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君親師”備受中華民族傳統敬仰。末尾的“師”指“老師”，有“一日為師，終生為父”的說法，足見尊崇之隆。
近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服務中心製作的《民間歷史》，上載楊苡所撰《半個世紀之前的奇遇》，發人深省。
楊苡（字靜如，1919-）是已故著名翻譯家楊憲益胞妹，《呼嘯山莊》的譯者。文中寫道：
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〇年我在昆明西南聯大就讀外文系，由於個人原因，讀完二年級就休學了。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我到了四川重慶，第二年暑期我考進位於郊區沙坪壩的國立中央大學外文系借讀，到畢業後仍拿西南聯大文憑。這個中大是從南京遷去的，學者專家雖不如西南聯大那樣人才濟濟，在當時抗戰時期的國統區也是應居首位的。
到了一九四四年，我已讀完了三年級，開始進人大四下學期。我迷上了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詩歌，正准備從柳無忌先生寫畢業論文，這時學校裡鬧學潮了。原來是顧孟余校長要辭職，他是繼羅家倫之後派到中大當校長的，好像並沒當上兩年。我一向不問世事，但是中大學生罷課了，我就沒法上課。他們要挽留顧孟余，聽說顧校長終究是個學者，學生一向推崇教授治校，不喜歡當官的來。當時，開“維多利亞散文與詩歌”課的陳嘉教授也是從西南聯大聘請過來的，他在清華大學畢業後，到美國耶魯大學學完文學博士返國，我沒課可上，就找他“研究”我譯的勃朗寧的詩。當時老師提醒我別摻乎這些事，少說話。他說：別忘了咱們是聯大的。這裡和中大不一樣，複雜得很。他忽的一聲長嘆：“Politics is very dirty！”（我的恩師毫無政治歷史問題，清白一生，一直在大學任教，後來卻遭受了莫大的摧殘與羞辱！早巳抱憾辭世！）
其實政治有多髒，那時我才二十幾歲，也沒有多大體會。我是借讀生，一向是居於“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圈外人，學潮使我沒法上課，卻不影響我讀書譯詩。但有一天我偶然走過學校的大禮堂，看到裡面一些學生在聚會，台上有人講話，台下稀稀拉拉的似乎都有點激動，我這人好奇，就從邊門進去聽（那裡是隨便進出的），台上講話的好像是學生會的領袖，說些什麼，我也聽不懂，只見他一副慷慨激昂的神氣，我也聽不出所以然，一會兒我就悄悄地從邊門溜出去了。過了一天路過大禮堂，碰巧又看見這種聚會，我又進去了，那個學生會主席正在灰溜溜地宣布蔣委員長要親自擔任中大校長了，台下居然沒看到人鼓掌，那時也不時興台上講話的人帶頭鼓掌以暗示下面必須要跟著掌聲雷動那種方式。反正我沒看出什麼歡欣鼓舞的氣氛，大家心照不宣，換這個校長誰能反對？過了幾天也沒聽說有什麼歡迎大會，畢竟要召集全校師生大會不容易，到底中大不是什麼黨校、軍校，能夠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
倒沒想到中大換了校長之後，蔣校長（據說他叫大家稱呼他“蔣校長”而不是“委員長”）在關心學生生活方面施了“德政”。其一就是我們的生活用水。
我們的女生宿舍坐落在中大宿舍區松林坡上，有點像現在火車上的硬臥，兩邊上下鋪，當然是兩碼子事，只記得我住的那個宿舍在高坡上，遠看有個窄窄的木門永遠開著。進去只是用一道道糊紙的竹笆牆隔開一個沒門的小間。每小間有四張上下鋪的木床相對，中間一個拼起來的長條桌，上面放著各自的煤油燈、梳洗用具和書本等。家具當然和聯大的差不多，都沒上過油漆，總的說來比聯大宿舍條件好些，卻更擠些，一個大宿舍可以住進好幾十個女生。記得有一天碰上俞家和榮家的幾個公子哥兒來看他們的親戚，走進宿舍中間窄小的過道兩邊看看，用英語嘲笑著：“Just like a stable（就像個馬廄）！”我正好聽到，心裡大為反感，差一點罵出一句：“Go to the devil（見鬼去吧）！”
