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正教徒与保守主义者普京
普京以虔诚的东正教徒以及坚定的保守主义者面目示人。这吸引并迷惑了许多人，特别是善良单纯的基督徒以及保守主义者！我自己就曾经是一个。
普京的父亲是一名无神论者（海军），普京的母亲是一名坚定的俄罗斯东正教信徒（东正教当时正在被苏联政府打压），经常参与教会活动，在普京年幼时便教导他东正教思想。
1990年，普京从德国回到俄罗斯后，退出克格勃，开始从政生涯并正式信奉东正教。他定期到教堂做礼拜，在圣彼得堡市政府工作期间，还曾到耶路撒冷朝圣。
在普京访问以色列前，他母亲给了他一个十字架并嘱咐他戴上。 普京回忆说：“我遵照她说的做了，将十字架戴在脖子上。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摘下过它。 ”
1993年，普京的妻子遭遇了一次车祸并受伤，然后又遭遇了一场大火烧毁了他们的住房。 这些事件令普京成了一名更加坚定的东正教徒。
普京带着对东正教的虔诚到了莫斯科。 2000年1月7日，普京作为俄罗斯代总统，在耶稣诞生纪念日之际，向全俄东正教发出祝贺信，赞扬东正教在俄罗斯历史上的重要作用，还亲自到教堂参加仪式。
普京上台后，每年都去教堂参加活动；无论是纪念活动，还是东正教的礼仪庆典，每逢盛事，普京极少缺席。
普京正式就任俄罗斯总统后，聘请了私人神甫，每逢复活节必定到教堂祈祷；每年还要参加教会的重要活动——以当政前后20年为计，平均每年30次，每月至少1次。朋友北明评论道：除了政教合一的国家，这是世界任何一国首脑都没有的记录。若再加上他以个人身份参加的教堂活动，这个记录还要大幅增加。
苏联解体后，东正教即开始回归，而普京更是东正教在俄罗斯强势回归的推手。普京经常就国家大事与东正教大牧首进行商议；许多重大国事活动，包括总统就职仪式都有宗教领袖出席，而重大宗教活动则有总统或其他政要在场；教会可以出面调解总统与议会之间的最高政治纠纷。
为切实使东正教成为俄罗斯人的精神支柱，普京还要求在军队设立专门神职人员；把宗教纳入全国中小学生的必修课程。在普京的大力推进下，东正教在俄罗斯发展势头迅猛，宗教人士的地位提高了，而且正式进入俄罗斯杜马任职。
2006年八国集团峰会前夕，普京总统特意会见了东正教牧首阿列克谢二世，与他商讨峰会期间召开八国宗教领袖峰会的事宜，以扩大东正教的国际影响。 2006年6月，普京总统因牧首“在人道主义活动方面的突出成就”向他颁发了俄罗斯国家奖。
普京对东正教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他在任时实现俄罗斯东正教与海外东正教的合并统一。 2007年5月17日，在普京的见证下，俄罗斯东正教会领袖亚列克谢二世大主教与流亡海外的东正教会领袖拉夫里大主教举行了合并仪式，从此结束了俄罗斯东正教长达80多年的分裂。阿列克谢二世为此还给普京颁发了“三位一体”宗教纪念章。
目前俄罗斯总人口1.5亿，东正教信徒超过1亿；东正教对俄罗斯人非常重要，71%的人认为自己是东正教基督徒；一半以上的俄罗斯人则赞成：一个人要想成为真正的俄罗斯人，必须是东正教基督徒。东正教对俄罗斯的影响无出其右。
普京因东正教徒，而保守主义。普京的保守主张与其东正教徒身份密不可分。
2013年，普京签署了一项立法，将同性恋定为非刑事罪，禁止“宣传非传统性关系”，表示这是促进传统俄罗斯价值观超越西方自由主义的一部分。法案规定，若俄罗斯公民向未成年人提供有关同性恋、双性恋或变性者社区信息的人，或举行同性恋集会，将处予高达4,000英镑的罚款和最多可拘留14天，若是外国民众则可驱逐出境。
2021年10月21日，普京发表题为“21世纪的全球震荡”的主旨演讲，猛烈抨击了西方目前白左意识形态在整个西方世界造成的社会弊病。普京强烈警告：这与俄罗斯在1917年列宁革命期间所发生的情况没有什么不同。
普京谈到：“我们困惑地看到，在那些习惯将自己视为进步旗帜的国家正在发生瘫痪”，“西方某些国家正在发生社会和文化冲击。 有些人积极地抹去自己的历史页面，为少数民族的利益采取‘平权行动’，以及要求放弃对母亲、父亲、家庭和性别区分等基本价值观的传统价值观……”
显然，普京针对西方“取消主义”、“身份政治”、“平权运动”而发声。普京警告：“西方国家有权做他们想做的事，但俄罗斯社会的绝大多数拒绝左派的思维方式。”
普京最后宣告：“在当今世界上，奉行温和的保守主义政策是最为明智的行动路线，因为它可以防止走下坡路，不会使全球陷入混乱。 俄罗斯将以温和保守主义原则为指导，俄罗斯的保守主义是乐观主义者的保守主义。 ”
普京不是第一次公开表达他的“温和保守主义”价值观的立场。 2019年6月28日,普京在G20峰会前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就警告：数十年来支撑西方民主国家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已经过时，“多元文化主义”等思想已经站不住脚，“自由主义”已经不合时宜。
我在《相信价值观的力量》一文中，曾谈到普京的保守主义价值观及其东正教的信仰，多有肯定之词。但我必须承认，当时我和许多朋友一样，对普京的保守主义本质以及东正教的本质并无深刻认识，更缺乏独立、全面的研究。
俄乌战争爆发后，我补上了这一课，然后惊讶地发现：普京的保守主义是基于俄罗斯传统特别是东正教的保守主义，与我们平常所谈论并充分肯定的基于新教的英美保守主义天差地别，甚至根本就不是一个东西，因此也决不应该混为一谈。
本文就是对作为东正教徒与保守主义者的普京的全面剖析， 希望能透过现象看灵魂，透过迷雾看本质，唤醒被迷惑的保守主义朋友们。
普京的保守主义是结不出现代文明之果的残败之花
保守主义保守什么？ 用一句话来讲，就是保守基于新教信仰根基之上的人类自由之花。中国保守主义代表人物刘军宁说得好：“人类是一个整体，出自同一个造物主，人性也完全相同。所以，保守主义只有一种，这就是保守基于信仰的人类自由及其传统的主义。 ”
一个真正的保守主义者，首先必须保守经济自由（私人财产保护、市场秩序）、其次必须保守政治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 出版自由等，为此建立宪政法治，“将权力关进笼子里”）。 经济保守主义与政治保守主义保守的是人类现代文明的根基。
在这个基础上，文化保守主义（家庭价值观、符合自然的婚姻与性别等）意义才得彰显。
一对照就很清楚，普京的保守主义是残缺、破败的“文化保守主义”，因此也是结不出现代文明之果的“伪保守主义”。普京高谈的只是文化保守主义的部分内容，但完全避谈现代文明根基性的经济保守主义与政治保守主义。
事实上，普京从来没有带给俄罗斯人的经济自由，反而强化了俄罗斯寡头经济，让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奄奄一息；普京也从来不敢碰政治保守主义，保障个人自由，通过宪政制衡权力等等。普京的做法是恰恰相反，他让自己的权力不断膨胀，用特务手段、不分白天黑夜地在全天下追杀反对他的政敌，最终将反对力量及俄罗斯人民装进了笼子里，让自己成了新的“沙皇”。
当地时间2015年3月3日上午，遭到暗杀的俄罗斯前副总理、反对派领导人涅姆佐夫在莫斯科下葬。数千名市民及支持者前往悼念。《纽约时报》评论称，他们要挥别的不仅是一个朋友，还亲眼见证了“打造另一个俄罗斯”梦想的埋葬。在最近十年里，算上涅姆佐夫，在俄罗斯已有至少九名社会活动人士遭遇离奇谋杀。这些案件最终都成了无头公案，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普京及其政府的反对者。
