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陈奎德
座谈人：王军涛先生，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主席
一、 中国大学退群，缘何而起？
1) 人大、南大和兰州大学退出世界大学排名
最近，几所知名中国大学宣布，从今年开始不再参与世界大学排名，也不会向国际大学排名机构提供相关数据。
这些名校退出国际公认的世界大学排名，被不少人称为对国际学术界的“退群”，对国际教育界的“脱钩”，被中国官媒称为“亮剑”。
最近中国人民大学决定退出所谓的国际大学排名。
此前，南京大学校方明确，学校发展和学科建设均不再使用国际排名作为重要建设目标。
另外，兰州大学一名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则表示，该校未参加过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QS之前联系学校时，报过一年数据，后来没有再跟进。
这里所提到的国际有影响力的高教领域排行榜包括，英国泰晤士世界大学排行榜、英国QS世界大学排行榜、《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世界大学排行榜等。
2) “退群”的缘由
直接的表面原因
作为中国家喻户晓的知名高校，中国人民大学2021至2022年度在这三个排行榜上的平均排名仅为600名，甚至低于中国一些“双非”（非985、非211）学校。
中国人民大学是为中国民众熟知的顶尖学府，在中国高校中属于第一梯队，每年高考录取分数线均在660分以上，只录取极其顶尖的学子。然而这么一所大学，却屡屡在国际排名中遭遇滑铁卢。人们的评论是：中国的顶尖，世界的第600。看来，“退群”原因就在这里。
但这种观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深层的体制与路线动因
个别学校所抱怨的排名不公，恐怕不是退群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中国，如此高调“退群”，另有深意。习近平在2014年在北大就说，不要把北大办成“第二个哈佛和剑桥”。联系到习近平掌权以来对国际主流社会越来越深的敌意，考虑到中国近年来日益陷入被围堵、被孤立的外交态势，考虑到中国大学近年来的党化教育、愚民主义及对教师的严密监控和告密成风，人大等高校带头退出世界排名，可能是一种趋势，一个象征，一个起点。不难想象，其它学校为了表“政治忠心”，也将可能陆续跟着退出。
这样的发展趋势，是可以预期的。即便是中共不从行政体系上下令，中国官本位的大学也会紧跟风向，走向大面积的、全面的退出世界学术体系。
考虑到人大的“第二党校”的地位，考虑到习近平就在4月底刚刚去过人大考察，习强调要“传承红色基因”，走出所谓“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还说“不能跟在别人后面依样画葫芦，简单以国外大学作为标准和模式”。显然，人大这个中共党干的摇篮，认真地领会之后，迈出了愚昧的这一步。
中共中央党校最近据说收集了许多“反馈意见”。反馈意见中，许多党员表示担心习近平将意识形态置于旨在保持经济强劲的务实举措之上。他们说，政治挂帅已取代经济挂帅，成为党的中心任务。
鉴于上述原因，这次“退群”将引发的连带效应，是意味深长的。
面对深重危局，人们急切探求的是：何以至此？
其源盖出于其基本制度：政“教”合一，党化教育，党委治校，官本位制。政府控制式的衙门化，“狼奶灌输”式的意识形态化，以及习之前的过度商业化产业化，是教育危机的根源。
近年来习近平推行的教育政策，也源出自中共前领袖毛泽东的反智主义、民粹主义的农民乌托邦的色彩。毛反复强调所谓“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由于早年的经历使他对现代教育系统和知识分子有难以掩饰的仇视和蔑视，从而实施了空前严厉的愚民主义，使中国教育与世隔离，倒退至蛮荒愚昧之境。
邓小平接替毛主宰中共之后，虽然一度使中共与知识界的关系有所缓解。但由于党管教育的基本构架未变，因此“面向世界”给教育界带来的活气与旧教育制度之间产生了极大的张力，最后演变为1989年惨剧。
