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到冯友兰，是在刚进北大那年冬天的12月4日他88岁当天北大哲学系为他举办的生日纪念会上。88岁是日本人的所谓“米寿”，为何不等到下一年按中国规矩“过九不过十”的做90大寿，又为何要把1909年生人、比他小14岁的张岱年捎上一起庆生75岁，我就不得而知了——显然那时刚刚缓过人气来的中国大学仪式觉悟和作秀本领还太肤浅。

冯友兰在我少年岁月里共产党“评法批儒”时候的名气太大了，张岱年则是我看第一本哲学书时就已经熟知的书的作者，如今居然有机会亲睹本尊，我自然不能放过，于是就以《北大校刊》特约记者的身份去躬逢其盛。

冯友兰和张岱年在88岁和75岁的联合庆生会上。

活动在哲学系小院举办，地方局促的很，而且连暖气都不足。北大内外名家来了不少，校长张龙翔也到了。冯友兰穿一件大棉袍，满脸大胡子，还是民国时代的范儿。别人讲话后他致辞感谢，说要争取活到日本人的“茶寿”一百零八岁。那次聚会在我的记忆里灰暗、热闹、简朴，由于冬日的阴沉，也和时代的色彩相符——那种熟悉、亲切、古老的岁月再也无法追回了。临走我请冯友兰和张岱年签字，冯友兰的字还很连贯，只是有些歪倒，相较“你办事、我放心”不知强上几百倍——可见他晚年虽然仍旧热衷事功，但养生做得还是不错的，比残忍暴戾、放纵无度、日夜颠倒、机关算尽的领袖硬朗多了。

冯友兰住在燕南园，独栋小楼外面有三棵松树，被他命名为三松堂。晚年他把生平著作十五册起名为《三松堂全集》。

《三松堂全集》。

三松堂。

三松堂离我本科宿舍37楼步行六七分钟。现在想来，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和我近在咫尺，如同把我和民国时代连接的一个纽带。我最初知道三松堂是从冯友兰女儿宗璞的文章中，她的小说《三生石》是伤痕文学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曾经让我荡气回肠。距那时近三十年后一段暗无天日的生命历程中，我看了索尔仁尼琴的《癌症楼》。至今，我仍旧记得十年前昏天黑地里我读到的那个铮铮铁汉的主人公对他默默眷恋着的女性撕心裂肺的无声呼唤：“薇拉、薇拉，你在哪里？让我见到你吧。我真的好想你、我真的不好受呀！”我记忆中的《三生石》，就如同《癌症楼》一个微缩版。

冯友兰和女儿宗璞。

《三生石》是冯友兰女儿冯宗璞的名作，也是文革后“伤痕文学”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读来令人情迷神池、荡气回肠。

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的《癌症楼》，描写了前苏联时期一个阴暗的医院病房里一群癌症患者既悲惨又震撼人的生活，展示了那个黑暗年代和国家里弱势人们的痛苦、不幸、挣扎以及无法泯灭的人性力量和对美好生活、真挚爱情的不倦追求。

我有一个北大经济系的朋友是北大子弟，从小在燕园见过无数赫赫有名的风云人物，他现在还能记得上幼儿园时亲眼目睹的聂元梓老太太的威风气派。大学入学后不久，同学总仰慕地说到冯友兰，他自告奋勇地说：“我带你们去见他！”于是六、七个新生来到三松堂门口，蹑手蹑足半晌，他按响门铃。许久，有人来开门；大家本以为是保姆亲戚一类，不料门一开，正是传说了数不清年头的本尊！朋友大着胆子敬告来意，老人沉默了一会，说：“进来吧！”然后转过身径直往里面走。大家迟疑片刻，鱼贯而入。跟进书房，老人书桌前坐下，大家或站或坐。又无声了好一阵，老爷子突然开口了：“你们要学好，别学兄弟我：一辈子没出息！”所有人出乎意料，不知所措地楞着，半天老人第二次没头没脑地说：“北洋军阀敬重兄弟，老蒋对兄弟优礼有加；就说江青吧，也待兄弟不薄啊！”完后再也吝发一语。学生们眼巴巴又等了不少功夫，看着等不来下文了，就告辞而出。

