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委員會頒發給王康先生2021年劉賓雁良知獎特別榮譽獎，表彰其一生對中國人文精神的貢獻，這也是我們對他的永久紀念！人類文明之在，歸根結蒂乃是「人」之精神的光照與傳承。
1949年，王康先生出生於重慶一個傳統知識份子家庭。可惜那個不幸的年代，革命暴力全面摧毀了中國文明——數千年的文化傳統及一個多世紀以來對西方文明的孜孜汲取，從政治、經濟、社會，到精神、倫理、文化，以致語言、文字、風俗、家庭。毛澤東三十年是一個毀滅文明的時代，它的危害不僅延續至今，也將祸及中國未來。
王康出生不及一歲，父親——畢業於民國川大物理系——即作為政治犯入獄，他七歲時才得以戴罪出獄。其母親一系是書香世家，外祖父唐迪風先生是民國年間蜀地碩儒；外祖母陳卓仙女士則是古詩詞大家；舅父唐君毅先生乃新儒家領袖，執筆《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生於這樣一個家庭，王康自幼耳聞目染，中國文化傳統滲透他的血液。然而那個時代，這樣的家庭卻是「革命」的對象，這也就大致決定了王康作為「另類」，與該體制格格不入，一生行走於「江湖」。
1966年「文革」爆發。1968年，王康曾打算偷渡到香港，但終因「父母在，不遠遊」而放棄。之後，他下鄉到巫山務農，他在《夢憶巫山》中記述「天冷，木床鋪上兩尺厚谷草，像睡在馬槽裏。看了20來頁車爾尼雪夫斯基《怎麽辦》，昏昏然睡去。」「一夜朔風，不知何時， 屋頂刮飛到曬壩下方十來丈處。一間沒有屋頂的房間，顯得空空蕩蕩，像丟了天靈蓋——其實就少了屋頂。紋帳上，地上，竈臺，都鋪了一層厚雪。」
1972年，王康返重慶任體育教師。
二
1978年，王康考入西南師大中文系。入校後，他創辦了西南高院首個民間「文學社」，撰寫宗旨：文學要「成為現實生活冷靜而熱情的見證者，成為人類心靈、人類情感、人類痛苦，人類友愛的忠實記錄者和歌頌者；成為人的尊嚴、人的權利的勇敢衛士，成為人類美好理想堅韌的開拓者。」
1980年，全國各高校掀起競選地方人大代表的風潮，王康組織學生積極參與。其後，他籌建「重慶大學生聯合會」。蔣慶先生回憶說「記得當時重慶各大學思想異常活躍，康兄欲在重慶籌建『大學生聯合會』，特至西南政法學院約我共商其事，其後該會雖未能成立，然余與康兄之交，自此始矣。」也就是從彼時，王康以布衣之身，而事國與民之大道，踐行其人生之誌：「人生意義，端在完善社會之同時完善自我」。
一九八九年，王康先生執筆撰寫《中國改革憲章——為中國改革求國內外人士共識之宣言》（數十中國知識界翹楚簽署，1989年4月10日以《未來十年中國改革的基本構想》為題發表於上海《世界經濟導報》），核心是「修改憲法，革除集權政治，推行民主政治，實現憲政」，這是中國知識界的政治宣言，1895年後的新「公車上書」。該宣言集中體現了「八九民主運動」的主旨精神與核心訴求。「六四」後，此宣言遭《人民日報》公開批判，王康亦為之遭政府通緝而四處逃難。
九十年代，王康先生在逃難期間撰寫了《大道》——取意「大道之行，天下為公」，拍攝為六集政論片，縱橫人類數千年之歷史，叩問蒼茫大地中國向何處去。其後，他創辦「重慶陪都文化公司」，拍攝了系列歷史紀錄片《抗戰陪都》、《盧作孚》，《中美西部開發啟示錄》、《重慶大轟炸》等；以復原被遺忘的民國史，頌揚陪都重慶往昔的光榮，呼喚泯滅的中華民族精神。
二十一世紀初，王康先生率領團隊，歷經數載創作巨幅抗戰史詩國畫《浩氣長流》，2010年7月在臺灣中山堂首展，震撼兩岸國民。中國抗日戰爭所體現的精神，即中華民族之精神、中華民國之精神。1949年後，中華文明及其精神遭至徹底摧毀，《浩》作乃是以良知、血命對之莊嚴地祭奠、正名；它是召魂之典，是南嶽忠烈祠的復生，顯現了死而復生的中華民族精神：仁義天下、悲憫蒼生、慷慨犧牲，忠信寬恕、人類共榮。何為中華民族？它從哪裏來，到哪裏去？何為其精神、道統、人格？此在。
2010年後，王康借香港自由之地，做了一系列講座，如「帝國的教訓與共和的經驗」、「俄羅斯的精神與夢想」、「蘇維埃興亡」、「解密重慶談判」、「孔子是中國天下一統真正的倡導者和踐行人」、「中華文化的復興」等等，中心主題是講述歷史，批判共產主義革命及極權統治，復興中國文明，可謂大道恢恢，鋒芒凜然。