普京之所以高举“普京式保守主义”的旗帜，其目的不是因为他拥护真正的保守主义，更不是想践行英美保守主义，将俄罗斯带向现代文明；恰恰相反，他的目的只是为了反美、”反对西方自由主义”、反“大西洋体系”，以此为他正在打造的俄罗斯的”帝国模式”正名、张目，让俄罗斯乱中取胜，成为欧亚中心，他自己则成为新沙皇。
对于普京来说，保守主义只是门面，欧亚主义才是里面，帝国模式乃是本质！普京的保守主义徒有其表，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可惜的是，普京虚晃的这一招，不仅骗了德国总统、总理等“西方白左”，让他们和俄罗斯做生意，把大笔银子送往俄罗斯，回过头来再变成子弹打他们自己； 也把很多痛恨“白左”、痛惜西方正失去信仰和自由的保守主义者们蒙骗了！
2020大选中支持川普的不少人正在支持普京，还胡说什么普京侵乌是在和“深层政府”作斗争，不知道有多么糊涂！赶紧从“阴谋论陷阱”以及“普京迷惑”中醒过来吧。
请务必记住：敌人的敌人未必是朋友！
而东正教，虽然与新教、天主教并列基督教三大教派，一般人很容易以为三者应该也差不多。基督徒更是先入为主地对俄罗斯的东正教没有研究之前，上来先有三分好感，也因此对“虔诚的东正教徒普京”平添几分好感。但仔细考察、思考东正教特别是俄罗斯的东正教后，我倒吸了一口冷气，为什么？ 因为东正教实在是三大教派中最落后的（文化落后、认识落后、文明贡献落后），与新教可谓相去甚远，不仅如此，俄罗斯的东正教还掺杂了太多的“酵”和毒素，将这个民族带到坑里去了；因此，将对基督教特别是新教文明的好感简单延伸到东正教和普京身上，乃是认知上的偷懒及不该有的迷误 ！
简谈东正教
东正教是基督教三大教派（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之一，在目前全世界约23亿基督徒中东正教约有2.6亿人，占12%。
东正教是从基督教分出来的，所以谈东正教，要先谈基督教。
公元1世纪，基督教产生于亚洲西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地区。
“第一罗马”也就是罗马帝国极盛时疆域，大约控制了5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而基督教首先在罗马帝国发展起来。
公元325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在尼西亚召开了第一次基督教大公会议，将罗马教会列为所有教会之首。
公元330年，君士坦丁把首都迁往东边的拜占庭，并将此城市改名为君士坦丁堡，也被称为“第二罗马”。 眼睛同时张望东方和西方的“双头鹰”成为其标志。
公元392年，基督教在罗马帝国被定为国教。
公元395年，大罗马帝国分裂为东罗马帝国（又称“拜占庭帝国”、“第二罗马”）和西罗马帝国，基督教随之也分化成东西两派，东派教会以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为中心，经书和崇拜仪式使用希腊语；西派教会以罗马为中心， 经书和崇拜仪式使用拉丁语。
451年，在第四次大公会议上，君士坦丁堡牧首的地位被提升到第一名，与罗马教宗并列。 当时，教宗良一世表达了强烈的抗议，拒不承认君士坦丁堡牧首的地位。
那个时期，基督教已经在地中海地区顺利发展，这个地区形成了五个主要中心：亚历山大主教区、安提阿主教区、君士坦丁堡主教区、耶路撒冷主教区和罗马主教区。 这几个主教区本来是平行关系，后来罗马教会的权力日渐扩大，引发东边的四个主教区为争取基督教会的领导权而不断发生冲突。
西罗马和东罗马分别统治罗马帝国一半领土，而前者持续时间不到100年，在公元476年被日耳曼人所灭。
第二罗马“拜占庭帝国” 的统治仍然存续千年，其疆域极盛时控制了356万平方公里的疆域。 在这段时间里，东正教一直相辅相成地维持着帝国，与国家关系密切，直到1453年其首都君士坦丁堡被伊斯兰教军队攻陷。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罗马教会和君士坦丁堡教会形成东西割据的局面，但保持着表面上的和平，没有让基督教正式分裂。
东正教在公元1054年左右正式脱离罗马公教会。 当时君士坦丁堡牧首马格尔·赛鲁拉留斯（ Michael I Cerularius，1000年－1059年1月21日）指责罗马教皇篡改圣经内容以及教义，以各种礼仪问题质问梵蒂冈教廷。 罗马教皇协调失败后导致东西教会大分裂，东正教从罗马公教会分裂出来，形成今天的天主教和东正教。
东派教会以“正统”自居，故称“正教”；又因地处欧洲东部，故称东方正教——东正教；西派教会以“普世性”自居，故称“公教”即罗马公教，也叫罗马天主教。
根据戈登 – 康韦尔神学院全球基督教研究中心（CSGC）的统计，罗马天主教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基督教团体，拥有超过十亿的追随者，占世界基督教人口的一半。东正教主要分布在巴尔干半岛和东欧，其中大约40％的东正教徒居住在俄罗斯。
在三大教派中，东正教信徒最少。东正教不接受罗马教皇领导，自己也没有一个全世界统一的教会中心。东正教目前由15个独立的自主教会和2个自治教会组成。名义上君士坦丁堡（即今伊斯坦布尔）大牧首处于首席地位，但实际上莫斯科大牧首、耶路撒冷大牧首、安提阿大牧首、亚力山大里亚大牧首并不受其节制，而且这些大牧首对非本国的东正教会辖区的影响也相对有限。
三大教派中的“新教”源于1517年，马丁·路德发表《95条论纲》，要求改革教会、回到圣经，由此引发“宗教改革”运动 ，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天主教会脱离出去，另立新教。目前全世界信仰新教的信徒大约有8亿。
新教反对天主教的圣统制，不接受罗马教皇的领导，也不建立自己的权力中心；同时废除天主教的教阶制，认为信徒无需神职人员即可与上帝沟通。 “唯独信心”是新教整个信仰的核心思想，即一个人得拯救，完全是出于上帝的恩典，而不是出于人的善功、行为；这有别于天主教与东正教认为人除了信心以外，必须加上善行才能得救的教义。
三大教的区别，可以从教堂、十字架等外在标志清晰看出。
但更重要的区别，却是内在区别。
比如，何为信仰的权威？ 新教只强调《圣经》即“唯独圣经”。
唐崇荣牧师在比较新教与天主教时曾指出：
“天主教与基督教第一个最大的原则性的分别，就是权威的问题。 到底我们的信仰是根据什么? 基督教说，根据圣经。 天主教说，根据圣经加上大公教会遗传下来所有的教义和那些决定。 教会根据圣经和教义的遗传来持守信仰，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太大必须争执之处。 但是把两样东西等量齐观，相同看待的话，就不对了。 我们不能否定在传统中，有它特定的地位和应当看重并持守的东西；但是不能把传统的教义和圣经等量齐观来看待。 这是不可以的! 为什么? 因为圣经是唯一绝对的标准。 至于传统，并不是不重要，但是没有重要到和圣经等量齐观的地步。 ”
然而，不同于新教，东正教与天主教在信仰权威的认识上是糊涂的。 东正教的信仰权威由圣经、圣传两部分组成；《圣经》是基本经典，并且是教义的中心依据；圣传指教会的传统，包括大公会议的决议（前七次）、使徒遗训、教父著作等等。
东正教的一个说法就是“圣经是教导，传统是教师”。
所以，在信仰权威的问题上，东正教犯的是和天主教同样的错误，就像耶稣所说的，他们(法利赛人)把人的遗传当作上帝的诫命来教导人，那就错误了!
