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invented Revolutionaries: Indonesian and Filipino Communists Exiles in China

Written by Taomo Zhou & Joseph Scalice

 

发表于[美国]《外交史》2021年第三期（第45卷）

下载自：https://doi.org/10.1093/dh/dhab024

 

译者按：尽管此文描述的对象，是东南亚共产党整体兴盛之时，流亡或曰寓居中国的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共产党人――但是基本没涉及柬埔寨、马来亚、缅甸、沙捞越、泰国等国共产党人，但它发表的时间是时隔东南亚共产党整体衰亡三四十年后的2021年；也就是说，可以将它纳入“东南亚共产党善后”范畴――“现在我们可以说了”。译者相信，对于多数中国读者来说，本篇译文为他们首次揭开了中国政府政治庇护东南亚共产党成员真相的面纱。

本文原文的注解排在页底，译文改将它们排在文后；而且出于明显原因，没将它们译成中文：那样有着研究兴趣的读者，便会很难“按图索骥”从而“找不着北”。译者奉劝能懂英文读者，不妨对于注解多看一眼，可知关于中国援助外部国际共运研究，已经发生一场“资料革命”。这对朝野中共党史研究，无疑构成极大填补空白。对于值得呼唤能人来翻译的披露中联部运作的文献名字，译者给出了中译。

对于中外多数读者来说，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领航史料”，可以引导他们深入暸解毛泽东中国与东南亚共运的关系，以及开启他们对于神秘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运作的管窥，而不仅仅是二位作者于文中反复强调的，令到他们能够感同身受“流亡带来的窘迫处境和被迫改变”。当然，后者对于如今大批移民国外的香港居民来说，确有重要“重塑启蒙”作用。

苏共支持中共夺权成功，历时22年（1927一1949）；中共支持越共夺权成功，历时27年（1948一1975）。中国支持东南亚（不含越南、老挝）共产党夺权，如从1963年算起，至1984年，历时21年，无一成功。此时中国撤销对于它们的支持，无可厚非。没啥道理认为中国应该永远支持它们下去才是恪守道义。同理，美国支持阿富汗共和政府21年，没能扶起阿斗，只能撤销支持，一样无可厚非。这和“久病床前无孝子”的道理相似。朱紫莫辨吃瓜群众其实没啥理由嘲笑中国、美国，在网上狂逞一时口舌之快。同理，缅甸共产党变种的护毒，是匪患而非共患；喀布尔机场逃亡的混乱，是民乱而非兵乱。

周陶沫，女，原来是“深二代”，现为新加坡共和国人，担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斯卡利斯，男，美利坚合众国人，现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苏瑞福东南亚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美国伯克利大学博士。均为研究东南亚共运后起之秀。读者可在网上查到关于各人介绍。不过，他们本身并无流亡中国经历。文中头尾出现的“我们”（两位作者）混淆“他们”（流亡人士）或者“人们”（芸芸众生）现象，已被译者改正过来。

中文读者可以从本文引注得知，业已离开中国的曾在中国流亡人士，已有几位撰写、出版了他们流亡中国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那些是更加货真价实的第一手史料，可被视为史学“金矿”。例如，文中说到的米格拉特，已于2010年发表了英文电子版《纪实小说：中联部18所的秘密》，页数竟过五千；《方吉代伊文献档案（1963―2003）》，跨期竟达41年。

如今的中联部大厦，位于北京复兴路18号。中联部十八所应当不是复兴路18号。中联部既有十八所，很可能就还有一所、二所……十六所、十七所……十九所、二十所……。也许不仅有位于北京的，而且有位于湖南、江西……的。“所”下还有“点”，如文中方吉代伊所在的广州医院要人禁区。“点”下甚至还有“匹”，匹夫的匹。据译者所知，马共流亡中国成员，有被单个安排在海南、广州、益阳、长沙、武汉、新疆等地的。有位通晓英语的马来亚共产党曾被发现隐居于位于三亚北面一处农场附近山林，几乎成了野人。为何如此，不得而知。国共两党抗战初期曾就马来亚共产党有关问题达成一个协议，译者从没见过。是否规定他们回华可予国民待遇？

作为对自己选编的《万隆假诺自作孽：井冈道路无果而终》上册：《镰斧重开走资路：东南亚共运之衰亡》整体的补充，译者在此加多一大段话。下册《亢龙海外有悔证：中国放收泰共内战》则是由译者自撰的，原为呈交香港中文大学的硕士论文。该大段话如下：

