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新冠清零”政策出台之前，中国曾有过“麻雀清零”政策。
那是在1958年春，中国政府动员全国人民消灭麻雀，因为毛泽东宣布麻雀是毁坏庄稼的害鸟。中国各地的老百姓敲打锅碗瓢盆，点燃鞭炮，挥舞旗帜，不让麻雀落地，让它们累得飞不动了，从天上掉下来摔死。据一种估计，仅几个月内，全国就杀死了近20亿只麻雀。
麻雀的几近灭绝让昆虫得以大量繁殖，给农作物造成破坏，这是接下来三年里，发生导致数千万中国人饿死的大饥荒的原因之一。
中国现在有人担心，“新冠清零”政策已变成了又一场基于一个人的意志（这次是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毛泽东式的政治运动，其结果可能会让所有人遭殃。
正如毛泽东及其手下不理会反对消灭麻雀政策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如今的中国政府也不理会专家的建议，即中国应该放弃代价高昂的新冠清零政策，学会与病毒共存，尤其是与感染后症状轻微但传染性更强的变异株共存。
北京不仅不放弃，反而坚持使用2020年时依赖大规模病毒检测、隔离和封控的做法。这给上亿人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将数万人送往临时搭建的隔离设施，剥夺了许多非新冠患者的就医权利。
“他们不是在抗疫。他们是在制造灾难，”笔名萧瀚的法律学者叶青在网上一篇文章中写道。这篇文章很快被删除。
“把这个病变成了政治性的，”上海疾病控制中心的官员朱谓萍对一名抱怨该市应对疫情的做法有问题的人说。她在一段电话录音中说，她已建议政府让没有症状或症状轻微的人在家隔离，把更多资源投入到疫苗接种工作上。但是没人听，她说。
“你要被逼疯了吧？”她在电话里问来电者。“我们专业机构也要被逼疯了。”这段录音一度在网上疯传，后来遭到审查。
据投资银行野村证券的经济学家估计，随着奥密克戎变异株的传播，截至本周一，中国有45座城市的大约3.73亿人处于全面或部分封控状态。他们写道，这些城市的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26%，经济产出占中国总产出的40%；他们警告，随着地方政府控制新冠病毒的措施层层加码，中国经济萎缩的风险正在上升。
中央政府已敦促地方政府在控制疫情与经济生产之间取得平衡。但这个官僚体制中的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
在中国最北部的黑龙江省鸡西市，18名官员已因失职失责受到纪律处分或批评，包括乡镇领导、公安部门负责人，以及一家医院和一家殡仪馆的负责人。政府的通告称，有些干部“弦绷得还不够紧”。
上海4月初将全市2500万居民封锁在家中，停止了大部分外卖服务后，许多人遇到了买不到食物的问题，不管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如何。有些人为了在不同的网购平台每天补货时就开始抢购，设置了多个闹钟，最早的是早上六点。
一些上海居民告诉我，微信群里过去几天的一个热门话题是发了芽的土豆能不能吃。邻居们不得不以物易物，比如用白菜换酱油。可口可乐已成为硬通货。
在被封锁了近两周后，餐馆老板戴欣（音）的食物已不够她一家四口吃了。现在她只好把姜切得像纸一样薄，把蔬菜做成泡菜，以免变质，而且一家人每天只吃两顿饭，而不是三顿。
就连富裕阶层的人也面临食品供应短缺的问题。一家大型零售商的负责人上周告诉我，她收到了许多家住上海的首席执行官们发来的请求。但这名负责人说，由于封控规定，她也帮不上什么忙。考虑到这个问题的政治敏感性，她要求不具名。
王力雄是政治寓言《黄祸》的作者，这部末日小说以核冬天后的大饥荒告终。王力雄认为，在中国的威权体制下，像上海这样的人为危机不可避免。他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政府近年来打压了公民社会的几乎所有方面之后，这种风险已经加大。
去年冬天，他搬进了一位朋友在上海的空置公寓后，囤积了足以维持几个月生活的大米、面条、罐头和威士忌，以防万一。
但在这个房价估值近2000万人民币的豪华公寓小区里，许多居民都没有在封控开始时做准备。他看到，一个月前还穿着名牌西装匆匆忙忙的邻居们，现在硬着头皮进到小区郁郁葱葱的花园里挖竹笋吃。
对许多上海居民来说，最可怕的噩梦是病毒检测结果变阳，被送进集中隔离设施。有些设施的条件非常糟糕，以至于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将其称为“难民营”、“集中营”。
许多人分享了集中隔离需要准备的物品清单和建议。带上耳塞和眼罩，因为集中隔离的地方往往是会议中心那种大空间，白天夜里都亮着灯；带上大量的一次性内衣，因为那里没有淋浴设施；带上大量的卫生纸。有些隔离设施的准备差到让人们不得不抢食物、水和被褥的程度。
许多有关上海的绝望帖子已导致中国其他地方的民众在上周末掀起了一波囤积浪潮。北京的超市里到处都是人，有些网上超市平台的库存已告罄。
就连一些清零政策的支持者也开始表示怀疑。上海4月4日开始在全市范围内进行新冠病毒检测后，经济学家郎咸平在他实名认证的微博账号上写道，这种做法展示了“中国力量”。本周一，郎咸平说，母亲因新冠病毒防疫措施耽误了肾病治疗，已去世。“我希望这个悲剧不要再发生，”他写道。
清零政策仍得到公众的大力支持。许多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上海的封控和隔离措施还不够严格。一名风险投资家在微信上发帖称，他不会给不支持这项政策的初创企业创始人投资。
这并不奇怪。由于获取信息的途径受到限制，也没有工具来追究当局的责任，绝大多数中国人通常支持政府的任何决定。
他们在过去两年里按照中国政府的指示，抨击批评政府抗疫政策的人。他们团结在政府周围，中国政府以控制疫情为名，正在把在新疆使用的压制社会手段越来越多地用于全国其他地方。现在，他们中的许多人正遭受这些做法的后果，但与武汉不同的是，已经没有多少公民记者或大型志愿者团体来帮助他们了。
“压迫发生在别人身上时，多数人觉得跟自己无关，”上海的商业顾问劳伦斯·李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非常接受为多数人的利益牺牲少数人的利益。”
和许多人一样，他说，上海正在发生的事情与打麻雀运动没什么两样。“历史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