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機凌空。透過對準窗外的攝像鏡頭，可以看到地面上機身的巨影在移動，人群在聚集，公路上車水馬龍，街道旁眾人喝彩。飛機逐漸低飛，人們仰望，等待……飛機著陸，他走下了專機，陪同人員隨後……他站到了一個高高的演講臺上，下面和周圍都是群眾……舉手行禮。
對這幾個鏡頭不少讀者會有似曾相識之感，好像是萊尼．健康與社會雷芬斯塔爾（Leni Riefenstahl）拍攝的、記錄納粹1934年紐倫堡黨代會的影片《意志的勝利》（Triumph des Willens）的開頭。的確很像，但實際上這是為川普2020年連任競選而製作的視頻廣告，頗有抄襲之嫌。這個題為《一個人的革命：震撼世界的川普浪潮》的視頻廣告，長約兩分鐘，大選之年曾在漢語社交平臺「微信」上廣為流傳。[1]而且，那些被稱作「彈幕」的評論在視頻中仍舊歷歷在目，如「天選之子」、「蒲蒲加油」、「未來被寫入歷史課本，稱為：紅帽子運動」、「淚目川皇」等等。
「紅帽子」是指許多川普支持者喜歡戴的印有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即川普的競選口號：讓美國再次偉大）字樣的棒球帽，但在這個具體的場合說「紅帽子運動」，顯然是為對應中國文革初期席捲全國的紅衛兵運動。實際上，還真有不少當年的紅衛兵，成為熱情的川普支持者。他們早就扔掉了紅衛兵袖章，而且，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對當年造反，「誓死保衛毛主席，保衛無產階級的紅色江山」（此即「紅衛兵」的原義）的經歷，早已有過深切的懊悔和批判性的反思。然而，在摒棄毛時代的極左意識形態之後，以類似當年的執著與熱忱來擁戴太平洋彼岸的右翼領袖，而且伴有「天選」、「川皇」之類近似「萬歲」的回聲，還是很耐人尋味的。進一步說，被稱作「川普革命」的右翼群眾運動中，的確有諸多因素可以被看作當代超越國度的文革現象，如號召群眾顛覆現存體制、以陰謀論攻擊政敵、反智反文化、個人崇拜等等。
與此相對的是當下美國政治的另一個極端，即來自左翼的激進思潮，如左派褒揚的「覺醒意識」（woke, wokeness, wokeism）、由右派貶斥而得名的「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以及走過了頭的「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雖然這些都是以上說的右翼群眾運動的反面，左翼的激進行為卻從另一個角度讓文革親歷者感到舊景重現，觸目驚心。比如不久前紐約市政廳做出的去除廳內傑佛遜總統塑像的決定似乎預示著「破四舊」運動的重演。又如密西根大學學生對音樂系教授盛宗亮的種族主義指控讓人想起了文革初期學生對老師的大批判。而且，身分政治以膚色為標誌，將白人與有色族裔的關係定為壓迫與被壓迫的關係，也使人想到當年以經濟地位和社會階層劃線的階級區分和階級鬥爭。
本文試圖將美國當下左右兩極的激進政治與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某些特徵做一比較，希望歷史經驗能對我們認識眼前的政治現實和兩極政治的本質有所啟示。在進入具體分析之前，有兩點需要說明。一是美國現行的民主政體和毛澤東時代中國的極權制度有根本的不同，做這樣的比較必定有一個錯位的問題。所以，我這裡說的美國文革，無論是左派文革還是右派文革，都是打引號的文革。一方面關注某些具體的相似性，而不是整體上的等同；另一方面強調某些人類所共有的心理特徵和普遍現象，比如群眾心理和民粹主義。二是「左」和「右」常用來泛指美國政治中自由派和保守派各自代表的傾向，而本文討論的左派文革和右派文革特指這兩派激進的兩極：極左和極右。
一、美國的右派文革：川普革命
在《紐約人》雜誌上的一篇關於楊繼繩近作《天地翻覆：中國文化大革命史》書評中，評論家潘卡．米什拉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中國的文革對美國眼下的這個歷史時刻提供了什麼樣的經驗教訓？他寫道：「川普畢竟沒能清洗所有的精英，那是因為他不得不依靠他們。驕傲的男孩（Proud Boys）的強暴程度和勢力範圍也遠不及當年的紅衛兵。儘管如此，川普最忠實的追隨者們還是不僅對川普的政敵施暴，還炮打首都華盛頓的司令部，把美國社會推到內戰的邊緣，而他們的統帥面對天下大亂的局面，毫不掩飾喜悅的心情……創傷不斷的川普四年終於成為歷史，但是，美國似乎剛剛走完了自身文革的第一階段。」[2]
儘管關於川普革命只是美國文革第一階段的說法不過是一種推測，表達的是評論家的憂慮和悲觀，但是，米什拉從文革的角度、比較歷史學的角度，對美國現實狀況的觀察卻是敏銳的。而且，文革的經驗教訓，不僅是中國的，也應該是美國的，以至於全世界的經驗教訓，尤其是看到近年來諸多國家出現的右翼民粹運動中的「文革」現象，研究這些現象，將有助於亡羊補牢。這也是本文的意圖。
其實，我說川普革命是美國的右派文革，這個說法並不十分準確，因為川普本人是一個沒有任何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的、自我膨脹到不斷有妄想溢出的商人，以至於政治上的「左」與「右」對他來說並沒有任何意義。他靠右翼勢力當選和執政，不過是一種偶然。而他搞民粹、蠱惑群眾的本領卻是地道的右翼政客望塵莫及的，以至於共和黨為得到選票而被川普綁架至今。
就同文革的相似性來看，川普革命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挑戰民主政體的造反運動
川普發動群眾運動，首先是要造民主體制的反。他也有類似「炮打司令部」的口號，稱 Drain the swamp（排乾沼澤），也就是將聯邦政府視為滋養蚊蟲、傳播病毒的沼澤地，要把水抽幹。
如前所述，川普並不是一個堅持某種政治立場，執著於某種政治理念的人。他挑戰美國現存的政體，並非意圖以無產階級專政或國家社會主義之類的意識形態取代自由民主，而是以資本大亨的習慣將國家想像成可以任總裁獨斷專行的公司，將政府工作人員看作他招之即來、揮之即去、惟命是從的下屬和雇員。這就是為什麼他當政期間不斷撤換他的內閣和政府的專職人員，並大量啟用他的親信，甚至女兒和女婿。不聽話的立即撤換，如走馬燈。而且，為鞏固自己的地位，還用不正當的手段搜集政敵的「黑材料」，甚至通過非法的外交手段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第二任競選失敗，川普便一方面逼迫副總統駁回國會對大選結果的認證，一方面煽動他的紅衛兵（如Proud Boys和Oath Keepers那樣的組織，以及無組織但又同樣狂熱的革命群眾）衝擊一向被視為美國民主象徵的國會山，造成暴力流血事件。將要卸任的總統公開挑戰選舉結果，顛覆權力和平過渡的傳統，在美國歷史上，這還是第一次！川普至今仍在說，2020年的大選結果是舞弊的結果，當今的美國政府是非法政府。堅持這一毫無根據的指控，或許是川普煽動群眾的策略，或許是如諸多心理學家所分析的那樣：他真的把自己的臆想當成現實。手段也好，妄想也罷，川普的確成功地動搖了美國公眾對民主體制的信心：大約三分之一的選民，三分之二的共和黨人，在多處地區選票重計，確認選舉結果之後，仍然相信前總統的指控。他們中間的相當一部分人甚至認為，用武力推翻現政權，「恢復川普的總統地位」是合法的。[3] 「毛說得對，」一位衝擊國會事件的參與者告訴記者：「槍桿子裡面出政權。」[4]