2013年，王康先生流亡美國，直至逝世。其間，他提議創立了劉賓雁良知獎；在華盛頓、紐約、洛杉磯、舊金山等地巡回展出《浩氣長流》；撰寫了大量評述文章，批評當下中國當局強化極權、回歸紅色意識形態；向國人警示紅色帝國。
2005年至2020年，王康接受美國「自由亞洲」專訪《老康秉燭》共130集，以廣闊的視野縱論天下，從國際政治、蘇俄、恐怖主義，到辛亥革命、流亡文學、”五四”反思，等等。
王康重病後，以頑強的意誌繪畫了大幅史詩畫作《審判幽靈》——審判共產主義革命（未完成）、《俄羅斯破曉》——紀念俄羅斯思想先驅、《乘風歸去》——紀念當代中國受難女性。
他自知今後的時間不多，便利用網音、視屏做了大量的演講、訪談——尤其是微信群中的長篇演講，如「全球化時代的孔子與耶穌」、「帝國與思想」、「 毛澤東的內心世界」、「中國的前景：後專製時代」、「『十月革命』一百周年」、「難忘1949中華民國苦難史」、「五四的教訓是沈重的」等等。這是他留給中國的最後的精神財富。
三
反極權，爭自由、人權、民主；反思共產主義革命，批判毛澤東及紅色意識；王康於此踐行一生，直至晚年流亡海外，客死他鄉。而於此同時，王康先生頌揚孔子，倡導復興中國傳統精神、文化，這是他於中國的另一重要貢獻。非有蒼生、國家、天下之胸懷，縱觀人類文明之高遠眼光，及「雖千萬人吾往矣」之精神，此難以為。
八十年代是中國思想解放的大時代，知識界的主流思潮是追述真實歷史，反極權反專制；爭取思想言論自由，迎接普世價值；實行憲政民主。王康先生身體力行參與了這一偉大的歷史進程。但是，由於數十年的極權統治，中國知識界的思想多有缺失，反極權反專制，卻也沿襲了「五四」新文化之偏頗，忽視乃至否定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將之視為需淘汰、清除的舊東西——「中國文化代表着保守、停滯、封閉，只是東方專制王朝興衰循環的精神附庸」（王康《東去江聲流汩汩，南來山色莽蒼蒼——唐君毅全集大陸版總序》），甚至認為「新中國」極權統治就是因為「五四」反封建不徹底。
王康對「五四」以來知識人對中國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詆毀、踐踏痛心疾首，他說「中國真正的危機在於，學界領袖非但不在民族危亡之際拱衛自身文化，反倒以否棄中國文化為新潮、進步」；「他們認為傳統文化構成中國現代化最根本障礙……。拒絕承認中華文化具有現代價值，更不認可它擁有任何世界性意義或人類文明價值。」王康批評道「（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後主流知識界對中國文化的批判否定，其理論源頭幾乎全部來自進化論、無政府主義、懷疑哲學、實證主義、階級鬥爭學說和科學主義，來自19、20世紀西方和俄國彼此沖突、對立的思潮。」（同上）
王康先生是「新中國」最早一批走出「五四」激進窠臼的思想者。在倡導、踐行「自由」「民主」同時，他亦以復興中國文明為使命，傾心追尋中國傳統精神、人格、道德、文化，他意識到這是中國重新走向文明之本，可謂彼時青年知識精英的先行者。當然，這得益於其家學的熏陶與傳統，也就是說他有「舊中國」思想、文化的傳承；而這正是1949年後中國新知識分子的普遍欠缺，文明傳統的中斷荒蕪了幾代人的頭腦、心靈。
四
1978年唐君毅在香港病逝，王康「在西師組建了一個哲學小組」，研討新儒家著述，從而他「對中國命運和使命有豁然開朗的領悟和視野」。（王康《來路與去向》）這大概是當代中國最早的一批追尋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青年。
王康說「我是一個文化正統派，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我服膺儒家思想。」（王康《來路與去向》）在激進思想的潮流中，王康捍衛中國傳統文明，他盛贊孔子：「孔子體現一種大明始終、厚德載物、含弘光大的精神，堪稱圓滿。」「孔子的思想、人格、事業已永久性融合於中華民族的文化與歷史生命中，塑造了『中國人』的內在精神形態、倫理道德風範、主要文化特性以及思維、表達、日常人倫習俗。孔子的偉大與崇高，即是此民族文化生命的偉大與崇高；孔子的地位的形成，即民族文化生命的次第形成。」（王康《東去江聲流汩汩，南來山色莽蒼蒼——唐君毅全集大陸版總序》）王康引用唐君毅先生的論述：「聖哲為文化凝聚的像征和綿延繁榮之源泉的核心價值。……一個民族對其聖哲失去信仰時，這個民族便開始瓦解。當人類對其他民族的聖哲不能互相尊重時，世界便由於精神的障礙，陷於戰亂，——人類無共同的先知，就會迷失他的道路。現代世界出現了大顛倒，欲以政治目標不僅統治世界財富，而且統治人類心靈，致使人類精神面臨最大威脅。……數十年來，喪失了對孔子人格的尊敬，是中國文化精神最大的墮落。」（同上）
