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蜗居在半封城状态，身体欠佳，又被俄乌战争困扰，忧心忡忡，懒得再写议政文字。岂料，“树欲静而风不止”，突然传来“大午资产要被廉价拍卖”的惊人消息，让老关欲罢不能，不得不拍案而起，再写一篇痛斥文章行。否则，尚在微跳的衰老心脏，无论如何平静不下来。
面对冤假错案 官媒集体禁声
2020年11月11号凌晨，大午集团被高碑店市数百武警，破门而入，包围搜查，大午家人及高管群体，全部抓捕。随之，政府工作组进驻大午，夺走公章，冻结资金，监视员工，几近白色恐怖。一群清白大午人，被无理关押八个多月，才于2021年7月“草草过堂”。尽管拿不出想象罪名，难驳律师团队的无罪辩护，照样严判不误，孙大午获刑18年，多人被判重刑，解往异地关押。2022年三月底，《河北法制报》又刊登署名”河北华信拍卖有限公司“的公告，要对大午资产“法拍”，把市值上百亿的大午资产，恶意贬低到五亿多。例如康养小区的电梯精装房，市价7千元/平米，“估价”才70元/平米，仅为百分之一。还特别说明，大午员工不许购买，竞标者需要符合“政治标准”云云。如此闹剧，令大众错愕，气得老关脱口大骂：“法院”无法，“华信” 无信，《法制报》应该叫”反法制报”！这三家助纣为虐的党国鹰犬，必将载入中国法制史，遗臭万年，永留骂名。
更令老关惊叹的是，对比胡温年代的言论环境，如今简直冷漠可憎。2003年，大午第一场牢狱之灾的时候，包括《凤凰卫视》、《南方周末》在内的许多官媒，都一窝蜂报道“大午非法集资案”，外媒记者，也可到大午现场采访。法学泰斗江平等著名律师和顶尖学者，更出面为大午免费辩护。舆论压力惊动朝廷，胡温御批，出面解困，最终对大午从轻发落，以“判三缓四”收场。反观大午二次入狱，从高碑店“庭审”表演，到今日“法拍”闹剧，只有北京的律师团队，以问答形式，公布过系列追踪。另有《天则经济所》盛洪教授，以博文质疑过大午案的法律程序，除此之外，只有自媒体单打独斗，虽然数量众多，但影响有限。这么大的动静，官媒居然视而不见，噤若寒蝉。足证中国舆论环境的倒退，已到何种地步！
有人乐观估计，说本次法拍闹剧，或许震惊朝野，迫使高层出来制止地方胡做非为，从而挽救国民经济。对此，老关不敢苟同。我的预期相反：无论自媒体怎么炒，都不会阻止地方一意孤行。作家笑蜀甚至怀疑，整个阴谋的始作俑者，不像高碑店和保定，甚至也不是河北，而是中南海的龙庭。因此，指望他们出来制止，无疑缘木求鱼。
因此，我对结局很不乐观，估计再有三五天，最多一两周，通过封网禁言和组织恐吓双管齐下，自媒体会降温，公众注意力，将转向其它议题。大午员工的喊冤请求，社会公众的冷嘲热讽，都阻挡不了司法的愚蠢蛮干。最终，通过土匪抢劫，把一个深得民心的优秀民企，变相纳入权贵私囊，或者挂上国企招牌，恐怕是大概率事件。
对于孙大午的“劳资共和”理念，我曾给予高度评价，所以才对他们如今的遭遇，痛心疾首。不过，这还不是我今天要说的重点。我更想说的是，如果任由地方这般胡闹，难免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鼓励更多昏官如法炮制，对民企痛下杀手，掀起另一波抢夺合法资产的“国进民退”潮，其严重后果，必将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国运兴衰。
不在钱数多少 共同富裕事大
有朋友跟我争论，说“马云、马化腾等大款们，成千上万亿资产，都被党国据为己有了，也没见什么严重后果。而位于荒郊僻壤的大午集团，撑死上百亿，就算悉数充公，不过伤害一个家族而已。尽管也不合市场规范，但对全国而言，不会伤筋动骨。至于上升到国运高度吗？老关你是不是神经过敏，犯了“无限上纲”的文革毛病？”
对于上述诘问，我提出如下反驳，也与读者分享，欢迎质疑。众所周知，孙大午犯禁的原因之一，是想通过“私企立宪”，找出一条“既能勤劳致富，又能避免两极分化”的稳妥道路，也就是“私有，公治，共享”的“资本社会主义”模式。这个探索的来龙去脉，在《孙大午的“资本社会主义”梦（电子版）》（留美博士程铁军撰写，《公民力量》出版，电子版）一书中，说的比较透彻。虽然不乏有待商榷之处，但大体方向正确，值得继续研究。当然，他们探讨的问题，有些内容涉及到《资本论》原著，当今圣上能否看懂，我很怀疑。但三代帝师王沪宁，或者经济权威刘鹤，肯定能看懂。不过，他们是否认同，能否把真实想法上奏？是另一个问题。
