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底，台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出版了美國知名華裔學者宋永毅的文革新著《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和文化基因的新闡釋》，該書共九章、五百二十頁，計三十二萬字。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臺大特聘教授陳永發和原大陸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研究員、紐約新學院訪問教授徐友漁爲之做了熱情洋溢的序。
此書的出版之日，正值海内外文革研究處於低潮、而中國國内文革式的政治儀式和政治運動卻日益死灰復燃、如火如荼之際。這便使這本研究歷史的著作有了不言而喻的現實意義。爲之，紐約明鏡媒體集團的中國研究院召開了一個題名為“毛澤東的文革和習近平的新時代”的網絡研討會，由明鏡集團的總裁何頻先生主持，長期擔任明鏡各類刊物和叢書的主編的高伐林先生組織。另外七位美國和加拿大的文革研究學者出席，他們是：來自美國的宋永毅、徐友漁、胡平、郭建、程映虹，和來自加拿大的吳國光和吳一慶教授。他們都是在北美的文革研究中很有成就的學者，非但有中英文專著、還大都在高校任教。他們的發言不僅對文革研究，還對中國現狀有新的探索性的意義。
新嘗試：從解讀權力到探索人心、挖掘人性
作爲書的作者，宋永毅被首先邀談自己的寫作體會。他認爲陳永發教授爲他的書作序的網絡標題“從解讀權力到探索人心”很能概括他書的特點。他的書有兩個理論視角：政治心理和文化基因。後者為“解讀權力”，前者是“探索人心（或挖掘人性）”。主要是進行了三方面突破的嘗試。
第一、是重視和研究歷史發展中的偶然性和非理性因素。一個顯而易見的史實是：如果没有毛泽东日益膨胀的个人野心和日益病态的心理人格，中国仍会有中共的独裁专政，但決不会有文革的动乱。中共的政治體制大大地放大了最高領袖的個人作用，使得任何人要搞清楚文革，必须對歷史的主體 — 毛澤東及其追隨者的非理性思維和病态的精神活動如何造成或改變了文革的歷史。這一研究絕不是追溯“八卦”，而是要研究和追究最高領袖领袖公众“魅力”下所掩盖的個人的卑劣和私欲，剝落他們個人崇拜的油彩。比如，從精神病病症的角度來理解毛澤東晚年的多疑殘忍的黨內鬥爭絕非是一種標新立異和危言聳聽。在所謂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十余人中，就至少有林彪、江青和康生三人在文革前就被醫生正式或比較正式地診斷爲各種類型的精神病患者。儘管研究者至今無法接觸他們的詳細病歷，但從現有的材料裏便不難證明他們的心理疾病對他們的文革活動和他們處理政治危機時的態度發生了重大影響。毛泽东晚期的病态人格也是一个常识。當然，宋永毅也指出：如果沒有足夠的材料，他不會隨便亂寫。比如康生，在文革前幾年曾有過2-3年是在精神病醫院度過，是一個貨真價實的精神分裂病患者。但是因爲無法找到可靠的材料，他就決定不寫。
第二、阐释领袖人物的政治行爲、特殊的歷史現象和中國數千年來的皇權政治體制的紧密關聯，這便是“文化基因”的框架。例如，本書梳理了毛澤東和林彪之間由數十年的“最親密的戰友”到成為“接班人”以後迅速反目為仇的經過，發現這一悲劇其實沒有跳出皇權體制下皇太子政治的怪圈。但是，在文革政治現象中可以挖掘到的文化基因常常并非是中國皇權專制正統，而是它的變異，而且還是在革命的意識形態下的最壞的變異。這又是一種對皇權政治的“無意識積澱”的研究。
第三、文革研究可以有兩方面的突破，第一种突破是时空领域-外向开拓型的：比如时间跨度上把文革和建国以来政治运动联系起来，把毛和习近平联系起来；在研究空间上开拓新领域，例如地方文革史、毛主义和世界革命。第二种突破是内向挖掘型的。这就是本书的意图。写毛泽东与文革的书确实汗牛充栋，但是由于中共对政治机密档案的封锁，在单纯的政治分析上很难取得突破。因而我的研究转向心理和文化，從领袖人物的政治心理分析和政治现象背後的文化基因的層面做嘗試。
