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道熱腸談余英時和陳淑平伉儷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a href=”https://cdn.media.worldjournal.com/wp-content/uploads/2018/07/201807101501146011_32234.jpg”><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ul/7162018YU1.jpg” alt=”2014年10月，中國國內網上書店的廣告「那些即將買不到的書｣，就有余英時教授的著作。（美聯社）” width=”652″ height=”435″ border=”0″ /></a> <div> </div><div>2014年10月，中國國內網上書店的廣告「那些即將買不到的書｣，就有余英時教授的著作。（美聯社）</div> <a href=”https://cdn.media.worldjournal.com/wp-content/uploads/2018/07/201807101501146082_32234.jpg”><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ul/7162018YU2.jpg” width=”652″ height=”652″ alt=”” /></a><div>1998年高友工（左）在普林斯頓大學榮休和陳淑平合影。（陳淑平提供）</div> 1991年台灣「中國時報出版社」出版了我寫的第一本書《往時、往事、往思》，搞舞蹈的人初次「舞文」戰戰兢兢，書出版了還是沒有自信，老覺得「拿不出手」，在普林斯頓任教的貼心好友高友工的授意下，我鼓足勇氣給在普林斯頓大學任教、著書立說不休不懈的余英時和陳淑平伉儷送去。余先生與友工在哈佛大學同學，都師從楊聯陞先生，私交甚篤。記得我送書時還當面邀請了淑平下周來紐約看大都會歌劇院《杜蘭朵》，我任此劇編舞和和藝術顧問，可以拿免費票。要看戲的當天中午，突然接到余先生電話：「淑平不舒服，今天不能來了，抱歉，她要我打電話跟你講一聲。」「怎麼病啦？」經我問，余先生才笑著道出淑平不舒服的緣由，原來是被我的書「害慘」，好幾晚連著看書沒有睡覺，搞得她暈暈乎乎。我只好喊「罪過」！ 第二天，輪到我打電話向淑平抱歉，更沒有想到300多頁的書她已經一口氣看完，還閱讀得如此仔細。我倒不是謙虛，但有自知之明， 除了一個「真」，語法、文字、表達能力，樣樣「不及格」。不料淑平告訴我：「我不會說假話也不會客套，自己閱書多矣，好書跟技術沒多大關係，主要是內容怎麼樣，關鍵在『真』字……。」她的肯定無疑給我吃了定心丸，我興奮得馬上向友工匯報。 過不了幾天，熱心的淑平想到了出版英文的可行性，安排了出版經紀人跟我在普林斯頓鎮上咖啡廳見面，她本人作陪。如今我已經記不得這位女士的名字，但記得開場白、介紹我、談書的內容都是淑平包辦，儼然是我的經紀人。那位女士聽得津津有味，當場就答應試試看，要我挑幾章先譯成英文，她也會將合作合同給我寄來。後來合同簽了，找出版社的事進行得差強人意，英文出版沒有實現。那是另一件事，但經過這件事，使我「認識」了誠懇熱心的淑平，並跟友工一樣開始直呼她Monica（淑平的英文名字）。 由於余先生一貫對文化、社會有關懷有擔當的寬厚胸襟和情懷，雖然他是一位純粹的學者，但一貫以天下為己任 。為了幫助一批1989年六四後流亡的知識分子度過最艱難、徬徨的歲月，在他的「羽翼」下將一群滯留或流亡的文化人聚在一起（劉賓雁、蘇曉康、柴玲、陳一諮、孔捷生、陳奎德、阮銘、遠志明、張郎郎、張伯笠、程曉農、白夢、鄭義等都在其中）創立「普林斯頓中國學社」。 緣起是六四後，余先生和他的朋友—普林斯頓大學校董、中國傳統書畫收藏家約翰‧艾略（John Elliott）見面，談起這個「有家歸不得」的民族慘劇，憂心忡忡當場淚下。約翰很受震動，問可以做些什麼？余先生想到那時逃出來的學生領袖獲得多方資助，但知識分子則不同，所以余先生說要「養士」，於是約翰慷慨捐出100萬美元。在余先生努力精心安排下，「中國學社」成員在普林斯頓東亞系當訪問學者，也等於成立了另類的學術研究中心。 因為友工的關係我跟約翰相識有年，他對藝術酷愛且品味極高，有時來紐約看我舞團演出也一起逛博物館，我則喜歡去他家看他收藏的書法。聊及他支持「中國學社」時，約翰說：對余先生的學尚、人格敬仰且推崇，在水深火熱的境況下，他必須義不容辭毫不猶疑的伸出援手！ 同樣的情況發生在1993年。1989年因支持民運而流亡海外的大陸知名學者劉再復先生，1992年秋季和93年春季被斯德哥爾摩大學中文系邀請當客座教授一年。和他們夫婦熟了，在聊天時他們透露對自己將來的前途憂慮重重，主要是他在哪個機構客座？