挂五星红旗的非政治性文艺学生团体面目而活动，继续团结外校学生”。

学友社举办各项兴趣组，如舞蹈组丶戏剧组丶合唱团和补习班等，表面上没有政治色彩，但梁慕娴指每个活动组均由若干地下党员主持及策划，过程中物色合适的对象发展成为党丶团员。基于政治背景，当时左派学校出身的人一般不会获港英政府雇用，学友社会员很多是来自“外校”丶就读英文中学的名校精英，可轻易地考进香港大学或中文大学，继而进入政府部门任职。

梁慕娴在书中引述学友社文艺组地下党员宋树材指，自己一共发展了15名地下党员，曾组成一个六人特别党组，专门计划渗透民主派“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教协），六人中包括后来当上教协副会长的罗平和赵善炬。

同一时间，《青年乐园》系统出身的有吴康民丶曾钰成丶曾德成丶梁锦松丶陈坤耀丶黄玉山丶陈毓祥丶李国强等，现在都是政商高官或文化界名人。

这种方式是中共高层口中的“白蚁政策”，1966年5月4日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港澳组副组长吴荻舟的绝密文件《对港澳工人五一观光团谈话记录》披露，中共“中央同志”称香港地下党员“要像白蚁一样做工作，一声不响，把整个屋子咬烂”丶“做到了这样，便是功夫下到了底。要如此，就要活学活用毛主席的思想”。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蔓延至港澳。周恩来虽然通过负责港澳事务的廖承志传送指示到香港，下令勿将文革扩大到香港，否则会破坏中共在港的长期部署，但文革冲击了中国外交事务，外事办公室（外办）失去控制权，文革小组进驻外交部。

澳门同年因为一宗修校舍纠纷引发死伤骚乱，被称为“一二·三事件”，因广东省政府出面交涉，迫使澳葡当局投降，并清除了境内国民党势力，左派从此全面掌控澳门。这件事鼓舞了香港左派阵营，多次派人到澳门取经，他们认为斗争成功就可以制造既定事实，迫使中央出兵收回香港。

1967年上半年，香港工潮四起，4月九龙新蒲岗人造花厂劳资纠纷，以工联会为首的左派工会丶左派报章积极介入，并提升至“反英抗暴”的民族斗争。当时港英政府实行强权专制统治，官商贪腐，警权过大，劳动条件恶劣，民不聊生，香港市民大都同情工人。

随着局势失控，港英政府宣布宵禁，港共随即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斗委会），时任工联会理事长杨光担任主任委员。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梁威林则在背后操作统一战线，动员左派群众到港督府外手持《毛语录》丶贴大字报示威，又发动左派工会丶学校丶在港中资机构等罢工罢课罢市，北京以中国全国总工会名义拨款2000万港元，支持这一场港版文化大革命。

根据张家伟的《六七暴动：香港战后历史的分水岭》，1967年5月至8月内，《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两篇社论和八篇评论文章，支持香港左派的反英斗争，中国外交部更数度向港英提出抗议，使港共以为得到北京全力支持。

但周恩来曾批评港共“迫中央上马”，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的梁上苑忆述，周曾严令制止解放军越过深圳河，国内也没有提供任何武器军火，舆论也从不宣传收回香港，“表明不是北京方面发动反英抗暴，而是新华社所发动，新华社同时扮演了指挥的角色”。当年是斗委会成员的吴康民也在2015年撰文指，其时文革气氛激烈，“香港的北京派出机构新华社领导人，既为表功响应中央号召，又为了自保”而煽动香港的风暴，斗委会也是新华社一手包办和指挥。

《香港01》引述城市大学教授叶健民和香港前途研究计划成员提供的解密文件，港英和英国政府研判暴动由工联会和新华社组织，但所有行动都征得中央人民政府同意，“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武器就是学生，这些被左校灌输的学生，充满青春的热情，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左派学校组织学生游行至港督府，令警察陷入极度困难，无论是战术上，还是人道主义立场上”。

1967年不同学校的读书会转为斗委会，称为单位。中大崇基神学院教授邢福增曾发布〈动荡时代的挑战：“六七暴动”与香港基督教〉，根据1967年《大公报》报导，整理出约有50多所教会学校学生成立斗委会或战斗队，包括传统名校圣士提反女子中学丶圣保罗男女学校丶华仁书院丶培道女子中学丶英华女校丶基协实用中学等。若加上非教会学校如皇仁书院丶英皇书院丶庇理罗士女子中学等，全港或有近百个斗委会。