1974年，沙捞越共产党游击队（其领袖文铭权长期驻在北京）向政府缴枪投降，人数近千。开东南亚共产党放弃武装斗争，接受政府善后之先河――这一“雪崩”延续了十年整。香港东西文化事业公司寒山碧1990年出版了田农著《森林里的斗争――沙捞越共产组织的研究》（32开121页），描述了华人开发的沙捞越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衰。书虽不厚，但对于国际共运研究，意义却为重大，因为它与东南亚共运、全世界共运衰亡发生学联系在一起。寒、田二位先生独具慧眼，善莫大焉。欲知详情，读者可向该出版社索购。如果说，以往对国际共运兴起发生学――如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有否炮击冬宫、中共一大會址曾由上海转去嘉定――曾倾注过十分力的话，那么，如今对国际共运衰亡发生学也应倾注十分力。“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可予此种盖棺定论？。

继田农揭橥“共产主义是通向资本主义的一条最漫长、最痛苦、最昂贵的道路”论点之后，此处《重塑的革命者》一文的作者周陶沫和约瑟夫又提出了一个相关论点“毛泽东转取三个世界理论和实践，为以后邓小平的‘复辟资本主义’打下了外交框架基础。”尽管迄今中苏两国共产主义走向的资本主义，还是劣质的权贵资本主义，不是优质的自由资本主义。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原来乃与王沪宁的“三个代表”存在相随关系。咳咳，“由外及内先后融入资本主义体系”的天机至今方才泄露，抱怨“两三”所指不清之人如今顿悟了吧。

译者认为，古今中外人类社会发展的首要基本矛盾，乃是近代史揭示的争取民主政治与维护专制政治的矛盾，或曰纳税庞大群体与征税小撮群体的矛盾，不是马克思杜撰的劳工阶级与“剥削”阶级的矛盾，或曰争取公有经济与维护私有经济的矛盾，甚至不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非人类动物界的首要基本矛盾才是食物需求和资源局限之间的矛盾。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释因能力有限：例如，美国介入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都不是为了经济目的；2004~2012年，美国从伊拉克进口的原油从3275万吨降至2370万吨，年均进口2580万吨。而在战前1998~2003年，美国从伊拉克年均进口约2845万吨。全是买不是抢；数量不升反降。此次挑起乌克兰危机，大陆又有讲者执迷不悟，只见物欲不见人权，又将其归咎于美国企图抑制欧洲进口俄国油气。

译者认为，既不是“英雄人物创造历史”，也不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更不是“黔首黎庶创造历史”、“劳工阶级创造历史”，而是“广义精英创造历史”――古今中外各行各业最有成就打头百分之五的人可被冠称广义精英，不分贵贱富贫智愚壮羸。狭义精英仅指上层集团，词义区别很大。譬如，俏黄蓉、洪七公就是丐帮精英。对于“劳动人民”应予充分尊重，但是绝对不宜圣化（一如法国革命歌曲《问谁未发声》、《第一国际歌》的法文歌词所欲表现的）：正是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客观迎合近代四处泛滥的尚庶主义（Populism）思潮的，已被科学证非的奠基命题“交换价值本质乃是劳动价值而非效用价值”，造就了那条“最漫长、最痛苦、最昂贵的道路”。民主普选政府+自由资本主义适度裒多益寡,可致全民庶几谋生无忧乐生无虞，党主独裁政府+权贵资本主义大肆劫富济贫，反致相对贫者益贫富者益富。指导思想奠基命题起念非真，余皆妄议，这是本；专制政体必施恶政，弊端百出，这是枝。世间沸腾民怨一向强枝弱本，未尝道德规律批判双管齐下。此误不纠，如苍生何？

政治发展学定义创新，科技创新和社会创新，才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这比马克思的“生产力的进步带动生产关系进步，生产关系进步带动上层建筑进步”明晰得多，科学得多。光是“走资尊私”以及“立宪民主”还是永远无法踏上比肩西方的康庄大道。译者认为，由于基因缺陷，迄今我国我族本土科技人员所能做出的一切，都是模仿。就像中国足球一样，他们的重大母型创新成果，还如鲁迅所说：“除了一无所有，还是一无所有”；冯桂芬展望的“比而齐之，齐而上之”不幸臻于无望。持久的，全面的模仿只会带来被同化、被亡种。只有及早合邦美国，融血华洋，经过国族杂交此种凤凰涅槃，而非仅仅经过自身成效不著政经改革的炎黄子孙，始能焕发无限重大母型创新才能，迎接无比辉煌的普世未来。

流亡具有突然特点。流亡不常以流亡者离开某个地方或者某些人们来描述，而常以流亡者对于自己无可挽回脱离某个地方或者某些人们的所怀意识来描述。相应地，流亡者的四海为家意识乃是基于旅行的可能发生而非旅行的实际发生。源出此种原因的不只是禁止实际旅行而且是禁止构想旅行，新冠病毒疫病催生了全球“流亡”的意识。即使被困在被认作是家的地方，不少的人都会产生令人不快的陷于罗网之中的感觉：咱是“全世界流亡者”。为了适应已经发生巨大改变的世界和自己置身其中的地方，人们常常不可避免和不知不觉地改变自身的程序和习惯，以及自身的目标和信仰。