东正教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神。 这与天主教和新教相同。 但东正教主张子由父所生，灵由父所发，不同意关于圣灵来自圣父和圣子的说法，不接受天主教在信经内加入“及子（Filioque）”一词。
东正教也不重视“十字架的得救”，而是更重视个人的成圣。因此，新教和正教之间的核心差异不仅在于信仰的权威是否唯独圣经，还在于新教坚持个人生命得救的关键原则：称义唯独本乎恩、唯独因着信、唯独在于基督。但东正教在神学上显然有着“比较独特”的思想，对“得救”的理解也不同，东正教并不强调“因信称义”，唯独耶稣十字架上的得救，更强调每个信徒的个人“成圣”。
“上帝成为人，乃是为使人成为神”，这一神学主题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东正教的传统。
于是，东正教渐渐地把基督的“福音”变成了个人的“修行”。
少为人知的是，隐修制度是从三世纪起就流行在东派教会间：以苦身修行为宗旨，遁世独居或群居为特征。 四世纪中叶，才传至西派教会，逐渐形成天主教的隐修制度。隐修院是东正教会最高精神生活所在地，也是培育神职人员，进行神学研究与收藏珍贵宗教文物的中心。
东正教的另一大问题是：注重神秘体验、不重视《圣经》真理。 据东正教解释，东正教不寻求人为的真理、理性的真理，以及被称之为神的一种理念或某种宇宙意志。它所寻求的，是超出人类极限和一切被造物的真理。有关上帝的知识，是上帝与人之间的亲身交流，是有关人的整个存在的交流，而不只降格归于他的理性天赋。
东正教具有以下公认的特性：
l 保守性：坚守古教义和古礼仪，基本不做调整。
l 封闭性：不太强调传教，对与天主教和新教的对话也不热心。
l 依附性：历史上一直强烈的依附于世俗政权，受其严格的控制，不像天主教那样一直政教分离和教俗二元结构。
l 分散性：一直没有统一的全球性的教会首脑机构。
l 神秘性：强调通过祷告时的沉思默想来达到与上帝的直接交通，很注重这种个体性的和不可重复性的信仰体验。
对于新教来说，上帝的话语被摆在集体敬拜中最显着的地位，上帝的话语对于敬拜来说，就像空气之于呼吸那么重要。 但对于东正教来说，他们喜欢讲：信仰不是知道，而是信任，将生命交托给神; 信仰不是个体，而是参与，参与神的大家庭; 没有单独得救，惟有一同，才能得到神美好的应许；如此理念主导下，东正教注重的只是集体性的神秘体验，教堂的富丽与堂皇，圣礼仪的仪式与氛围，没有什么像样的讲道，甚至根本就没有讲道。
东正教的圣礼仪等同于天主教的弥撒，圣礼仪在东正教会中，占重要的位置。 东正教的神学家认为，宗教仪式是教会对教徒思想发生影响和作用的重要手段。
罗马书10章17节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信徒不好好学习《圣经》的话语，是不可能很好地信道的。这是东正教的大问题。
东正教与天主教一样也有七大圣礼：受洗礼(Крещение)、坚振礼(Миропомазание)、圣餐礼(Причащение)、告解礼(Исповедь)、婚配礼(Церковный брак)、终敷礼(Елеосвящение)、祝圣礼(Священство)。
圣事：俄语“Таинство”，与“奥秘”是同一个词，所以也叫“圣奥秘”。 东正教强调，人借着圣洁的圣事活动，进入上帝的国（进入基督的身体）。 各种圣事活动使人感受和分享了基督的生命，他又蒙召活出身体的生命，就是说他在基督的拯救里有份，在基督的生命里有份。
东正教和天主教一样，也重视圣母崇拜，且有过之无不及。 圣母的名称在东正教中有数十种，东正教中也有许多以圣母命名的教会。 东正教认为，玛利亚在信徒心中是他们与天主之间最理想的中保。
东正教还迷恋圣像。“圣像”一词来自希腊语ΕΙΚΔΗ，意为形象。 俄语中“ИКОНА（圣像）”，特指描绘耶稣基督、圣母、天使和圣者、圣徒的肖像，其中圣母和圣徒的圣像崇拜尤有特色。 除东正教和天主教外，世界性的大的一神教都反对偶像崇拜，然而东正教却认为“圣像是感觉的窗户”，能让信仰者一瞥神性的实在。
在俄罗斯东正教徒眼里，圣像居然可以显神迹。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东正教号称基督教三大教派，但总体上迷于宗教、缺乏真信。而我们知道，虽然人们经常将“宗教信仰”混为一谈，然而宗教和信仰其实是两回事。宗教，其实是信仰的敌人，并且是最大的敌人。
宗教，是人为的一套仪式、规条；信仰，则是人和上帝之间的生命关系。 宗教是死的，信仰是活的；宗教让人死，信仰让人活。宗教繁荣昌盛，信仰或荡然无存。罗马帝国初期，基督信仰非常活泼；但当天主教日益昌盛时，基督信仰反而衰微了。东正教也是这样，其宗教越复杂、繁琐、教堂也华丽、圣礼事越花样迭出，基督信仰的内涵反而也越苍白，信徒们越无法在真理上扎根，在真道上信仰。
东正教还有一个更要命的问题：被权力驯服千年。如果说天主教在历史上曾凌驾于王权之上，“掌控权力”并因此被权力所腐败；新教则制衡权力并最终驯服了权力，让权力为民所用；那么相比之下，东正教则是“被权力所驯服”的悲剧典型。
历史上，东正教从一开始就强烈依附于世俗政权，受到严格控制，不像天主教那样一直政教分离和教俗二元结构，更未实现新教所建构的现代政教分立（离）。
在东方，大主教与君主之间并无如罗马教宗与世俗国家君王间的相争。 东正教与治理君士坦丁堡的权力之间保持着密切的合作。 这种关系非常密切，以致被西方教会人士和历史学家称之为“皇帝兼牧首制度”，意即教会事务完全顺服皇帝的管理，教会实际上沦为政府的一个部门， 权力的仆人和信徒。
历史上，君士坦丁的近臣俄塞普（Eusebe）这样为他登基30周年讴歌：皇帝是“基督的朋友”，“根据上帝的旨意施行统治”，其政权如同上帝的基业一样永垂不朽; 耶稣是宇宙绝对的主，皇帝是“世间一切生灵的领头人”，“把一切生灵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 他把“真理的敌人”统一在真正的信仰之中，因为“皇帝作为圣言的讲解者，把良知教给全人类”。
东正教会当然否认“皇帝兼牧首制度”的指责，指出牧首有权力将皇帝开除出教门即“破门”，然而观察东正教历史，从无牧首将皇帝破门的先例， 反而是皇帝多次指派宦官充任牧首……
约翰福音8章31-32节：“耶稣对信祂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可见，唯有遵守上帝的道，才真是信他的人；而不懂得《圣经》的真理，就不可能得自由——这个自由，既是真理里的自由，也是实实在在的现实世界中的自由。
俄罗斯人信东正教超过1000年，但至今不能得自由，一个深刻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信的是被权力驯服的所谓东方正教，而不是耶稣基督让人自由的真道。
东正教与俄罗斯
讲完东正教，再来讲“俄罗斯的东正教”以及“东正教的俄罗斯”也就是被东正教影响的俄罗斯的民族性。
“俄罗斯东正教会”这一称谓同时也可以叫做“莫斯科牧首区”，它与君士坦丁堡牧首区、安提阿牧首区和耶路撒冷牧首区平行。
俄罗斯东正教会自述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33年基督教在耶路撒冷创立的时候。 这显然是太夸张的说法。 事实上，东正教是在10世纪由拜占庭传入俄罗斯的。公元9～10世纪，先是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的斯拉夫人，后来是俄罗斯都加入了归信东正教的行列。
公元988年，是东正教的一个重要年份，基辅罗斯（Kievan Rus）王国，其弗拉基米尔大公迎娶了拜占庭公主安娜，在克里米亚（Crimea）接受洗礼，并规定东正教作为官方宗教。
“罗斯受洗”的故事大家多少知道一点；或不知的是，当初弗拉基米尔大公提出娶安娜公主，但人家拜占庭不干，说不嫁不信教的外邦人；大公于是表示，那我就受洗；但拜占庭嫌其受洗不够格；于是弗拉基米尔大公一不作二不休，断然发动罗斯-拜占庭战争，占领了今天俄乌战争正激烈交战的当时拜占庭的一个城市——克里米亚的属地赫尔松，逼得拜占庭没办法，只好接受弗拉基米尔大公的受洗与求婚。
罗斯的后人一直将“罗斯受洗”视为“俄罗斯文化的始点”，“俄罗斯文明的渊源”。
安娜嫁到基辅罗斯时，把希腊教会修士也一并带到了基辅罗斯公国。于是弗拉基米一世下令把全国的神像全部废除，强制人们跳入第聂伯河洗礼，加入东正教，从此东正教便在俄国扎根生长，成为俄国正统国教。