川普不僅挑戰美國的民主體制和民主程序，而且對一向以使民眾知情、監督政府為己任的新聞媒體宣戰。對於美國的制憲先賢們來說，新聞媒體對於民主體制如此重要，以至於湯瑪斯・傑佛遜說：「如果我們必須在報紙和政府之間做選擇的話，我寧願捨棄政府而選擇報紙。」[5] 也就是基於這一認識和這一傳統，新聞媒體必須是民間的，美國始終不允許有宣傳之嫌的官方媒體存在（美國之音一類的新聞媒體是對外的，而政府部門的網站是互聯網產生以後為提供資訊而產生的，並非新聞媒體）。而川普因反感於大部分媒體對真相的執著和對總統的批評，在當選後的第二年就開始對主流新聞媒體大肆攻擊，說它們傳播的都是「假新聞」，稱新聞媒體為「美國人民的公敵」。[6]
當然，川普領導群眾造反和毛澤東領導群眾造反有本質的區別：前者的挑戰目標是使川普得以合法當選的現代民主體制，後者的顛覆目標是毛澤東一手建立的一黨專制的國家機器。但是，兩位已經是大權在握的領導人仍然不遺餘力地擴張個人權力，於是，限制個人權力的體制便成為他們的敵人。民主體制限制官員個人權力，防範獨裁，這是自不待言的。而文革前的中共政權，雖是一黨制專政，畢竟至少在名義上還是集體領導，最終是文革將極權統治推向極致。也就是說，儘管兩種社會體制千差萬別，但川普和毛的獨裁傾向是共同的，通過群眾運動擴張權力的手段也是共同的。在當今世界上，川普羡慕不已，願意與其稱兄道弟的國家領導人也都是些獨裁者或政治強人，如北朝鮮的金正恩、俄國的普京、匈牙利的奧爾班等。2022年2月，在俄羅斯軍隊全線進犯烏克蘭之際，川普竟對普京的侵略行徑以「天才」贊之。
二、反知、反智、反科學
中國的文革是革文化之命，是對文明的挑戰。實際上，從戰爭年代的農村包圍城市，到土改時期提拔文化水準普遍低下的貧下中農，摧毀使中華文化得以傳承的紳士階層，到五十年代毛澤東斷言「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並發動整治知識階層的反右運動，到文革時代掃蕩整個文教領域，否定知識和教育的價值，稱知識分子為「臭老九」，發配「知識青年」去農村接受「再教育」……這個過程，從某一個角度看，是一個反知反智、反文化、反科學、反文明逐步升級，在文革時代登峰造極的過程。
川普革命也極富反智、反科學的特色。一方面他本人的無知無修養使他心虛，知道那些有知識、有文化的人與他話不投機，而且看不起他，所以他儘量避免在政府中錄用有學識者（例如，有人提名 H. R. McMaster 當他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他很遲疑：我聽說他可是寫過一本書啊，能行嗎？）。[7] 這種對有識之士的戒心，以及似乎與此相對的誇張的、挑戰式的傲慢，是典型的自卑情結的兩面。對於一向逃避自省的川普來說，理解這一點似乎很困難。另一方面，他很清楚他的群眾基礎在哪裡：在他的支持者中，文化程度較低、經濟地位較低的工人和農民占了相當大的比重，他們的居住區多半在幅員廣闊的郊外，以至於美國以紅（共和黨）藍（民主黨）為標誌的政治版圖顯示出，在地域面積上相差懸殊的大片農村紅色根據地包圍城市藍區的景象。現實如此，川普也就知道如何討好他的支持者：「我就愛那些教育程度低下的人。」[8]
出身富商、身為富商的川普何曾接觸過「教育程度低下」的藍領階層？更不用說「愛」。但是，他知道他的語言和作態中自然流露的反智傾向會與這個階層共鳴，而且，這也和美國本身的反智土壤有關：資本主義時代歐洲大陸的新富，附庸風雅也好，傾心仰慕也罷，多半要用舊貴族所擁有的文化裝點自己。美洲「新大陸」的文化環境則不同：在這裡，文化上的欠缺給暴發戶的壓力遠遜於大西洋彼岸的「舊世界」，他們甚至可以自比西部牛仔，並為大眾所接受，甚至讚揚。
川普以反智主義惑眾的成功還有一個歷史的契機。一方面隨著現代社會科學技術的高度發展，文化教育水準越來越成為競爭的重要資本。如阿爾文．古德納所分析的那樣，由技術精英、管理人員、教師、醫生、律師等組成的知識階層迅速崛起，挑戰擁有金錢和產業的資產者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統治地位，教育資本與物質資本的抗衡改變了以勞資矛盾為主要衝突的社會格局。[9] 另一方面，在這個以知識為本的新階級隨著資訊革命的浪潮取得重大成功的時候，教育程度較低的藍領階層的生計和地位正受到全球化的嚴重衝擊；而且，新階級普遍的、顯然同教育程度有關的自由主義傾向，也使在文化上趨於保守的藍領階層感到不適。川普於是看到了他在政治上的「商機」。
這也就是川普敢於公開貶低文化教育價值，甚至宣揚暴力的原因。他甚至公開在競選集會上說：「就算我站在第五大道上開槍打人，我仍然不會失去任何選票，信不信？」[10] 而由總統領導的反智運動自然會將美國社會引向愚昧、粗俗、仇恨和暴力，正如川普競選集會上頻繁出現的憤怒與喧囂，以及2021年1月6日川普支持者衝擊國會山時的暴行所顯示的那樣。
新冠病毒疫情在川普當政期間爆發，總統為自己的顏面而掩蓋事實，又因自己的無知而規避科學，以致美國疫情氾濫至今竟有接近一百萬人因新冠和併發症死亡，責任不可推卸。在2020年年初得到疫情發生的情報後，川普先是對公眾說疫情是假的，騙人的；後來又說往血管裡注射消毒液就可以殺死病毒（說這話的時候，總統不時地向在白宮主持防疫抗疫協調工作的博克斯醫生投以祈求確認的目光。醫生一直低頭無語，總統從未如此謙卑）；在美國每天有四萬新增感染人數的2020年夏天，川普又說我們已經基本上戰勝了病毒……這種以愚昧和謊言對抗科學與真實的現象，在現代西方社會的國家領導人中恐怕是絕無僅有的。
三、有「偉大領袖」指揮的群眾運動
毛澤東的最後一次革命和川普的第一次（但願也是最後一次）革命都是群眾運動，其突出特點之一就是領袖對群眾的巨大影響力和群眾對領袖個人的崇拜。漢娜．阿倫特稱其為「領袖原則」。[11]
從某一個角度看，文革的前奏曲就是為領袖歌功頌德的造神運動。以1964年為例，空前宏大的、有3,500人同台獻藝的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於這一年在人民大會堂公演（當時也就只有人民大會堂有這樣大的舞臺），解放軍總政治部編印的《毛主席語錄》也在這一年出版。前者，顧名思義，頌揚偉大領袖為「人民的大救星，」如旭日東昇；後者將成為文革中的「紅寶書」，推崇毛澤東思想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武裝全國人民頭腦」的「精神原子彈」。[12] 到了文革開始的1966年，諸如天才論、頂峰論、「四個偉大」之類的宣傳，將個人崇拜推向極致，毛澤東思想成為全民的思想，毛澤東主席成為萬眾「心中的紅太陽」。
在民主體制下，川普總統不可能像毛時代中國那樣有黨和國家機器為他建造神壇，但他畢竟是一位無師自通的民粹領袖，懂得如何與群眾互動，如何為自己造勢。他自稱是一個「非常穩定的天才」，可以在電視臺、交易所及政壇稱雄。在全球化造成美國工人失業或地位下降的情況下，他以救世主自居，打出「讓美國再次偉大」的民族主義旗號，說只有他能拯救美國。他的支持者不僅相信了這一點，而且很多信仰基督教的群眾，寧肯忽略川普的諸多失檢瀆神行為，認定他是上帝特選特派的領袖，負有領導他們對抗現代社會道德淪喪的神聖使命。