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描述过：在资本主义下，物质生产方式和商品全球运动经常发生的变革，会令“所有坚硬的东西融成空气，所有神圣的东西受到亵渎”，其结果会对社会关系和人类意识带来冲击。1诚哉其言。流亡人士就曾经历这种时刻：以往人生突遭终止造成“往事成空”。突然的流亡开始，突然的沉寂降临，会带出来“世界末日”的感受。

困扰人们人生轨迹突然改变的影响，很少立即呈现明晰。它比较少的是一种陡然断绝，比较多的是一种事实浮现，人们置身另一世界一事所带来的成千上万种逻辑后果，只是缓慢呈现出来。当应对大流行病，应对上述逻辑后果对人们的家人，对人们配偶的生涯，对人们探访居住在严格防疫屏障另一边的儿女的机动能力之时，本文作者二人本能地投入了人不约而同的写作项目，它们就是酝酿已久的关于一位印度尼西亚和一位菲律宾共产党人旅居中国的亮眼故事，二人都是因为突然政治变故而被迫流亡异国他乡。他们逐渐醒悟，流亡在以交替的、矛盾的方式强迫他们重塑自己。流亡的压力给他们的个人特性格和政治观点带来显著的细微差别，如果没有流亡则无其事。他们的流亡顺循明显的、不同的道路。回顾流亡历史的开头和後来，他们明显觉察到了，在现今这个世界，社会的改变，个人的改变。它们无处不在，方向欠明。就像早期流亡的人士，他们一脚踏入了重塑自身的过程。

1971年一天，杜伊·达唐·宋达尼（Utuy Tatang Sontani）乘坐西伯利亚大铁路列车从北京前往莫斯科。作为一名造诣非凡的剧作家，宋达尼广被承认是名独立以后印尼文学的代表人物。他于1965年9月抵达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6周年庆典，以及其后接受疾病治疗。2但是他的计划不幸脱轨。就在他于天安门观看游行之后仅仅三天，雅加达被一惊人消息唤醒：一队自称“九卅运动”成员的军官，绑架和杀害了六名反共的印尼军队高级军官。随后数月，印尼群岛陷入了一场堪称20世纪最为血腥的政治暴力事件之一。3作为一名亲印尼共的左翼知识份子，宋达尼面临了一个难以接受的事实：回去印尼就意味着被判死刑。在中国政府庇护之下，宋达尼和其他印尼流亡者过上了物质上面享有特权的生活，免于遭受中国百姓所曾遭受的经济困难。但是他们不被允许和普通中国群众接触，时时受到他们监护人的监视。狂暴文化革命中的接续政治运动，造成了这些流亡者内心的撕裂，挑战了他们以往对于中国的乌托邦观念。4为逃离令人窒息的环境，宋达尼忍受了一次极其乏味的七天旅行；在他51岁时又得适应一个新的环境；又领受一遭失友之痛――仍留北京印尼同志视其行为等于背叛。

与宋达尼离开北京的同一年，一个代表“民主菲律宾运动”的青年代表团抵达北京进行一次为期三周的学习，费用全免。民主菲律宾运动是个联合个各种不同抗议团体的伞式组织。他们到达之后三天，被安排参观中共当年的革命基地延安。中方译员曾问一位23岁的团员齐托·圣罗马纳（Chito Sta. Romana），拉丁语“habeas corpus”（人身保护令）怎解。51971年8月，菲律宾自由党在久被认作公众政治生活中心的米兰达广场举行有关选举集会，突然发生爆炸。三枚手榴弹给扔到了主席台上，造成九死百伤。没人因此事件被判刑。处在主要策划此次爆炸嫌疑人士名单首位的是菲律宾总统斐迪南•马科斯和菲律宾共产党。后来指控菲律宾共产党应对此次爆炸负责的人中，有位名叫马里奥特•米格拉特（Mario Miclat）的菲共党员，后来也到中国流亡。米兰达广场爆炸之后仅数小时，马科斯宣布人身保护令的暂停令状；1972年9月，他又宣布了戒严法。6都在政府黑名单上的圣罗马纳以及许多左翼学生若是回国，肯定面临逮捕。那位翻译的询问变成重新定义圣罗马纳及四位代表团成员在下一十年及以后人生轨迹的事情。正值五位团员决定留在中国以逃避母国政治迫害之时，他们面临了又一个原先不曾料到的改变：曾经被他们视作革命样板且曾鼓舞菲律宾左翼学生运动的中国，不久就与美国和解，同时竟与东南亚反攻的、威权的政府结为友邦，包括菲律宾马科斯政府。由于中国外交政策发生转型，印尼和菲律宾流亡者，就从值得东道主尊重的客人变成了颇令东道主尴尬的客人。

