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华尔街日报周二(10月12日)引述中国知情人士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一波将整顿金融业，他打算借由9月底、针对25家监管机关和国有银行等金融机构所发起的审查来揪出不当的钱权关系。对此，部分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分析人士说，中国政府拿金融业开刀无济于改善债务危机，因为中国三十年来举债式的经济增长模式才是最大的问题，中共无力、也无意解决，而中国经济长期的衰退将无可避免。
中共中纪委将进驻25家金融机构
针对此一细节有限的公告，《华尔街日报》周二(10月12日)引述不具名的知情人士指出，这项审查将由中国的最高反腐机构主导针对占据中国经济核心地位的25家金融机构展开广泛审查。
报道称，中央中纪委10月起将进驻这25家机构的办公室，检查放款、投资档案及申报纪录，并要求他们解释与民企曾达成过的交易或决策，例如他们和地产龙头恒大、网约车巨头滴滴或是金融科技公司蚂蚁等私企是否有过从甚密的钱权关系或不当的借贷助长营建热潮等问题。如发现不当往来者，将遭正式调查且日后恐遭起诉。在这次审查中，中共高层也会检讨金融界主管的薪酬问题，可能大砍一些金融肥猫的薪资。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称，“这是习近平在明年年底争取第三任任期前，为引导中国经济偏离西方式资本主义所采取的一项举措”。由于习近平一直都对金融圈人士持怀疑的态度，大纪元时报也引述专家分析，习近平此举是要进一步“斩断党内权贵和金融市场间的关系”或“扫除他在党内的反对势力”。
中共贪腐本质 拿金融圈开刀无济于事
不过，位于新加坡的《红色资本主义》(Red Capitalism)一书共同作者傅立泽·霍伊(Fraser Howie)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在恒大和华融这两大债务怪兽所引发合计约5,400亿美元的债务违约危机后，中共进驻检查各金融单位并不为过，而且也可能可以揪举出渎职或贪腐分子，因为中国一党独大的体制本来就容易滋生贪腐，就算习近平打贪打了近10年，如华融前董事长赖小民还是有机会受贿近18亿人民币(2.9亿美元)。
霍伊说：“习近平治理下，还是有人贪腐。一党独大制固有的本质就是贪腐，因为在体制内无法问责。所以，这些贪腐问题一再发生。”
霍伊说，他认为是华融的亏损问题催生了这次的审查。可是，不管是恒大还是华融，中国整体的债务问题是长期结构所导致的，拿金融圈个别人士开刀无济于事。
以恒大为例，民间房屋买气热络下，地方政府不断高价出售土地，建商也疯狂买地、借钱盖房，并推高房价，以拉抬公司业绩，直到出现泡沫。霍伊说：“这就是中国的商业模式，不计代价的增长，而且是靠举债打造出的成长，这才是问题所在。”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客座教授许成钢也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DP)比美国小，但房地产总市值超过欧、美、日的总和，这就是很严重的泡沫。据恒大前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的估算，中国住房市场于2020年的总值达近63亿美元，是美国的两倍。
中国房市严重泡沫化
许成钢告诉美国之音，中国房市虚胖，泡沫迟早是要破的，现在中国政府使用了各种措施让市场不能交易，或是涨跌幅限制来挺住房价，以维持房市健康的假象。
许成钢说：“中国的房地产实际上是面对了非常巨大的压力，如果它是一个正常运行的房地产市场的话，你会看到的现象就是房地产会垮掉的，但是之所以你没有看到，原因就是它不允许交易。它实际上没有交易，当没有交易的时候，没有买、没有卖。那么价钱就挺在那地方。”
许成钢认为，只要房价走跌，不管是办了按揭的屋主，还是土地抵押借贷的建商，就会陷入“资不抵债”的困境，甚至面临破产清算。而且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只要一崩盘，“整体经济就会全面垮了”。根据《华尔街日报》引述野村控股(Nomura Holdings)的估算显示，中国地产开发商总计背负着5兆美元的庞大债务。
许成钢还说，中国房地产的债务问题不是一、两家银行不当放贷所滋生，是结构性问题，而且中国最大宗的债务是地方政府欠下的，于2015年总额就已经高达45万亿人民币，部分地方政府若不能继续借钱，就还不出本金、甚至利息，这是中国政府未来要面对的最大危机。
许成钢解释，90年代末，地方政府接受香港商人的建议，出售国有土地来解决其财政问题，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才因此兴起，也一度助长了中国经济的成长。
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堪虑
但除了卖地，地方政府还拿国有土地去抵押借贷，以增加公部门的投资来带动经济的增长。
许成钢说：“靠他们(地方政府)这么多年拼命地借了钱才使得这个经济看上去有了增长，但是呢？这个经济的增长是由债台高筑、高的杠杆率带来的。(中国)就是一面维持经济增长，一面每年在抬高杠杆率。抬高杠杆率就是增加经济不稳定的因素，增加风险。所以，一面在维持增长速度，一面在增加经济面对的风险，那么这个就是长期积累出来的情形。”
他说，全中国三级政府总计有上万个融资平台，依仗着中央不会任其破产垮台，也就是经济学上所谓的“软预算约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因此无节制地举债，直至今日债台高筑，资不抵债。
软预算约束指的是当一个经济体遇到财务上的困境时，借助外部组织的求助得以继续生存这样一种经济现象。
许成钢说，中国的经济成长都是靠债堆出来的，因此并不健全。90年代末，中共曾一度执行经济改革，解决“软预算约束”的软肋，而且当年受惠于私有经济的蓬勃发展以及加入WTO后所引进的大量外资外企，才让当时的经济危机缓过来。
中国经济走跌在即？
可是，他说，这一次的债务危机，中国虽已透过对金融体系的全面管控和软预算的操控来暂时压下危机，但他对中国整体经济的前景看法非常不乐观。
许成钢说，中国的家户收入少是内需不振的主因，也是中国经济只能靠出口和政府投资来支撑的结果。但在债台高筑的体质下，出口等其他增长动力都已出现疲态的前提下，中国经济开始走跌的前景几乎无法避免。
许成钢说：“今后的国际贸易会越来越小，然后，国内它又(对)民营的部门用各种各样的压缩，再加上内需不足给它带来经济增长没有动力，所以几个东西合在一起，它的经济增长已经出现了严重困难。”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9月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掉至50荣枯线以下，仅有49.6，显示制造业开始衰退，引发外界揣测，中国经济很可能即将经历30年以来首度的衰退。投资银行高盛也已将其对中国第三季GDP的预测调降到0。
不过，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张轶凡认为，中国债务问题可能尚未达危险的红线。
张轶凡告诉美国之音:“国际上的一般是GDP的120%，超过120%的话，就是危险、红线了。中国现在隐形债务是多少，很难算得到。On the paper(帐面上)，中国并不算很高。”
不过，张轶凡也说，来自国企、地方政府、甚至养老基金的资金缺口都可能衍生帐面下的隐藏债务，未来都需要中央政府来兜。据高盛9月底发布的另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总额已由2013年的16万亿元人民币增至去年底的53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GDP的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