上世纪90年代至2012年，有“教育产业化”以及教育界精英融入权贵利益集团的变迁，然而，从基本体制未变这一角度观察，教育界仍是共式政治经济文化体系最后的也是最顽固的一座堡垒。
缘于此，急于逆转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与国际接轨路线的习近平，以“传承红色基因”，走出所谓“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相标榜，以大学退群打开复辟缺口，是顺理成章的。
学术下滑 脱钩世界
中国这些大学宣布退出国际排名的原因，基本上是出于政治，此外也出于学术。它可能是中国加速与当代世界脱钩的一部分，也是中共加紧对学术界和知识界控制的一部分。
中国的高校扩招，导致在校人数剧增，教育质量也难以保证，文凭含金量快速降低。
(今年四月北京朝阳区公布了其2022年，其中酒仙桥街道的“城市管理执法岗”，由北京大学原子核物理专业的女博士王梦真“侥幸竞聘成功”。)
中国高校不愿意参加评比，也跟自身的学术水平有关。如果知道自身的学术水平不到位，评比的时候都在几百名、上千名之外，跟中共吹嘘的大国、强国、盛世、伟光正的身份不符，也自然不愿意参加，所以干脆撤出来，自吹自擂，自我标榜，在国内自己称王。
(撤稿观察网（retractionwatch.com）披露说，美国计算机协会（ACM）日前从数据库中一次性撤回了323篇论文，原因是这些论文及其同行评审过程的诚信度，以及所称“会议”的诚信度值得怀疑，而ACM此前已有相关的教训。据说，这些论文来自中国地下的“论文工厂”，论文作者几乎全部来自中国，有些甚至来自中国的“双一流”高校。)
二、 北京政治的大转向，几乎都自文教界开始——历史的观察
中共如今开始的这次自我孤立于世界教育体系，拒绝普遍文明标准的倒行逆施，是一个象征，表明习近平倒退路线将不计后果地进一步复辟毛时代的反智主义体制。因为自从中共主政以来，其重大的转向，几乎都是从文教界开始的，大学制度是一个典型的指标。
1） 历史回溯
实际上，近代中国不是没有自己的大学传统。最为奇特的教育景观出现在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1937—1946）的中日战争期间，在烽火硝烟的边缘，在偏远的穷乡僻壤，像神迹一样冉冉上升，居然浮现出了一所近代中国最伟大的大学——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上承蔡元培时代兼容并包的北大精神，它甚至还可以更远地追溯到历史最悠久的巴黎大学，追溯到近千年长盛不衰领袖群伦的大学双子星座——牛津剑桥，追溯到“现代大学之母”的德国洪堡大学，追溯到“无形的、内在的、精神的”哈佛大学，追溯到吸纳了最早中国留学生容闳等人的耶鲁大学，追溯到爱因斯坦晚年驻足的幽静深邃的普林斯顿……。这些千姿百态的大学，虽然赋有各式各样稀奇古怪不同的独特传统，却享有共同的精神之母——学术自由，大学自治。而西南联大承接的，正是这一伟大传统的核心。同时，西南联大所传承的精神脉络中，我们还能隐然辨析出中国东汉时期太学生学潮的遗绪、明代东林及复社的士大夫的以道统学统抗衡政统的那一脉精神遗产，以及中国传统中私人讲学和书院制度的潜在影响。于是，在这里“产生了一所具有世界水平的大学，这所大学的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一美国学者语）在这所外有强敌环伺，内无高楼校舍的校园里，肩负起为国族守护和传递普世价值的重任，从而诞生了近代中国最优秀的一代学术大师和知识精英，堪称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中国教育的伟大典范。
但是，这一奇迹式的传统被中国政治1949年的变迁嘎然中断了。
1.院系调整
中共建政不久，1952年就在中国大学进行“院系调整”，把苏联模式强行推入教育界。院系调整”，打乱了既有的教育格局，效法苏联的工具主义结构，实施专才教育，取消原来引进的欧美通才教育，取缔了作为中国学术重镇的教会大学、私立大学，砍掉了国际通行的一些学科，如 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企业管理等等。这是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毁灭性打击。