自从旅行变成流亡，多彩壮观的异域风光大都变得单调陌生。虽然宋达尼和那些菲律宾代表团的年轻人很可能在中国从来没见面，他们彼此面临过的困境却惊人地相似，且与人们当中许多的人在新冠病毒肆虐期间，面临着的困境惊人地相似。于其母国突然发生的政治动荡，无限期地将这些临时旅行者搁浅在外国土地里。由于得对中国奥援东南亚共产主义运动保密，由于这些人士对于宏观外交鲜有研究，这些流亡者们的经历已经沉没在历史长河之中。将这些鲜为人知的个人故事挖掘出来，且与当前情状联系起来，人们便可醒悟到，流亡怎么改变了他们自身，醒悟到人们怎样通过重塑自己来适应环境。

如果你们觉着目前防疫期间的幽闭烦躁症状难以忍受，那么你们不妨想象一下：文革期间，活在那四周围以高墙，警戒以解放军的士兵的场合的滋味。这种生活，其一，会令被禁止随便与普通中国人民接触的亡者们产生沮丧。其二，会令被禁止直接捲入横扫中国的火爆的政治运动的他们互相之间，发生一系列类似文革火爆的，如果並非更厉害的个人攻击，有时甚至逐步升级为肢体打斗（菲律宾人称为“成双对决”）。“在中国人心目中，除了毛泽东之外就没他人的名字；在中国的天空上，星星总被那不落的正午骄阳遮盖”，宋达尼如此这般解释他的对于自己在华生活的小说化回忆录的书名《活在没有星星的天空下》。7谁也不愿得罪的性格，令到宋达尼避开了在两极化流亡者群体间讨论敏感政治话题时惹上麻烦，同时赋予了他发表远离感情用事意见的自由。

从1967至1975年，佛兰西斯卡•方吉代伊（Francisca Fanggidaej），一位受过荷兰教育的左翼印度尼西亚争取女权活跃份子，在华南广州某所医院某某号要人区居留了八年。在这小小天地里头，有着几个印尼留医流亡人士和为他们服务的医护人员。为了击退“焦虑、无聊、躁动不安、失望，”方吉代伊便向毛著求助，以为单调的日常生活注入活力，以为减轻封闭环境之下朝暮频繁过从的人际关系带来的压力，以为抑制对于她的留在印尼的丈夫和七个孩子的想念。81967年的圣诞节，荷兰电台的节日问候激起了方吉代伊对家人的回忆，她不禁流下了眼泪。在她的日记中，方吉代伊很快就检讨自己一度被“小资产阶级感情”俘虏，并且试图将自己的遭难视作是那发生于1965―1966年间印尼民族悲剧的必然结果的一个部分。那场悲剧的起因是印尼共准备发动一场毛氏无产阶级革命。从自身一度盲从修正主义和平过渡议会道路的错误中觉悟过来的印尼共产党人，将“埋葬牺牲的同志，抹干沾上的血迹，拿起他们的武器”。“武力反抗属于合法！”在病床撰写日记时，方吉代伊想像活下来的印尼共产党人将在印尼丛林山谷点燃革命“星星之火”，将它变成整个世界的“燎原之火”。9每当到了任一孩子生日那天，作为生日礼物，她都会给他或她讲述毛氏革命青年的故事，譬如一个南越女游击队员的故事，一个勇敢的苏联学生挑战他的老师散布俄国文学当中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故事，香港青少年于1966年反抗英国殖民者的故事。由于中国―印尼之间断绝了外交关系，从而没了通航通邮，她的孩子从没接到过母亲的生日礼物。

方吉代伊、宋达尼的国际迁移乃是新近独立国家持有的一种协调一致的观念的产物，这种协调一致观念曾于1955年的万隆会议达到高峰。富于个人魅力的苏加诺，在第三世界事务中扮演了主要外交角色，同时他又将印尼航船驶到两个超级大国中间的海域。苏加诺的中立立场于1950年代带来了大量全球范围的学术、社会、文化跨国交流，允许印尼学者、艺人、作家、记者进入中国和东欧集团学习、旅行和参加专业领域盛事。10万隆会议也是中国第三世界外交的巅峰。富于魅力的周恩来总理成功地向非殖民化国家展现了没有威胁的形象，信誓旦旦地保证，绝不干涉它们的内政。1949年，毛泽东曾作雄心勃勃设想，中共革命胜利已成人类史里程碑，中国应作亚洲革命总指挥部。但自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中国又曾一度停止支援外国共运暴动，以图缓和国际紧张局势11。在万隆会议上，尽管属于共产集团且为苏联盟友，中国却明示于世：它对联手印尼、印度这些国家共同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秩序深感兴趣。这一秩序将能防止前殖民地国家被卷入无所不在的超级大国对抗之中12。中国和印尼的关系乃是中国发动对于新兴第三世界国家和平攻势的重要组成部分。虽和世界最大非执政共产党印尼共的关系，进入1960年代时变得愈发密切，北京仍然寻求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份子领袖”苏加诺加强团结，看重与他的政府的国与国之间关系13。