客座時間多久？全取決於經費，剛剛在一個地方待下不久就要開始計畫下一步，這種顛沛流離的生活狀態實在讓他很難安心搞學術研究。兩個女兒在求學年齡，沒有固定的學校對她們的學業也造成不良影響，所以期盼能得到某個基金會資助，由基金會提供經費給某個學術機構邀請他常駐，這樣相對可以有一段穩定時間安下心來寫作做學術研究。 在我愛莫能助當口，契機來了，1993年6月斯德哥爾摩大學中文系系主任羅多弼和陳邁平搞了個「群英會」——在瑞典召開大型國際學術討論會《國家、社會、個人》，此會幾乎囊括了全球華人學術精英，重量級學院派泰斗余英時和夫人應允出席，劉再復、馬悅然、高行健、李澤厚、北島等都會參加這個盛會。於是我跟再復提議，我可以邀請余英時夫婦來我家晚餐，你可以借這個機會跟余先生好好談談。余先生因憂心海外漢學研究式微，成為1989年初成立的「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主要推手，這是一個面向國際的學術獎助機構，由政府與民間共同捐助成立，任職於學術機構之專任學者，都可以向基金會申請，而再復完全符合申請條件。再復一聽蔣經國三個字就「怕」惹麻煩，但我告訴他，基金會負責人李亦園教授前個時期來斯德哥爾摩跟我提過，他很明確的告訴我基金會跟政治無關，以「純學術」定位，且以「中華文化」作為學術研究核心。 在再復將信將疑之下，我說：「我已經約好了余英時夫婦來家晚餐，你看這樣安排行不行？我負責燒飯，聚餐只請你和菲亞、余先生和淑平，再加上我和老公比雷爾，其他的人我就一概不邀請，這樣沒有局外人在場，你可以暢所欲言。」不料再復提出來要我邀請李澤厚參加聚會。我讀過80年代初風靡一時的李澤厚著作《美的歷程》，還買了很多本推薦給友人，也知道他夫人是搞舞蹈的，但我沒有答應，原因是怕妨礙了晚飯的「目的」，我還給厚道的再復打比方：如果現在只可能有一個蘋果，你就要對分一半給別人咯。但再復仍然堅持，還請專人去機場接李澤厚，然後帶著行李直奔我家，好不「誤」正事。 余先生和淑平先到，我坦白說明：雖然我和比雷爾是有心盡地主之誼，但今晚實在是有急事相求，請他們諒解包涵。然後，我簡單的將情況介紹了一番。 那天我刻意安排座位，我和比雷爾是主人，坐桌子兩頭，Monica講英文可以陪比雷爾坐，其他人坐桌子中間便於跟余先生談話。我廚房、飯廳兩頭跑得歡，比雷爾知道飯局請的都是貴客要談要事，夾菜倒酒忙得不亦樂乎。大家講什麼我顧不上聽，但直覺整個晚上李澤厚在唱「獨角戲」，沒有其他人可以有插嘴的餘地 ，只能說歎為觀止罷。心細又敏感的Monica「可憐」比雷爾聽不懂中文，整個晚上跟他談笑。送客時，李澤厚提著行李，似乎忽然注意到我這位女主人的存在，說：不好意思沒有機會跟妳講話。 第二天，我給再復打電話，問他要跟余先生談的事說清楚了嗎？再復說：余先生心中有數⋯⋯據我後來得悉，由於余先生古道熱腸答應「盡力而為」，「蔣經國基金會」贊助劉再復、李澤厚學術研究經費六年，劉再復「受聘」在科羅拉多大學（U of Colorado at Boulder）東亞系擔任客座教授，李澤厚則在科羅拉多學院（Colorado College）作研究。取得這一生活前提，兩位學者穩定了相當長一段時期。之後他們分別、合作發表了一系列有影響力也有爭議的力作，肯定的說余英時先生是他們的「福友」，給他們創造了這段「學緣」。 1993年蘇曉康一家出嚴重車禍，蘇曉康昏迷七天七夜，妻子傅莉終身癱瘓，心善又待人真誠的淑平不僅打電話問候，還每周兩次坐火車再叫計程車，到醫院探望他們。聽說這些年來蘇曉康不離不棄的在孤獨中悉心照顧妻子，令人動容。我看他寫的《離魂歷劫自敘 》寫道：人面對了生命中的黑洞……悵然、淒然！ 1998年12月，高友工從普林斯頓大學榮休，余英時題詩相贈：「十年重聚普林城，每話康橋百感生。今日曲終聞雅奏，依然高士愛泉清。」跋云：「半載以來，友工兄相見必屈指計講程，如時鐘之倒數，然今則止矣。」 友工退休後搬來紐約，其他在普林斯頓的朋友，也在前後陸陸續續地搬的搬，走的走，那裡原有的朋友圈子幾乎散了。我後來出版了幾本書，有機會時會給余先生夫婦送去，他們夫婦為人正直熱情，興趣廣泛， 淑平是位特別不把自己當「回事兒」，可真是位有「回事兒」的人 ，一向快人快語，常常自嘲：年紀大了，我是「無齒之徒」。我們在一起嘻嘻哈哈談談往事、個人經歷，最多的是回憶很多共同認識的朋友們，每次見到他們都會勉勵我多寫作。無拘無束天南地北閒談，愉快的時間總是會飛快的逝去。 2016年周刊編輯陳芳知道我住在紐約，跟余英時先生認識，託付我給余先生專訪，我欣然接受，提早跟淑平約好訪談時間。訪談那天秋高氣爽，我表弟胡旭東開車，弟媳王利平帶好了攝像器材。車程要一個多小時，一路上我們都在談余先生，由於他對漢學的卓越研究，2006年，榮獲由美國國會圖書館頒發「克鲁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此獎相當於「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的諾貝爾奬」。