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睹为快。没想到，刚读完两章，永毅便来信邀我写序。我虽然对文革略有所知，但是那能和永毅相比。在认得他以前，就读过他关于刘少奇的论文，内容已经忘记，只依稀记得，实事求是，在一边倒学术气氛中独树一帜，对惨遭政治迫害的刘少奇反有批评，然而不是深文周纳，而是言必有据。我研究中共历史，后来知道中研院有他编的《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历史数据库》，不时上网查阅，认为搜罗丰富，纵跨毛泽东建政以来27年，很多文件在中国大陆都是秘而不宣的最高机密。他动手动脚找资料，上穷碧落下黄泉，甚至还为了探寻资料，一度坐进中国大陆的牢房。既是佩服其搜集功力，更是佩服他对文网的无惧。
永毅这本研究文革的新作，选择六个关键人物切入。他们分别是毛泽东、刘少奇、林彪、周恩来、江青和张春桥。在中共官方历史中，毛泽东是文革群众运动的发动者，旨在教育和改造己出现蜕化的党政军高级干部，用心良苦，却遭野心家扭曲和利用，以致千万人遭到政治迫害、中国经济更严重倒退，人们陷入普遍贫穷。刘少奇和林彪都是毛泽东指定的继承人。前者被冤枉为中国的赫鲁雪夫，戴上反党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批斗、关押、刑讯，而后折磨至死；后者簒夺党政军大权不成，畏罪搭机逃亡，折戟蒙古黄沙。周恩来是人民爱戴的好总理，总是委曲求全、减少文革迫害和破坏。江青是“白骨精”，集吕后、武则天和慈禧三个历史“坏女人”之大成，以不肖文人张春桥为“狗头军师”，簒党、簒政、簒军，满足个人权力欲望，肆行迫害无辜。””
永毅从传统政治文化基因的角度进行论述，直接批评毛泽东有帝王情结，自以为是秦始皇，对权力有出乎寻常的敏感，生怕权力外移，太阿倒持，文革是以不可能实现的政治幻想，蛊惑青年学生，从继承人刘少奇手中夺回不经意中丧失的大权，乃意识形态服务于权力斗争，为后者的道德遮羞布。刘少奇身为继承人，像已开府立衙的东宫太子，为主分劳，却被视为扩大权力，逾越君臣分际，故惨遭废立和迫害。林彪是毛泽东指定的新继承人，用来代替刘少奇，居然同样形成权力第二中心，勉强皇帝接受己见，并从毛泽东身边“招降纳叛”，甚至隔代册立太子，为其造神，纵容其成立私人队伍。毛泽东洞察林彪之奸，立意抛弃。周恩来是宰相，代表与皇帝共天下的文官集团。相权与皇权相克相生，却一味窥伺上意，借支持文革赢得毛泽东的欢心，扩大相权，并借机镇压和残害忠良。江青年老色衰，是有名无实的皇后，借着毛泽东的威望，作为毛泽东的功狗，替毛泽东冲锋陷阵，更借机公报私仇，吐泄积怨。张春桥有如外戚的延伸，其实是毛泽东的入幕之宾。既能揣摩上意，为毛泽东思想演绎发皇，又能谨守分际，从不伸手要职位，故深得毛泽东青睐，一度想以其继承或取代林彪与周恩来。
阅读六人的文革历史，像是回到帝制中国的上层权力斗争。永毅认为他们的政治行为受个人心理影响和制约，故广泛阅读西方心理学书籍，据以解析他们的心理状态。有意思的是，资料似乎仅允许集中注意力于他相信有病态人格(多疑、妄想和失眠)的人物，即毛泽东、林彪和江青三人。毛泽东不止有病态人格，而且患有偏执狂，潜意识里埋有幻想情结。可能受到李志绥医生对毛泽东描写的启发，永毅也以实例证明情欲影响文革时期毛泽东的政治决定。毛泽东以传统皇帝的雨露之恩及权力施惠，博取女宠的忠诚和情报。由于有幻想情结，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表率，相信只要他发出号召，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会支持和拥护。文革时期揭出马克思对巴黎公社民选干部的主张，却是叶公好龙，并非真正喜好，用来掩饰惨酷清洗而已。比起毛泽东来，林彪和江青的精神疾病，尤其严重。