院系调整重要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拆散民国留下的大学、取消教会大学与私立学校、最大限度地拆散民国留下的大学各科系、最大限度地拆散民国留下的大学各科系的教师，尤其要拆散各名牌大学、重要科系及其骨干教师，割断各大学与中华民国的历史联系。
2. 反右运动
1957年，中共言而无信，发动“反右派运动”。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被划成右派，变成“贱民”。大学成为该运动的“重灾区”。自此，教育领域受到严重摧残，万马齐喑，元气尽丧，言论和学术自由荡然无存。
3. 1958–1961年的教育革命
在极左狂热的“大跃进”以及知识界鸦雀无声的氛围下，毛泽东提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在学校贯彻“阶级路线”，即，以家庭出身和政治忠诚度划线，而非以学业和品行为准，实施政治歧视。
4. 1962–1964年，调整回潮
大跃进失败，大饥荒降临。毛泽东被迫“退居二线”，教育界返还部分常识，以“又红又专”代替空头政治；智育获得一定重视，社会上出现了一点非政治教条的艺术，中国学界获得昙花一现的相对宽松时期。
5. 1964–1966年, 深入贯彻阶级路线，文革准备期
毛泽东在林彪配合下部署反击，在学校“深入贯彻阶级路线”，大肆宣传“反修防修”，“全国学解放军”，教育界重新意识形态化，政治气氛压抑而沉闷，“山雨欲来风满楼”。
6. 1966–1976年的文革
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以废除高考揭开序幕的。继而大学停办，“革文化的命”，全国整肃异己，“全面内战”。随着在校学生上山下乡。此时，教育界已不复存在，被彻底摧毁。
7. 1978–1989年，改革开放
以恢复高考复苏教育为先导，中国教育开始尝试与国际接轨。实际上是一次“逆向院系调整”。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教育界逐步淡化意识形态，校长负责制、学衔制等出台。特别是开放留学政策，它导致了近代中国第二波最大的留学潮。
8. 1989年之后
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是从教育界爆发的，后来扩展到了全社会。它实际上是教育的“三个面向”的逻辑后果。这一后果最终指向了政治权力的合法性问题，遂导致残酷镇压。之后，有一段向毛时代倾斜的倒退时期，重弹“反和平演变”的老调并加紧思想控制，在北大和复旦的新生中实行一年的军训等等。
但是，由于这些举措受到广泛抵制，并且导致邓本人的经济改革的招牌变色。因此，“邓南巡”之后，教育逐步复归前十年轨道。但是受到意识形态化及过度商业化两头夹击，权力精英把知识精英逐步整合进利益共同体，知识界的批判性弱化，权力、经济、知识三精英集团模式日渐成形。
2） “退群”作为体制性脱钩——中国教育的内循环
大学“退群”是习近平憎恶世界主流的象征
精神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内卷”
显然，政治挂帅在高等教育中的体现，正是中国高校的内卷，脱离世界潮流。
中国大学逐渐远离世界文明，更深的陷入中共的红色漩涡，也伴随着中共对自己的党员的奴化和洗脑。内循环教育的极致，就是1966年到1976年的全国高校停办，完全孤绝于世界，搞教育革命、文化革命，搞登峰造极的愚民主义，青年人十年没有学可上、没有书可读，成为文化沙漠。
中共这次让教育界与世界分割、远离世界的运动，就是一步步走向文革式的教育完全内卷，最后完全毁灭教育的初始点，它是跟中共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全方位的倒退和封闭、闭关锁国、回归计划经济开倒车，是全套配合一脉相承的。
然而，中国教育界是否将如1966年那样全面沉沦，是与中国整体的时与势分不开的。当下处于严重内忧外患的习中共当局，习近平的天时地利人和都远不如当年毛泽东了。第一次是正剧悲剧，第二次就只能是笑剧闹剧了。企图再次如毛一样，从大学入手，从文化界入手，对文明世界说不，再搞个天翻地覆的“革命复兴”，那只可能是东施效颦，遗臭万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