“罗斯受洗”是俄罗斯转向欧洲文明的历史转折点，但却是用武力和权力开路的。
2014年，普京就曾引用这段历史来证明他占领克里米亚是正当的，他称这片土地对俄罗斯来说是 “神圣的”，而俄罗斯是罗斯的真正继承者。 但普京永远不会告诉世人：弗拉基米尔是如何用武力和权力逼迫人家给他受洗的。
“弗拉基米尔（Vladimir）”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一个起源于斯拉夫语族的名字，意思是“光辉的统治”；民间基于词源的解释，则是将名字解释为“世界拥有者”或“和平拥有者”。 我们今天理解得简单点，就权当是“太阳王”或“红太阳”好了！
“太阳王”受洗，表面上是权力转向信仰，实质上是权力利用宗教。 弗拉基米尔大公的目的，就是想利用东正教，让罗斯融入欧洲进而成为欧洲强国（弗拉基米尔·普京先生今天同样是以权力利用东正教）。
弗拉基米尔大公之后，罗斯各地区的“洗礼”受到了当地依然崇奉原始膜拜居民的激烈反抗，甚至爆发过声势浩大的起义。 俄国真正成为信奉东正教的国家，经历了百年以上的艰辛历程；而罗斯土地上多神膜拜的道德、规矩、习俗，也沾染并溶汇于这新信仰之中，让俄罗斯的东正教掺了许多“酵”。
弗拉基米尔大公以俄罗斯国家和宗教双重创始人的历史性贡献赢得了俄罗斯民族的景仰，“弗拉基米尔（Vladimir）”一词也成为最常见的俄罗斯名字之一 。 列宁叫“弗拉基米尔”，俄乌两国现任总统都叫“弗拉基米尔”，这是否只是历史的碰巧？
新俄罗斯建立的，耸立在俄罗斯政府官员上下班进出的波罗维茨门前的巨大的弗拉基米尔大公雕像（摄影/闻一）
最早的时候，俄国教会附属于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由拜占庭派遣大主教驻基辅，领导基辅的主教们。
中世纪，东正教在俄罗斯兴盛起来。 据估计，14～16世纪在俄罗斯大地上大约修建了250多座修道院，修道院不仅是修行场所，还搞学校教学、办图书馆、经营土地等，这些无疑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正因如此，俄罗斯东正教会与自己国家之间在政治和文化上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了。
1439年，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与罗马天主教举行宗教统合会议，君士坦丁堡牧首区与罗马天主教会经过谈判曾有过短暂时期的合并。 然而，俄罗斯东正教会对此坚决拒绝，1448年俄罗斯东正教认为1439年宗教统合之决议危害其教会之利益，故正式与君士坦丁堡教会分裂。 从此，俄罗斯全境宗教大事，完全由主教们参与之宗教会议自行决定，而不再听命于其他教会。
东罗马帝国1453年灭亡后，最后一个朝代巴列奥略王朝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的侄女索菲娅公主辗转逃亡到莫斯科公国；后来在教皇的支持下，莫斯科公国大公伊凡三世（Иван III Васильевич，1440— 1505年10月17日）与索菲娅公主结婚。
伊凡三世据此婚姻，声称继承了罗马帝国的一切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理念，以罗马帝国的继承人自居。 拜占庭帝国的双头鹰国徽也顺理成章地来到了俄罗斯，并慢慢演变为今天的国徽。今天，在俄罗斯也随处可见拜占庭风格的建筑遗迹。
迎娶拜占庭帝国的末代公主，在法律上意味着莫斯科大公国成为拜占庭的合法继承人，莫斯科大公国至少在名义上从此可以成为罗斯诸城邦的首都，而伊凡三世的地位也将由大公而变成各个城邦集合起来的国君，而罗斯诸城邦可以名正言顺地并入莫斯科版图。莫斯科公国由此成为俄罗斯历史上的一个国家，由留里克王朝统治。
到了15世纪末，基辅和莫斯科都已拥有稳固的教区，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风格，且一直保存到今天。
随着奥斯曼帝国入侵与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东正教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领导权随即转移到了俄罗斯。
公元1547年，莫斯科公国留里克王朝大公伊凡四世把国号“莫斯科”改成“俄罗斯”，君主称号从大公改成沙皇，所以后世一般称为俄罗斯沙皇国、沙皇俄国、俄罗斯王国。 公元1613年，米哈伊尔一世成为沙皇，开创俄罗斯历史最后一个朝代罗曼诺夫王朝。
在这一历史时期，东正教会的四大牧首区或受制于天主教的罗马教皇，或被穆斯林的奥斯曼帝国势力削弱，俄国实际上变成了唯一独立的东正教大国。 从此，俄罗斯东正教会的高层神职人员坚信，保存真正的东正教精神是自己的使命，而且，有必要论证自己对于拜占庭的继承性及使命，这就产生了“莫斯科—第三罗马”理论。
“莫斯科—第三罗马”理论对俄罗斯民族影响深远。它究竟又是怎么回事呢？
1533年，瓦西里三世统一俄国后，时任普斯科夫修道院院长的菲洛费依(Филофей Псковский，1465-1542)在给瓦西里三世的信中首次写道：“第三个新的罗马——你的强大帝国，是全体神圣信徒朝圣的都会，她在普天下比太阳更加灿烂…… 两个罗马衰落了，第三个全新的罗马正屹立着，而第四个永远不会出现。 ”
这段话很多人引用时背景交待不清楚。其实，菲洛费依提出“第三罗马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他的宗教思考。 首先，从时间节点上看，在当时基督教的世界观中，此时“人间王国”即将结束，“基督王国” 即将开始。 按当时的纪年方式计算，1453 年(拜占庭灭亡之年)是人间的第 6961 年，离人间的第 7000 (即 1492 年)年只剩下 39 年时间。 而当时的东正教的想法是，人间1000 年等于上帝的一天，第7000年等于上帝的第七天，之后便开始基督的千年王国。 菲洛费依由此断定，“第三罗马”是最后一个罗马，且不会再有“ 第四罗马”了。
这当然是对《圣经》的极大误解，却影响了俄罗斯数百年的民族性格和精神。
首先，在当时俄罗斯东正教的眼光中，在新世界即将来临之际，拜占庭——东正教的载体——由于与西方天主教同流合污(签订佛罗伦萨条约一事被俄罗斯人解读为对东正教的背弃)，受到上帝惩罚而灭亡；那么，谁来接替东正教的衣钵呢? 笃信东正教的罗斯自然成为最合适的人选;
其次，第三罗马说的整个文本都是对启示录的仿写，其思想基础是对千年王国(又称“千禧年”)和终末的期待。 早在十二和十三世纪，欧洲就期待着救主最后能在人间建立一个公正自由的王国，这个王国是继圣父王国(旧约时代)、圣子王国(新约时代)之后的“第三国”——圣灵王国。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 第三罗马不仅指历史现实中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的传承者，还指向《圣经》中提到的“第三国”。
费洛菲依正是基于上述思考，把莫斯科置于全世界乃至全宇宙的包罗万象的位置，这时的罗斯几乎与世界画上等号：“东正教伟大的沙皇似诺亚方舟，在洪水中得到拯救”；得到上帝拯救的罗斯将给全人类带来光明，“统一的圣徒的东方教会比普天下的太阳更明亮，它光芒四射……”；“所有的王国都将因信仰不纯而被淹没，而新的俄罗斯的王国将成为东正教的顶梁柱……”
这“神圣的启示和呼召”深刻地影响了俄罗斯国家和民族。1589年，莫斯科命名为“第三罗马”，正式以拜占庭的继承者与东正教中枢自居;1589年，莫斯科教区取得自主地位，实现了自主管理，莫斯科的主教约伯被推举为莫斯科和全罗斯大牧首，俄罗斯东正教形成，盛极一时;自称“第三罗马”的莫斯科取代了君士坦丁堡成了新的东正教会中心，俄罗斯也成为至今最大的东正教国家。
公元1721年，罗曼诺夫王朝第四代沙皇彼得一世登基称皇帝，把君主称号沙皇改成皇帝，国号俄罗斯改成俄罗斯帝国，从此俄罗斯变成真正的帝国，自称是“罗马帝国”、“神圣罗马帝国”之后的第三个“罗马帝国”，即“第三罗马”。
“第三罗马说”是在莫斯科罗斯“大国崛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因此其中蕴含着不可一世的俄罗斯民族思想、政治抱负以及国家认同。 在 “第三罗马说”中，罗斯顺理成章地成为最高的、独一无二的、神圣的乃至上帝神选的“独一无二的”民族；罗斯虽然是最后一个加入基督教世界的，但最后一个就是第一个，第一个就是最后一个。