两人都怕风怕雨、怕光怕热，怕声怕吵，被认为有严重忧郁症、精神强迫症，或歇斯底里症。令人惊讶的是，这两个连自己的生活都无法管理的重病号，毛泽东竟倚为臂助，赋与庞大政治权力。比较起来，刘少奇、周恩来和张春桥三人倒是正常多了，以致永毅的心理分析功力难以施展。不过失之东隅，收之桑隅，踏实的实证研究仍揭示了隐藏难见的历史真相。一向被认为冷酷无情的张春桥，有其政治野心，也罗织无辜，但是孝顺老母，忠于爱情，而廉洁俭朴，有其令人欣赏之处。见道固然不真，却最忠实于毛泽东及其思想，后来加诸其身及其夫人的叛徒罪名全属子虚乌有。周恩来的形象完全被顚覆，怎能夸为人民的好总理？温文儒雅之下是乃是家奴嘴脸，借着对毛泽东的迎合，扩大党政军实权，且乘政治运动之便，落井下石，迫害清白，最后则因为权力扩大，无法及时治疗膀胱癌，而于剧痛之中撒手人寰。刘少奇更是一变其文革受迫害者的形象，呈现其迫害者的另一面。文革前他主持四清、五反和大批判等政治运动，残酷无情，根本就是文革预演，为毛泽东提供理论、形式和方法的试点，甚至在毛泽东展开文革后，亟力迎合，领导批斗所谓走资本主义路线当权派的高干，甚至政治盟友。吊诡的是，虽然力求顺从毛泽东之意，毛泽东却认定他是最大的走资本主义路线当权派，“擒贼先擒王”，以其整中低层干部之道，还诸其人之身。
剩下三章处理文革权力斗争之运动带来的三个重要政治现象：一是夫人参政和夫妻政治，一是极端暴力和集体屠杀，另一是异端思潮和异议人物，以及其血腥镇压。毛泽东认为文革是革命，追求历史进步，却带来历史倒退型的妇女参政，不仅江青和叶群，妻以夫贵，以丈夫代表参与大政，更有很多的高干夫人成为丈夫办公室主任，狐假虎威，满足前此被压抑的政治欲望，更滥用权力，满足私欲。其次，由于采取运动群众的办法，特别是毛泽东指示的军管支左，由现役军官接掌党政群各机关单位的大权，尤其是中下级干部经由各种合法和非法方式取得杀人权，酿成极端暴力和集体屠杀，不能像土地革命时期的毛泽东一样，将众多暴力事件甩锅为单纯的群众失控。的确，毛泽东不曾指示使用极端暴力和进行集体屠杀，但是采取土地革命群众斗争地主的作法，却是文革时期纵容县以及其下干部掀起激端暴力和杀人浪潮、甚至在广西酿成食人风潮的根本原因。永毅因此再三强调，与其究责群众自发失控，不如指责对以训练干部和教育群众有发明权的毛泽东和刘少奇。最后一章，讨论文革促成异端思潮和异议人物，以及中共对两者的镇压。其实所谓异端和异议，不过文革理论刺激出来的思想探索，有受毛泽东思想启发，主张彻底毁灭党组织和重建国家体制的，有反对毛泽东对刘少奇各种反党指控，也有发起读书运动从苏共历史真相了解文革，更有主张民主自由和人权等普世价值的，还有对毛泽东提出的谏言。但无论是否真反毛、反共或反党，都一律视为反毛、反共和反党而无情镇压。这三章代表文革促成的三个重大错误，永毅敏锐地看到其重要性，更提出前人所未有或未曾发挥的见解与丰富论据，发人深省。在这三方面，作者的心理和文化分析方法都难以着力。尽管如此，还是系统且深入的揭示了三个可谓历史倒退现象：建立在男性霸权上的妇女参政，有返祖现象嫌疑的极端暴力和集体屠杀，以及对异议思潮和异议人士的镇压和迫害。
永毅认定意识形态为权力斗争服务，而权力斗争不可能为意识形态服务。对他而言，意识形态仅是帮助毛泽东在权力斗争中取得道德的制高点而已。仔细阅读永毅介绍的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不断革命」理论以后，我想指出，意识形态和俄国经验，对毛泽东如何成为史达林加秦始皇也有影响。毛泽东相信马克思阶级斗争推进历史，而历史最终要进化到共产主义阶段的理论。虽然是共产革命的功利主义者，也是共产革命的浪漫主义者。