我們的生活用水在今天不可想像，我們每個大宿舍外面都蓋了另外一大間空屋，裡面有幾只馬桶，還有兩個極大的水缸。用水是校工從下面嘉陵江邊挑上來的，水當然是混水，那時大家也沒有什麼怕污染的環保意識，但我們必須用從小店裡買來的明礬塊每天早晚在洗臉水裡轉圈“打礬”，讓泥沙沉澱，隔個時辰再把上面清水倒在另一只空臉盆裡才能漱口洗臉，然後把那些泥沙往宿舍門外一潑，這是每天生活裡必不可少的頭等大事，卻沒想到有天蔣校長來“視察”時見了，認為太不像話，怎麼能讓這些愛國學生過得如此艱苦，於是我們“打礬”的大事忽然沒了，我們事先不知道，大清早大家發現水缸裡的水變清了，原來是新校長下令校工替學生事先在水缸裡“打礬”！我這才想起確實前些天我從宿舍出來，正打算下松林坡去教室上課，正遇到這位新校長身穿他平素喜歡穿的黑披風，沒帶帽子，也並非光頭，只見他手執手杖微笑地向坡上走來，後面跟著幾個中大領導人什麼教務長訓導長之類，我當時可沒空站著行“注目禮”（那時有這麼個滑稽的說法），只忙著上課去了。那時候好像沒這幾十年一有“大人物”出現，就要“淨街”，甚至戒備森嚴如臨大敵，人人緊張的那個樣子，那個時候真無所謂！我們同學中間有不少官宦人家的兒女。同我一個宿舍裡就有陳布雷的兩個女兒（陳鱺兒和陳璉）、陶希聖的獨女（陶琴薰）、財政部長俞鴻鈞的女兒（俞筱釣）、上海申新紗廠的榮德生家裡的榮墨珍，還有軍界泰斗蔣百里的女兒蔣和（即錢學森夫人蔣英之姐）等等等等。我們都很熟，也能談心。她們在學校的生活和我們大家一樣，似乎比我們更用功讀書，也不張揚，絲毫不會給人“高人一等”的感覺。當然她們也得和我們一樣在洗臉水中轉圈“打礬”！只有到了星期六她們才回家改善生活，那是她們自己的事。到了星期日下午或星期一大清早她們又匆匆回來按時上課了。陳璉有一兩次用搪瓷蓋杯帶來家裡熬好的放了鹽的豬油，吃中飯時她用筷子不聲不響地往我們每個人的飯碗裡塞一筷子豬油，一下子就分光了，這種皆大歡喜的事我也不能忘記。
還聽說了一個趣聞，也屬於高層人物生活的花絮，是俞家女公子星期一從家裡返校後晚上聊起的，其實她也是聽家裡人當笑話說的，說是Madame（即蔣介石夫人宋美齡）前幾天和“委員長”鬧別扭。有天晚上“委員長”剛要邁進臥室，夫人大概正在換鞋，趕上情緒不好，一氣便把脫下的一只高跟鞋朝著“委員長”擲去，把她的Darling（這是夫人習慣如此稱呼她丈夫的）嚇了一跳，趕快向夫人賠不是，這一擲，夫人的氣也消了。那時候閑聊這些也不犯法，只是覺得有趣而已。如果再往後的十年浩劫時代，閑聊這些可就要被打成“現行反革命”了！
我想當時重慶中央大學應該是重點之重點的，有一次聽說美國副總統華萊士要來參觀中大，上面派外文系一位姓胡的學生去獻花。聽說胡是被人當做校花看待的，可見她多好看。她睡在我的上鋪，英語水平很高，說一口流利英語，也是官宦人家的。但叫她去獻花，畢竟才二十來歲，也還有點緊張，我們同屋的就給她打氣，這大概也是一九四四年的事。那時我們平時穿著都十分樸素，無非是麻紗或府綢旗袍，從不艷妝濃抹，她接到任務後換了件淡藍色旗袍，把頭髮好好梳一下，我把我常戴的一只仿象牙別針給她的衣領中間點綴點綴，如此就算是打扮過了。她抱著一束野花走到華萊士這個大個子美國人面前，用流利的英語表達歡迎之意，總統笑眯眯地答謝，擁抱一下，旁邊校方領導禮節性地鼓掌，如此而已，儀式完成，我這個同班同學也沒有從此趾高氣揚！
