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载，1965年9月，毛泽东力推彭德怀“出山”，任“大三线”副总指挥。先由彭真在大会堂与彭德怀谈，被彭德怀拒绝。9月23日清晨，毛泽东又亲自打电话约见。
与以往大为不同的是，毛显得格外诚恳，说了很多好话。例如：“可不能庐山一分手到底哟！”“也许真理在你那一边，也许对你的批评过了头，或者说是错了… …”最后，毛泽东当着后来赶到的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的面，信誓旦旦地说：“彭德怀同志去西南区，这是党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衷心诚意的。”
然而，一个多月后，上海《文汇报》就刊登了姚文元那篇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打响了毛发动文革的第一枪。毛与彭谈话的3个月后，又当着陈伯达等人的面，说出了那句：“《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一年后，自称是毛的“一条狗”、毛“叫咬谁就咬谁”的江青则用激将法，鼓动北京的造反派头子到成都把彭德怀揪回北京批斗、摧残，相信这也是毛泽东的意思。
那么，问题来了：文革发动前夕的1965年9月，毛泽东为什么要力推彭德怀“出山”，到大西南工作？毛是否真如其所言，“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衷心诚意的”？如果是，为何在3个月后就有了明显变化？更是在一年之后，又让造反派出面把彭“揪”了回来？还听任造反派肆无忌惮地摧残彭的身体，置之死地？如果不是“衷心诚意”，毛为什么要说假话？他的幕后动机是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
以上这些问题，莫说官方钦定的文革史，即是民间甚至国外有关文革史中也鲜见有提出和分析。为了弄清这个问题，窃以为必须从文革的酝酿到发动这个大的历史框架入手。
1. 饿死数千万人的罪恶需要掩盖。毛亲自发动“大跃进”，造成数千万百姓饿死。对毛来说，这个古今中外、亘古未有的罪恶必须掩盖。如果党内同仁、尤其是接班人刘少奇能够担当此重任，毛原本就无需发动文革。但，从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开始，毛清醒地认识到：刘少奇不但不能担当此重任，反而极有可能像赫鲁晓夫那样，会在斯大林死后做“秘密报告”。果真如此，毛的一世英名将毁于一旦。
2. 确定了“倒刘”目标后，怎么“倒”、用什么方式方法“倒”？由于“七千人大会”后刘少奇采取了一系列灵活的务实政策，不仅在短期内杜绝了大范围饿死人现象，还让国民经济迅速恢复了生机。这让刘在党内、尤其是在高层获得了巨大的拥戴。相比之下，毛又显得格外失败。在这个背景下，采取党内会议方式，合法拿下刘少奇已经绝无可能。
3. 刘少奇必须拿下，但又无法通过合法的方式拿下，唯一的选择就只有用非法的方式。当然，可以说的更好听一点，用“非常手段”。或者披上一件漂亮的外衣——“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不让百姓“吃二茬苦、受二茬罪”。
4. 如果剥去一切伪装，赤裸裸的文革主线就是：与林彪结盟，起用新人攻击“旧政权”。党内高层如能配合，那最好；如果拒不配合、甚至抗拒，就和林彪动用军队将其摧毁、灭绝。其时，也正是看清了这一点，周恩来主动向毛、林靠拢；而刘邓则放弃反抗、束手就擒。
至于后来那些声势浩大的造反群众运动，聂元梓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摆脱现行官僚体制、自行组织的“红卫兵”等，原本并不在“伟大领袖”的计划之内。当然，有了这些，可以让“非常手段”显得更隐蔽一些，冠冕堂皇的旗号更迷惑人一些，何乐而不为？
说了4条，似乎还没有和彭德怀的“出山”扯上关系。别急，马上就来了。毛泽东历来是主张“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的，那么，发动这样一场规模宏大的文革，即使他事前策划得再周密、准备得再充分，难道就没有一点漏洞？不会出一点意外？
从事后看，刘少奇等人并没有进行任何有意义的抵抗，就乖乖的“缴械投降”了。但在毛策划文革时，却不能报此幻想。不管是毛泽东、江青还是林彪，事前都是抱定了可能“粉身碎骨”的思想准备。这也应了那句话：作最坏的设想，向最好的结果努力。
那么，毛泽东最担忧的是什么呢？发动文革最大的危险又来自哪里？——彭德怀！一旦刘少奇等人察觉到危险，铁下心来对抗，所能做到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在毛泽东看来，就是刘少奇重新起用彭德怀，利用彭在军队的巨大影响来压倒林彪。利用刘主持中央一线的有利地位，名正言顺地给彭德怀平反，用合法手段撤销林彪主持军委工作的职务。刘少奇果能做到这一点，毛泽东危矣！林彪、江青危矣！
毛泽东事前能够防范的，一是行动尽可能隐蔽，不到关键时刻不能让刘少奇等人有所觉察、有所警觉。第二就是尽可能把彭德怀赶出北京，让他在通讯、交通都极为不便的大山窝里转悠。届时，即使刘少奇等人有所警觉，能找到彭已是十分困难，更别提在一起商议、谋划军国大事了。
当然，对毛泽东的意图，刘少奇并没有足够的警觉。即使他感觉有些现象不正常，也相信最终还可以在党的会议上得到解决。他哪里想得到，毛泽东根本就没打算在会议上解决分歧——他是先将对手置之死地，然后才开会议确认的。所以，刘少奇也就失去了他唯一可以避免家破人亡的机会。而彭德怀则完全被蒙在鼓中，稀里糊涂地做了一年“副总指挥”。一旦毛泽东得手，完全排除了刘少奇反抗的风险，就是把彭重新“揪回”北京，关押、批斗、摧残直至肉体消灭的时刻。
行文至此，应该可以清晰地看出了毛在文革前夕，力推彭德怀重新“出山”的目的所在；也只有这样解释，才合乎毛既言之凿凿“衷心诚意”，又在暗地里把彭当做文革靶子的内在逻辑。换句话说，毛泽东根本没有启用彭德怀，让他重新“出山”的打算。毛在文革前夕这一番操弄，只不过是在发动对刘少奇等人的全面进攻之前，为防止刘少奇“勾结”彭德怀所采取的一项防范措施。他对彭德怀所说的那些“衷心诚意”的话，不过是为了哄骗彭德怀接受并尽快离开北京的弥天谎言。
可怜彭老总，只因看到了民间疾苦、百姓疾苦，为民请命，因而得罪了毛皇帝，导致自己后半生令人唏嘘的悲苦命运。诚如那位规劝袁绍不要伐曹的谋士田丰——袁绍胜了，尚有可能被赦；一旦袁败，更显田对，那就更会死无葬身之地了。与此类似，假如“大跃进”没有导致大饥荒，没有饿死数千万普通百姓，毛尚有宽待彭的一天。而一旦实践证明彭对毛错，那毛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宽待彭德怀的。在毛的眼里，彭德怀只能是被“关死”、“折磨死”的对象——尤其是在文革无法无天、毛的每一句话都被视为“最高指示”也就是“金口玉言”氛围下，彭是决不可能会有第二条路的。
2020.6.3 悉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