这样，一个原本缺乏自信、相对落后，不得不想方设法、以拜占庭为师的民族，现在却取而代之、后来居上，找到了“从神而来”的“超级自信”。
可想而知，“神选民族”的自信足以秒杀世上任何“自信（你说你有多少个自信都比不上人家这一个自信）”，让俄罗斯民族自信爆棚。谁家的自信，都比不上俄罗斯人家这一个“神选自信”！俄罗斯民族既是“神选民族”，其他“非神选民族”自然不在眼中、不在话下，俄罗斯对这些民族的主导、扩张乃至侵略，都是替天行道、小事一桩。
于是，“上帝神选”的思想一方面把俄罗斯带入到伟大的使命，让它睥睨天下、傲视群雄，担负起拯救全世界的职责；另一方面，又令俄罗斯封闭自守、敝帚自珍地呵护着本民族的传统，竭力避免被“非神选民族”同化。
例如，16 世纪，为避免非东正教教民“污染”俄罗斯人，俄罗斯官方就制定过一系列措施，例如外国人不能随意进入或者滞留在俄罗斯；入境工作的外国人必须隔离在“外国人街区”，穿本民族的服装，以便从外观上能区别开来；俄罗斯人从国外回来后，必须去教堂忏悔赎罪，不管他是否背叛自己的信仰。俄罗斯人对“非我族类”的恐惧几乎到了杯弓蛇影的程度，甚至担心自己的衣着、发型或者头饰像外国人，会遭到官方的惩罚。
“第三罗马”在空间上是无限的，它代表着东正教文明体系将不断扩张; 在时间上也是无限的，而它的结束将是历史的终结；从道义上讲，“第三罗马”的使命是拯救全人类，因此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是俄罗斯的内政。别胡说什么北约东扩让普京不可忍受，就算没有北约，普京也要向东南西北扩张，因为俄罗斯“第三罗马”的帝国边境没有止境。
学者们对于“第三罗马”理论的评价褒贬不一，但都承认：在俄罗斯这个国家此后的发展历程中，“第三罗马”理论的提出具有里程碑式的影响。在伊凡雷帝时期，建立“俄罗斯帝国”已成为他处理内外关系时的主要目标，在他下令编纂的《编年文汇选编》当中，俄国被描述为世界的中心，而俄罗斯人作为“上帝的选民”有责任在世界的中心——莫斯科建立“人间天国”，并使其成为保护世界不受邪恶势力践踏的坚强堡垒。
中国人以“中央之国”为自豪，视周边为“天下”甚至“蛮夷”，显得很自我中心；但与俄罗斯民族“第三罗马”这样的“神选自信”相比，与俄罗斯国家自认的“世界中心”相比，只能说是小巫见大巫啦！
和“第三罗马”相关，东正教塑造俄罗斯民族有重大影响的另一个观念叫“俄罗斯的弥赛亚（миссия）情结”。
每个成熟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发展阶段，俄罗斯一千年的线性历史发展阶段分别为基辅罗斯、鞑靼罗斯、莫斯科罗斯、彼得堡俄罗斯、苏联和解体后的俄罗斯；在这其中，稳定地影响俄罗斯的是什么样的民族精神呢？ 作家卡拉-穆尔扎（Сергей Кара-Мурза）说：俄罗斯价值观，即俄罗斯人是一群自觉自愿地背起十字架的人，这个十字架就是对全人类的宗教关怀，这就是“俄罗斯的弥赛亚（миссия ）情结”。
说一个民族有“弥赛亚情结”，即意味着这个民族认为自己担负着特殊的使命，是“世界的救世主”。 这样的民族在世界上凤毛麟角，以色列是第一个，俄罗斯则是第二个。
如果将东正教比作俄罗斯文化的皇冠，那么其核心教义“弥赛亚(Messiah）”就是皇冠上最璀璨的一颗明珠。学者们认为：对俄罗斯文化的研究实际上主要是研究东正教对俄罗斯的影响；而东正教的核心教义——“弥赛亚意识”则是“俄罗斯思想”和“俄罗斯灵魂”。
“弥赛亚意识”与“第三罗马”如同一体两面。随着基辅罗斯的衰落和莫斯科公国的兴盛，东正教在俄罗斯飞速发展；16世纪初“第三罗马”理论提出之后，“弥赛亚情结”在俄国的影响力也日渐增大。
“弥赛亚意识”是一个文化概念，也是俄罗斯思想的核心理念之一。 然而，正是在“弥赛亚情结”的作用下，俄罗斯完成了基本的民族认同和价值观、世界观的形成，俄罗斯人自此认定自己是“神选民族”，肩负“第三罗马”的神圣使命，这种意识和执念贯穿于俄罗斯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并深刻作用于俄罗斯政治，推动其历史进程，影响了其国家命运。
“弥赛亚情结”与“第三罗马”的使命认同、民族认同，带给俄罗斯十分矛盾的二重性格：一是在焦虑中夜郎自大，二是在自信中妄自菲薄。
例如，有俄罗斯学者骄傲地认为，俄罗斯被等同于整个世界，它能够代表全人类。20 世纪的俄国宗教和政治哲学家别尔嘉耶夫（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ердя́ев，1874年3月18日－1948年3月24日）就说:“东西方两股世界历史洪流在俄罗斯碰撞且相互发生作用……俄罗斯堪称一个完整的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东西方组合体，它就是两个世界的纽带。”
什么是欧亚主义？这就是欧亚主义，俄罗斯是欧亚的中心，不，是世界的纽带以及人类的拯救者！谁要不服，胆敢挡道，见神杀神，见佛杀佛……
另外的俄罗斯学者（如恰达耶夫）则因为过于相信俄罗斯的特殊使命，所以才痛心疾首地诉说俄罗斯的落后、愚昧和野蛮，恨铁不成钢啊！
被称为俄罗斯思想代言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方面把俄罗斯看成与上帝比肩的民族，另一方面又将之视为充满罪恶和残酷的世界，就是矛盾性格的充分表现。
苏联时代，政府对“无神论”的宣扬和对东正教的打压，是否意味着“弥赛亚意识”、“第三罗马”在俄罗斯的终结呢？非也，其实是改头换面的再次登场！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渊源和涵义》中指出：“第三罗马演变成莫斯科王国，以后变成帝国，最后则变成第三国际”。在他眼中，苏联的共产主义思想就是古老的“弥赛亚意识”的转化和变形；俄罗斯人对斯大林狂热的个人崇拜也是“弥赛亚意识”的反映。
中国人很熟悉“第三国际”，但中国人真的理解过“第三国际”吗？
从“苏联是全世界的救世主”到今天普京的俄罗斯在世界范围内的各种行动包括俄乌战争的打响，都说明“第三罗马”、“俄罗斯的弥赛亚情结”在这个民族，在今天的时代，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在不断加强。
为什么俄罗斯外交一直秉持其鲜明的“大国主义”强硬作风？除了国家实力和国际环境的变化等因素之外，文化尤其是东正教文化及其注入俄罗斯民族的“弥赛亚情结”，是其中内在、持续、深刻的精神影响。
一方面，“弥赛亚情结”带给俄罗斯人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自豪感，这影响了他们对其国家利益与国际地位的判断，恢复大国地位一直是俄罗斯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另一方面，在“弥赛亚意识”的作用下，俄罗斯人天生具有一种崇拜强权人物的心理和对集权政治的惯性容忍，换言之他们总在盼望着一个强而有力的人带领俄罗斯完成拯救世界的历史使命，这种特有的文化心理影响了俄罗斯的对外决策机制，使其总统在对外决策上拥有绝对的控制权。
可以说，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弥赛亚情结”已经成为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情结”。而历史对这个民族的塑造，又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情结与自信。
因为，拜占庭的基督教、鞑靼文化、欧洲文化等，每一次俄罗斯都用生硬的“拿来主义”方式或者被他者强行进入的方式进行了文化上的改造，这使得俄罗斯具有“文化自信”。俄罗斯人还认为，在历史上，正是俄罗斯，化解了东方最强大的敌人——蒙古鞑靼的威胁，从而拯救了整个欧洲；打败了拿破仑，从而解放了整个欧洲；二战中，又打败了希特勒纳粹德国以及军国主义日本，拯救了全世界。这不正是“第三罗马”和“弥赛亚”之于俄罗斯的最好历史证明吗？基于这样的历史自信，俄罗斯人认为：俄罗斯不欠全世界的，更不欠欧洲的，是全欧洲、全世界欠俄罗斯的，并且迟早有一天，上帝一定还会使用俄罗斯再次拯救世界。