在文革時代的中國，毛澤東對國家的宣傳機器有絕對的控制權，他的隻言片語由黨媒播出，便是指導群眾運動的「最高指示」。作為民選的總統，川普當然沒有這樣的霸權。但是，作為一個曾經的「電視人」，他懂得怎樣讓媒體為他服務：一方面有同福斯新聞（Fox News）等右翼媒體的互動（這些媒體也是他所信任和依賴的資訊來源），一方面又有資訊時代新興的社交媒體可資利用。後者，尤其是為杜絕長段敘事和論述而限制字數的推特，便成為總統如魚得水發布最高指示的平臺。許多來自總統指端取悅支持者、侮辱反對者的推特短信，都難免挑動群眾鬥群眾之嫌。這也是當下美國民意分裂到如水火不相容，派性當道，甚至於父母與子女反目的重要原因之一。
川普革命的一個最具有諷刺意味的悖論是：它是一場由一個資本雄厚的地產商領導，有許多窮困的工人、農民參加的革命。如前所述，全球化對美國工人生計和地位的負面影響的確給川普造成了機會，使他的「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口號對下層群眾有很強的號召力。與此同時，富於文化教育資本的白領階級的興起、壯大和成功也使藍領階層感到不平和無奈，前者的自是自滿和傾向於世俗化的自由主義觀念也使在文化上趨於保守、虔誠的藍領階層感到不適，以至於本是民主黨基礎的許多工農大眾倒向共和黨，成為川普的支持者。當然，這也可能是馬克思在一百多年以前就指出的遮蔽現象（mystifikation），[13] 據此，我們可以想像資本主義社會主導意識形態的強大影響力，它可以使一個窮人堅定地相信，只要勤奮努力，一定能實現夢想，甚至成為川普。類似的意思，英國詩人威廉．布雷克通過〈地獄箴言〉表達出來，就難免惡毒：「受創之蚯，原諒犁頭」。[14]
我們有自己的文革經歷，還可能讀過勒龐和佛洛伊德等心理學家對大眾心理的研究，便不難理解川普和群眾的關係：這些群眾作為個人，多半都是很好的人，甚至是很可愛的鄰居。但是一旦捲入有領袖領導的群眾運動，感情就會膨脹到不讓理性有任何空間，集體的非理性就會驅逐個人的清醒判斷，群眾的頭腦就會變得異常輕信，甚至成為領袖本人的頭腦。[15] 這就是為什麼當下美國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罔顧事實，相信川普所說的大選舞弊，從而視拜登政權為非法。如此眾多的選民失去了對真假的判斷能力，失去了對民主的信心，這是川普的右派文革對美國民主體制的最大威脅。
二、美國的左派文革：以膚色為標誌的壓迫者/受害者兩分法及其它
這裡說的左派文革同上面討論的右派文革的最明顯的區別在於：它不是一場有領袖的民粹運動，而是在教育界、知識界、文化界以及教育程度較高的技術精英和專業人士階層頗有影響的一種激進思潮。它與傳統知識界普遍認同的人道主義、自由主義和多元化劃清界線，認為後者尊重的個性、客觀、以才取人／任人唯賢（meritocracy）和去種族化意義上的「色盲」（colorblindness）掩蓋了白人至上的種族主義現實：「一個色盲的憲法所維護的就是白人至上的美國。」[16] 作為左翼思潮，它也有別於以經濟地位和生產關係定義人類階級屬性的傳統馬克思主義，因為它強調所有的有色人（people of color）作為受壓迫者的身分認同，稱其對立面為白人特權（white privilege）。這一思潮的開創者和信仰者以進步派（progressives）自詡。
美國的左派文革有以下幾個現象╱問題：
一、 奴隸制原罪論和種族主義歷史宿命論
2019年8月14日，《紐約時報雜誌》刊出「1619課題」（1619 Project）專輯，紀念四百年前一艘載有「二十多個黑人奴隸」的海船抵達當時的英國殖民地維吉尼亞。[17] 這個百頁專輯包括十篇文章和一些詩歌、小說和圖像。儘管「奴隸制」這一說法當時在殖民地的法律上尚未成立，這些從非洲搶來的、完全失去人身自由的黑人被當作「契約傭工」（indentured servants）買賣，實際上與奴隸無異。所以，「1619課題」的編輯和作者將1619年定為北美奴隸制的開端。這一課題的提出很自然地使我們想到美國知識界、思想界不斷以批判的眼光重審和反思自身社會歷史的優秀傳統。
但是「1619課題」的具體內容和主題、結論，卻令熟悉美國歷史的讀者震驚。專輯的領軍人物和首篇文章作者妮克爾．漢娜—鐘斯寫道：一直排除在美國「建國神話」之外的事實是那時的「殖民者之所以要從英國獨立的基本原因之一是他們想要維護奴隸制。」[18]雜誌編輯亞克．西爾弗斯坦為強化這一主題，後來又補充道：奴隸制「時常被稱作美國的原罪。但實際上不僅如此，它還是這個國家的起源。」[19] 也就是說，「1619課題」的主旨是要顛覆美國大革命建立世界上第一個現代民主共和國這一歷史認知，重新建構（reframe）美國歷史，以1619年取代1776年作為美國建國的開端，即奴隸制才是美國真正的建國基礎。
再者，與其文章標題「我們的建國民主理想在其付諸文字時是虛假的。美國黑人一直在為實現它而奮鬥」相呼應，漢娜—鐘斯在文章中寫道，為實現自由平等，「在大多數情況下，美國黑人一直是在孤軍奮戰」；他們是「這個國家真正的『國父』（founding fathers），比任何一個民族都更是國旗的主人。」[20]
問題是以上這兩個雙重主題並非對歷史事實的重新闡釋，而是明顯地違背歷史事實本身。「1619課題」發表以後，有五位歷史學家聯名致信《紐約時報雜誌》，明確指出以上的兩處重大事實錯誤，並駁斥「課題」作者對林肯總統在種族和人權問題上的片面指責。他們還批評「課題」站在種族立場上 「以意識形態取代歷史認知，」並要求《紐約時報雜誌》對「課題」中的事實錯誤予以更正。[21]
但是「課題」的編輯和作者都沒有做任何更正。編輯西爾弗斯坦寫了一篇很長的回覆為「課題」辯護。作者漢娜—鐘斯隨後還擴充了「課題」內容，主編了將近六百頁的作品集《1619課題：新起源記》，在序言中對歷史學家的批評含糊其辭，仍舊堅持「課題」原作的觀點。在她的以「民主」為標題的文章中，漢娜—鐘斯重複了雜誌版中的美國黑人「孤軍奮戰」那句話以後，加上稍作補充修正但仍舊不符合事實的半句話： 「從未能使大多數美國白人參與和支持他們爭自由的鬥爭。」[22]
「1619課題」的傳播甚為廣泛，除了《紐約時報雜誌》的印刷版、網路版、廣播片、播客和以上提到的論文作品集外，還有各家報紙的評論、解釋和爭論文章、有圖解的兒童讀物、為中小學教育設計的歷史課程等等。漢娜—鐘斯還因為她的那篇紐時雜誌版文章獲得2020年的普利茲評論獎。
儘管如此，也許「1619課題」仍舊並不那麼廣為人知，但是對於我要討論的美國左派文革思潮來說，這個課題對事實的態度，它的基本觀點、論證方式，以及它所反映的左翼知識界的思想狀況，卻都很有代表性。經歷過中國文革的人都知道，在那個時代，事實是服務性的，只有經過政治和意識形態過濾的「事實」，哪怕是子虛烏有，才可被稱作事實；在用這些「事實」來佐證所需要的政治觀點時，迴避或歪曲歷史背景、斷章取義、從無人敢挑戰的「正義」制高點宣示結論等等，都是司空見慣的手法。雖然「1619課題」「重構」美國歷史的方式遠不及文革大批判那樣武斷，但「以意識形態取代歷史認知」（如五位歷史學家所言）、以政治取代事實的性質是一樣的。