至1965年，为万隆会议所提倡的不结盟式世界主义乐观形势，已成明日黄花。战争、独裁席卷了东南亚。华盛顿于1965年3月的大肆出兵南越、苏哈托于当年10月的血腥夺取政权，预示了东南亚更黑暗的前景。这些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深了苏联和中国的同志关系的分裂，导致了此种关系分裂从公开对骂到武装冲突的升级。处于相对地缘安全和工业发达的地位的苏联，能够通过对于各国统治精英，包括最近上台的苏哈托政府，提供贸易往来和金融贷款渠道建立、保持相互关系；难能提供此类经济哄诱的中国，只能通过推进国防部长林彪号召的持久人民战争，竭力寻求消除美国于其边界外缘投入成千上万美军所构成的威胁。这种人民战争，就是运用世界农村包围世界城市战略实行游击战争，而以中国为靠山。冠称中国为世界革命的延安。当时延安指挥了1930~1940年代的中共武装斗争。1966年，在文化革命旗帜下，毛泽东放出年龄尚幼的红卫兵的狂放不羁力量，来对付他的政治对手和“苏联修正主义”。如此这般，启动了暴力型毛主义全球化进程14。

受到上述毛氏政治路线影响至深的共产党之一，乃有成立于1969年初的，声称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与奉行亲苏路线的旧菲律宾共产党（PKP）相对立的新菲律宾共产党（CPP）。新党视北京为游击战争的堡垒，且向北京索要武器和其他援助。1970年代初期，新党代表团多次访问中国，安排武器援助运输。社会动荡的不断增长以及反对的美国越南战争，令到菲律宾年轻一代激进化了。他们认为中国文化革命体现了他们的激进理想。后又有几组不属于代表团的学生，被安排到中国旅行。然而，出乎他们意料，毛泽东不久便结束了他的暴力型毛主义的短暂输出。随着苏联镇压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勃列日涅夫主义宣称苏联有权对于损害苏联利益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事务进行军事干涉，对于北京当局构成直接威胁，如果文革动乱继续下去的话，毛泽东于是从依靠年轻的造反派，转取依靠林彪的解放军，来重新掌控文化革命。面对共同敌人苏联，企图与美国建立统一战线的毛泽东，开始冷淡林彪。一年之后，政治摇摆的林彪企图逃往苏联。毛泽东与基辛格、尼克松建立起联系。持久人民战争的政治路线被抛弃了。北京当局改而推动“三个世界理论”，将自己定义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属于同一层次的第三世界国家。在此基础之上，毛泽东与别国统治精英和独裁领袖建立联系，包括菲律宾总统马科斯，智利总统皮诺切特。如此这般，具有讽刺意味地，毛泽东为以后邓小平的“复辟资本主义”15打下了外交框架基础。

被马科斯所行独裁困在中国的上述学生和代表团成员，发觉自己被双向孤立了。曾被他们认同的中国、毛氏政治路线如今被迅速、公开否定了。代表团一成员就是前述马里奥•I•米格拉特，原属新党地下组织。他从1971到1986年留居中国。他和他的妻子、另外三位代表团成员、新党领袖何塞•玛丽亚•西松（Jose Maria Sison。又名施顺）的三个年幼孩子，是在米兰达广场爆炸事件发生之前不久抵达中国的。这位新党领袖期望这批受到中国政治庇护的人员，将来“菲律宾人民民主共和国”的驻华使馆的核心16。于其一家在中国居留的头九年，米格拉特夫妇受聘于中国际广播电台菲律宾语部，住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专为来自如菲律宾、马来亚、泰国、印尼等国17的东南亚共产党流亡者而建的“十八所”。米格拉特夫妇之所以被隐身化，主要是因为若允他们公开化，便会与1970年代初期处于转型阶段的中国对外政策抵触；不过另一方面，毛泽东又不愿意放弃中国革命堡垒的资格。那为中国领袖所认知的来自苏联的日益严重的威胁，曾令他们感到有着理由于1972、1974年向新菲律宾共产党运送武器。曾做两次尝试，但卻不幸流产。在另一方面，就在尼克松对华破冰之旅之后不久，毛泽东在北京亲吻了菲律宾第一夫人艾梅尔达•马科斯之手。此一举动迎来了两国于1975年建立外交关系。米格拉特夫妇于是感到他们成了多余的人。一次他们被安排到颐和园中游湖，听着湖边鸟儿鸣叫，中方翻译对着他们说道，你们现在的任务，就是消灭东道主为你们准备的精美大餐，而非消灭在你们祖国前线上的敌人。18

