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打人事件的舆情管控简单粗暴却行之有效？时评人长平解析媒体伦理的中国方程式。
震惊中国的唐山打人事件受害者被司法鉴定为轻伤和轻微伤
（德国之声中文网）有网民强烈建议河北公安换一家舆情管理服务商，因为唐山打人事件发布官方通报之后，网络控评明显粗制滥造，本地IP照本宣科赞扬警方，没有技术含量，羞辱网民智商。
事实上，不只是网络控评，这场引发上亿人围观抗议的严重性别暴力案件，在整体舆情管控方面，都不嫌手段陈旧，行为粗暴：全力阻止记者前往采访，大量删除网络评论，惩罚敢于违规的个人账号，以个人隐私为名拒绝透露受害者状况，据传也同时对受害者家属连哄带吓进行维稳。
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这些粗暴的管控在当下的中国是行之有效的。跟丰县铁链女事件相比，河北官方尽管同样敷衍塞责，但是显得游刃有余。案底重重的犯罪嫌疑人，没有媒体去纵深挖掘；众目睽睽之下惨遭毒打的受害者，只被鉴定为”轻伤”和”轻微伤”；殴打记者的唐山警方，也没有澄清和道歉的压力。
其实，江苏当局最终也学会了简单粗暴，不再回应网络舆论。曾经探访”铁链女”并公开批评警方的网民 “乌衣古城”（微博名：我能抱起120斤）第二次被抓之后，至今没有消息，据传将会面刑事起诉。
专家教授堕落了吗？
我之所以说这些舆情管控手段陈旧，是因为二十多年前，我在中国做记者和编辑的时候，每天面对的就是这些东西。但是，当时没有网络水军，官方应对舆论压力比较被动；地方官员害怕曝光，殴打记者事件时有发生，却往往因此付出更高的代价。
当时媒体获得支持的渠道之一，是采访媒体或者法律专家学者。以学术或者法律为名的意见，通常可以被审查者网开一面。在公共事件中的专家学者，多是支持媒体曝光、批评地方当局失职的立场。因此，唐山暴力事件最让人吃惊的是两位教授的言论。
第一位是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授贺雪峰，他在一校内群里转发否认唐山事件中存在性别暴力的文章，称”仅仅几年，女拳就成为中国重灾区”、”美国意识形态渗透真厉害”，要求女生轮流表态。有鉴于中国性别平等教育的失败，高校男性教师型信口雌黄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但是，在是非明确、舆情汹涌的暴力事件中谴责弱势一方，而且借用粗鄙的意识形态大棒，仍然让人惊诧莫名。
第二位引人注目的学者，是湖北民族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柳倩月。在包括凤凰网、贵州广播电视台等媒体记者前往唐山采访被警方无端扣押甚至暴力伤害之后，柳教授称在”央视记者都还未现身”的情况下，地方记者”到敏感地方搞暗访”被扣查，应该自我反思。她还称，”记者证不是万能的通行证”，跨省采访要向当地部门报备。
从舆论结果看，很多人感慨学者的堕落。不过也存在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二十多年前没有自媒体，出现在有影响力的媒体上的专家学者都经过媒体挑选。除非是媒体故意让他/她们出丑，如此”丢人现眼”的言论都没有机会和读者见面。我回想为了获得记者证而参加培训课遇到的那些专家学者，很多人并不比贺雪峰和柳倩月两位教授高明多少。因此，真正堕落的事情，并不是体制没有豢养这样的教授，而是媒体平台和审查机制的改变，让勇敢正直的真知灼见无影无踪，而无知谄媚者却能大声喧哗。
本文作者长平
媒体伦理的中国方程式
媒体伦理并非空穴来风，受害者的隐私的确应该得到尊重。早年媒体的”特稿”，很多都来自警方自备的宣传干事。这些人往往是基层的文学爱好者，对于允许报道的案件总能妙笔生花，通过”合理想象”编造情节。与此同时，他们会发给媒体很多法医拍摄的证据照片。菜刀、斧头等杀人工具常见于媒体，受害者尸体照片也不避讳。对于自杀者的报道，也没有处理可能造成模仿心理的情节。
后来媒体和官方都学会了”媒体伦理”这个词。在一起人为灾难发生之后，个人隐私免受打扰，受害者家属需要稳定情绪，成为地方官员阻止媒体报道常见的理由。
和大多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灾难事故的受害者的确可能受到更多的打搅，甚至主动”自我打搅”，因为他/她不受媒体关注则有可能被失踪；受害者家属也更容易”情绪不稳定”，因为他/她们除了为亲人的受难感到痛苦之外，还要和官方强大的维稳体制斗智斗勇。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唐山暴力事件受害者及其家属的沉默显得疑点重重，而贺雪峰和柳倩月两位教授的高论尤其让人感到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