港共的斗争越趋暴力，参与者到处纵火和“放真假菠萝（炸弹）”，在报刊上列举暗杀名单，《明报》社长查良镛（金庸）因榜上有名赴新加坡暂避，商业电台主持人林彬则因为反共言论遭左派伏击烧死，北角清华街一对7岁和2岁的姐弟被装成礼物的土炸弹炸死。暴动共造成51人死亡，包括11名殉职警员，830多人受伤，期间共发现9000多个真假炸弹，香港股市跌到了历史最低的58.61点，不少人变卖财产离开，引发香港第一波移民潮。

当时的香港人大部分是由大陆逃避政治动乱的难民，希望避开战祸丶安定生活，对左派的武斗渐生反感，民意一面倒向港英。周恩来下令港共停止“错误斗争”，历时8个月的斗争以失败告终，港英界定为六七暴动。

暴动中有5000多人被捕，超过2000人入狱，包括300多名未满21岁的少年政治犯，他们留有刑事案底，失学失业，前途尽毁。其中民政事务局前局长曾德成当年在传统名校圣保罗书院读书，他在校内派发共产主义及反殖民传单被捕，判囚两年。他是民建联创党主席曾钰成的弟弟，他们的胞妹曾励予当时就读庇理罗士女子中学，也因为参与暴动被判监1个月。他们一家被视为根正苗红的左派，曾钰成2015年曾透露六七暴动对其家庭影响很大，父母深受打击，终日以泪洗脸。

暴动后，港共组织几乎溃不成军，也破坏了中共在港的“白蚁政策”。《六七暴动：香港战后历史的分水岭》引述一名曾听取周恩来内部讲话的知情者指，周恩来批评港澳工委发动暴乱犯了路线错误，将地下组织暴露了百分之九十，造成很大的损失。北京全盘否定这次事件，认为是笔“糊涂帐”香港左派高层也不愿重提，左派群众变相被“用完即弃”，有口难言。《六七暴动：香港战后历史的分水岭》纪录了六七期间担任各界斗委会委员丶曾被关押在摩星岭集中营的蔡渭衡的说法：“当年不堪港英殖民统治而起来支援斗争的广大爱国同胞都变成‘左仔’，默默地成了这场灾难的代罪羔羊。”

这场斗争不仅没有赢得社会对共产党的支持，还确立了港人的“恐左”情绪，更意外地促使本土意识萌芽。许崇德2018年在《二十一世纪双月刊》发表的论文指，当时《大公报》丶《文汇报》等左派报章诉诸民族大义作文宣，港英则举列出“香港人”的价值观和特质，强调市民是“本港的中国人”，异于内地“中国人”。非左派报章跟随港英论调，并用通俗的广东话用语报导专题文章，比左派的文革腔亲切得多，民心最终归向港英，当时属非左派报章《星岛日报》的总编辑郑郁郎就指：“人民对‘港英’并无好感，但是在目前情势之下，不支持‘港英 ’，支持谁。这有如坐上了汽车，一定要支持司机，‘港英’就是司机，港人只好支持他。”

六七十年代驻港的英国记者Richard Hughes也指：“六七骚乱失败不是因为香港的年轻一代较喜欢英国人，而是他们比较不喜欢共产党而已。”港英政府吸取暴动教训，开始正视民间诉求，加上英国左翼政党工党在1974年上场，对劳工丶社会福利等议题更敏感，港英政府在港督麦理浩管治期间大刀阔斧推行改革，包括成立廉政公署丶改善劳工权益丶开拓新市镇及兴建公营房屋丶实行九年免费教育丶建立公营医疗系统等，英资企业也取消歧视华人的政策。在新的社会环境下，香港自此进入黄金年代，港英政府也更有管治正当性。

左派在暴动后一蹶不振，慢慢调整路线，改为渗透大专界和学生运动。在1968年的“争取中文成为法定语言运动”（中文运动）和1971年的“保卫钓鱼台运动”（保钓运动），左派都争取学运的领导地位，并把学生中的民族主义转移往认识新中国的方向。

学运人士称他们为“国粹派”，不是指他们是弘扬传统国粹的文化保守派，而是戏称他们是凡中共路线必跟丶缺乏独立思考的一群。他们组织严密，实行中共群众运动的方法，在不同组织据点渗透发展，以“认中关社”（认识中国丶关心社会）为口号，经常举办“中国周”，并组织同学透过地下安排的回国参观访问团参观革命圣地，直接与内地青年工作单位和党团部门交流学习。国粹派势力一时无两，学生会丶学生报都由他们主政，每个学会都有他们的成员，被形容为“江山一片红”。