与世隔绝的压力，加上这些看来无法解释的快速政治转型，令人无法忍受。对于在全球政治起伏逐渐加剧背景下，处于弱势的流亡者的这种窘迫，旁人极易感同身受。他们渐渐变得尖酸刻薄。1976年8月至1977年1月，米格拉特在毛泽东的故乡湖南，一个名叫湘江农场的偏僻地方呆了噩梦般的半年。是和12位新党年轻成员一起去的。12人曾于1974年通过东沙群岛某岛往母国偷运中国援助新党的武器，失败以后得到中国政治庇护。随后便以好莱坞电影中的“十二金刚”自称。根据米格拉特记载，很像“老大哥真人电视秀”节目某季剧情，意识形态分歧和个人之间争吵于12人中愈演愈烈，他们当中已经有人对于新党领导及其政治理念丧失信心。在1976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那天，分歧和争吵到达顶峰：发生一起用上了一把古董剑和一把自制枪的打斗。19这类源於“集体幻觉”的一连串事情，本可导致米格拉特自我了结，中联部看守人不会干涉。狂乱的内部纷争，加上对于西松诉诸暴力造成米兰达广场爆炸事件――他称之为“发生在和平期菲律宾最血腥的恐怖行动”的反感，促成米格拉特决定于1986年马科斯倒台之后离开中国回归祖国。20之后，他成为一位大学教授和重新皈依教徒。

许多留在中国的菲律宾和印尼流亡人士，踏上了有别于米格拉特的回归祖国道路，他们于中国外交路线转型的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离开中国前往西欧。邓小平逐步巩固了他的权力地位，开始一方面切割中国与外国共产党武装斗争的联系，一方面寻求自身一体化于世界经济。对于踏上海外重新安置之路的人来说，一切都与以往岁月不同。抛开意识形态归属，作为归化目的国家的公民，他们须得打造法律归属观念。他们的流亡属性，已从源自国际共运此伏彼起推动，转为源自国际移民管理当局调节。1985年，出于与她正在荷兰上学的儿子团聚的愿望，方吉代伊来到荷兰一处小城宰斯特，住入一处专给来自第三世界寻求政治庇护人士而设的公寓小区。21

最后坚持留在中国的流亡人士，其与东道主国的关系也发生了另种根本变化。1967年，苏阿尔•苏罗索（Suuar Suroso）和他的家人也乘上了西伯利亚大铁路上的列车，但与宋达尼进发方向相反。在1950年代，苏罗索作为菲印尼共产党附属青年组织“人民之声”的代表，供职于国际性组织“世界民主青年”。于此职务之上，他得以访问了一系欧亚非拉国家。以后，于1960年，他进入了位于莫斯科的国立卢蒙巴友谊大学预科。因为就苏联人对于苏哈托政权的残暴行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事表示抗议，东道主苏联政府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他和他的家人于是离开苏联投奔中国。1980年代初期，为着扫清恢复中国―印尼两国之间邦交的道路，中国政府给苏罗索及其家人发了中国护照，以及分配了文职工作。苏罗索夫妇从北京移居到内陆的江西省省会南昌，住入该市郊区一处专为退休东南亚共产党成员居住的秘密公寓小区。他们理论上不再被称为“党的外国朋友”，代之以被称为“外裔中国居民”。22他们的孩子融入了中国社会，并且经商成功。在中国政府不冷不热的支持下，苏罗索于2000年代，出版了一系列论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著作。他坚信无产阶级专政远远优于西方自由民主；坚信社会主义将在印尼年轻一代当中重现活力。

前述来华访问的菲律宾学生齐托·圣罗马纳、吉米·福罗库兹、埃力克森·巴库林瑙在中国过着像前述菲律宾代表团成员和印尼人一样的流亡生活。在历史发生转折时，他们作为左翼流亡人士的在华逗留，证明非但并无浪费时间，反而是段宝贵经历。这段经历足令他们受雇于美国传媒公司。例如美国电视公司（ABC）、时代周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并成为领头的新闻工作者；且于 1989年，由于报道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运动而闻名遐迩。1971年8月，福罗库兹作为嬉皮士抵达中国。他被中国浪漫化了的形象所吸引：“中国人民看起来蛮满意，蛮快乐，即使生活艰苦。”23米兰达广场爆炸事件使得福罗库兹和其他四位代表团青年成员，从接受洗脑的旅行者变成身不由己的流亡者。在避难中国早期，遵循毛泽东关于以工农为师的教导，他们曾经在湖南一处偏僻农村光脚下田，在山东一处沿海港口学习工程学、航海术；还曾组织业余小组进行系列政治学习。至1973年，由于所持的菲律宾护照过了期限，他们变成无国籍者。此后，随着中国逐渐开放雇佣市场，他们转而朝着掌握就业技能方向发展。1977年，福罗库兹被北京大学历史系录取，成为文革之后首批依据学识水平而非政治背景择优录取的千千万大学生之一。由于和中国同学朝夕相处，大学四年加深了他对于中国的了解。这些同学有的成了中国改革开放骨干份子，包括现任中国总理李克强，以及业因贪污罪名而被判入狱的，一度极有权势的薄熙来。1982年，福罗库兹从北大毕业。优秀的受教育背景、流利的普通话听说，为他打开了《时代周刊》的大门。如同许多西方新闻媒体一样，《时代周刊》方才进入中国，急于寻找能操多种语言的能人。24无独有偶，圣罗马纳、巴库林瑙也被美国电视公司、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在华分支聘用。三位前流亡者都选择继续留在中国工作，即使是在马科斯的倒台可令他们安全回归祖国之后。2017年，继长期在华从事新闻工作和回到祖国大学教授外交学和地缘政治学之后，圣罗马纳被任命为菲律宾驻华大使，重新回到北京。25