關於美國革命是為維護奴隸制的說法，離事實相差太遠，恕免駁論。而原罪論及其影響，因為抽象，倒是更值得進一步討論。「原罪」本是在聖奧古斯丁影響下形成的基督教傳統觀念，根據這個觀念，由於亞當和夏娃偷食禁果，人類作為他們的後代便生而有罪；而且，因為這個罪是人本性之罪，受誘惑而越界行有罪之事的傾向永存，再虔誠的人也無法只靠自己的力量獲得救贖，人的脫罪再生最終是上帝才能給予的。如果說奴隸制是美國的原罪，實際上是說由奴隸制產生的對黑人的壓迫、歧視和白人的特權在美國會是一個永久的現實。或者說，如果你是白人，你的特權是從胎中來的，無可改變的，不管你是否意識到，也不管你在意識到以後，如何感到深深的內疚，而且盡力用實際行動來改變這種不平等，終究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因你的努力而改變。結果，原罪論便成為宿命論。
當然，有人會說，「原罪」不過是一個隱喻，並非現實。但是，這個隱喻卻像文革中詛咒的剝削階級罪惡、由血統傳下來的劣根性和永遠不可忘記的階級鬥爭一樣，成為當下美國在種族問題上的社會現實的背景，甚至現實本身。比如，在因奴隸制給黑人退賠議題上頗有影響的作者塔—內西斯．科茲認為美國欠黑人的這筆債是永遠無法還清的。[23] 循著這個思路，接著就有人說，這筆債務不光是經濟上的計算問題，因為它根本不可能消除奴隸制給黑人造成的精神上的痛苦。[24]
再比如，當下十分流行的美國「制度性（systemic）種族主義」的說法。應該承認，種族偏見仍舊很普遍：在個人身上，在意識或潛意識裡，或在某些民間組織中，在某些社區的習慣勢力中。由種族偏見導致的歧視現象，尤其是對黑人的歧視甚至警察暴力，也的確存在，以至於美國黑人在2013年提出「黑人的命也是命」（BLM：Black Lives Matter）的口號。2020年5月喬治．弗洛伊德慘死於員警之手，這個種族主義暴力事件在全國範圍內引起公憤，白人和其他有色族裔的民眾同黑人一起，將BLM抗議運動推向高潮。
但是，以上所列的種族主義例證，包括駭人聽聞的弗洛伊德慘案，並不是準確意義上的「制度性種族主義」所包含的內容，因為制度所指的是聯邦或州的法律、成文的條例、政府部門和規範等等。美國歷史上奴隸制當然是最為嚴重的制度性種族主義例證，但是，從1863年的廢奴宣言和1865年的第十三修正案開始的大約一百年時間裡，一系列被稱作Jim Crow的種族歧視、種族隔離法律被逐漸廢除。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民權運動和以甘迺迪、詹森兩屆總統手令形式出現的平權法案的廣泛推行至今，使婦女和包括黑人在內的少數族裔成員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也就是說，自獨立戰爭以來，美國在全民和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在種族問題上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不僅法律意義上的種族歧視已經消除，而且教育界、文化界、新聞界、知識界在種族問題上對全民的啟蒙成績斐然，奧巴馬能當選並連任總統難道不是證明嗎？所以，說當下美國社會的種族主義是制度性的，不僅模糊了有形的制度和無形的意識之間的界線，模糊了既定的法律規範和違規的個人行為之間的界線，而且也忽視了美國人民和政府多年來力爭種族平等的巨大成果。
但是，如果你列舉這些成果，並提問：當下美國的社會生活中確實存在的種族主義真的是制度性的嗎？會有很多人迴避「制度性」（systemic）在這個語境中的具體含義，同時舉出很多社會上仍然存在的不平等和種族歧視的現象，然後說，這些現象就是制度性的（我所說的並非假設，而是經驗之談：我的一些極好的、可稱至交的同事曾苦口婆心地勸說過我這個提問者）。
這使我想起孔夫子說的「正名」：嚴格界定一個概念，對於嚴謹的思維、明確的表達、以及正當的行事，都至關重要，否則就會名不正而言不順……但是，社會總在變化，語言也總在變化，變得多義，也變得歧義，甚至反義（在中文中如朝三暮四、空穴來風之類）。約定俗成是語言發展的定律，使用語言的人不得不服從。所以，如果多數人不覺得制度性（systemic）一定要同嚴格意義上的制度（system）有關，堅持「正名」豈不迂腐？
二、身分政治和種族主義批判的激進化
美洲的早期移民稱歐洲為「舊世界」，那個世界與王權、貴族、宗教勢力密切相關的文化傳統、等級制度以及由此而決定的各階層的經濟地位，在相當程度上幫助他們形成了對自己腳下的這片土地的想像或自我意識：與歐洲這個「他者」相對，作為「新世界」的美洲是一片原始的、大自然的天地，一個新伊甸園；在這片土地上沒有等級，人人自由，人人平等，每個人都可以憑自己的力量和智慧開創自己的家園。個人自由和人人平等是民主理想的兩個側面，如美國詩人惠特曼在《草葉集》首篇寫的那樣：「我歌唱一個人的自我，一個單一的個別的人╱但我發出的聲音卻是民主、全體。」惠特曼最著名的長詩《自我之歌》以「我」開頭，以「你」結尾。這就是「美國夢」的內涵，也就是說，美國是一個多民族融合的、多元的國家，每個人的定位首先在於個人，並承認他人的自由和尊嚴。
當然，這只是「夢」、想像、理想，而不是現實。在美國獨立宣言和憲法發布的時候，奴隸制還存在；廢奴宣言發布和憲法第十三修正案通過以後，南方各州還制定過一系列種族隔離法律；直到1920年，婦女才在全美範圍內獲得選舉權；某些州對黑人選舉設置的各種障礙，也是到1965年詹森總統簽署投票權法案以後，才最終被掃除……儘管如此，美國歷史上向理想目標的進步，畢竟也是現實的一部分。
但是，左右兩極對現實的看法，卻未必有歷史的、發展的角度。十九世紀中葉以降，右派傾向於信仰社會達爾文主義優勝劣敗的叢林法則，把人類社會分成「勝利者」和「失敗者」兩部分，永遠如此；而左派所見則多半是若非「壓迫者」，便是「受害者」。馬克思主義老左派從普世的、社會發展階段論（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以經濟地位和生產關係為基礎，視現代社會的資產階級為壓迫者，無產階級為受害者；而當下美國的新左派，則將壓迫者／受害者兩分法從階級分野轉向以膚色為尺規的群體歸屬：「身分政治」。在他們眼中，美國至今仍舊是一個白人至上的種族主義社會，白人的特權生而有之，所以白人也就是有意無意的壓迫者。而黑人及其他所有的有色族裔都是這個社會中的受害者，僅僅有色族裔身分本身就使他們有獨特的「有色之聲」（voice of color），以此來向白人講述白人不太可能了解的種族主義現實。[25]