1966年6月大陸爆發文革；同年11月，蔣介石先生在臺灣發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王康先生及同仁倡導復興中國傳統精神文化與「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時間有先後，但它們的由來、指向、意義是一致的。復興中國傳統思想、道德、文化就是召中華之魂、文明之魂，引導國人走出廢墟，由荒蠻、殘忍回歸良知、仁善，人成為「人」。變革制度當然重要，非此中國不能歸本；但是何為本？即人成為「人」，讓中國成為「人」之社會、「人」之國家、「人」之天下，此是中華民族根本的自救之路、中華民族十數億人安身立命之本。
王康曾多次引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這段話：「中國現有近於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擺在眼前。這全人類四分之一的人口之生命與精神，何處寄托，如何安頓，實際上早已為全人類的共同良心所關切。…..如果中國文化不被了解，中國文化沒有將來，則這四分之一的人類之生命與精神，將得不到正當的寄托和安頓；此不僅將招來全人類在現實上的共同禍害，而且全人類之共同良心的負擔將永遠無法解除。」這段話寫於1957年，時隔「新中國」建立8年，離「文革」尚有9年。我們看到由於摧毀中國文明傳統，從「土改」、「鎮反」、「大躍進」、「大饑荒」到「文革」，偌大國家，數億人民陷入了怎樣的瘋狂、暴虐。復興中國傳統精神文化的根本意義，不在於它如何悠久、高卓、博大精深，而在於它是十數億中國人安身立命之道；摧毀它清除它，必然是鋪天蓋地的狂亂、暴虐、殺戮。十九世紀中葉，太平天國曾有過一次，曾國藩痛言「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乃開辟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然而，百年後毛「新中國」又來了一次，更壯闊更徹底，嗚呼哀哉！難道中國還要再有一次嗎？
我們不指望人都成為聖賢，但任何文明都需要有一個承負道統使命的集團，繼承守護其道統，身為表率，呵護族群，教育、引領民眾；敬神、賢，崇德義，抑惡揚善；以光耀大地，天下太平、人民安居樂業。在基督教文明中，他們是教士、牧師；在佛教中，他們是僧侶；在傳統中國，他們是「士」階級。基督、佛陀、孔子即是他們各自的始祖、永遠的領袖、導師，「兩千多年來，他們的言論行為、容顏神情活在無數男人和女人的記憶與夢魂裏。……在他們生前死後，人類相互猜忌、怨恨、排斥、仇殺，從來沒有止息。但他們跟世界的榮耀、福祉、希望早已融為一體，他們跟人類的厄運、屈辱和死亡也難解難分。」（王康《東去江聲流汩汩，南來山色莽蒼蒼——唐君毅全集大陸版總序》）
近百年前王康外祖父唐迪風先生著述《孟子大義》言「夏而變為夷，中國之憂也。人而流為禽獸，聖人之所深懼也。憂而後設教，懼而後立言，不得已而後學，無可奈何而後著書，以詔天下後世，孟子之閎識孤懷，孟子所欲痛哭而失聲者也。天地不生人與禽獸同，自必有人知其實有以異於禽獸，千載而上，有聞而知之，見而知之者，千載而下，自必有聞而知之，見而知之者。人心未死，此理長存，宇宙不曾限隔人，人亦何能自限，豈必問夫道之行不行，學之傳不傳哉。」1974年，唐君毅先生重刊《孟子大義》，感慨言「今滄海橫流，世變日亟……吾年來日益感吾平日之為文論學，不能如吾父之直心而發……」又曾言「吾之此書，成於顛沛流離之際，……唯瞻望故邦，吾祖先之不肖子孫，正視吾數千年之文化留至今者，為封建之殘余，不惜加以蠲棄。