“流亡是种受到异域惯常秩序引领的生活，”爱德华•赛义德说道。26今日世界如此浓厚的流亡感觉，涉及对于习以为常事物无可挽回的丧失，以及对于全新迥异环境的自我被迫适应。当你脱离流亡重回旧地，你再也不是从前的你。原因不仅是世界发生了根本改变，而且是自己发生了根本改变。流亡前的生活与流亡后的生活，不管怎样高高低低，总是可以肯定无法协调。政治避难人士最终寻求多样道路，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这边厢，剧作家宋达尼于1960年代从厌恶到抵制中国的意识形态绝对主义（政治上的絕對主義則是指對一政治信念的絕對效忠――译者注）；那边厢，女权主义拥趸方吉代伊于一易染幽闭恐怖症的环境，念动毛泽东小红书中语录，代替自我解脱咒语。这方面，前菲共党员米克拉特转变成原教旨福音派；那方面，印尼革命者苏罗索转变成为对于体现邓小平发展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忠实拥趸。此当口，菲律宾学生运动中坚份子圣罗马纳、福罗库兹、巴库林瑙于改革开放初期机敏地抓住了受教育和受聘用机会，过后又作为不断为全球受众报道中国种种恶政的专业媒体从业人员，而功成名就。彼当口，圣罗马纳、福罗库兹利用WeChat和Whatsapp两种数字通讯工具，在两个封城都市北京、马尼拉，一个线路熔断管制都市新加坡之间，竹筒到豆般地和我们二人分享他们的在华流亡经历。当结束电话访谈之时，双方都认识到，流亡之时的人格转变，无时无刻不是处在一种半清醒过程。

虽然如今还不能预测上述流亡人士将来还会踏上什么不同道路，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业已重塑自己。对于历史的研究，尤其是对于流亡人士历史的研究，不会告诉人们他们的最终结果是啥，但是这种研究的确能够给予人们，可在研究这一过程清醒看到啥是关键的能力。

 

 

 

 

图一：方吉代伊于1966年。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生院藏品。承蒙雷扎•拉哈迪安提供。

图二：亚菲协会领袖圣罗马纳于1971年7月3日在菲律宾吕宋岛邦阿西楠省演讲。

图三：菲律宾共产党（新）代表团于1971年9月访问毛泽东出生地韶山。前排左三是福罗库兹，左四是圣罗马纳。承蒙福罗库兹提供。

 

图四：菲律宾共产党（新）代表团于1978年摄于湖南。从左到右：哈诺斯•西松、罗纳多•彭娜、迪克•穆雷。承蒙穆雷提供。

本文注解：

*We thank Anne Foster, Petra Goedde, Brian McNamara and the two anonymous reviewers for their insightful comments; Chito Sta. Romana and Jaime FlorCruz for taking the time to share their experiences with us; and Reza Rahadian and Dick Malay for granting us permission to use images that belong to them. Taomo Zhou would like to acknowledge financial support from Tier 1 Grant (number RG74/18) from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She would also like to thank Isbat Zeinul and Siti Nur Aisha Binte Omar for research assistantship.

 