“委員長”是號召“新生活運動”的，至於什麼內容，似乎也沒有強迫大家學習過，因此我也不清楚。當時流行“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念起來有節奏又押韻，就牢記到現在。這時“委員長”又變成了“校長”，頗有點“新生活”來臨的意思。有兩個有趣的內容，一個是宿舍裡忽然搞起什麼衛生運動來了，我因星期日總會到沙坪壩南開中學去看我的母親、姐姐還有我的孩子，對於宿舍裡的事從不關心。但是女舍監忙起來了，那個姓王的女舍監和我們聯大的不同，我在一九三八年到聯大時，我們的女舍監陳儀女士是燕京家政系或社會系畢業的，對女生噓寒問暖，唯恐我們因為生活艱苦而想家。中大的女舍監是國民黨員，命令多，關心少，也許她重視的是女生的思想方面的事。有一天我驚奇地看到我們這個宿舍非常干淨，我們的臉盆、腳盆、漱口杯、飯碗等等都被搬到閣樓上去了，掛在床頭的衣服等等都不見了，反正又不是我爬梯子送上去的，一定是女舍監指揮幾個宿舍的同學幫忙整理打掃，那時已分系合住了，俞筱鈞和榮墨珍已搬到另一“房間”，我看到她們房間裡長桌上還鋪上了白色帶花的桌布，還擺個花瓶，真有點像閨房了。一打聽原來是搞衛生運動，“校長”也視察過了。沒兩天我們宿舍那個破門上面掛了個很大的花籃，原來已被評為最好的衛生獎，於是王舍監通知我們去新開的輔食部領小白饅頭，每個人好像發四只。真是皆大歡喜。
說到輔食部，這也是新校長的德政之一，我們的伙食改善了！估計是新校長親自“品嘗”了一次的結果。這件有趣的事等一下再說，先講輔食部的廚房就設在食堂附近，富裕點的同學嫌伙食油水少，可以到廚房買個什麼魚香肉絲、菜腦殼炒回鍋肉片、麻婆豆腐等等，這在四川就叫“打牙祭”，我們這些沒吃飽的，偶爾也可以用饅頭票到廚房買幾只切面小饅頭，那時真感覺這小饅頭是天下最好吃的美味，當我看到男生用右手五個手指夾著三只，嘴裡銜著一只喜洋洋地從廚房走出來，左手還拿著一盆香噴噴的魚香肉絲時，我確實口水欲滴，因為我們屬於吃貸金飯的流亡學生，雖然名義上是國家發下來的貸金，卻從來沒要我們還過，不論是在聯大，或在中大。
只是好景不長，還沒等到門口花盆裡的鮮花完全枯萎，“校長”在一個星期日突然“微服私訪”，也沒有驚動校方領導，聽說帶了一兩個人就邁進了我們的宿舍。女生在裡面三三兩兩坐在自帶的小板凳上，洗衣服、襪子、鞋的，洗腳的、洗頭的，反正是趁禮拜天洗這洗那，閣樓上的衣物全搬下來了，亂七八糟！校長突然走進，給大家來個措手不及。他很窘，趕快退出。據說：“校長大人生氣了，從此不會再來。”我也是從南開回宿舍後才聽說這件趣事，只聽一個女生說：“活該！我們還說他隨便進女生宿舍不講文明呢！”
說起這位校長大人，還有一件趣事，可算是奇遇吧。有天他大概要關心學生吃得好不好，聽說他還到我們大食堂吃了一頓。我們吃完飯也是不會等到天黑，我記不清那天是中午還是傍晚，反正我才從食堂走出，左手拿著我的搪瓷飯碗，右手拿著竹筷，優哉游哉地走過來，忽然看到蔣介石從食堂的另一個門出來了，這次沒穿黑披風，只穿中山裝。學校各方領導鞍前馬後地跟著，倒也沒有前呼後擁，估計是不得已陪著他來品嘗我們的飲食（我猜這也就是不久後成立了輔食部的原因）。後來就看見他鑽進食堂附近那個用破磚、竹笆糊起來的小破屋－－男廁所。男生們真有幾個在廁所外等著看熱鬧的，他們嘻嘻哈哈地笑著，大聲說：“委員長吃我們的伙食拉肚子啦！”
蔣介石出來又走上土堤，我們這些吃過飯的學生遠遠地望著他，我也混在圍觀的人群中，時不時地拿著筷子敲著我的飯碗邊，似乎在敲著小鑼，等大人物出場，反正沒人趕我們走，我們對他行“注目禮”也算是禮貌吧。
有個食堂的四川伙夫，蹲在地上雙手托著腮在傻看，就是南京人說的“望呆”，蔣介石走過來了，他也不站起來。中大教務長在校長身後著急得又使眼色，又用手指往上一挑一挑，示意要他站起來，可他不懂。蔣校長過來了，走到他跟前，用手杖指戳著，平和地說：“站起來！”可他根本不懂國語，何況這位校長全是下江人口音，於是伙夫不知所措，校長後面的侍從只好大聲用四川話說：“站起來嘛！”
