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研究，随着海内外一批青年学者的崛起，出现了多元杂陈、众声喧哗的可喜局面，文革研究的视野不断扩展，而宋永毅教授在「从心所欲」之年推出的力作《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和文化基因的阐释》则在众多的论述中另辟蹊径，为深入理解和充分阐释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极为新颖和富有启发性的视角。
当然，一直有人从心理和文化角度研究文革，比如，我们可以举出Robert J. Lifton的著作《革命的不朽：毛泽东与中国的文化革命》（Revolutionary Immorality: Mao Tse-tung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作为文革前期研究的例子，以石文安的论文〈中国文革的牺牲品：暗伤〉（Victims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Invisible Wounds）作为文革之后研究的例子，但是，这两例都是以青少年的思想行为变化为题材，作心理文化分析是理所当然的事。而宋永毅教授的这部著作则是一种更为大胆的尝试，他把心理文化方法运用于文革的宏大叙事，解释文革中的重大事件和决定文革进程的领袖以及重要政治人物的思想和行为。应该承认，在研究文革的中文论着中，从文化或心理角度进行阐释的为数不少，但是在这些论着中，文化心理元素只是例证或者素材，我们看不到作为指导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等学科研究的，有坚实理论基础和相当阐释力的文化或心理理论框架。宋永毅教授的著作充分体现了中国经验与西方学术背景的密切结合，他的研究建立在熟悉和利用了现代西方有关理论的基础之上，他参考的理论有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心理学，也有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的心理史学，他还借鉴了西方学者运用精神病理学来研究政治人物的方法。
本书作者首先把上述新思路运用于研究毛泽东与文革运动的关系。一般认为，毛泽东老谋深算、冷酷无情，这当然是不争的事实，但作者同时还注意到另一个方面，即毛的独具个人性的非理性因素 ── 他的喜怒、情欲、猜疑等等在其晚年表现得极为突出，不时影响了甚至支配了他对形势的判断和做出的决策，这使得文革运动经常发生风云突变，而这种让人无所适从的变化是任何理性分析都无法解释的。作者在本书中列举了不少事例，说明毛泽东在情欲的支配之下如何作出了违背常理的决定，这里仅举两个小小的例子。
第一例是1967年发生的震惊全国的“5.13事件”：军内保守派“老三军派”策划演出文艺节目，以为本派在政治上取得优势，而军内造反派“新三军派”得知消息后，决定去造反以阻止演出，“新三军派”人多势众，肯定得胜，但这时毛泽东身边有两个情人属于“老三军派”，他们向毛吹了枕边风，使得毛表态支持“老三军派”的演出，从而使得此派反败为胜，并进而改变了军内派性斗争的力量对比。第二例是1974年文革派借反对开后门向党内和军内老干部发起攻击势头正盛时被毛泽东突然叫停：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等文革派抓住老干部们走后门安排子女参军一事向以叶剑英为首的老干部发难，这本是师出有名、颇得民心的事情，但毛泽东出人意料地突然作出批示，加以制止，这使得一场大张旗鼓进行的斗争戛然而止，即将到手的胜利化为乌有。毛泽东为什么这么反常？原来，毛也安排了好几位已经玩弄过的来自文工团的情人到北京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学院去上学，他怕反对开后门的事情深究起来牵涉到自己，这是毛泽东搞权色交易在政治上付出的代价。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起的作用相当复杂和矛盾，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本书在剖析和评价周的作用与功过时，充分展现了作者对于中国历史文化──尤其是皇权专制主义的文化基因的透彻理解和对周的奴化人格和心理的洞烛幽微。人们往往把周恩来称为「一代儒相」，既指他呕心沥血忠于国家，又指他过分忠于毛皇上，有愚忠之嫌。作者指出，这首先是对儒家思想的一种误解，在原本的儒家思想中，臣子并不是要一味服从君王，而是要随时提醒君王以民为本，以道义为准绳。因而，儒家士大夫一向认为自己的职责是为帝王师，用圣贤的道德学说来劝谏君王，监察规范皇帝的行为举止。孔夫子认为，对待君主不能只是阿谀奉承一味迎合，而要在皇上犯错误的时候指出他的错误，并引导他改正错误。本书作者指出，用儒家上述「忠君为国」的思想来衡量红色宰相周恩来的是如何处理他与毛皇上的君臣关系，不难发现，他在文革中的言行不但没有一点校正规范毛泽东的行为举止的意思而且更是缺乏起码的古代文人士大夫所推崇的圣贤道德和独立人格，我们在周的言行中所看到的，只是对毛泽东的逢迎和赞颂。因此与其说周恩来是一代儒相，不如说他是一个奴相。
更有甚者，周恩来在文革中不但是追随附和而作恶，他还经常助纣为虐、主动作恶。最为突出的事情是，周恩来在文革中担任了中央专案组组长一职──这是文革中制造最大冤案的职位。 《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就是周恩来与陈伯达、康生、江青共同签发的。作为中共的资深领导人，周恩来对刘少奇的历史问题一清二楚，他明知关于刘少奇的“罪行”材料是伪造的，但他不出来加以澄清，相反，他认可和签发那些材料，甚至写下“刘贼可杀”的批语。
宋永毅教授还在本书中运用对于个人心理和文化基因的分析来剖析和阐释文革中的其他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新的方法和视角使得妙论迭出、目不暇给。比如，与一般作者在谈到刘少奇时总是单纯将其作为受害者处理不同，本书还论述了刘在文革前和文革中对于运动恶性发展所起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关于毛泽东和林彪之间扑朔迷离的矛盾斗争，作者别出心裁地用「变异的皇太子政治」这个概念来作出阐释，相当引人入胜；至于江青在文革中的飞扬跋扈、喜怒无常，作者从她与毛泽东的夫妻生活的终止这一事实出发作了追根溯源的探索；而对令人反感而又无可奈何的夫人政治，作者的论说将毛泽东、刘少奇、林彪以林彪手下一干军头的夫妻店一网打尽，对这种中共家天下概念中派生出来的恶习，作了淋漓尽致的刻画。
我读此书书稿时常有不忍释卷之感，愿这部佳作早日问世。
*宋著已经由台湾联经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徐友渔教授，原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院研究员，为中国著名的文革研究专家，著述甚丰。现旅居纽约，曾为纽约新学院（New College）的访问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