“大国主义”外交之所以在俄罗斯外交史上一以贯之，根源就在于“俄罗斯民族的弥赛亚情结”以及“第三罗马”的国家使命认同。因此：
第一，俄罗斯民族对自身在国际社会的定位一直很明确，他们深信不管处在怎样的国际环境中，不管当下的国家实力如何，俄罗斯“上帝神选”的特殊地位不会改变，其“拯救世界”的使命不会改变。
第二，在处理与美国等大国的关系时，不管俄罗斯采取何种战略战术，其最终目标都是谋求世界大国地位；在处理与独联体国家的关系时，俄罗斯则以“大家长”身份自居，既对独联体国家承担相当的责任和义务，又从不放弃对该地区的绝对控制权。
第三，俄罗斯民族崇尚对外强硬的领导人。纵观俄罗斯的外交史，不管是帝俄时期、苏联时期还是俄联邦时代，俄罗斯的最高领导人不仅享有对外政策的绝对控制权，而且对外手段越强硬，越受民众欢迎。
俄罗斯与美国在人权等问题上的互不相让、普京对“美国例外论”的批评背后，恰恰是“俄罗斯例外论”的折射，俄罗斯人对自身精神性与道路独特性的信念，使之对“美国例外论”嗤之以鼻。
冷战结束后，随着俄罗斯民族复兴和东正教的回归，“弥赛亚意识”越来越深入地影响到了俄罗斯的内政与外交。这也正是普京受到俄罗斯人民欢迎，其对外冒险、对内独裁在俄罗斯不仅被容忍而且被纵容的深刻原因，而笔者大胆预言：美国和西方对俄罗斯的经济与金融制裁，由于无法触及俄罗斯深层的民族情结，因此也许对其他国家有效，但对俄罗斯来说效果有限。
俄罗斯东正教的问题究竟在哪里？
在一般性地介绍完俄罗斯的东正教与东正教的俄罗斯后，再来分析东正教特别是俄罗斯东正教的问题。
首先，东正教本不重视真理，俄罗斯的东正教更是先天不足，后天也不足。
众所周知，上帝的话语和真理对信徒生命造就来说至关重要。正如希伯来书 4章12节所说的：“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
然而，弗拉基米尔大公确定基督教为国教时，以俄罗斯的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根本达不到对福音书的信奉，于是其信仰仅限于外在形式而已，第聂伯河的受洗也只是表面上的受洗而已。
基督教的精神，由于俄罗斯在地理和历史上的封闭孤立，使这一融入更加困难;遥远的距离加上蒙古人的统治，使俄罗斯长期远离基督教世界的中心。
俄罗斯人长期生活贫困、文化程度低，更影响到俄罗斯民族对真理的追求和真道上的扎根。
列宾：伏尔加河上的纤夫
绝大部分俄国人民是文盲加农民，过的是一种无比原始古老落后的生活方式。 为中国读者熟知的俄罗斯文化完全是从西方断断续续引进的，基本属于占人口比例极小的贵族。俄罗斯的文化巨人诸如格林卡、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都是从小接受欧化教育的贵族，他们的作品与俄国平民实在没什么相干，并不为文盲大众理解和欣赏。这是连列宁都承认的。
在时间维度上，俄国文化精品都是十九世纪创作出来的，此前是一片蛮荒，俄国人的“古典作品”其实是近代作品。 在空间维度上，革命前的俄国也就只有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几个文化中心，除此之外则是一片荒野。 即使是在那几个文化中心，文化也只集中在一小撮人身上，与广大百姓毫不相干。
贫穷加无知使宗教及其他一切都退化了。 随着理论的消失，礼拜也就成了宗教的全部内容。 随着文化水平的不断降低，进行礼拜所用的语言和遵循的程序便成了教士集团唯一必备的知识，可是相当一部分的教士却连字都不识得。
统一的仪式不知不觉被文字上和实践中的分歧所取代。在传抄的过程中，祈祷书里出现了误解性的错误，以及奇怪的增添文字，可是这些新的祈祷文却因被误认为古代即是如此而受到人们的尊重。
因为客观上的文化水平低下，以及东正教不重视真理的主观原因，俄罗斯东正教更不重视讲道，真理信息的浇灌十分薄弱。信徒们站着参与仪式，感受的只是浓重的宗教仪式和氛围感而已。
除了重视传统，礼仪形式比较固定外，俄罗斯东正教会还非常重视在仪式中使用传统的斯拉夫语，强调在神学和语言上与以往时代的连续性。
如果俄罗斯的东正教徒有足够的谦卑，愿意向外学习也好。 然而，“第三罗马”与“俄罗斯的弥赛亚情结”的“属灵骄傲”带来的是俄罗斯东正教世界对外面属灵世界的强烈抵挡。 十七世纪，在逐渐受西方外来文化的影响下，俄罗斯的宗教争论也反映出一种更深刻的恐惧，担忧扩大的外国影响力将会摧毁俄国独特的文化。 特别是东正教教士深恐外来的新教与天主教会破坏东正教纯正的正统信仰与道德传统规范，所以作为东正教思想的传播者和保卫者，教会竭力抵制西方思想的渗透。
新教以及宗教改革追求”恢复到最初的教会”，可是东正教会认为自己证明了东正教会即是最初教会，基督教不需要再恢复什么，“第三罗马”的俄罗斯东正教就更不需要恢复什么了。
“神学”一词，俄语分为：“теология”即“有神论的学说”；以及“богословие”即“ 东正教神学”，或直译为“上帝的言说”或“上帝的话语”。 这两个词在中文里均可译为“神学”，但后者是俄罗斯东正教自己的词，专指“东正教的神学”。
这就好像逻辑被分为两种：逻辑以及俄罗斯的逻辑一样。
从“神学”的用词不同，可以看出东正教与西方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神学特质的微妙差别，这就是，西方秉承西方哲学思辨和论证的传统，对信仰也要论证清楚，而俄罗斯人对神的主观领受，直接就当成了神的话，毋庸置疑，不加探究，绝对正确，不由分说。
其次，东正教将“福音”变成了“修行”，俄罗斯东正教走得更极端，他们从“修行”走向“苦修”，最终发展出一整套反智主义的“圣愚文化”来。
所谓“圣愚”，俄文为“юродивый”，英文维基百科翻译为“Foolishness for Christ”，中文意为“为基督而犯傻”;美国学者汤普逊（Ewa M. Thompson）译为“Holy fool”，意为“神圣的傻子”。 据学者考证，它产生于11世纪基辅罗斯时代，盛行于16—17世纪。 美国学者汤普逊认为它来源于东方的萨满教，但俄国和西方的大多数历史学家及社会学家则认为它来源于拜占庭的“愚人传统”，随东正教传入俄罗斯而产生。
“圣愚”：被视为基督教的“先知”加“苦修士”，具有通神的神秘法力，能未卜先知，预言未来，并为人禳灾治病。 “圣愚”行为怪诞反常，但又是俄罗斯人心中的世外高人，颇有点像中国的“济公”……
这恰成了俄罗斯的民族性格。 俄罗斯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观察到：“在俄罗斯民众的身上可以发现诸多矛盾的特性：专制理念、膨胀的国家意识，和无政府主义、恣意妄为;残酷、暴力倾向和善良、人性、温和; 信奉礼仪和寻求真理; 个人主义、敏锐的个性意识和无个性的集体主义;民族主义、自我吹嘘和普济主义、全人类理念;末世—弥赛亚宗教观和表面的虔诚;对上帝的寻求和战斗的无神论;谦逊和放肆;奴性和反抗。”
罗斯民族性格中的矛盾性、极端性、非理性、神秘主义、无政府精神、崇信暴力、对彼岸世界的追求、对苦难的独特态度等，都与“圣愚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圣愚文化”最严重的，是它哺育出了俄国知识分子畸形的“辩证道德观”。 习惯了这种吊诡现象的俄国人，自然发展出一种独特的价值观，亦即把罪孽视为美德，把杀戮当成催生，把破坏视为建设，把自虐视为牺牲，把苦难视为洗礼……
从这个背景来透视，不难看出俄国人为何会对“共产主义天堂”的梦呓情有独钟，对“解放全人类”的“世界革命”如此煞有介事。
“圣愚文化”表明，俄罗斯的东正教最终走向了一种“反智主义”的狂热与迷信。 这就应验了罗马书10章2-3的批评：“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 因为不知道神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
这种反智主义的信，非但没有将俄罗斯民族带入到基督真道的信仰，反而领入到自以为是、自以为义，自高自大、残害众生的内政外交的泥潭中。
第三，俄罗斯东正教又一个致命的问题，也是被权力掌控、利用。
10世纪，俄罗斯从拜占庭引入基督教，与拜占庭版的东正教一同被引进罗斯的还有一种理念 ，即“教会依附和顺从世俗国家政权”。 在神父的说教中，宣传“教会依附和顺从世俗国家政权”的思想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一个主要内容。 沙皇政权因此被蒙上一轮神圣的灵光，他的统治被说成是神的意志，教徒们被要求敬畏上帝、崇拜沙皇，在服从教会的同时，也要做沙皇的奴隶。 同时，拜占庭基督教的教阶制度即它的职位等级制度，后来也成为罗斯建立世俗政权机构的一种样板或模式。