一生奉行马列主义，在1950年代透过所谓阶级斗争，先后消灭和改造了地主阶级、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敢教日月换新天，把中国打造成只有公有经济(国有和集体所有)的社会，随即毛泽东即以结合群众运动方式改变苏联计划经济的方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只是社会主义经济并无相对于资本主义的天然优越性，生产大跃进反而带来大饥馑，而在经济恢复后，官僚阶层更出现各种蜕化和退化现象，甚至忘记实现中国共产革命历史任务的誓言：亦即实现比人民专政和工农阶级专政更进步的工人阶级专政，也就是建立和逐渐完善的一个迥异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党国体制。
虽然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是否真为无产阶级的专政，可以怀疑和争论，但是共产党相信自己由先进的工人无产阶级和高度无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所组成，其历史使命就是分阶段实行共产主义革命。这个共产党，为完成其历史使命，采取高度中央集权的制度。 1943年初春，毛泽东成为理论上党员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同时也成为理论上由中央委员会选出的政治局主席。政治局原有思想、军事、政治、政策和组织五大领导，亦即拥有五个大方面的决策权。毛泽东透过政治局会议，改组中央书记处为政治局的办事机构，根据政治局决定的大政方针办事。毛泽东把书记处成员减少成三人，自己担任书记处主席，拥有对重大事务的最后决定权，同时兼任其下最重要的军事委员会主席。当时刘少奇是三人书记处的第二把手，不敢以毛泽东同僚自居，强调只是毛泽东的助手而己。毛泽东以四个主席的身分，控制全党，而这个党有历史使命，采取马克思本人没听说过的列宁主义组织原则组织之，下级必须无条件服从上级。当时的组织部长陈云曾阐示服从的真义说，上级的指示一定要执行。正确的要执行，错误的也要执行，否则服从两字徒托空言。这个党组织，随着其所谓中国革命的推展，垄断各种政治、道德、甚至经济资源，尤其强调一元化党领导的组织原则，以党领政，以党领军，以党领群，除有从上到下的党务系统外，在政府、军队和群众团体中均成立有党组织，厉行党管人事制度，由党管理党与非党系统的所有党员和干部。毛泽东所创建的一元化党领导的统治体制，在消灭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指失去经济基础)后，出现严重蜕化，所以在1966年想透过提供所谓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和大辩论，来加以防止。毛泽东甚至以允许全面选举来改造或彻底重建这个体制的基层，更以夺回高级干部的权力为号召，动员红卫兵、造反派和所谓革命群众。其实，毛泽东这个作法，就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想两方面来说，都是刘少奇预演过的，两人同样号召社会主义学习的群众运动，进行思想教育和思想斗争，改造和肃清与毛泽东社会主义价值矛盾的干部。差别只是刘少奇把斗争矛头指向基层和学界，而毛泽东将之指向文人党的高层。
永毅强调文革时期的毛泽东如何向刘少奇学习理论、方式和方法。其实，如果把注意力转到延安时代的整风、审干和反奸，他可能也会发现文革前后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是延安时代两人精诚合作的整风、审干和反奸之重演。永毅的大作说，文化大革命小组有点像东汉的御史大夫，我倒觉得很像1942年成立的总学习委员会(主管整风)、审干(审查干部)委员会和反奸委员会三个临时性组织。 