左翼的大多數實際上並非祖上曾受奴隸制壓迫的黑人，而是白人知識階層和學生，他們傾向於接受源於身分政治的批評，檢討自身的特權地位，有很深的負罪感，堅定地反對種族主義。這一點其實挺感人的。然而，對於左翼中的激進派來說，這樣做是遠遠不夠的，甚至這種立場和態度本身就是「種族主義」的。羅賓．迪安傑羅在《白人的脆弱：為什麼種族主義的話題對白人如此困難》一書中開宗明義：「我們在民權運動中的所有進步都來自身分政治。」[26] 白人是一種身分，有色人群是另一種身分，兩者之間的關係是壓迫和被壓迫的關係，歧視和被歧視的關係。作者所謂「白人的脆弱」基於她觀察到的白人對種族問題的過敏和規避種族焦慮（racial stress）的特別需要：「哪怕是些微種族焦慮都難以忍受，以至於引發一系列的自我保護反應，包括明示的情感，如氣惱、恐懼、內疚，以及如爭論、沉默、迴避等行為方式。」[27] 迪安傑羅是白人女性，以進步派自詡，並說此書就是為「我們白人進步派」而作，言辭謙卑懇切。她認為，因為「白人進步派認為自己不是種族主義者，至少不那麼種族主義……並把精力用在讓別人相信我們已經超越了種族主義，」所以，「白人激進派每天給有色人造成的傷害最大……白人激進派的確是在支持和延續種族主義，但是我們的自衛機制和自信，實際上使我們無法向自己解釋我們是如何這樣做的。」[28] 這是一種自我解構的、有後殖民理論背景的、處在迴圈邏輯中的、不可證偽的身分政治論和文化心理分析。如同前面提到的原罪說和種族主義宿命論，或者如同曾在太平洋彼岸流行一時的「階級烙印」說（又稱血統論或出身論）：白人出生在一個白人至上的社會，僅因其白人身分，便不可能擺脫種族主義。按照這個類似第二十二條軍規的邏輯，如果一位進步派白人說：「我痛恨種族主義，所以我絕不是種族主義者，」這個否定句本身就證明，他一定是種族主義者，因為他並沒有檢討自身的種族主義烙印，思想不正確，缺乏在靈魂深處鬧革命的徹底性。
前面提到的黑人作家塔—內西斯．科茲在2015年出版了《在世界與我之間》，連續三周居《紐約時報》暢銷書首榜，而且很快成為許多高等院校學生的必讀書。他在書中提到，上大學的時候讀到過索爾．貝婁的一句話，這句話為他濃縮了西方社會的種族主義。科茲寫道：
貝婁俏皮地說：「誰是祖魯人的托爾斯泰？」托爾斯泰「白」，所以托爾斯泰「重要」，就像所有其他的白的東西「重要」一樣。……我們黑，在光譜之外，在文明之外。我們的歷史低下，因為我們自身低下……與這一理論相反的是我的馬爾孔。……還有格裡格．塔特、毛主席、和只比我大一點的夢．漢普頓，他們創造了一種我以本能就可以理解並用來分析我們的藝術和我們的世界的新語言。[29]
其實，科茲引用的那句話並不見諸貝婁的寫作，而是來自1988年一月《紐約時報雜誌》的一篇關於阿蘭．布魯姆的專題報導。[30] 布魯姆和貝婁同是芝加哥大學的教授，又是鄰居和知交，記者採訪布魯姆時，貝婁在座。當時的議題是有關「經典作品」的爭論：什麼作品可稱經典？經典作品選讀是否應當是大學本科生的必修課？也就是說，這是學術之爭，或關於文學作品是否有普世評判標準之爭。但是科茲對貝婁的批判卻無視這句話的背景，把頂多能說成是文化保守主義的學術觀點上綱上線到種族主義；應該說是無限上綱，因為在當下的美國，任何譴責的分量都很難超過說某人是種族主義者。
科茲在這一段議論中以諷刺手法表現出的情緒，在關於911的議論中變成了憤怒與仇恨。2001年9月11日晚上，他站在曼哈頓的一座公寓頂上，望著仍在彌漫的硝煙，並沒有為現代美國最大的恐怖事件感到震驚，而是「心冷」，因為「我有那麼多我自己的災難。」他想到「他們」曾經在世貿大廈下面的土地上販賣黑人奴隸，他想到那裡還有一片土地曾經是黑奴的墓地，他尤其想到一年以前他的一位叫普林斯．鐘斯的黑人大學校友死在員警的槍下，而員警以「自衛」為由被判無罪……科茲寫道：「在槍殺普林斯．鐘斯的員警和眼前這些死去的員警和消防隊員之間，我看不出任何區別。對我來說，他們都不是人。無論黑、白、或其他什麼，他們都是天然的兇險物；他們是火，是彗星，是風暴，這些東西不需要任何理由都能摧毀我的身體。」[31]
在近些年出版的旨在喚醒有色人覺悟的著作中，科茲的《在世界與我之間》是文筆最好的、最有影響的一本，「覺悟」或「覺醒」（woke 和派生出的wokeness, woke-ism）也是當下美國政治話語中最為流行的詞彙之一。這個字的不規範的特殊用法（如「stay woke」）源自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興起的美國黑人民族主義運動「伊斯蘭國」（the Nation of Islam）。這一運動的領袖們痛感大部分黑人對自己受白人欺壓的現實麻木不仁，被白人至上的社會洗腦，在精神上處於沉睡、死亡狀態，亟待思想上的覺醒。科茲所敬佩的馬爾孔當時還是孩子，後來成為穆斯林牧師、泛非主義者和黑人民族主義運動最著名的領袖之一。在美國六十年代的民權運動中，他和馬丁．路德．金恩代表了兩種不同的路線。金恩的訴求是通過非暴力抗爭反對種族歧視，使美國這個多民族的國家成為一個「不以膚色，而以品格視人」的平等社會。而馬爾孔則認為美國的種族主義已經不可救藥，他不相信白人和黑人能夠和平共處，他要喚醒黑人群眾，放棄夢想，成為「憤怒的革命者」，在美國南部或非洲建立黑人自己的國家。1963年8月28日，在首都華盛頓有二十五萬人參加的抗議集會上，金恩發表了著名演講「我有一個夢」。當時，馬爾孔也在場。事後他稱這個白人黑人攜手並肩反對種族歧視的集會為「華盛頓的鬧劇」，對金恩的「夢」也不以為然，因為要有夢，先得處於睡眠狀態，不能醒著，況且「美國的黑人群眾曾經，而且正在，經歷一場噩夢。」[32]
金恩和馬爾孔的分歧不由得使人想起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兩位著名黑人領袖之間的爭論：教育家華盛頓（Booker T. Washington）主張以溫和、忍讓、寬容，並通過教育和經濟獨立來改變黑人的不平等地位，社會學家杜波伊斯（W. E. B. Du Bois）相信包括激烈行為在內的政治抗爭才是通向平等之路。杜波伊斯還是一位泛非主義思想家，晚年對美國徹底失望，移居非洲，成為迦納公民。
如今已經很少有人關注華盛頓的主張，但金恩仍舊是眾望所歸，只是右翼保守派和左翼激進派對他的思想的詮釋大相徑庭：保守派認為一個去種族化的「色盲」的美國是他的理想，激進派則認為他有明確的「色意識」（color-aware），因為「色盲」這個說法本身遮蓋了美國社會的真相，有種族主義之嫌。相比之下，有更強烈鬥爭意識的杜波伊斯和馬爾孔越來越被激進左派所推崇，成為他們的先驅和旗手。
在今天的美國，最能代表這一激進思潮的當屬「種族批判理論」（critical race theory）。它起始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法學界左翼對憲政中立原則的批判（因為現實中沒有真正的中立），挑戰作為自由主義基礎的啟蒙理性和平等理論（因為它們都是脫離現實的假設），認為種族主義並非反常或異端，而是當今社會無處不在的「包括人的情感和潛意識層面的、極難克服的常態」。這個社會的結構是「白人至上，有色人居下的制度」，在這個結構中白人的「利益重合」：「白人精英階層在物質上獲益於種族主義，白人工人階層在心理上獲益於種族主義，所以這個社會的許多層面都沒有消除種族主義的動力。」種族批判理論家們認為種族的概念是人的創造，實際上是 「白人」以「有色人」作為對立面或「他者」來定義自身。這樣的身分對立也就是「有色之聲」的根據：膚色非白的「少數民族身分本身就賦予講話者獨特的能力，向白人講述他們很難了解的種族主義問題。」這個理論一方面批評自由主義和任人唯賢服務於個人利益，批評去種族化意義上的「色盲」和多民族融合的社會理想掩蓋了白人至上的現實，一方面支持各個少數族裔強調相互差異的「文化民族主義」運動。[33]
種族批判理論家們很坦誠地說，他們所做的不僅是學理方面的闡釋、分析和批判；他們還是社會活動者，旨在從結構意義上改變這個社會。但是，在揭露和批判了啟蒙理性、法學思維、平等意識以及諸多普世價值所掩蓋的種族主義內涵之後，除了一再強調種族主義是社會常態，極難克服之外，並不能給出建設性的社會模式。在左翼運動史的大背景之下，人們看到的是從階級向種族的轉換，以有色族裔與白人特權的激烈對抗取代了無產者與有產者的階級鬥爭而已。