關於研討會，宋永毅認爲在座同行們的熱情出席就已經是最大的支持和鼓勵，因此他認爲討論不應當局限於他的書，而更應當“藉題發揮”，對文革研究和中國現狀等更大的話題作出新探索。
探索和冒險：打開洞悉文革的新鑰匙、努力無限接近歷史真相
北美研究文革的著名學者胡平首先發言。他不僅是海外民運最主要的理論家，近年來還出版了《犬儒病》和《毛澤東為什麼發動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專著。他肯定了宋著的探索的“別開生面”，還指出了：1）從政治人物的非理性等私人因素角度分析歷史，在中國民間文化中也算是古已有之的。比如我們熟知的《三國演義》中周瑜因爲對諸葛亮的妒忌造成戰役的失敗。再如，明末清初山海關守將吳三桂“衝冠一怒為紅顔”的典故，都表示中國文化中對歷史發展的主體 — 人和私人因素作用的肯定。不過後來的研究漸漸過於側重於政治制度的研究而忽略了。2）對毛澤東和江青的變態人格和心理，其實文革中就有人認識到了。楊炳章在他那本《從北大到哈佛》的自傳裏，就回憶到文革之初的1966年7月26日晚上，中央文革的头头们来到北京大学，在校园东操场举行万人大会，让众人惊讶的是，江青居然在这样的大会上大讲毛泽东家里的私事，还上纲上线为路线斗争。她不但指控她和毛的女儿李讷在北大如何受迫害，还大駡毛的儿媳、毛岸青的妻子张少华。江青提高了音调说：“我从来不承认她是毛主席的儿媳，毛主席本人也不承认！岸青有病住院，她妈领着她女儿到医院，说是看岸青，就睡觉，造成事实——”後來楊炳章給毛澤東寫信，認爲江青“疯癫”、“不适合搞政治”。3）一个人有这样那样的心理疾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样的人手握大权，更可怕的是他们手握大权而没有制衡，最可怕的是他们甚至不准妄议，不准别人批评。宋永毅这本书着力于研究一个常常被人忽略的问题。有的人本来就有某种精神缺陷，在那种特殊的权力场中，缺少制约，恶性发作，纯属病态。当年我读李志绥那本回忆录就想到：像毛泽东，一个人被捧到红太阳的地位，二十几年如一日的接受亿万人民的欢呼歌颂顶礼膜拜，他的心理怎么还能正常？就是没毛病也得惯出毛病来，何况本来就有毛病。文革已经过去50多年了，可是在今天，中国居然再次出现了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居然再次出现了对伟光正的不准妄议。我们再一次看到了种种分明是心理疾病精神疾病的发作，看到了种种分明是传统专制文化基因的泛滥。读宋永毅这本书，不但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现在。
原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研究院、大陸文革研究專家徐友漁教授為宋著作了“序”。他指出宋著：“在众多的论述中另辟蹊径，为深入理解和充分阐释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极为新颖和富有启发性的视角。” 徐友漁教授預料，宋著很可能會帶動一批有新意的文革研究的新著的出現。但是，徐友漁教授也嚴肅地指出：這種方法固然有新意迭出的優點，但也有其十分冒險之處，那就是很容易走上對歷史闡釋的牽强附會和任意解釋。徐友漁教授指出：宋著比較好的避免了這種“牽强附會”，主要是因爲：1）宋著掌握了有关文革的大量资料。我们从他主持编辑字数多达近3000万的《文化大革命数据库》就可见一斑。他往往在提出一种政治或者心理分析之后,马上以有关文革的文字资料加以佐证,使得前面的立论显得言之有据；2）宋不但是文革的研究者，而且也是文革的亲身经历者，文革运动波诡云谲，形势多变，令人捉摸不定；文革领袖说话出尔反尔，真意难于揣测；文革政治人物常常是正话反说，反话正说，要有相当的政治经验，才能明白其真实意图。宋教授的文革经历，对于他破解文革密码大有帮助；3）宋著对于中国文化基因的构成与内涵有较为精准的理解，这使得他从文化传统角度分析文革政治不落俗套，具有与众不同的内涵。他用“变异的皇太子政治”这个新概念来分析林彪的境况、地位、下场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他分析周恩来的性格、作用则是另一个突出的例子。宋著指出，用儒家「忠君为国」的思想来衡量红色宰相周恩来的是如何处理他与毛皇上的君臣关系，不难发现，他在文革中的言行不但没有一点校正规范毛泽东的行为举止的意思而且更是缺乏起码的古代文人士大夫所推崇的圣贤道德和独立人格，我们在周的言行中所看到的，只是对毛泽东的逢迎和赞颂。因此与其说周恩来是一代儒相，不如说他是一个奴相 — 我認爲這是一個很深刻的見解。