到了沙俄时期，东正教正式成为俄国民众的精神支柱，也正式沦为沙皇统治的一个工具。 那时沙俄政府内的官员必须是虔诚的东正教徒。 而且东正教向民众宣扬的教条其中就有“听从教会，忠于沙皇”，可见东正教已经与统治阶级完全结合在一起了。
东正教教徒把各种关系建立在上帝的权威上，把家庭关系、社会关系、国家关系与上帝紧密联系起来，认为各种社会关系的确立是由上帝的意志决定的。 于是，古老的俄国法律一贯把皇帝置于宗教领袖的地位。 也就是说它赋予沙皇无限的权力。 法典规定了君主专制以及对神授皇权的绝对服从，这也得到传教者的遵从。 在人民眼里，沙皇是上帝的使者，神权的象征，俄国的耶稣。 人民对沙皇的崇拜达到迷信的程度;人民认为沙皇是上帝的代言人，正因为如此，人民把东正教的主宰权拱手送与沙皇。
1721年，俄国彼得大帝由于“尼康改革”威胁皇权而解除了东正教大牧首圣职，废除了牧首制，并设立圣主教公会。俄罗斯东正教因此更加被纳入国家体系，处于世俗政权管辖之下。 “尼康改革”本身就是权力驱动的宗教改革，和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不可同日而语，却又因触犯权力而更加被套上权力的枷锁。
由于历史上东正教是俄罗斯的国教，大部分人把热爱教会看作是热爱祖国的象征。 所以说东正教对他们来说是俄国的特征，是国家法制，是最古老最广泛的文化遗产。东正教不仅组织了国家，创造了俄国，它甚至是国家统一的纽带。
正是由于如此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俄国人民更加颂扬其国教东正教，以自己是俄罗斯人、斯拉夫人为骄傲。 他们认为俄国拥有最纯正的基督教—东正教，因此俄国人自视为东正教的卫道士。
从信仰与真理的角度进一步总结一下俄罗斯东正教的三大问题：
一、真理上的迷茫。 不承认《圣经》的最高权威，而是强调“圣传”和《圣经》具有同等权威；不重视信徒对《圣经》真理的学习，不重视甚至谈不上有像样的讲道，只注重宗教仪式和氛围；不强调“因信称义”的十字架的救恩，而是强调“圣化（类似于新教的成圣概念）”和“圣愚”；和天主教一样崇拜圣母玛利亚，以及更加浓厚的“圣像崇拜”……
二、真信上的迷失。 不是高举耶稣基督并祂钉十字架，而是将国家和权力当作偶像来崇拜，沦为权力的仆人和强人的信徒。
三、真道上的迷误。胡解《圣经》，相信“人类王国”只有7000年，据此鼓吹莫斯科（俄罗斯）是所谓”第三罗马”，将”弥赛亚”情结注入俄罗斯民族的性格，让俄罗斯人误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神选民族”，从而将俄罗斯民族误导向极其的自大和自负——不是俄罗斯人需要上帝的灵魂拯救，而是上帝需要俄罗斯人来拯救。如此俄罗斯“拯救世界”不仅与《圣经》教导世人需要基督“拯救灵魂” 的思想毫不相干，“神选民族”和“民族平等”的现代文明思想更是格格不入。
很显然，东正教的确给俄罗斯民族带来了正面祝福，“没有东正教，俄罗斯千古如长夜”，但显然也带来了负面影响。一方面，东正教的传入推动了俄罗斯文明的产生与发展，对俄罗斯的文学、艺术、建筑等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另一方面，东正教塑造了俄罗斯民族的民族性格和世界观，影响了俄罗斯对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成为俄罗斯民族无法取代的精神支柱；然而，东正教的神秘主义、反智主义，“第三罗马”与“弥赛亚意识”又对俄罗斯民族带来严重的误导。
正是东正教的这些“酵”也就是其极端、有害的宗教认识塑造了俄罗斯根深蒂固的“大国沙文主义”外交：完全漠视国与国之间平等的国际法体系，并追求不择手段的对外扩张的“内在冲动”。
俄乌战争的思想根源，普京的灵魂本质，显然只有洞察俄罗斯人的千年执念，才能完全明白。
因此，可以断言，俄罗斯东正教如果不经历类似于“宗教改革”的深刻归正，不消除这些落后和错误的影响，俄罗斯这个民族将很难走向现代文明的大道与正途！ 而在错误的信仰与执念上，普京信什么都是白搭，何况他真正的目的，只不过是要以权力利用东正教来一统天下、唯我独尊而已。
进一步思考：俄罗斯的东正教与“三类偶像崇拜”
剖析普京与东正教，让我想到一类普遍性虚假信仰的问题，就是：有些人好像在拜真神，却是用虚假的方式崇拜，这便是“第三类偶像崇拜”的问题。
除东正教与天主教外，其他人包括新教徒样也可能犯同样的错。因此值得借题发挥、进一步理论一下。
《圣经》中，上帝颁下清晰、严厉的诫命：不许拜偶像（参见经文：出20：3－6；罗1：21－25）。
“十诫”第一诫，上帝命令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十诫的第二诫，上帝反过来命令：不可跪拜偶像。
禁止偶像崇拜之所以位列十诫的第二位，是因为“偶像崇拜”几乎总是我们犯下各样罪的原因，最终让我们远离、背离真神。 正如美国当代牧师提摩太·凯勒所指出的，“我们违背任何诫命的同时也违背了第一条诫命。 ”
人，绝对不能用尊崇神的方式去尊崇任何人或物，没有任何人和物可以取代甚至接近神的地位（太10:37；路14:25-35）。 “心怀二意”的敬拜绝不是敬拜； 神绝不接受这种敬拜（王上18:21）。 当一个人试图去侍奉两个主人时，必然越来越远离神（太6:24；诗135:15-18），最终陷入苦难的泥潭（“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 诗篇 16:4上”）
那什么是偶像呢？ 偶像，就是人造的假神。
拜偶像，就是“将上帝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罗1：25）。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 这样定义“偶像崇拜”，他说：“ 在理智和道德上对部分而非对整体、对创造物而非造物主、对暂时而非对永恒的一种盲目崇拜。 ”这个定义完全符合《罗马书》保罗的定义。
人，将有限之物代替永恒上帝加以尊崇和膜拜，那无论拜的是什么，都可称为 “拜偶像”或“偶像崇拜”。
我想指出的是，偶像有三类，且一类比一类狡猾和隐蔽，一不小心就会上当受骗，深受其害。
第一类偶像：“有形偶像”，即泥塑木雕画像之类。 如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拜的金牛犊，在迦南地拜的巴力、亚舍拉、摩洛，以及尼布甲尼撒竖立的金像等等。 这样的偶像在全球各地，可谓是多如牛毛。
对这类有形偶像，新教徒们一般有免疫力，会自觉加以抵制。
天主教和东正教却不尽然。 他们在人与上帝之间布置了许多宗教性的隔阂，圣人与马利亚的崇拜，就是其中之一。 圣徒不但成了一般民众的敬拜对象，甚至被视为人与基督之间的桥梁：罪人不仅不能与上帝面对面说话，甚至连与人神中保的耶稣基督说话，还是不够资格，于是乎只能借着中保的中保——圣人，代人向基督陈情，沟通的管道迂回曲折。 社会上到处都是圣图和圣像，圣人以图像的形式，出现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座建筑物、每个行业，甚至每个人，都有所属的主保圣人，作为他们的保护。
因着对圣人的敬拜，教会也开始了崇拜圣人遗物（“圣物”）的风气。他们相信，这些由圣人遗留下来的东西具有特殊的属灵力量，任何人只要向它们敬拜，或触摸它们，便可得着无限的赐福。一个城市拥有圣物愈多，所受的祝福也愈大。
除敬拜圣物外，往圣地朝圣也是一个重要的蒙福途径。天主教宣扬最重要的圣地是罗马。1300年，教皇波尼法修八世（Bonifac Vlll， 1294－1303在位）宣布当年为禧年，所有到罗马朝圣的人，都可得到无条件的赦罪之恩，结果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群众前往。对俄罗斯东正教徒来说，则是莫斯科。
最终，罗马大公教会成了最大的偶像。天主教宣称，由使徒传承至今的主教制度是基督教的真伪标准，惟有围绕在主教座位附近的，才是真正的基督徒，才能得救。教会是上帝救恩的总代理，握有捆绑与释放人的生杀大权，离开教会或主教的治权，便只能注定灭亡。教士和平信徒不同，平信徒惟有借着教士以至整个大公教会的宗教架构，才能上攀天界，与上帝建立关系。 因此，信徒最大的责任是信赖教会，跟随教会，接受教会为他们安排的各项圣事圣礼。