《紐約時報》刊載長篇文章，讚揚余先生學術研究上的卓越成就。2014年由台灣企業家尹衍樑為發揚盛唐精神，規畫「唐獎」獎項補足諾貝爾獎所未兼及的四個領域，首屆唐獎的漢學獎頒給余英時，唐獎官媒發布得獎的理由是這樣寫的： 在超過半個世紀的學術生涯中，余先生深入探究中國歷史、思想、政治與文化，以現代知識人的身份從事中國思想傳統的詮釋工作，闡發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論述宏闊、見解深刻，學界久尊為海內外治中國思想、文化史之泰斗。「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為傳統學者治史之宗旨，余先生以其研究撰述與人生實踐，對此語做了最佳的現代詮釋。 此事在國際漢學界和在世界華語圈中引起轟動，媒體雜誌讚揚備至。然而，中國官方媒體對這兩次文化盛事只字未提，就如2000年高行健獲得諾貝爾文學奬一樣置之不理，在中國他們同樣地被「邊緣化」。儘管學術界知識界對余先生崇敬有加，譽他為「學術界俊彥」、「胡適之後最傑出的中國學者」等等。 表弟和弟媳第一次上余家心中怏怏，怕言行不妥會失禮，但他們和高友工很熟，尤其在高友工身體欠佳後，時常開車送我探望他。我說他們兩位都一樣不拘小節，為人謙虛隨和，但人生態度卻南轅北轍——高友工一輩子獨善其身，大智若愚；而余英時一輩子任重道遠，若愚大智。 打道回府前，熱情的Monica又送上了自家做的我愛吃的核桃酪待客，在閒談中，我談到對高友工身體欠佳的憂慮。 過了一陣子，余先生想起那天我在他們家講的話，給友工撥了個電話，兩個人天南地北愉快的聊了半個多小事，三天後友工作古。余先生和Monica悲傷之餘又感到欣慰，因為他們之間平時不常聯絡，尤其是退休之後。那天，大概是心有靈犀一點通，長談暢談似乎是在向老朋友話別。不知道為什麼寫到余先生這通電話，我忽然聯想起弘一大師李叔同的《送別》，友工也特別喜歡「做一樣、像一樣」的弘一大師，這首歌詞也帶有王維「西出陽關無故人」的意境：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 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人生難得是歡聚，唯有别離多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 問君此去幾時還，來時莫徘徊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觚濁酒盡餘歡，今宵别夢寒 友工是在家中走的，我在第一時間得到噩耗後立馬聯繫Monica，Monica在最短時間內通知了在耶魯大學任教的高友工高足孫康宜，然後又聯繫到在普林斯頓大學中文系任教如今以作古的陳大端教授、榮琪夫婦的兒子陳引迪和兒媳陳慕雲，要年輕一代幫忙製作追悼紀念會上需要用的圖片投影，他們不遺餘力地投入了紀念他們認識的和藹可親的高友工伯伯紀念會。Monica知道我傷心，不但三天兩頭給我打電話勸慰我：「友工真聰明，挑你人在紐約的時候『走』，因為妳是他的貼心朋友，他放心，妳會把他的事料理好。」Monica還在普林斯頓大學為友工下半旗的三天中，每天都去校園走走看看想想。Monica告訴我：「友工真是有福之人，秋高氣爽陽光普照，校旗迎風招展，飄動得就像友工，如此美好！」一天，我突然在家中接到郵包，一大盆紫色的熏香草和一雙可以加熱的保暖襪，是Monica寄來的，她還逗我開心，故意在花店卡片上寫：友工送。是天上送來的禮物，如此細緻體貼入微，這樣的朋友哪裡去尋？ 高友工紀念會於2017年3月11日在普大Jones Hall舉行，余先生淑平伉儷參加了，還帶去了早就寫就的輓聯，好當面送交給友工的姊姊高筠若女士。輓聯寫「人奉高名非所取，天生清福不須脩。」 事後還特別囑咐我，等墓地修好骨灰下葬時不要忘了替他們送上鮮花。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人情」，余先生看得很重，他在讀史著書之餘，關懷文化關懷社會關懷時局，年輕學子都希望得到他的指點，找機會與他討論形形色色的問題，給我的感覺他幾乎是有求必應，無論是流亡在外的知識人，或是來美國開會的兩岸三地學者前去拜訪，他們家總是敞開大門熱情接待。有一次我向余先生建議，讓他出本專集，專門收羅他為他人出版寫的序。這些年來我看過不少篇他寫的序，有些為伸張正義、有些為弘揚文化，也有些需要他拔刀相助他不得不「仗義」的文字。其中「題《董橋七十》」那篇序最為精采，文字和書法相得益彰美不勝收。 