美國德拉瓦州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程映虹，是研究國際共運史和毛主義對世界影響的專家，他的文革著作《毛主義革命：二十世紀的中國與世界》在前個月被譯成日文出版，獲得一致的好評。程映虹認爲：宋著把對歷史的研究從大的路綫政策轉到領袖私人思維、情感、關係，是開辟了一個新的站得住脚的領域。其實對歷史發生影響的動因既在“私域”（私人領域）内，也在“公域”（政策路綫等等）内存在。比如，極權體制領袖人物的與衆不同的起居時間有時都會對歷史行程發生極大的影響。這在現當代歷史上也是屢見不鮮的。比如1944年6月的諾曼底登陸。原來的德軍并不認爲盟軍會在那裏登陸，因而并沒有做好相應的軍事佈置。但是在盟軍登陸的前天晚上，他們發現了諾曼底極爲可能就是登陸點，趕緊向希特勒匯報，要求改變軍事部署。但他們被告知：元首正在睡覺，不能打擾。結果德軍失去了重新部署的機會。同樣的事情發生在國共内戰的孟良崮戰役中，當時國軍發現軍事部署有問題，要改變，但是被告知蔣介石正在睡覺，不能改變，結果失去了戰機。又比如斯大林的起居時間也比較奇怪，還嚴令別人不能打擾。他死於1953年3月5日，原因是腦中風。3月1日清晨警衛便發現他沒有起床，但是被嚴格指示不得打擾。結果耽擱了搶救時間，死了。程映虹指出，專制體制，尤其是文革中毛澤東的極權體制會極大地放大了領袖人物的“私域”對歷史的影響。這和和西方極爲透明民主體制不一樣，後者也會有影響，但是要小得多。他認爲：首先是極權主義體制下的領袖人物和他的追隨者會形成一個特殊的私人關係，一直他們的“私域”都會對政治發生極大影響。其次是，這些人的親戚、同鄉、同事等等由私人關係的人又會形成特殊的圈子，得到提拔，私人關係又進一步放大、對政治發生極大影響。最後最複雜的是私人恩怨，它也會在集權體制的權力鬥爭中被大大地放大，影響歷史進程，一直不知道内情的人會覺得不可理喻。我有一個長期到中共黨史研究的老同學曾告訴我説：在中共歷史檔案中最敏感的其實是私人關係、個人恩怨的材料，他們要比意識形態等等的分歧作用大得多。而由此常常把“國事”變成了“家事”。中共黨内許多鬥爭雖然常常以意識形態表現出來，但你其實很難知道最終的根源在何處。當然，因爲專制體制的關係，對研究者來説許多私人領域會很難找到足夠的材料，但這并不等於説這些歷史不重要或不可知，我們的責任是爭取無限地接近歷史真相。
曾經和宋永毅長期合作編輯了不少文革著作的原明鏡出版集團的資深編輯、學者高伐林也做了一個題名為“洞悉毛泽东与文革中诸多怪事的钥匙”的發言。他指出：“關於毛澤東，關於文革，五十多年來中外有了很多研究成果，但我還是有若干疑問。例如，毛澤東在文革中言而無信、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舉動，實在太多了。”“ 類似的疑惑有很多。我讀宋永毅這部著作，感覺他為我理解毛澤東和文革的諸多怪事打造了一把鑰匙：‘這裡不僅有他的理性思維、個人性格和知識結構，還一定會有他的情感、慾望、意志、直覺、幻想、潛意識等等的不自覺的、自發的、非邏輯的心靈歷程。所有這些理性和非理性、意識和無意識的精神活動，都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或改變文革的歷史。’”他還認爲：“宋永毅教授这本书开了新的头，探究了文革领导者、发起者的理性和非理性的政治心理和文化基因，接下来我们这些读者，也应该更认真地‘做作业’，探究文革的参与者的‘情感、欲望、意志、直觉、幻想、潜意识等等的不自觉的、自发的、非逻辑的心灵历程’，进一步揭开关于文革的谜团。”
政治學流變：從政治心理學的弱點到制度主義的長盛不衰