“一辈子没出息”和权贵们都厚待自己，应该是冯友兰晚年内心的自我认知和历史定位，说明他对自己的一生既悔愧又得意。我相信冯友兰真的说过这番话，因为它们太符合一个一辈子追逐功名的哲学思考者的双重人格了。不过，他的前一句不留情面、自我忏悔的话却并不准确：因为在1949年之前，冯友兰是极其有出息的。他少年即名满天下，对西方人来说他就是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就是他。据说直到几年前，朴槿惠在锒铛入狱之后还说：“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我找回了内心的平静”。但是，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生不逢时太不幸了，冯友兰“有出息”的好日子没过几年就到了1949的大劫难之岁。那一年的12月，国民政府一架专机降落在如同今天被土匪草寇占据的喀布尔一样的北平机场，前来紧急抢救、转移仍然滞留、困守在即将陷落的北平里的著名知识分子——可惜当年国军不像如今美军，无法运出接走更多大祸临头、渴望逃离恐怖的平民百姓，否则不知道要有多少人蜂拥到北平南苑相互踩踏——。此时的冯友兰是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在国宝名单的前列。然而，冯友兰却也像今天那些对塔利班一再诅咒发誓的谎言一厢情愿、信以为真的蠢货们一样，听信了共产党的欺骗，天真的以为“共产党当了权，也是要建设中国的，知识份子还是有用的”，居然坚持要留下来与狼共舞、与虎谋皮。当然，这还真不能怪冯友兰。半辈子浸染中国传统价值、道德、文明的他，自信熟悉这个老大民族几千年一脉相承的伦理和人性，自忖深知历朝历代帝王之道和君主皇权的风范、品性、规格，根本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原来乃是万年不世出的一个妖孽和劫数，完全想不到礼仪之邦、信义之国竟会孽生出这么一个违天理悖人伦的鬼怪伏地魔，永远不晓得世上还有一伙强盗打下天下的目的原来是毁灭、蹂躏、糟蹋国家——他和今天中国那些好了伤疤忘了疼、第二次上了塔利班当的愚不可及的混蛋学者们还是完全不同的。

民国时代名满天下的冯友兰。

很快，冯友兰就后悔莫及自己的见识愚钝、眼光浅薄了。但上了贼船就下不来的他，如今只能俯首屈身的乞命、苟活、求生了。他谦恭的辞掉了清华文学院长的职务，然后给新君毛泽东上了一道语句卑微、谀词肉麻、自我丑化、竭力输诚、逢君之恶的奏疏顺表。一周之后，新君的朱批下来了，里面屈尊俯就、冷漠严酷的说：“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

收到这么一封热脸贴上冷屁股的信，冯友兰犹如一盆冷水浇下，又像吃了一个死苍蝇。他在回忆录里说：看了信的内容，“我不懂，而且心中有一点反感，我当时想，什么是老实态度，我有什么不老实？”