言归正传，大午集团“私企立宪”的核心内容，集中体现在“私有，公治，共享” 的六字箴言里。如今看来，大午模式已初见成效，这集中表现在如下三方面：
第一，家族私有，产权明晰，这是保证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前提条件。孙大午认为，“财产不能公有，权力不能私有”，是一条颠簸不破的真理，所以才提出“资本社会主义”的探索思路。所谓深化改革，主要就是明晰产权，保障市场地位平等，从而实现要素最佳配置。凡吃过“社会主义”大锅饭的人都知道，从七十年代的“吃不饱”，一步跳到八十年代的“卖粮难”，并无生产力飞跃，只不过用权宜之计的承包制，把土地经营权还给农民而已，实质是恢复私有，而非科技革命，就奇迹般地增加了粮食产量。当然，家庭承包有先天局限性，难以规模化经营，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会再次阻挡要素配置。根本出路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土地私有，不过那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跟大午集团相邻的国营农场，无偿占用农民耕地，虽然在政府和银行扶住之下，依然效率低下，连年亏损，这跟全国大多数国营农场类似，关键就是产权没有明晰到个人。
第二，“(企业)公治，(财富)共享”，体现孙大午的社会主义理想追求。身为复原军人和共产党员，孙大午从青年时期就形成了社会主义价值观。他反对产权不清效率低下的空想社会主义大锅饭，也反对劳资对立、两极分化的恶性走资，比较欣赏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希望实现“劳资共和，财富共享，水涨船高，共同富裕“。
先看企业公治。大午认为，虽然集团的资产属于家族所有，但“企业应该由能人管理，利润应该让职工共享”，所以，他们实行民主选举，董事会和理事会，都通过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其详细内容，可从纪微涟编著的《大午立宪（内部资料）》一书查找。认真说来，大午集团虽然所有制是民营私企，实质上，它是特殊形式的民企，应该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企业，也类似于铁托在南斯拉夫试验过的“工人管理工厂”。
再看财富共享。在他的教育示范下，全家人勤劳朴素，从不分享股权红利，只拿跟其他高管相当的薪水。企业规定，员工最高和最低年收入，差距不能大于十倍（低的两三万，高的二三十万）。相对而言，号称社会主义国企的实际收入差，低者两三万，高者百万千万上亿，差距何止百倍千倍！更不用说，大午职工还享受额外福利，除了国家规定的五险一金，还有额外的内部医保社保，等于给了职工双保险。究竟谁在搞社会主义？谁在恶性走资？相信连瞎子都能看出来！没有比较，难分真假。难怪那些口头社会主义者们，如此痛恨欣欣向荣的大午集团。
第三，高管集体入狱，公司屹立不倒。许多参观过大午集团的朋友，都曾经怀疑，孙大午是否“垂帘听政”？万一他这个能人不在了，是否真能继续有效维持企业运转。这次可好，企业高管全部被抓，工作组强行冻结资金，如果发生在其它民营企业，企业应该早就破产关门。但是，选举产生的各级领导班子，继续维持经营，除了个别分公司（如大午建筑），遭受外力打压，不得已关停部分项目，因而造成亏损外，其它多数分公司，基本运作正常。在政治法高压、疫情肆虐、宏观经济不景气的三重压力下，集团整体继续盈利，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它起码说明，第一，大午集团突出实体经济，注重内循环，扎扎实实培育内生性增长实力，所以抗风险能力特别强；第二，经过十年体制探索，初创了带有“资本社会主义”性质的新型集体所有制，深得员工和村民喜爱，所以才有强大生命力，能常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可悲可叹的是，河北混官一叶障目，不识泰山，看不到身边有个褶褶生辉的聚宝盆，摇钱树，反把它当成眼中钉，肉中刺，非要连根拔除，才解心头之恨，究竟原因何在？