天主教之外，拜占庭帝国及今天俄罗斯的圣像崇拜有过之无不及；东正教立神像，对着神像祷告等，殊不知这些都是违背《圣经》真理的教导，是上帝所厌恶的。
第二类偶像：“无形偶像”，即隐藏在人心中的无形的偶像，却作为人暗暗崇拜的对象或追求的目标。偶像，没有雕刻在外边，却活在人的里面。
有人（Jennifer Slattery）谈到过“现代人十大无形偶像”：
1. 自我（头脑明白自己的存在是要荣耀神，但心灵依旧会陷入自我膨胀模式）;
2. 安全感（不是信靠上帝而是试图靠自己或外在制度、保险、国家等去填补安全感）；
3. 认同感（把获得社群、集体、民族、国家等的认同置于神之上时，就等于把这些被造之物当成了偶像）;
4. 人际关系（唯有耶稣基督能够满足人爱人与被爱的需求，但有人非要用孩子、配偶或朋友来填补内心的空虚，孩子、配偶或朋友就成了偶像）;
5. 成功（人不是寻求在神眼中的价值而是追求世人眼中的成功以此作为自我价值时，成功就是人的偶像）；
6. 物质（当人追求物质和财富而不愿意放下一切来追随耶稣时，物质和财富就成了他的偶像）；
7. 健康（当人宁愿去健身房也不愿去查经班时，“健康”就已经成了人的偶像）；
8. 饮食男女（为了甜食带来的短暂快乐就忘了神，为了一点肚腹的满足就忘了神的丰盛，为了男女之欲就背叛了天国时，饮食男女就成了人的偶像）；
9. 智慧（上帝给人智慧与好奇心最终是要让人明白上帝的伟大，但人以理性和知识来拒绝、抵挡神，智慧就成了人的偶像）；
10. 安逸（人们常会为了安逸而放弃顺服神，把安逸置于神之上，安逸就变成了人的偶像。 ）
作为历史学家，汤因比以历史事件为例子，阐明了历史中一些隐藏却重大的“无形偶像”——“自我崇拜”、“ 制度崇拜”、“技术崇拜”和“对胜利的陶醉”等“偶像崇拜”带给人们失败的教训，对今人来说尤其值得警戒！
当代人崇拜自我，只愿按自我感觉、理性或科学来生活，却不知道，人的感觉是靠不住的，人的理性也是有限的，理性若无信仰的灵性引领难免变成浪子和妓女。
当今的“白左”拒绝耶稣，崇拜制度即是“制度崇拜”。2022年的美国大选让许多人醒悟，美国良好的制度是上帝赐下的美好礼物，但制度本身并非上帝，离开了耶稣，美国的制度终将崩溃。
“技术崇拜”就更不用说了，“假先知”赫拉利写作《未来简史》，胡说人类创造的 AI 就是人类的上帝；谷歌首席科学家说人类可以靠技术进入“永生”，全是落入“技术崇拜”陷阱、信口开河、说夸大话的家伙。
“对胜利的陶醉”或者说“虚荣崇拜”，就是追求一种莫名其妙的“胜利的虚荣”，如：鼓吹本民族比其他民族更优秀（如希特勒的“日耳曼人优越论”）；本国家比他国家更重要之“国家偶像崇拜（如第三罗马与“俄罗斯的弥赛亚情结”）”；本民族历史和文化比别人更悠久或更辉煌（如阿 Q“ 我祖上比你阔多啦”）之“虚幻的历史与文化优越感”。
2008年我访问以色列时，前美国达拉斯神学院院长比尔·劳伦斯曾对我们讲到，“人的期待”就是人心中隐藏的偶像，并且必定会成为人的羞耻，可谓发人深省。
第三类偶像：对真神的虚假崇拜。 这是最隐蔽、最狡猾、最伪善的“偶像崇拜”，看起来拜的是真神（基督、耶和华神），也似乎在高举耶稣，但却悄悄地“掉了包”，修改了真神的形象，或把自己私货塞进去， 从而沦为“对真神的虚假崇拜”，说到底是拜了自己手所雕刻的假神，而不是按神真正的属性来拜神。
今天的世界恰恰流行“第三类偶像崇拜”。 它的疯狂生长乃是由不断偏离圣经真理以及掺杂私货的文化所推动的。正如使徒保罗警告我们的那样，“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提摩太后书4:3）。 ”
这就是为什么当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祂批评最厉害的不是凯撒，不是税吏、妓女等一般人认为道德差的人，恰恰是那些道貌岸然的宗教领袖“法利赛人”，因为他们“瞎子领瞎子”，看起来是在虔诚地在信仰真神，骨子里却是“对真神的虚假崇拜”， 也就是“假冒伪善”。
因此，耶稣毫不客气地宣告了这一类偶像崇拜者的“七祸”：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 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 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马太福音23：14-15）。 ……”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针对的也是天主教“对真神的虚假崇拜”，不仅是“赎罪券”这种用功德取代基督十字架救恩的篡改福音的做法，不仅是“炼狱”这种毫无根据的错误说法，更重要的是天主教竟然将宗教权威取代了《圣经》的权威，将偶像崇拜取代了基督信仰。
“宗教改革”的伟大意义就在于：解开宗教偶像捆绑，回归真实基督信仰。 通过“宗教改革”运动，基督徒明白了“圣俗二分”是错误的，不是只有神职人员才神圣，而是“人人皆祭司”；不是修道院才修道，整个世界是一座修道院， “在世而不属世”的基督徒要在俗世中作“俗世圣徒”，而非遁入空门，世俗者即便在教会也会继续世俗，圣洁者在俗世亦可活出圣洁；教会不是上帝救恩的总代理，更不是基督在世的代表，基督救恩的根本在于“因信称义”，基督信仰的根本在于个人与上帝的生命关系，因此 每个基督徒都需要独自面对上帝，在《圣经》真理上扎根，在生命和呼召上活出。
天主教在后期经历了一些自我改革，因此带来所谓“民主的第三波”。可惜的是，东正教从来没有经历过自我悔改和宗教改革，因此存在更严重的“对真神的虚假崇拜”，这正是导致今天东正教徒普京找不着北、沦为战犯的深层次原因。若东正教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普京信得再虔诚又有什么用呢？还不是瞎子跟着瞎子一起掉坑里去。
千万不要以为“第三类偶像崇拜”只存在于“法利赛人”、天主教以及东正教！ 不要以为马丁·路德、加尔文的“宗教改革运动”已经一劳永逸了！ 不，今天“对真神的虚假崇拜”的现象即便在新教世界也非常严重。
比如说，新教徒喜欢讲上帝“无条件爱你”。然而，这样的上帝在《圣经》中根本不存在，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上帝的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的爱。
还有人高举“恩典福音”，让十字架上“昂贵的福音”沦为“廉价的恩典”——只讲基督的恩典，不讲基督的公义，忘了十字架乃是“公义与慈爱相亲”。
又有人爱谈“内在生命”，以为无需跟随耶稣，无需让葡萄枝子和葡萄树相联，也可以有一种内在的生命，不知不觉让福音变成了“中国式修行”。
还有人强调“信耶稣、进天堂”，大讲“天堂的福音”；其实，耶稣传讲的明明是“天国的福音”。“天堂的福音”是贵天贱地、离地入天的出世的福音、逃跑的福音、消极的福音；“天国的福音”却是愿天入地、在地如天的入世的福音、使命的福音、积极的福音。
还有人追求灵恩和神迹，结果变成了“求神迹的犹太人”，把“神迹”当成了“神”，却忘了真正的大能是“耶稣基督并祂钉十字架”。
在当今多元、自由的时代，许多文化都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定义了“上帝”，这“被 改造的上帝”最终沦为“人手所造的偶像”！ 不难想象，崇拜一个自己所造的上帝对人来说有多么大的诱惑，因为实际上是在崇拜自己。怪不得基督教在今天的世界越来越缺乏见证的力量和防腐的能力，因为基督教在用虚假的方式拜真神，落入到“第三类偶像崇拜”。
神学家卡尔·巴特说：“若上帝未被认识为上帝，我们就不仅是犯了一个内心的或理论上的错误，而且意味着对人生持有一种完全荒谬的态度。”基督徒，是上帝在地上的管家，是世界的第一责任人，若基督徒的人生都荒谬，怎么指望世界正常？世界怎能不坠入“末世”？
透过对普京及东正教的剖析，明哲的人当明白：没有信仰很可怕，错误的信仰同样可怕甚至更可怕；在人的心思意念和生活中，除了真神之外不可有别的神；全心全意拜真神的人和民族才是有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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