当时正值文革如火如荼，国粹派学生其实就是“毛派”，拥护中共政权，歌颂毛泽东，对文革宣传深信不疑，也被七十年代初红色中国的国际地位突然冒升所吸引。在学界与之抗衡的是“社会派”，该派学生也有左翼丶反殖丶民族意识的思想，但不满国粹派盲目爱国拥共，且更关心香港本土的社会议题。1976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倒台，文革被彻底否定，形成思想真空，国粹派顿失方向，社会派成为主流。

国粹派精英是中共积极吸纳对象，不少人在文革结束后政治理想破灭，变得犬儒，不再参与社运，反而高举爱国主义和改革开放，投身政商界，成为建制派，继而进入统治集团中间。最有名的是港大国粹派代表人物梁锦松，他主修经济学，曾到井冈山考察，熟读《毛选》丶《矛盾论》和《实践论》，大二被前特首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亲自挑选到“海上学府”游学一年，毕业后在商界发展，九七后在董建华政府担任行政会议成员及财政司长。

同样是港大的国粹派的锺瑞明，传于当时被吸收入党，他九七前后加入为港府成立的土地发展公司总经理丶从事旧区重建，曾任民建联总干事及多届全国政协，其妻子崔绮云1972年当上港大学生报《学苑》的总编辑，被指令《学苑》几乎沦为中共的宣传报，她毕业后加入新华社香港分社，官至文教部副部长。周安桥则赴上海搞房地产成为上海大亨，刘乃强成为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及全国政协委员，冯兆波丶麦华章丶石镜泉三人创立《经济日报》，蔡素玉曾当上立法会议员，另外还有文化评论人洪清田丶传媒人程翔等等。

林郑否认入党

值得留意的是，现任特首林郑月娥也受国粹派“认中关社”影响，她七十年代末在港大主修社会系，组织不少扶贫丶探访等社会活动和调查，又参加过“金禧事件”丶油麻地艇户事件丶牛池湾小贩争议等社会运动，并于1979年担任港大学生会清华大学交流团副团长，曾与接待的清华大学社科院领导丶党务书记袁永熙合照。

同届的民主党前主席李永达向传媒透露，当时的团长丶学生会会长文海亮“只是挂名，大多数工作都是林郑负责”。2019年网上盛传林郑于1998年秘密入党，又指她信仰天主教是作为掩饰，林郑对此否认。

而及至八十年代中英谈判，此前深藏不露的地下党员忽然冒出。经典例子之一是毛钧年，他五十年代参加学友社，1961年起在中学任教中文科，在基本法起草之时，这位政治素人突然出任基本法谘询委员会秘书长，其后更升为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1988年毛钧年被揭发有中共党员身份，被迫辞去基本法谘委会秘书长一职，当时毛指定要梁振英接任，令梁振英在政途崭露头角。

随着九七主权移交之日渐近，中共内部开始讨论是否要公开地下党。前新华社社长许家屯在《九十年代》1997年5月号中提到，共产党和港澳工委“从香港法律来讲是非法组织。为甚麽能存在？因为背后有强大祖国在那儿。港英没有办法。收回主权后，由于共产党在大陆不仅是公开的，而且是执政党，那麽共产党在中国主权之下的香港，若还是地下的丶非法的，这怎麽说得过去？当时我考虑的办法，不外是撤销，或者变形，或者公开。”

北京曾于1995丶96年派约十名调查人员来港，研究回归后应否将新华社香港分社撤走。曾在《文滙报》任职的程翔当时被邀请提供意见，他2017年对《信报月刊》透露，调查组最初定论是撤走新华社，但新华社对调研人员进行大量游说工作，最终向中央上报相反结论，他们提出保留新华社的五大理由：一丶新华社能于本港的选举中进行群众工作，保证结果有利中方；二丶台湾仍未回归，新华社在港可对台展开统战及宣传工作；三丶随着内地公司来港，新华社可就地管理中资机构；四丶回归后新华社可协助两地进行接触；五丶英国及西方残馀势力于回归后仍未消除，需要新华社留港监察。

北京遂保留新华社，1999年正名为中联办，总部由跑马地搬到西环，而新闻业务则由新华社总社在港成立“新华通讯社香港特别行政区分社有限公司”来承担。港澳工委始终没有走出台面，从隐身于新华社转而隐身于中联办。

《基本法》第22条规定，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丶各省丶自治区丶直辖市均不得干预香港事务；如需在香港设立机构，须征得特区政府同意并经中央政府批准；在港设立的一切机构及人员均须遵守香港法律。回归初期，中联办尽量谨守第22条，从不公开评论香港事务，以免有干预香港内政丶破坏一国两制之嫌。