毛泽东给冯友兰的屈尊俯就、冷漠严酷、也有人觉得杀气腾腾让他后半生的心理和行为彻底改变的回信。

可是不舒服尽管不舒服，毛泽东的“既然你自投罗网进了监牢就得先挨三百杀威棒”的目的却达到了。从此之后，冯友兰心里的阴影成了潜意识、无意识和下意识，只要一有机会，他就心甘情愿、低三下四、一再再三、不厌其烦地表达自己的“老实态度”：1951年冯友兰随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时任印度总统普拉沙德介绍冯友兰成就时大为恭维他的《中国哲学史》、《贞元六书》，猝不及防的冯友兰惊弓之鸟、忐忑不安，下一程到了加尔各答，他终于抓住机会在讲话中赶紧亡羊补牢的声明：“中国革命的成功，让我认识到我过去的著作是没有任何价值的”；1963年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开会期间，毛泽东接见了冯友兰、刘大杰、周予同、周扬等人，大宠若惊的冯友兰，激动难抑，立即“急就章”对联一幅：“执手感关怀，三人并列文、史、哲；集会明任务，一笔齐扫帝、修、反”；1964年全国政协会议间，冯友兰被毛泽东召见，沐浴雨露的冯友兰，夜不成寐，疾书诗一首：“怀仁堂后百花香，浩荡春风感众芳。旧史新编劳询问，发言短语谢平章。一门亲属传佳话，两派史论待衡量，不向尊前悲老大，愿随日月得余光”；1966年，冯友兰在工作的北大哲学系做了《自我揭发和自我批判》的长篇发言；1968年11月，得知是毛泽东的讲话间接使他出了牛棚，感激涕零的冯友兰，流着泪上书毛泽东表达肺腑之情，并献上《蝶恋花.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红日当空耀奇彩，照遍全球，开创新时代。五洲万国祝寿恺，长领革命朝前迈。辜负期望十九载，反动路线，罪行深如海。承蒙教育今又再，追随正路永不怠”——过于激动之下，他的诗才词能一时无影无踪、百唤不回，虽然情真意切，但遣辞用藻、糟蹋古词直追郭沫若；1968年12月，一起被揪斗的翦伯赞留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遗言后与夫人一起服药自杀，狐悲“他人命不长”的冯友兰昼夜忧心即将“自己归来丧”，趁着谢静宜来看他，托她代为跪呈诗一首给毛泽东：“善救物者无弃物，善救人者无弃人。赖有东风勤着力，朽株也要绿成荫”，话里话外乞求毛泽东好歹刀下留下自己卑贱的性命；1969年夏天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北大一周年这种屁事，冯友兰都不忘了谄媚歌颂顺带扇自己几个嘴巴：“千载文坛归正主，一年战斗树新风。白头深痛多前罪，也在工军化雨中”；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终于一命呜呼，冯友兰悲不能禁，当天痛心疾首、感恩戴德的赋诗：“神州悲痛极，亿兆失尊亲，一手振华夏，百年扶昆仑。不忘春风教，长怀化雨恩。犹有鸿文在，灿烂照征尘”；几天后意犹未尽，他又加赋一首：“纪念碑前众如林，无声哀于动地音。城楼华表依然在，不见当年带路人”……

1963年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开会期间，毛泽东接见了冯友兰、周予同、刘大杰、周扬等人。

看了郭沫若、冯友兰写的那些赞美诗和君王颂，我真替当代的核心们惋惜：他们生的年头太晚，寻遍中华大地的犄角旮旯、阴沟暗道，也只能找来些看到“主席唤、总理呼，党痛国爱”就恨不得自己马上被地震砸死好赶紧去不但享受“做鬼也幸福”、而且还能“盼坟前有屏幕”来“看奥运、同欢呼”的王兆山和“感谢你，冠状君”的作者们来给自己脸上贴金，而再也无法命令那些从货真价实的民国老年头里自带流量而来的大师大家们为自己捧场踮脚——这些大师大家哪怕诗文写的再烂，吃瓜者们也只能忐忑、猜想自己水平太差档次不够或对方大雅若俗、大智若愚，而绝不敢去怀疑权威、挑三拣四、不恭乱喷。

冯友兰虽然全心全意、卑躬屈膝、不择方式的忏悔赎罪、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但仍旧逃脱不掉在共产党眼里、心里的他早年欠下的孽债。文革骤起，算总账的时候终于到了：北大最终给他的结论是“冯友兰是一个几十年来一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老手。解放前，他是人民公敌蒋介石的御用哲学家和谋臣策士；解放后，他仍然贼心不死，念念不忘他已经失去的天堂，一遇机会，便兴风作浪，煽动反革命复辟……成了解放后学术界、特别是哲学界的一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白旗”；他被两次抄家，所有贵重物品、藏品全遭劫掠；家里搬进另外五户人，自己夫妻蜗居于一间斗室；工资皆被冻结，两人每人每月发给12元活命费；关进牛棚天冷了回不了家没有冬衣，只能披着麻袋片去参加批斗；除了挨斗写材料，余暇全用来打扫街道；他尿中毒了住院，手术还没做完就被赶出来，只好拖着尿瓶接受批判。这个时候，哲学家人生洞明和世事通达的效用就显出来了：冯友兰虽然胆小怕死，但绝不小心眼想不开；这样人不人鬼不鬼的窘境居然丝毫没有影响到他的胃口和饭量，连窝头咸菜都不肯将就少吃，竟然向红卫兵看守们索要更多；红卫兵目瞪口呆说：“别人一份都吃不了，你怎么还想要两份？”冯友兰脸不红地说：“我的饭量大”——丝毫不像同住的洪谦，心情压抑、水米难进，每顿只能吃冯友兰食量的四分之一。