蔣校長的手杖等一會兒又用了一次，那時沒走多遠，又有一個男生吊兒郎當地站在稀稀朗朗的人群前面，穿的學生制服領口敞開，上面的扣子沒扣上，校長就用手杖指著這男生的衣領說：“扣起來！”
後來我們還以為那個伙夫和那個男生可能要倒霉了，但聽說根本沒事，只是留下個笑話而已。
到了學期快結束的時候，聽說蔣校長可真發了脾氣。聽說他是當回大事地出席了中央大學一九四四屆畢業典禮。偏偏老師學生去的不多，稀稀落落的，害得蔣介石在台上等了半天，儀式開始後請校長訓話，校長可真火了，他問台下：“你們像老師的樣子嗎？”台下當然沒人搭腔，他又說：“我替你們回答－－不像！”又問學生：“你們像學生的樣子嗎？”然後他大聲說：“不像！”顯然是光火了，但我沒聽說他罵什麼粗話，我也沒親眼看到他的光頭，只是女生們三三兩兩回宿舍當笑話說：“蔣校長光火了！”我看到的和後來的電影當然不一樣。
從此“校長”再也沒有在沙坪壩中大出現過。我也從來沒忘記那“打礬”的黃水，那只枯萎的大花籃，那輔食部的小饅頭，還有我們這位大人物校長緩步走來，用手杖指指點點的神氣。
另外一位當事人－南開中學某學生回憶道：
1943年由於學潮等原因，蔣介石委員長兼任了一段時間的中央大學校長。那時候他每個星期一上午來中央大學視察，據說中午在學生食堂吃一餐午飯，下午回城。
話說這一天的下午三點半鐘，下午的兩堂課結束了，到了課外活動的時候。南開中學大門進來有一條大路約五六十米長，連接到一個廣場，初中部芝琴館和高中部範孫樓在廣場兩邊相對而立。那時候學生全部住校，校規很嚴，平時不准出去，私自出校門記大過一次，所以我們一般下課後不向校門那方向走去的。話說的這一天我不記得是什麼原因，反正我是低著頭從那條大路向大校門走去。沒走到一半抬頭一看，對面一群人已經走到我面前，當中為首的正是蔣委員長，穿著那件我們熟知的黑披風，身後跟著七八個人吧。這時候我們之間的距離只有五六米了。我們初中生都是穿著童子軍制服的，我一下子條件反射地立了正，向他敬了一個童子軍的三指禮，委員長點了個頭就過去了。我向前走了六七步，不知道身上哪根筋犯了，覺得還不滿足，於是扭回頭來就追，直跑到委員長面前站定，再敬了一個禮，看見他露出一絲笑容，這下子才心滿意足地走開了。
在那個歷史時期，一個十三歲的孩子，充滿領袖崇拜的熱情，這樣行動是很自然的。今天複述這段歷史，卻有些值得細想的地方。那天蔣先生是來看望老校長張伯苓的，從大校門到南園的校長住宅有兩百多米，他的汽車完全可以開進來，開到忠恕圖書館門口，就可以至少少走一百米的距離。然而他讓車停在大門口，寧願多走路，避免開車進來影響教學環境，而且步行上門探望老教育家，這是何等的平等作風。
其次，安保問題。在今天的大陸，像這樣的大事會是何等的嚴密，要做足多少功夫，要擾多少民，以確保萬無一失。而蔣先生輕輕鬆松而來，既無事先佈置，又沒有前呼後擁，崗哨林立，我一個小頑童，就這樣隨隨便便地在他身邊跑了一轉。難道還不值得稱道嗎？
南開中學的大操場也是當時重慶最正規的，所以1944年大後方大專學生運動會是在南開舉辦的。運動會的最後一天，最後一個運動項目萬米賽跑的最後階段，蔣委員長來到了會場，替運動會大大增加了熱烈的氣氛。
僅從上述資料，即可窺見當時的國家領導人蔣介石關懷莘莘學子的拳拳之心。
對比之下，“中國人民大救星”毛澤東高高在上，他登上中南海寶座以來，從未駕臨任何一所大學或中小學。儘管他授意屬下為之保留“偉大導師”的榮銜。按說以其畢業於湖南省立第一師範，且曾任小學主事（校長）一職，“導師”這頂帽子還是恰當的。
毛獨夫確實洞察吾國國情，號稱“萬世師表”的孔聖人，生前惶惶然若喪家之犬。沒有槍桿子黔首百姓誰聽你的？此所以“偉大領袖”對任何學校都懶得步入也。
嗚呼！
2022-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