加拿大維克多利亞大學政治學講座教授吳國光是一位中英文著作甚丰的當代中國政治研究專家，他有關文革研究的《權力的劇場 中共黨代會的制度運作》分別由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和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在2015年和2018年用英文和中文出版。吳國光教授也在加拿大大學裏開過文革的課。他的發言講了三點。
第一，上世紀六十、七十年代，政治心理學在政治學研究中曾是非常走紅的一個分支。當時出版了一系列用政治領袖人物做個案分析的著作，如研究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的心理和疾病的傳記（《總統人格：伍德羅·威爾遜的精神分析》）。他還曾是我畢業的普林斯頓大學的政治係系主任、校長，后當了總統。這一派研究很快就式微了。首先是它有英雄史觀的嫌疑，對大衆的涉及較少。其次是因爲八十年代興起了制度主義研究，認爲只研究心理這樣一個軟性的東西，而沒有研究制度這樣一個硬性的東西不行。而宋著比較好地克服了這兩方面的弱點。宋著提出了文化基因這樣一個概念，就不僅針對領袖人物的變態心理，也完全可以如高伐林先生所講的追蹤到群衆性的變態心理上去，因爲文革正是一個群衆性的瘋人院大變態的運動。那麽，領袖人物和一個紅衛兵群衆之間有什麽樣共同的情感和文化密碼？宋著便開辟了一個可以繼續研究的路徑。
第二，制度主義後來在政治學研究領域四十年長盛不衰，而不是如時裝表演般的快速變遷，“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給了政治心理學翻上來的機會。這主要還是制度是個硬性的東西，比較容易把握。而宋著提出了中國皇權政治中“皇太子政治”、“皇權和相權的矛盾”等等，這些其實都是典型的制度主義的分析方法，這就克服了傳統政治心理學的不足。用通俗的話來説，宋著其實是一本“扒底褲”的著作，把毛主席、江青同志、敬愛的周總理們的“底褲”扒下來了。這其實是在政治上學術上都很有勇氣和價值的舉動，并不因爲“扒底褲”這三個字而顯得下流。我們爲什麽要從政治學、歷史學來研究領袖人物，當然就是要發現其政治奧秘。如果只看他們凃了口紅，化了妝的相片，挂在天安門城樓上，人人都一眼可見，爲什麽還要研究呢？上世紀八十年代曾流行把領袖人物從神壇上請下來研究，其實就是“扒底褲”的方法。現在流行數字化的研究方式，一切都變成了數碼。這當然對宏觀視野有幫助，但是絕對不如“扒底褲”的方法有血有肉。我提倡研究方法的多元論，絕對不要排斥任何一種有用的研究方法。只有綜合多種研究方法，我們才能接近事實真相。關於“八卦”，其實只要有可靠來源就都不是“八卦”。司馬遷《史記》中的很多材料其實也是“八卦”，但是司馬遷寫了以後人們就信了，因爲他在幾千年以前，也做了“田野調查”。其實“八卦”是中國文化中一個很高的思維，後來才變成了英文中的“小道消息”。
第三，我想聯係一下現在。郭建教授聯係了美國的現在，我來聯係一下中國的現在。這兩天張高麗和彭帥的“大瓜”（緋聞）走紅網絡。設想一下：如果文革當年也有微信和社交媒體，很難保證空政文工團的某一個女生不把她和毛主席之間的“大瓜”丟出來。文革過去了半個世紀了，但是當年毛和空政文工團的劉素媛等女生的故事和今天的張高麗和彭帥的“大瓜”性質是完全一樣的，今天習近平的中國在多大程度上已經向毛的中國復歸了，是一個很大的值得研究的問題。我剛才講到中國人共有的文化基因和情感密碼，但我不認爲我和毛之間有很多相同之處，但習近平和毛澤東，相同之處一定很多，這就是爲什麽他能坐這個位子，而我就絕不可能坐上這個位置（笑聲）。談到“非理性”，今天我們從外部看習近平，應當看到“戰狼外交”、中共對整個世界的宏大野心，應當和中國民衆瘋狂的民族主義的文化密碼是一致的。我相信習近平在中國是得到很多人的支持的，這和文革中毛澤東得到相當多的人的支持是一樣的。剛才也講到性的因素、力比多（不是利比亞）現在中國政壇中的作用是越來越重要了，當局也在利用這些東西。如果我們對照閲讀宋永毅教授的這本書，還可以看出更多的門道來。
張力和解讀：文革的情感史研究和毛、習的異同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東亞係教授吳一慶是近年來湧現的文革研究的新秀，他的英文著作《邊緣的文化大革命》在2014年為哈佛大學出版，并獲美國社會科學歷史協會的最佳學術著作獎。他談了以下三點感想。