普罗大众开心 贪官污吏不爽
这个问题，可分三个层次分析：一，多数头脑清醒的基层官员，对大午集团有同情心，但无法影响决策层；二，少数贪官污吏，因吃拿卡要遭到抵制，或者其它原因结下私仇，对大午集团恨之入骨。他们人数虽少，但能量超大，可以添油加醋，谎报军情，逐级影响上层决策，最终对大午痛下杀手；三，各级党政一把手，在人才倒筛选过程中，争相攀比谁更左，乐于推动国进民退，把打压和消灭民企，当成升迁的垫脚石。这种左倾歪风，在三北（西北、华北、东北）普遍存在。
先说比较清醒的地方官。按大午自己的说法，他跟地方官没有私仇。别看集团跟政府机构诉讼不断，那都是政府不得不应付的公事。许多有眼光的官员，私下称赞大午企业“正派，廉洁，公平，仁义”，跟孙大午本人私下交往，称兄道弟。但在公开场合，却不敢出面替大午说公道话，因为他们知道，“收拾大午”的指导精神，来自上层，自己没胆量实话实说，遑论主持公道？
再说贪官污吏。也有少数官员，对大午集团眼红嫉妒，或者索贿无果，心存报复。当地官场都知道一句话：“要吃大午烤鸡不容易。孙大午的午字出了头，就变成孙大牛了”。好像孙大午，为人吝啬，一毛不拔，其实不然。且不说大午集团，常以费用减免方式，向社会提供五星酒店和会展场所，资助地方政府和社会团体开会、展销、举办文体活动；集团还有专项慈善基金，用于扶贫敬老，每年高达数百万，更别说现代化的大午医院，给许多低收入农户提供优惠或免费医保，向患者免费发放常用药品，等等。当然，这些开销，都是明码记账，公开透明，符合财务法规。至于幕后交易，一律不准。集团明文规定，对于索要回扣，现金，或者购物卡之类无理要求，一概拒绝，“不许员工破坏党纪国法，也不向官员提供犯罪机会”。这样拒绝潜规则，固然光明正大，但难免开罪贪官污吏，导致他们借机报复。
最后说党国高层的认知误区。我一直思考，政治走向的整体左转，究竟是领导人的认知误区？还是明知死路，一意孤行？对此大家有争议，分歧可归纳为“误区说”和“对立说”两种，“误区说”相信，领导人出发点不错，本意是富国强民，长治久安。只不过，他们常年受“兴无灭资”“斗私批修”口号误导，真以为只要”不忘初心“，继续抱定百年前的马列教条，中国就能走出困境，迎来光明。北大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好像倾向这个说法，认为古今中外，愚蠢决策都来自无知蛮干，“无知无畏”，敢于“一条邪路走到黑”。
反对者则坚持“对立说”。他们认为，高层既搞不懂，也不信什么马列，都知道那玩意儿行不通。他们看重的是既得利益。为了保权保利，不惜跟主流文明对抗到底，就算经济坏过北韩，只要能保住政权，永远执政就行。网传清华教授秦晖，针对俄乌战争的评论，也许有代表性。他说“俄罗斯是中国老百姓的敌人，又不是我党的敌人。美国是中国老百姓的朋友，可不是我党的朋友，要独裁必须反美。既然反美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当然包括经济代价在内。” 按这个思路想，就不难明白，党国痛恨孙大午，正是因为大午模式有利于国富民强，让百姓开心，可是贪官污吏不爽。归根结底，党与国二者，并非利益共同体，而是此消彼长、互相对立的关系。如果民企都学孙大午，搞民主选举，劳资共和，依法治国，权贵集团还怎么任意巧取豪夺？因此，他们才害怕大午集团的示范效应，非斩草除根不可。至于“误区说”跟“对立说”，究竟哪个更靠谱？还是兼而有之？这个问题恐怕见仁见智，留给读者自己思考。
最后结论，老关确信：邪恶必败，正义必胜。就算权贵集团上下其手，能毁灭大午集团于一时，也不可能永远阻挡历史前进，新一波改革开放潮，早晚会来，而且为时不远。“人在做，天在看”，“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还大午人历史清白的那一天，必将来临。
2022年4月5日清明节，四五运动46周年
于北京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