余先生最後一次回到故土是1978年，從此就沒有再踏上過，我跟他談「家國」時他說：「我在哪，哪裡就是中國。為什麼要到某一塊土地上才叫中國？那土地上反而没有中國。」余先生講的是文化意義上的中國，而不是地理上狹義的中國。 我最近看到一篇談余先生的文章，不知作者是誰？但說的精準： 「余英時仍操着一口濃重的安徽口音。 北京曾動了心思，組織一個19人的安徽代表團赴美溝通，希望他回國走走，余英時的回答決絕尖銳——「我没有鄉愁」。 多麼乾脆的拒絕，分明又透着悲哀的嘆息。一個以研究中國文化為終生志業的老人，對於出生的故土、中國文化的發源地，竟然「没有鄉愁」。 是呀，連最優秀的華人學者的著作都要下架，這樣的故鄉叫人如何眷戀。」 今年秋天台灣要出版我的第五本書《回望》，感到很有必要將我所認識的余英時先生和陳淑平伉儷寫一寫放在新書中，所謂由小見大，讓讀者可以感受到他們二位古道熱腸發出來的人性光輝。<div> </div> ●作者簡介 生於北京，在上海小學畢業後，十歲入北京舞蹈學校接受六年專業訓練。此後她的工作經驗是多方面的，演員、舞者、編舞、導演、寫作、舞美設計。 60年代在香港、台灣從事電影，主演影片20餘部，並參加數部影片的編舞工作，於1967年獲台灣電影最佳女主角金馬獎。 1970年她前往美國，接觸學習現代舞，1973年在紐約創立「江青舞蹈團」（至85年），1982二年至84年出任香港舞蹈團第一任藝術總監。 她曾任教於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紐約亨特大學、瑞典舞蹈學院以及北京舞蹈學院。 1985年江青移居瑞典，此後她以自由編導身分在世界各地進行創作和獨舞演出，她的藝術生涯也開始向跨別類，多媒體、多元化發展。她的舞台創作演出包括：紐約古根漢博物館、紐約大都會歌劇院、倫敦Old Vic劇場、瑞典皇家話劇院、維也納人民歌劇院、瑞士Bern城市劇場、柏林世界文化中心、北京國家大劇院歌劇廳等。 90年代初，江青開始寫作，將近20年，先後完成《江青的往時．往事．往思》、《藝壇拾片》、《故人故事》、《說愛蓮》，即將出版新書《回望》。  現居瑞典，紐約。 <a href=”https://cdn.media.worldjournal.com/wp-content/uploads/2018/07/201807101501146133_32234.jpg”><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ul/7162018YU3.jpg” alt=”1993年「國家、社會、國人」國際學術研討會在瑞典召開，與會嘉賓合影。前排右三為余英時。(陳邁平提供)” width=”652″ height=”677″ border=”0″ /></a><div>1993年「國家、社會、國人」國際學術研討會在瑞典召開，與會嘉賓合影。前排右三為余英時。(陳邁平提供) </div> <a href=”https://cdn.media.worldjournal.com/wp-content/uploads/2018/07/201807101501146194_32234.jpg”><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ul/7162018YU4.jpg” alt=”2014年10月，余英時教授的著作從中國境內的書店下架。（美聯社）” width=”652″ height=”435″ border=”0″ /></a> <div>2014年10月，余英時教授的著作從中國境內的書店下架。（美聯社）</div> <a href=”https://cdn.media.worldjournal.com/wp-content/uploads/2018/07/201807101501146215_99990.jpg”><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ul/7162018YU5.jpg” alt=”旅美著名歷史學家余英時獲頒有「人文學界諾貝爾獎」美譽的克魯奇獎後，應媒體要求展示獎章。（本報資料照片）” width=”652″ height=”869″ border=”0″ /></a> <div>旅美著名歷史學家余英時獲頒有「人文學界諾貝爾獎」美譽的克魯奇獎後，應媒體要求展示獎章。（本報資料照片）</div> <a href=”https://cdn.media.worldjournal.com/wp-content/uploads/2018/07/201807101501146276_32234.jpg”><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ul/7162018YU6.jpg” alt=”普林斯頓中國學社成員。