第一，無論在中國還是西方學界，文革研究一向有有過度理性化的傾向。無論是將文革視作為毛劉權鬥、或是毛的激進革命意識形態的體現，或是文革研究中的社會學分析取向（所謂的“社會衝突論”）抑或是近年來興起的“政治過程分析“（比如斯坦福大學社會學家魏昂德的研究），都毫無例外地將冷冰冰的個人行為理性或集體行動理性視為文革中事件與衝突的根本原因。我認為與其說宋著置於流行於五六十年代的心理史學的學術脈絡中，還不如將之與近年來人文歷史學科中興起的情感史和“情感轉向”聯繫起來。情感史研究在近年的興盛，與社會史、文化史的興起相關。儘管社會史和文化史已經開展了有一代之久，但歷史研究仍然專注理性的東西。情感史關注的重點將原來被人忽視的感性的因素納入歷史研究的範圍，從情感、感性的角度分析和描述歷史上的重大事件。情感史研究開展以來的兩個重要的方面。一是討論情感是否影響了歷史、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二是分析情感的歷史內容和社會背景。從情感史角度研究文革和毛澤東時代，學術界目前基本是空白，在這方面宋著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開端。同時，從情感的角度，我們不僅需要研究高層領導人，亦須研究普通民眾的情感體驗。基於情感的研究可幫助我們重新認識人與人、人與語言、以及語詞與行動之間的關係，這會為迄今以來以政治史為基本模式的文革研究開闢新的空間。
第二個問題有關毛與習的關係。毛的政治角色，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既有“虎性”又有“猴性”，虎作為權威的象徵，猴或猴王則像徵批判者（“大鬧天宮”、挑戰權威）。換一種方式來說，毛的角色既是斯大林、又是托洛斯基，既是教皇、又是挑戰教廷權威的馬丁路德。在文革進程中，毛的角色在兩者之間變換游移，1966年夏季毛以猴王或造反派總司令的角色開始，1968年後作為群眾運動的文革基本收場（儘管激進革命辭藻仍然繼續），造反派受到鎮壓，黨國官僚體制恢復，毛則轉化為“虎”的角色。在作為群眾運動的文革的前期和後期，領袖崇拜的政治功能也有很大的不同。運動前期的毛崇拜為民眾挑戰黨政權威提供資源，而運動後期的毛崇拜則更多的起到意識形態一統化和秩序重建的作用。習近平是二十一世紀中國的毛澤東嗎？就根本而言，習的角色不可能是毛的再現或複制。最主要的區別是，習近平通過官僚國家自上而下的權力強制人們服從、創造了令人窒息的專制秩序和統一性，而毛對“亂“則有高度的承受力，他通過大規模社會動員，發動民眾以最高領袖的名義挑戰黨國機器的權威。如果說習與毛有相似之處的話，習只是作為最高領袖或“虎”的毛、作為斯大林的毛，他絕對不可能成為作為”猴“或反秩序力量領袖的毛。
第三點，他覺得宋著的敘述框架中隱含了一種富有創造性、建設性的張力。這本著作以《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為標題，似乎看起來是只是以毛澤東個人為中心來敘述文革，這種從上至下的一統化視角以及相關的“皇權政治”、“文化基因”諸概念，在文革史研究中是常見的敘述模式。但全書中關於毛澤東的篇幅實際上只佔九章中的一章，其餘六章是關於性情、行為及需要各異的多位高層領導人，最後兩章論述中共政治暴力運作模式和文革中的民間及異議思潮。
以第八章討論的暴力為例，歷史中的很多大規模暴力（包括文革中的集體性殺戮）並不完全是自上而下的國家行為，正如宋著所引用的加州大學社會學家蘇陽所指出的（詳見蘇陽著, Collective Killings in Rural China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劍橋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在人類歷史中的無數大規模暴力個案中，大概只有猶太人大屠殺可以和以國家為中心的解釋模式大致吻合。儘管我們不能否認國家權力是解釋大規模暴力中的一個基本要素，但其影響力常常是間接的。更為重要的是，國家不是一架完美整合運作良好的強大機器，依照蘇陽的觀點，國家是一個不同政治力量互相博弈和互動的複雜政治空間。