三、脫離歷史環境的「取消文化」
「取消文化」 是近年來很流行的一個詞彙，它多半被用來指稱民間力量或公眾輿論對名流或歷史人物因其不良行為而做出的懲罰：取消對他們的支持，將他們驅逐出公眾視野，在歷史中打入另冊。這種「取消」有賴於公眾的言論自由以及言論表達的媒介，如社交媒體，所以和民主的氛圍有關。但是，也因為同樣的原因，激奮的群眾，加之意識形態的影響，是可以喊出諸如「打倒」、「取締」之類的口號的。由於後者的例子較多，「取消文化」這個詞在使用時多半是貶義，或云修正歷史、歷史虛無主義。下面我想借用這個流行詞彙，討論近期美國左翼激進派在重審歷史的議題下所施行的「取消」行為。先舉幾個例子，然後重點討論有關第16屆美國總統亞伯拉罕．林肯的評價問題。
在最近的一兩年中，美國有一股拆除歷史人物塑像的風潮。最早的是2020年夏天俄亥俄州首府哥倫布市市長下令拆除市政廳前的哥倫布銅像，原因是群眾抗議哥倫布參與早期（十五世紀末）西印度群島的販奴。由於這座塑像是哥倫布故鄉義大利的熱那亞市民的贈品，哥倫布市長的這一決定遭到很多義裔公民的反對。此後的幾個月內，有三十多座哥倫布塑像在美國的其他城市被拆除。類似的多處「取消」也發生在下面的例子中，原因也都是群眾壓力，恕不贅述。
2021年秋天，內戰時南方軍隊統帥羅伯特．李在在維吉尼亞首府瑞西蒙的巨型雕像被拆除，因為他在戰爭中代表並保衛南方奴隸主的利益。
同年冬初，獨立宣言起草者、美國第三、四屆總統湯瑪斯．傑佛遜的塑像從紐約市政廳去除，因為他是奴隸主。
2022年年初，富有重視自然保護、建立國家公園盛名的美國第26屆總統希歐多爾．羅斯福在紐約市美國自然博物館門前的塑像被拆除，原因是塑像的設計——他騎在馬上，站在兩邊的是一個印第安人和一個黑人——表現了種族的上下尊卑。
美國第一任總統喬治．華盛頓和簽署廢奴宣言的亞伯拉罕．林肯總統也未能倖免被「取消」的命運：三藩市學區改換了以這兩位總統的名字命名的兩所學校，原因是一位是奴隸主，另一位推行過黑人殖民政策。[34] 我下面將重點討論針對林肯的「取消文化」，並進一步解釋黑人殖民政策的問題。
首都華盛頓國會山莊的「解放紀念」銅像（Emancipation Memorial）是由站立著的、手握廢奴宣言的林肯和一個單腿下跪、剛被解放的黑人奴隸這兩個形象組成的，設計和製作銅像的絕大部分資金來自曾經是奴隸的眾多黑人的捐贈，銅像於1876年林肯遇刺11周年時正式落成。三年以後，獲益於波士頓博物館創始人的捐贈，這座銅像的複製品便矗立在波士頓的一個城市公園裡。儘管「解放紀念」作者湯瑪斯．波爾的原意是要塑造一個「正在向自由升起」的黑人形象，但在一百多年以後的今天，很多人都認為這個形象更像是在「下跪乞憐」，仍舊顯示了黑人低下的地位。在一萬兩千多名波士頓市民聯名呼籲之下，市藝術委員會在2020年底把銅像從公園挪進了倉庫。[35]
實際上，去除波士頓的「解放紀念」銅像，並不僅僅是因為黑人處於低位的形象；更深層的原因是，在激進左派的眼中，林肯本人有嚴重的種族主義歷史問題，政審不過關，當屬清理對象。這就是為什麼威斯康辛大學麥迪森校區的兩個學生組織在2020年6月聯名請願，呼籲校方拆除校園裡的林肯塑像。一位學生領袖說，林肯的確「做了些好事，但他幹的壞事肯定比好事多」；他在校園制高點的塑像是「獨一無二的白人至上的象徵。」[36]
近期對林肯歷史問題更為具體的清算見於前面提到的「1619課題」。「課題」發起者妮克爾．漢娜—鐘斯的關注點集中在1862年8月14日林肯和五位黑人領袖在白宮的約見。當時，美國的南北戰爭已經開始一年多，北方陷於困境，作為總統的林肯十分焦慮，正在考慮宣布解放南方各州的黑人奴隸，並允許他們參戰反抗奴隸主；但同時他又知道，當時北方和南方的白人大部分還不能同意黑人與他們平等。按照漢娜—鐘斯的敘述，林肯請黑人領袖入白宮議事，唯一的目的就是告訴他們他已經讓國會籌款，好將獲得自由的黑人殖民於由政府出資和民間捐款建立的殖民地，希望這幾位黑人領袖能夠同意。他還說，如果沒有奴役黑人的制度，這場戰爭也不會發生；但是，取締奴隸制，黑人獲得自由以後呢？現實的狀況是，白人和黑人共處，「雙方都痛苦。」由此，漢娜—鐘斯得出結論：「反對黑人的種族主義存在於這個國家的基因裡。同時，人們還相信，如林肯準確地表達的那樣：黑人是民族統一的障礙。」[37]
由於漢娜—鐘斯並沒有把林肯與黑人殖民問題放在具體的歷史和政治環境中來討論，給人的印象似乎是：林肯是黑人殖民政策的始作俑者，或者至少是在戰爭的危機中束手無策，孤注一擲。其實，這個殖民專案由來已久，始自1816成立的民間組織「美國殖民協會」（American Colonization Society）。鑒於美國的種族衝突和迅速增長的自由黑人人口，協會的宗旨是在民間集資，在非洲和南美建立殖民地，在自願的前提下資助黑人移民。賴比瑞亞就是在這個宗旨之下，由協會買下，按照美國的政體建立的黑人殖民地。這個殖民項目在啟動以後曾得到獨立宣言起草者傑佛遜、被稱為「憲法之父」的麥迪森、在任總統傑姆斯．門羅、在任國會議員亨利．克雷等著名政治家的支持，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麥迪森還當過協會的主席。這都遠在林肯之前，而且傑佛遜和克雷又是林肯最敬重的前輩。作為總統的林肯，在南北戰爭早期，也是認同這個政策的。但是，在他簽署了解放宣言以後，畢竟放棄了這項政策。
據此，一些堅持從歷史和發展的角度看待林肯的學者，認為他在黑人殖民這個問題上的看法有一個逐漸成熟的過程，最終認識到這個政策不僅不現實，而且黑人有正當的權利居住在這片土地上，更不用說林肯是簽署解放宣言、結束奴隸制的總統，所以，他的基本立場是種族平等。更有學者從政治的角度來解釋為什麼在南北戰爭的緊要關頭，在1862年的最後一天，林肯一邊對廢奴宣言做最後的修改，準備次日正式簽署，一邊批准了一項資助五千黑人殖民海地附近一個島嶼的方案：「林肯利用黑人殖民的前景使保守派更容易接受廢奴的主張，而當他簽署解放宣言，走出廢除奴隸制的最有決定性意義的一步以後，便放棄了黑人殖民政策的所有措施。」[38]
林肯的「取消」者，如漢娜—鐘斯，不願意從以上所舉的發展的和政治的角度在具體的歷史環境中看待林肯，而是僅以黑人殖民政策為依據，判定林肯為種族主義者，罔顧林肯在歷史上的最偉大的功績：廢除奴隸制和維護國家的統一。這種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大批判方式，和以意識形態取代歷史認知的基本原則，也同樣用到了前面列舉的其他歷史人物身上，去除諸多塑像的現象不過是這種激進思維方式最為粗略的表現形式而已。
說到大批判方式和政治取代歷史的原則，毛時代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又何嘗不是一種「取消」文化呢？幾乎所有的歷史名人都屬於非無產者的剝削階級，因此都是清算對象。清算也是從掃蕩偶像的運動開始的，稱「破四舊」。釋迦摩尼在北京頤和園佛香閣內的塑像首當其衝，不久以後，孔夫子在山東曲阜的雕像也無一倖存。數年以後的批林批孔運動給孔子扣上了奴隸主階級代言人的帽子，他的「克己復禮」的仁道竟被說成是要復辟奴隸制……
當然，美國當下的「取消」文化並非真正的文革，同當年中國的破四舊、大批判不可同日而語，而且，把歷史送進倉庫畢竟還算是文明之舉，遠不像徹底砸爛和付之一炬那樣暴烈。但是，由於兩者的歷史虛無主義傾向是共同的，中國的文革應當被視為前車之鑒。