右起林培瑞、陳奎德、鄭義、余英時、北明和蘇煒。(陳奎德提供)” width=”652″ height=”683″ border=”0″ /></a><div>普林斯頓中國學社成員。右起林培瑞、陳奎德、鄭義、余英時、北明和蘇煒。(陳奎德提供) </div> <a href=”https://cdn.media.worldjournal.com/wp-content/uploads/2018/07/201807101501146347_32234.jpg”><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ul/7162018YU7.jpg” alt=”2016年10月作者到普林斯頓大學拜會余先生。（王利平攝）” width=”652″ height=”435″ border=”0″ /></a> <div>2016年10月作者到普林斯頓大學拜會余先生。（王利平攝）</div> <a href=”https://cdn.media.worldjournal.com/wp-content/uploads/2018/07/201807101501146368_99990.jpg”><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ul/7162018YU8.jpg” alt=”二○○六年的「克魯奇獎」兩位得主余英時（左）及富蘭克林（右），與贈獎人美國國會圖書館館長畢靈頓合影。（本報資料照片）” width=”652″ height=”870″ border=”0″ /></a> <div>二○○六年的「克魯奇獎」兩位得主余英時（左）及富蘭克林（右），與贈獎人美國國會圖書館館長畢靈頓合影。（本報資料照片）</div> <a href=”https://cdn.media.worldjournal.com/wp-content/uploads/2018/07/201807101501146389_99990.jpg”><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ul/7162018YU9.jpg” alt=”唐獎得獎人：漢學獎得主余英時。（記者邱德祥／攝影）” width=”652″ height=”882″ border=”0″ /></a> <div>唐獎得獎人：漢學獎得主余英時。（記者邱德祥／攝影）</div> <a href=”https://cdn.media.worldjournal.com/wp-content/uploads/2018/07/2018071015011464410_32234.jpg”><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ul/7162018YU10.jpg” alt=”1998年高友工榮休，余英時題詩。（作者題供）” width=”652″ height=”918″ border=”0″ /></a> <div>1998年高友工榮休，余英時題詩。（作者題供）</div><div> </div><div> </div>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ul/7162018YU11.jpg” width=”652″ height=”435″ alt=”” /><div>總統馬英九（右）頒授唐獎獎章給漢學獎得主余英時（左）。　（圖：唐獎基金會提供）</div> <a href=”https://cdn.media.worldjournal.com/wp-content/uploads/2018/07/2018071015011465312_32234.jpg”></a> <div> </div><div> <a href=”https://cdn.media.worldjournal.com/wp-content/uploads/2018/07/2018071015011464611_99990.jpg”><img src=”http://chinainperspective.com/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ul/7162018YU12.jpg” alt=”總統馬英九（右）頒授唐獎獎章給漢學獎得主余英時（左）。　（圖：唐獎基金會提供）” width=”652″ height=”457″ border=”0″ /></a></div><div>余英時題《董橋七十》,（作者提供）。</div>   <!–[if !mso]>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