1943年年初刘少奇从华中回到延安后就出任前两者的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是毛泽东，刘少奇则显然是第一副主任委员，把康生这个原来副主委员比了下去。刘少奇更是反奸委员会主任委员，独当一面。在毛泽东、刘少奇和康生三人的领导下，延安不但当时出现反自由主义运动和坦白运动，也出现日以继夜、迹近疯狂、历时半个多月的抢救运动，以及放松节拍的反奸坦白运动，一万多人被怀疑为特务分子，被逼认罪坦白，向党请罪。尽管后来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甄别平反，拿掉特务分子的帽子，却已备尝荼毒，而坦白出来的供词也都成了人事档案，附影随形，死而后已。
延安时代，有特务分子嫌疑的所有干部送保卫机关审讯，文革中则有走资本主义路线当权派的高级干部，由周恩来成立的专案小组处理。刘少奇惨遭逼供信荼毒，周恩来还在请示如何处理刘少奇的文件上批示：“刘贼可杀”。虽然因为毛泽东的不同意照办，但是刘少奇还是缺乏亟需的医药用品而难逃瘐毙。由于时代的演进，前后两个 “整风、审干、反奸”运动之间当然有其差别。除规模难以比拟外，延安时代强调一个不捉、大部不杀，故死人不多。此时则死刑权下放到县以下，不时出现大量逼供信，而且出现集体屠杀。虽然毛泽东和其他党领导并没有直接参与，筹划，其大量发生却是毛泽东运动群众策略中原有纵容 “过左、过火”策略的逻辑产物。
毛泽东的群众运动采取以下策略。他知道提出任何政策和号召后都有三种反应：一种是积极分子，积极赞成，一种是落后分子，强烈反对，还有一种是中间分子，看大势。三种人的实际分布情形是中间大两头小，积极分子和落后分子都不多，依偎两者之间的所谓中间分子乃是绝大多数。毛泽东的群众运动策略因此是，找出落后分子，树立为对立面，以仇恨动员积极分子，拉拢和中立中间分子，组织最大力量孤立和打击落后分子。理想的情形是，落后分子只是一小撮人，仅占百分之五或更少，而百分之九十五都是积极分子。一旦政治运动展开，各机关学校军队位的首长组成小核心，再建立包括各级干部的中核心，再形成以积极分子为主要成分的大核心。这个动员和女一组织过程中，千万避免把落后分子估计得太多，因而殃及中间分子，制造过多敌人，同时妨害积极分子人数的快速成长，而无以对落后分子形成足够的打击力量。永毅研究过土地革命，编过有关土地革命的书，知道上动员群众策略跟毛泽东的经验有关。土地革命中毛泽东便以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富农为目标，动员和组织贫苦农民，透过斗争大会，进一步煽动其他贫苦农民，对地主富农采取过火、过左行动，全力促成农村社会和政治单位的两头一大一小的两极化。当然煽动贫苦农民积极加入行动以后，地主富农的人数可能出垷不合理的剧增，增加土地革命的阻力，但透过覆查和退赔可以处理，甚至争取到感激涕霖。
最后一章非常重要。关于这个主题，除北大钱理群教授以外，不知有谁曾有深入研究。但是我要强调一点，这种文革制造出来的异议人士，其实为数不多。永毅中学时代做过红卫兵，曾经是毛泽东的狂热拥护者，在上海看过张春桥斗陈丕显，上山下乡，走过文革后期，1980年邓小平告别革命后，前往美国学习，而且留在美国做事居留，对美国式的民主和资本主义，有一般中国大陆学者所缺乏的理解，因此反省和研究文革十年，角度与前人有异，更能提出深刻的见解和议论。最近中国大陆蒙昩主义再次当道，杯葛对文革历史的研究和出版，不愿人民知道和了解文革真相。永毅得以在海外华人世界出版此一好书，是吾辈幸运。毛泽东自认文革为其一生两大功业，另一是把蒋中正赶到台湾。其实，发动文革绝不可能是一大功业，因为既不能防止他建立的单一公有经济体制被修正与变色，反而在带来十年的巨大国家灾难和历史倒退。永毅此一力作，为文革历史作了令人佩服的见证。是为序。
*宋著已经由台湾联经出版有限公司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