儘管國家組織確實扮演了關鍵角色，但大規模暴力的發生並非是由某種明確的高層政治意圖直接指導的，而往往代表運動過程中的某種非常態，是由不同政治行動者對於模糊的高層政策的不同解讀所造成的，是結構性失序和體制內生的組織異變所致。與此類似的是，第九章論述的民間異議思潮亦是源於不同政治主體在動盪變幻的運動過程中對於原本高度模糊的毛澤東文革理念不同解讀（或過度闡釋），是一元化理念與政治邏輯在政治危機中破碎解體的過程，亦是官版意識形態的蛻變（詳見拙著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Chinese Socialism in Crisis， 哈佛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在宋著中，兩條不同的敘述線索和解釋路徑（一體化與多元化、整合與破裂、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連續與斷裂等）交織纏繞，“文化基因”的概念既可從熟知的結構一體性和歷史連續性視角理解（例如陳永發教授在序言中所討論的“歷史倒退”和“文化返祖”現象，p.11），亦可從歷史的過程性、偶然性、變異性、和多樣性角度來解讀，從而展示給讀者一副“多維視野下的眾聲喧嘩”（p.30）。就根本而言，宋著的內部張力和不同解讀可能性，恰好反映了文革歷史的高度複雜性。
作爲世界現象的“文革”：從美國左右兩派看“文革”基因的普遍性
任教於美國威斯康辛大學英文係的郭建教授是英文版《中國文化大革命大辭典》的第一作者（另外兩人是宋永毅教授和周原博士），他也是《中國文化大革命數據庫》的編委。最近，他還與人合作翻譯出版了大陸楊繼繩先生的文革史大作《地覆天翻》的英文版。他認爲宋著的兩個理論視角：政治心理和文化基因角度很獨特：一方面，政治心理學是跨國界的，普世的，從非理性和潛意識的視角觀察歷史人物和政治運動，擴展和加深了我們對文革的認識。另一方面，文化基因的角度又是中國式的，作者探討當代皇權（毛）與相權（周）的關係、儒相與奴相的區別、當代皇帝（毛）與儲君（劉少奇、林彪）的關係、以及當代的皇太子政治，其實是在講中國特色極權主義的一個重要側面，頗有洞見。
“因爲永毅兄鼓勵我們借題發揮。我就發揮一下，講講作為世界現象的文革，更具體地說，就是美國當下左派和右派的‘文革’現象。先做兩點說明：一是我這裡說的左派和右派是指極左和極右。二是美國和中國的政治體制有根本的不同，做這樣的歷史比較必定有一個錯位的問題。但是，有很多現象畢竟是普世的，比如宋著中談到的政治心理學，再比如，我們從自身經歷中，或者從 Le Bon 和 Freud 等人的著作中，看到的大眾心理和民粹主義，或者從《第三帝國的興亡》看到文革。
他認爲美國的右派文革，主要是指“川普革命“。其實川普本人是一個沒有任何政治立場的、自我膨脹到不斷有妄想溢出的商人。他靠右翼勢力當选和執政，不過是一種偶然。而他搞民粹，蠱惑群眾的本領卻是右翼政客望塵莫及的，以至於共和黨為得到選票而被川普綁架。從文革的角度來看，川普革命有以下幾個特點：1）挑戰民主政體的造反運動：川普發動群眾運動，首先是要造民主體制的反，他“炮打司令部”的口號是 Drain the swamp，將聯邦政府視為滋養蚊蟲、傳播病毒的沼澤地，要把水抽乾。他當政期間不斷撤換政府的專職人員，用不正當手段蒐集政敵的黑材料，並大量啟用他的親信，甚至兒子和兒媳，不聽話的立即撤換，如走馬燈。第二任競選失敗，川普便一方面逼迫副總統否認國會對大選結果的認證，一方面煽動他的“紅衛兵“衝擊美國民主的象徵，國會山，造成暴力流血事件。川普至今仍在說，2020年的大選結果是舞弊的結果，當今的美國政府是非法政府，他的鐵桿支持者，至少是三分之一強的美國選民，竟然相信這一說法。民主體制下的公民信心何在呢？ 2）有“偉大領袖”指揮的群眾運動：說起文革，我們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個人崇拜和群眾運動。川普便是美國民粹運動的領袖。他自稱是一位“非常穩定的天才”，在全球化造成美國工人失業或地位下降的情況下，他以救世主自居，打出 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民族主義旗號，說只有他能拯救美國。他的支持者不僅相信了這一點，而且很多基督徒認定川普是上帝特選的領袖，來領導他們對抗現代社會的道德淪喪。作為民粹運動的領袖，川普很有一套取悅支持者，侮辱反對者，挑動群眾鬥群眾的本事。這也是當下美國民意分裂到如水火不相容，派性當道，甚至於父母與子女反目的重要原因。