但2003年七一50万人上街反对23条立法后，北京得出“人心未回归”的结论，开始收紧对港控制，2008年时任中联办研究部部长曹二宝发表“两支管治队伍”论，指要建立“中央丶内地从事香港工作的干部队伍”，更是揭开了中联办在香港公开运作的序幕，往后数年不时公开约见民主派和本地传媒讨论政改方案丶评论香港内部事务。

2012年梁振英获中联办撑腰夺得特首宝座，正式开启“西环治港”时代，梁当选翌日随即拜访中联办，他在任期5年间行政立法关系紧张，依赖中联办向立法会议员拉票。及至2017年林郑月娥竞选特首，中联办从“无形之手”变成“有形之手”，选举前中联办官员会与选委会成员在深圳密会商讨选举结果，连建制派内部也表示不满。其时，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十九大确立“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在这个大背景下，2018年1月时任中联办主任王志民露骨地说“中环丶西环行埋一齐”是他与林郑的共同心声。中环和西环分别是港府和中联办的所在地，“行埋”在广东话一语双关，指结伴而行或发生亲密关系。

中联办规模近年不断在港购入物业并扩大规模，曾出现“一正九副”的庞大编制，目前为“一正七副”，下设20多个部门，囊括社会每一个领域，例如有经济部丶协调部（旧称统战部）丶教育科技部丶青年工作部丶机关工作部丶法律部丶保安部丶警务联络部丶社会工作部丶台湾事务部等，其中宣传文体部控制旗下三份左报《文汇报》丶《大公报》丶《商报》，以及三个在港有垄断地位的出版社三联丶中华和商务出版社。渐渐地，香港几乎事无大小，小至中学的毕业典礼，都可以看到中联办官员的身影。

2019年港府因修订《逃犯条例》引爆反送中运动，2020年初，被指是“习家军”的夏宝龙和骆惠宁取代张晓明和王志民执掌“两办”（港澳办丶中联办），又传出中联办“海啸式”大换血，480人当中换走一半，新成员都是从未来港丶不懂广东话的年青面孔。

换人后，两办在4月破天荒发稿评论立法会等香港内部事务，中联办其后发文“自行释法”称两办不是《基本法》第22条所指一般意义上的“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可对港“行使监督权”。港府随后三度发稿，内容前后矛盾，经修正后完全遵照中方口径。

与此同时，来自内地的“新香港人”突然宣布成立“紫荆党”，三名创党人陈健文丶李山丶黄秋智都兼任政协丶人大等职，声言要吸纳25万会员，人数为在港经营30年的亲共政党民建联的六倍。

有评论指这代表中共在香港实行“改土归流”，铲除过去数十年控制香港的“土共”及建制派势力，改派在内地长大的党员接任。

出身左派的资深媒体人程翔则撰文解读，紫荆党是中共在港的“群众组织”，是为全面接管香港的政权机构（行政丶立法丶司法丶区议会）和非政权机构（大量的法定团体丶马会丶大学的校委会等等）作好准备。他指在中共历史上，“解放”大城市前必会事先在该市建立大量亲共“群众组织”，以便配合解放军的进军步伐，这是中共“城市工作委员会”（城工委）的任务，紫荆党的成立很可能就是这些内应力量。他估算香港地下党员达40万人，若中共贯彻“公开的与隐蔽的双结合”策略，让部分党员身分公开，把25万人划入紫荆党并非不可能。

那是否代表党将会在香港全面落地？时事评论员刘锐绍表示，中共奉行“为今我所用”原则，香港在中共眼中仍然是“白区”，地下党员浮上水面公开身分对北京并无好处，估计他们将继续在各界进行秘密工作，“就好像你不会知道谁是CIA探员，或者MI5丶MI6”。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2021年中共建党百周年，同时是香港回归24周年丶香港《国安法》实施一周年，是中共在香港的转捩点。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指，“中共在香港没有明显存在感”的情况将会改变，由中共“自己介绍自己”，不用再假手于人，“过去中共不在香港公开活动的承诺，今天在‘新形势’下已经不合时宜”。被指是中共地下党员的前特首梁振英接受深圳衞视专访时，虽然再三否认是党员，但强调“中国共产党员”这六个字是完全可以在香港大胆说出来。

如何在香港宣传中共，甚至成为立法会内的讨论项目。多名建制派议员在7月7日在会上建议，保育香港与中共相关的史料和建筑物，设立中共展览馆，并在教育及公务员培训中加入“宣传共产党伟大历史”。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衞回应时直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亦不会有有香港回归祖国，所以我完全同意未来公民及学校教育都要加强工作”。

可以预期，香港未来不只实施国民教育，还会公开进行党的教育，全面灌输党的意识形态。经历百年地下渗透工作，香港在北京眼中可能仍是“白区”，但也距离“红区”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