  1. Karl Marx and Frederich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London, 2002), 223. Diplomatic History, Vol. 45, No. 3 (2021). VC The Author(s) 2021.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n behalf of the 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All rights reserved. For permissions please e-mail: journals.permissions@oup.com. doi:10.1093/ dh/dhab024
  2. Utuy Tatang Sontani, Di Bawah Langit Tak Terbintang (Jakarta, 2001), 78.
  3. On the September Thirtieth Movement and ensuing mass killings in Indonesia, there are a number of recent works including John Roosa, Buried Histories: The Anticommunist Massacres of 1965–1966 in Indonesia (Seattle, WA, 2020); Vannessa Hearman, Unmarked Graves: Death and Survival in the Anti-Communist Violence in East Java, Indonesia (Singapore, 2018); Jess Melvin, The Army and the Indonesian Genocide: Mechanics of Mass Murder (Abingdon, 2018); and Geoffrey B. Robinson, The Killing Season: A History of the Indonesian Massacres, 1965–1966 (Princeton, NJ, 2018).
  4. David T. Hill, “Cold War Polarization, Delegated Party Authority, and Diminishing Exilic Options: The Dilemma of Indonesian Exilic Options,” Bijdragen tot de Taal-Landen Volkenkunde 176 (2020): 359–360.
  5. Clarissa V. Militante, “The Exiles in China,”（流亡中国人士） Asia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8, nos. 1–2 (1999): 197. 6. Joseph Scalice, “Crisis of Revolutionary Leadership: Martial Law and the Communist Parties of the Philippines, 1957–1974,”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17): 659–72.
  6. Sontani, Di Bawah Langit Tak Terbintang, 102–103.
  7. Francisca Fanggidaej diary entry April 18, 1974, Francisca Fanggidaej Papers, (1962– 2003), （方吉代伊1962―2003年文献）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History,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hereafter Francisca Fanggidaej Papers).
  8. Francisca Fanggidaej diary entry December 22, 1967, Francisca Fanggidaej Papers.
  9. Anna Dragojlovic, “Materiality, Loss and Redemptive Hope in the Indonesian Leftist Diaspora” Review of Indonesian and Malaysian Affairs 44, no. 1 (2010): 161–162. See also Katherine McGregor and Vannessa Hearman, “Challenging the Lifeline of Imperialism: Reassessing Afro-Asian Solidarity and Related Activism in the Decade 1955–1965,” in Bandung, Global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Law: Critical Pasts and Pending Futures, eds. Luis Eslava, Michael Fakhri, and Vasuki Nesiah (Cambridge 2017), 161–176; and Liu Hong, “The transnational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allegory’: China an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postcolonial Indonesia,” Critical Asian Studies 38, no. 3 (2006): 179–210.
  10. Zhihua Shen and Yafeng Xia, “Leadership Transfer in the Asian Revolution: Mao Zedong and the Asian Cominform,” Cold War History 14, no. 2 (2014): 195–213.
  11. Chen Jian, “Bridging Revolution and Decolonization: The ‘Bandung Discourse’ in China’s Early Cold War Experience,” 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 15, no. 2 (2008): 207–241; John W. Graver, China’s Quest: The History of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xford, 2016), 92–112.
  12. Taomo Zhou, Migration in the Time of Revolution: China, Indonesia and the Cold War (Ithaca, NY, 2019).
  13. On the Sino-Soviet split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parties around the world, see Lorenz Lu¨ thi, The Sino-Soviet Split: Cold War in the Communist World (Princeton NJ, 2008); Jeremy Friedman, Shadow Cold War: The Sino-Soviet Competition for the Third World (Chapel Hill, NC, 2015); Nicholas Khoo, Collateral Damage: Sino-Soviet Rivalry and the Termination of the Sino–Vietnamese Alliance (New York, 2011); Odd Arne Westad, Brothers in Arm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5–1963 (Stanford, CA, 2007); and Danhui Li and Yafeng Xia, Mao and the Sino-Soviet Split, 1959–1973: A New History (Lanham, MA, 2018).
  14. Alexander Pantsov and Steven Levine, Mao: The Real Story (New York, 2012), 547–8; Matthew Rothwell, Transpacific Revolutionaries: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Latin America (London, 2013), 25.
  15. Mario I. Miclat, Secrets of the Eighteen Mansions: A Novel (纪实小说：中联部十八所的秘密。Pasig, 2010, Kindle Edition), locations 816–828.
  16. Alma Cruz Miclat, “A Peek from behind the Bamboo Curtain,” in Dark Days of Authoritarianism: To Be in History, ed. Melba Maggay (Pasig, 2019), 74.
  17. Miclat, Secrets of the Eighteen Mansions, locations 2067–2071.
  18. Miclat, Secrets of the Eighteen Mansions, locations 5110–5115.
  19. Miclat, Secrets of the Eighteen Mansions, locations 1087–1088.
  20. Ita Fatia Nadia, “Kata Pengantar,” in Memoar Perempuan Revolusioner, eds. Hersi Setiawan and Francisca Fanggidaej (Yogyakarta, 2006), 8.
  21. Suar Suroso, interview by Taomo Zhou, Nanchang, China, October 10 and 12, 2013.
  22. Militante, “The Exiles in China,” 203.
  23. Jaime FlorCruz, interview by Taomo Zhou and Joseph Scalice, via WhatsApp, July 13, 2020.
  24. Chito Sta. Romana, interview by Taomo Zhou, via wechat, April 18, 2020.
  25. Edward Said, “Reflections on Exile,” （流亡回顾）in Said, 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 MA, 2002), 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