四、不成文的「政治正確」語言規範導致禁言和自律
自從1791年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通過，保護言論自由就成為美國民主的最重要的原則之一。約翰．密爾在《論自由》中對言論自由的寬度做過經典的界定：以不造成對他人的傷害為準。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社會的發展，這個界定的尺度由於「傷害」的進一步具體化而愈加有爭議，比如，在種族、性別、性取向等問題上如何界定「仇恨言論」和「冒犯性言論」，如何在法律意義上判斷其傷害的程度，如何定義「有敵意的環境」等等。近年來隨著左翼思潮影響的逐步擴大，一套不成文的「政治正確」的語言規範也逐漸形成，以至於言論自由的寬容度縮小，語言禁區擴大，迫使人們自律的壓力愈強。[39]
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右翼勢力猖獗的麥卡錫時代，很多人三緘其口，不敢公開政見，以至於有「沉默的一代」的說法。1954年，哈佛大學的一位社會學教授做了一個民調，提出的最關鍵的問題是：「你是否覺得可以像以前那樣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想法？」有13%的人給出了否定的回答。同一個問題在以後的民調中多次重複，2019年的民調中竟有40%的人給出了否定的回答，三倍於1954年。最令人驚訝的是，教育程度越高，自律的程度越深：有27%的初中生，34%的高中畢業生，和45%的大學生給出了否定的回答。[40] 卡托研究所2020年7月的民調顯示：有62%的美國人因為顧慮不良後果，不情願與人分享自己的政治見解。有三分之一的參調者，無論左右，都擔心，如果他們公開了自己的意見，就可能失去工作或求職機會。[41] 《紐約時報》在近期以來第一次以編輯部名義發表長篇社論，專門討論美國的言論自由問題。[42] 當下的這種在語言表達上讓人感到不自由的壓力，多半來自左翼意識形態的影響，在文化、教育領域尤其明顯。在2021年春天的一個有159所大學的37,000學生參加的民調顯示，有80%以上的學生「至少在有些時候」三緘其口，有21%的學生說他們經常如此。[43] 在傑佛遜一手創建的維吉尼亞大學，為傑佛遜辯護的話都需要關起門來說。[44] 在高等院校，教授更須慎言，下面的兩個個案可以為例。
在2021年9月的一次本科生作曲研討課上，為了讓學生熟悉義大利音樂家威爾第創作的歌劇《奧泰羅》的背景，密西根大學音樂戲劇舞蹈學院的盛宗亮（Bright Sheng）教授放映了1965年根據莎士比亞悲劇《奧賽羅》改變的同名英文電影，主人公奧賽羅由英國著名演員羅倫斯．奧利維耶扮演。但是，由於奧利維耶是把面部塗黑扮演摩爾人奧賽羅的，這個形象使觀眾中的一些黑人學生想起黑面走唱秀（blackface minstrelsy），即由塗黑臉的白人演員滑稽模仿的黑人奴隸歌舞，感覺受到了侮辱。[45] 當時就有一位學生以電郵的方式投訴音樂系，稱許多學生「因為這個錄影和教授不解釋選擇這個錄影的原因，在感情上受到極度傷害。」還有學生說，這個學習環境讓他們感到不安全。盛老師在幾小時之內就發電郵抱歉，在之後的幾周內又以正式致歉的公開信等方式表示歉意，說他對這件不幸事件「做了更多的研究和學習，意識到種族主義之根深蒂固過去是、現在仍然是美國文化的一個危險部分。」儘管如此，他仍然受到來自校方、同事、本科生、研究生等各方面的指責，包括學生聯名的公開信，說盛老師致歉信不僅檢討不深刻，還為自己辯護。[46]
在事情發生二十天以後，校方宣布：盛宗亮將自願停授這門課，以便讓學生有一個「積極的學習環境」。然而，就在盛宗亮停課的一天前，一名選了這門課的四年級學生在一家網媒上發了一篇措辭尖刻的長文，文章在推特以及新聞週刊、福克斯新聞、每日郵報等媒體上轉發，使美國高校捲入了一場關於種族、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的激烈辯論。針對學校的處理方式，學生聯名寫了第二封公開信，譴責校方對此事件的反應「助長了造成恐懼和敵意的環境。」與此同時，將近七百名教授和一個學生組織分別寫信給音樂戲劇舞蹈學院，呼籲恢復盛宗亮在那門作曲研討課的教職，並要求校方公開向盛老師道歉。幾天以後，校方在學校的網站上發了一個聲明，說盛宗亮是學校「尊貴的成員」，並沒有受到懲罰，在繼續教作曲課（只是一對一的私人課程，那門研討課仍是同事代授）。但是，學校至今並未向盛老師道歉。[47]
我要討論的第二個例子發生在伊利諾大學芝加哥校區的法學院。在2020年12月的一次「民事訴訟」課期末考試中，有一道傑森．吉爾本（Jason Kilborn）教授近些年用過多次的考題：假設一家公司的前雇員曾經告訴公司律師：「在一次會議上，公司的一些管理人員對她不滿，稱她‘n____’ 和‘b___’（對黑人和婦女的蔑稱，這兩個字只以首字母表示，並未全拼），會後她便辭職了。」在這個假設起訴公司種族歧視的案例中，被告是否必須向原告提供證據？這只是50道考題中的一道，而且是有關律師在現實社會經常碰到的問題。但是，考題中的兩個暗示的蔑稱使一些學生不滿，一位考生說，她感到「極度不適」，甚至「心悸」。於是，法學院黑人學生會便在社交媒體譴責吉爾本先生，並向學校的機會與平等辦公室投訴。吉爾本的直接反應是驚訝，但表示歉意，並同不滿的學生談了幾個小時，沒想到竟被學生指責「以自殺相威脅」。校方對此的直接反應是暫時取消他的課程，停職留薪，不允許他涉足校園，並責成機會與平等辦公室調查此案。此後半年多的時間裡，這個辦公室在調查報告和給吉爾本的正式信件中有諸多不實之詞，並指責吉爾本老師對學生意見的反應，顯示了他「對種族主義的麻木和對關注種族問題的聲音的敵視」，對調查的不滿「可以被解釋為製造恐懼和威脅。」儘管如此，雙方的交流和爭論一直在繼續，直到2021年11月4日法學院黑人學生說服了著名黑人領袖傑西．傑克遜牧師同他們一起示威遊行，要求校方開除吉爾本老師。傑克遜說：「學生應該有一個沒有敵意的學習環境。為此我們必須行動起來。」[48]
不知是否因為來自此次示威的壓力，12月中旬校方通知吉爾本老師2022年春季停課，要他在2022年1月去參加一個（被芝加哥大學法律教授萊特先生稱作「再教育」的）學習班。這是一個康奈爾大學開設的、針對種族、性別等問題的、關於如何搞「教學多樣化」（diverse classroom）的網上訓練班，歷時八周。在此課程的前五周，吉爾本老師需要完成五個規定題目之下的閱讀材料，並「針對具體的提示」寫五篇「自省」（self-reflection）文章；其間會有一位持有康奈爾「多樣和包容證書」（Certificate of Diversity and Inclusion）的執業律師教練幫助吉爾本，每星期規定60-90分鐘的時間討論他的閱讀和寫作，並評定他「在深入觀察、學習和能力方面，尤其是在將課程內容與他作為教師的責任相結合的問題上，是否有進步。」在以後的三周，還有更多的輔助材料要學習，同教練的每週討論還要繼續。最後，吉爾本教授也會在完成學習班課程以後獲得一個「多樣和包容證書」。校方在寫給吉爾本的律師的信裡說：安排吉爾本老師參加這個訓練班「並非對他的懲罰。但是，我們相信吉爾本教授會從這樣一對一的訓練中獲益」，「我們的共同目標是讓吉爾本教授能夠重返課堂。」[49] 吉爾本老師是否參加了這個學習班，尚未可知。但準確的消息是：吉爾本於2022年1月27日起訴伊利諾大學侵犯學術自由。[50]