有我們自己的文革經歷，還可能讀過 Le Bon 和 Freud 等心理學家對大眾心理的研究，我們便不難理解川普和群眾的關係：這些群眾作為個人，多半都是很好的人，甚至是很可愛的鄰居。但是一旦捲入有領袖領導的群眾運動，感情就會膨脹到不讓理性有任何空間，集體的非理性就會驅逐個人的清醒判斷，群眾的頭腦就會變得異常輕信，甚至成為領袖的頭腦。這就是為什麼當下美國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罔顧事實，相信川普所說的大選舞弊，從而視拜登政權為非法。川普的文革對美國民主體制的最大的威脅在於它使許多選民失去了對真假的判斷能力，失去了對民主的信心。
他認爲美國的左派“文革”是一種壓迫者/被壓迫者過於簡單的兩分法。它首先是走過了頭的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 本來就是一個貶義詞，但是，與它相關的如平權法案（Affirmative Action）等一系列政策，的確在提高婦女和少數民族的入學、就業機會和社會地位等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是，與這些政策密切相關的左傾意識形態成為美國人文領域（教育、學術、文藝、新聞等等）的主流以後，逐漸形成一種自以為是、排除異見的勢力，在客觀上甚至出現了可稱“逆向種族歧視”的現象。這種思潮在美國的高等學府尤為明顯，它無形中成為一種逼人自律的壓迫力量。與左傾主流意識形態相抵觸的見解很難有發聲的機會，即便說出來，也很可能會遭到圍攻，甚至行政處罰。這種接近“統一思想”的局面，顯然是違背了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所代表的言論自由原則。
他最後指出：現在美國出現了極左極右殊途同歸的悖論（paradox)。極左和極右本是政治上的兩個極端，但卻又像孿生兄弟一樣形影相隨，即便不聯手，也是殊途而同歸。我們這些經歷過文革的人對美國左翼的文革現象非常敏感，但對右翼的文革現象，我們卻由於某些原因不易察覺，或難以承認。實際上，近期的歷史經驗中，極左極右相通的例子並不少: 比如，毛澤東就（對基辛格）說過，他喜歡右派，喜歡右派掌權。比如，希特勒敬佩斯大林，認為納粹德國和共產主義蘇聯是真正的對手，因為雙方都有意識形態，儘管是不同的意識形態，而民主世界的英、法、美則沒有，所以不在話下。再比如，左翼的西方當代文化理論界欣賞納粹桂冠法學家施密特對民主的剖析和抨擊，中國的新左派也亦步亦趨，大量譯介施密特。最後，阿倫特寫《極權主義的起源》，將納粹德國和斯大林的蘇聯同樣看作極權主義的典型。丘吉爾在他的演講中，也是這樣做的。為什麼左右相通？這個問題我還沒完全想清楚。但是，就二十世紀以來的歷史經驗來看，最起碼有兩點是明確的：一是極左和極右都有專制傾向，都把民主自由看作自己的敵人。就拿川普來說吧，身為民選總統，卻羨慕並誇讚當今世界的政治強人和獨裁者（普京、金正恩一類），希望自己也有他們那樣的權力，他的專斷傾向和獨裁幻想是很明顯的，不是嗎？二是極左和極右往往以民粹主義為手段，將某種意識形態簡約為口號，作為發動群眾運動的工具。
討論會結束前，宋永毅作了簡短的總結。他認爲他個人提倡“六經注我”的研究態度，即“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運用各種研究方法來研究歷史事件，提供吳一慶教授所講的提供内部張力和不同解讀的空間。另外，因爲中國出現的某種文革復辟的現狀，一本歷史著作有幸作爲現狀的鏡子，也可謂是一個民族的大不幸。會議在YOUTUBE的鏈接如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dCI_0sS-z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