懷昔賢之遺澤，將毀棄於一旦，時或蒼茫望天，臨風隕涕。乃自勉自憤，時作時輟，八月乃成。」（唐君毅《《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自序》）再47年，王康為《唐君毅全集大陸版》撰序，言：中國面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傳統學術支離體解，社會結構磨滅顛隳，知識界數千年的自主優遊不復存在，維持文明於不墜的道統、學統土崩瓦解。」「如果不能在中國文化處於非常與困厄之際挺身潮流，維護這一古老、獨特、對中國和世界都攸關深遠的文化生命，就沒有參悟到『殷憂啟聖』的時代真諦，領會到流亡命運的密令指意。」基督、佛陀、孔子，「他們全都生活在憂患時代，無法對人的不幸、苦難、罪孽、絕望視而不見；…..他們念茲在茲、生死與之的唯一使命，是撫慰、提升和拯救世界，祈求、祝願並構建人類共同的家園。」
唐老先生之警示之，唐君毅見證之，王康乃親歷之，三代人悲中華之災禍，憂蒼民之罹難，奮而守護中國數千年之道統，「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文明是珍貴的，是在漫長的歷史中，由世世代代人的生命、鮮血、經驗凝聚而成，文明的首要責任是守護、繼承；其後才有納新、變革；斷本即亡。
五
1958年元旦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四人聯名發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主旨是中西文明各有長短，當互敬互學，取長補短，共同擔當，「人類同應一通古今之變，相信人性之心同理同的精神，來共同擔負人類的艱難，苦病，缺點，同過失，然後才能開出人類的新路。」
王康先生倡導復興中國傳統精神文化大體是繼承了《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的立場與宗旨。他倡導國人應自重，珍惜、繼承中國數千年的文明傳統，同時亦要努力學習、汲取西方文明之長。王康先生說「1949年以來的中國，是近代以來中、外若干歷史事件交叉作用的結果，並非中國常態，更非中國終極形態；中國必將再次回到它的傳統和正道去尋找存在的連續性和動源，只有將中國現代的空前變局與曠古浩劫置於東、西方歷史與文化的正面遇合，見證之，轉化之，升華之，接通中國的來路與去向，中國的演變才將擁有偉大的前程」。（王康《來路與去向》）
在中西文明之間，王康倡導共處共在；在差異中，求「同」、求「通」、求「融」；為人類和平共同擔當，以求大同。他說「孔子與耶穌、釋迦牟尼、蘇格拉底，東方與西方，對待而不對立，彼此仁心德慧善惡之消長興衰，如日月升沈，春秋代序，並無恒定不變之優劣。此正儒家不忍、同情、欣賞、成全、圓滿、不悖不害之宇宙意識，也是基督教救贖人類、佛教悲憫惻憻超度萬生精神所在。」（王康 張祥龍《中西文化之爭中的儒家與當前思想狀態》）他引用余英時先生《克魯格人文與社科終身成就獎答謝辭》中的話：「如果歷史可為指引，則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對基本價值似乎存在很多重疊的共識，畢竟中國的『道』講的就是承認人類共通的價值和人類尊嚴。如今我更堅信，一旦中國文化回歸到主流之『道』，中國對抗西方的大問題也將終結。」繼而，王康激動地說：「我們分明看到，站在當今世界最高文化榮譽獎臺背後的，還有從孔子到陳寅恪，從莊子到胡適的全部中國精神先賢，中國不僅是一種世界物質力量，中國更是一種世界精神力量，中國不僅賦有自我拯救的天然權利，中國更有與人類共同獲救的神聖責任。」（《走向歷史破曉時分》）
六
王康的最大期願是「孔子與基督握手」。王康臨終前受洗接受基督教，這是他於此理想的踐行。
求仁得仁。王康先生悲憫蒼生，以國家、天下為己任，不負先賢，致力復興中國傳統文明；悲壯華美地走完一生，與他敬慕的先輩唐君毅先生站列在一起——「人當是人；中國人當是中國人；現代世界中的中國人，亦當是現代世界中的中國人。」
劉賓雁良知獎評委會
2022年2月7日 於華盛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