在冯友兰漫长的一生中，他变来变去；而且每次变后，都毫不犹疑、也绝无吝惜地否定、出卖掉以前的自己，把过去的人生贬低的一无是处和一文不值。冯友兰不像郭沫若，郭沫若也变来变去、也出卖自己，但他总是变在潮头来到之前、卖在卖方市场之上，而且变了、卖了之后还能自圆其说地为过去的自己辩解和解套，让人相信他始终和永远正确。冯友兰看似见风使舵、好像聪明顺势，但他总是变在风口之后，总是变得晚了一步，总是卖的失之东隅，总是卖得买方为王。郭沫若的变证明他永远正确，冯友兰的变说明他总是错误。在共产党的厚黑环境中，冯友兰终于大彻大悟，知道要想苟活和死里逃生，必须以攻为守、以进为退的去迫害别人，因此他渐渐也变得厚黑；但即便如此，他的厚黑也还是远远不够，即使想整人也很少能轮到他有机会、够本领。所以，冯友兰的变和卖，不是主动、不是无耻、不是投机、不是为了权势、不是为了整人、不是为了荣华富贵、不是为了金钱美女，而纯粹是被逼迫、为自保、求生存、留小命。老不得不变的人、老需要换东家紧跟的人，说明他老是做出错误的选择，说明他老实弱势、任人宰割和受人欺负，说明他更易命运多舛、殃及池鱼和祸起萧墙。因此，你可以说冯友兰没有骨头，但他可怜不可恨——至少，我对他同情而不蔑视。冯友兰虽然不甘寂寞、功利心强，但在一个清平世界里，这不但不是罪过，或许还是动力。我不恨冯友兰，因为他是一个纯粹可怜的书生而不像郭沫若是一个可恨的政客，他最后糊里糊涂地卷进了自己完全陌生的权力角逐，纯属身不由己地被人胁迫利用。我不恨冯友兰的另一个原因是尽管他变来变去、卖身投靠，却从没因此少受过一天罪、没因此得到过了不起的好处：晚年虽然受宠于江青，过过几天风光的日子，但江青倒霉后，他占的那些便宜，很快就加磅几倍的找补回来了。

胡适曾当着钱穆的面评价冯友兰：“天下蠢人无出芝生之右者”。冯友兰既不能坚持原则信念、风骨人格，又不能未雨绸缪，提前看好潮流所向、大势所趋，以便抢得先机、占尽便宜；最终弄得不但自己、而且连累老婆都跟着既饱受劫难、又丢人现眼，以至于老婆都看不起他：夫人任载坤恨之入骨他在“四人帮”即将失势的最后几年还毫无主心骨的跟着批孔批儒、加入“梁效”班子、被裹挟入一窍不通的政治搏杀、并最后进了一次华国锋的绞肉机，骂他：“天都快亮了，你还在床上尿了一泡！”结果，冯友兰生时不能如郭沫若、沈雁冰那样享尽殊荣，死后又不能像梁漱溟、熊十力这般垂范士林。他晚年对一帮素昧平生的孙子辈学子第一句话就说自己“一辈子没出息”，未尝不是终于领悟和承认了自己进退失据、攻守皆输的第一“天下蠢人”的事实。适之先生能在几十年之前就看穿人的一生，真是目光如炬的先知呀！

冯友兰的夫人任载坤跟着他既饱受劫难、又丢人现眼，最后都看不起他，骂他：“天都快亮了，你还在床上尿了一泡！”

既然冯友兰最后终于寿终正寝、得以善终，我们也就不妨宽容一些，不像谴责导致吴宓的苦难不幸那样对共产党再次谴责了。进一步地，我们还可以更正能量一点的看待冯友兰的一生：如果他一辈子生活在清平世界、朗朗乾坤，或者一辈子留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欧美大学，独立自主、自由自在、顺风顺水地教书做学问，哪怕他再不甘寂寞，他95岁的人生能像他真实经历的这样大开大阖、跌宕起伏、惊心动魄、曲折入胜吗？不要说当时的过程如何如何的苦痛卓绝，核心说的“艰难的探索”不也是一种经历和财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