從以上的兩個案例，以及前面提到的民調結果，可以看出，即便在一個民主體制之下，以政治掛帥的思想意識形態，無論左右，都可以走火入魔，培養過敏的神經，製造禁言的環境，走向民主的反面。盛宗亮是在少年時代經歷過文革的華裔教授。在給《紐約時報》的一封電子郵件中，他重申了自己的歉意：「我誠心誠意地說，我非常抱歉。」同時，他還寫道：「當然，我在這件事上作為教授判斷失誤而面臨批評，與許多中國教授在文化大革命中面對的經歷完全不同。但讓人感到不安的是，我們生活在一個有人可以試圖通過公開譴責來毀掉別人的事業和名譽的時代。我還沒老到不能學習的程度，這個錯誤已經讓我學到了很多東西。」[51] 盛老師的話耐人尋味：那個讓人感到不安的環境，就是極左思潮造成的、逼人自律的社會環境，他要「學習」的就是如何按照「政治正確」的規範發言和行事。言辭中有多少自嘲、心酸、無奈！
三、極左極右殊途同歸的悖論
極左和極右本是政治上的兩個極端，兩者之間的距離似乎遠得不能再遠了。但它們卻又像孿生兄弟一樣形影相隨，即便不聯手，也是殊途而同歸。實際上，這種似非而是的現象在現代歷史上已經是屢見不鮮了。
毛澤東的思想和政策，尤其是在文革中推行的一系列政策，連毛身後的中共中央都認為是極左，更不用說文革後民眾的看法了。但是，以左派自居的毛澤東本人卻對美國總統尼克森說，他喜歡右派，喜歡右派掌權。[52]其實，左與右在他那裡從來都是手中雲雨，「左」放在引號中就成了右。在整肅他的左派同事或打擊他的同樣是左派的政敵時，他就會說，一種傾向掩蓋著另一種傾向，形「左」而實右嘛。周恩來借林彪事件批極左，群眾大鬆了一口氣。但毛澤東明白這種傾向的危險，於是說，林彪是極右。是啊，家裡掛著孔子語錄，還能不是極右？有了這樣的最高指示，大批判立刻轉向：不光批林批孔，還影射周恩來。在十幾年前毛就說周就已經離右派只有五十步了。
在文革期間，有一本流傳於民間、頗有影響的「內部發行」讀物：威廉．夏伊勒所著《第三帝國的興亡：納粹德國史》的中文譯本。這本「灰皮書」使一些知識青年看到：被視為極右的納粹政治竟然和他們開始懷疑，但尚未完全放棄的極左的文革政治如出一轍！他們看到：納粹德國和文革時的中國都不僅以強權高壓對付民眾，還以各種文化手段（包括頻繁的群眾集會和首長講話）發動群眾、宣傳群眾、教育群眾，造就了那些在「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和「紅八月」之類的群眾運動中以革命的名義行暴的熱血青年。他們看到：兩時兩地的群眾狂熱都以領袖崇拜的形式出現，數十萬、上百萬人或一齊向前上方伸出右臂，或一齊揮動「紅寶書」高呼萬歲。當「紅寶書」裡的語錄成為聖旨，領袖的思想成為每個人的思想時，便沒有人感到不自由，而是相信萬眾一心才是真正的大民主。他們看到：納粹的種族主義和文革的階級路線同樣都是血統論，「劣等人種」和「黑五類」，「猶太豬」和「狗崽子」，在如此惡名之下，這一部分人就成了非人，牛鬼蛇神，可以被任意處置……也就是說，此書展示的納粹德國社會現實，讓文革中的中國讀者看到了自身經歷的影子。那時，左是正，右是負，批左等於否定自己，何其難矣！所以，當一個左右契合的歷史見證出現在讀者眼前時，其震撼程度可以想見。這就是為什麼一部寫納粹德國的書，會成為幫助中國讀者從文革噩夢中醒來的啟蒙讀物。
有「納粹桂冠法學家」稱號的卡爾．施米特自然是右翼，他曾對自由主義和民主政體做過細密的剖析，指出自由主義淡化政治、貌似中立、抽空道德價值、以妥協代替鬥爭、以議而不決的程序代替「實質性決斷」。西方當代文化理論界的左翼對施米特的敵我明辨論和政治神學頗為欣賞，因為源自啟蒙傳統的自由主義是他們的共同敵人。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和本世紀初，中國的「新左派」也亦步亦趨，大量譯介施米特，稱他為「整個二十世紀最重要、最精彩的自由主義批評家。」[53]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夜，希特勒的德國和史達林的蘇聯簽訂條約，結成不神聖同盟，並非只出於戰略需要。早在魏瑪時期，希特勒就曾談到在納粹運動中左右「兩極的匯合：左翼的共產主義者和右翼的軍人與學生」。希特勒對西方民主社會的敵視使他隨時準備與史達林的極權力量攜手。他並不掩飾對史達林的敬佩，並且認為納粹德國和共產主義蘇聯才是真正的對手。直到德蘇交戰已久的1943年，希特勒還在講，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一場資產階級國家與革命國家之間的戰爭……那些有意識形態的國家遠勝於資產階級國家……我們東方的對手（即蘇聯）也有意識形態，只不過是錯誤的意識形態罷了」。[54] 希特勒所謂資產階級國家沒有「意識形態」，和施米特所批判的自由主義的各種缺失，講的是同一個問題。
漢娜．阿倫特寫《極權主義的起源》，將極右的納粹德國和史達林的蘇聯同樣看作極權主義的典型。溫斯頓．邱吉爾也說兩者是「同樣的東西，拼法不同而已」。[55]
以上的這些例子可以說是近期歷史對左右兩極針鋒相對卻又形影相隨、殊途同歸這一悖論的印證。在當下的現實中，如本文所討論的美國左派文革和右派文革問題，左右兩極的衝突呈現於民間政見的分裂和激進化，似乎黑白分明到了非此即彼、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儘管如此，極左和極右之間的關聯和共性仍舊可見，試做簡單歸納如下：
一、兩者都與自由主義為敵，走向民主的反面。極左政治一方面以其原罪論、種族主義常態論之類的基本判斷，挑戰基於傳統自由主義的平等、客觀、公允、中立、多元、任人唯賢等觀念，一方面將以同樣判斷為基礎的「正確」政治，推向極端，排斥不同見解，壓縮寬容範圍，實際上形成了一種帽子滿天飛，威脅言論自由，逼人自律的專制文化環境。在右翼浪潮推動下興起的川普革命則更為直接地挑戰美國的民主體制本身：稱獨立於政府、為公民知情服務的媒體為「人民公敵」，把民主體制下的政府機構看作需要排汙的沼澤，顛覆民主選舉和認證的程序，破壞和平移交權力的傳統，動搖公民對民主的信心……在這個意義上的左右之不同，有如秀才筆墨和兵勇刀劍之比，後者，也就是極右勢力的發展，對民主的威脅顯然更為直接，更為切近，顯然是更為明確而現實的危險。
二、政治掛帥，「事實」聽命。左右兩極都在不同程度上為自己的政治目的否認事實或製造「事實」。如「1619課題」以「重構」為名，罔顧事實，創造美國歷史起源，又如「種族批判理論」推出 「種族主義並非反常，而是社會常態」之類不可證偽的斷言。右翼的宣傳則更為直白：把新冠疫情爆發說成是欺騙；把經過認證的大選結果說成是舞弊；在自己的斷言沒有任何事實支援的情況下編造謊言佐證，美其名曰「另類事實」（alternative facts）；甚至製造如 QAnon之類聳人聽聞的陰謀論惑眾。在政治如此極端，民意如此分裂，相對主義如此流行的今天，如果唯一能超越政治的事實這條最後的底線不能守住，作為民主基礎的知情公民（informed citizenry）將會作為兩極政治的犧牲品而不復存在。
三、排斥理性，鼓動激情，將某種意識形態簡約為口號，作為發動群眾運動的工具，這也是左右兩極共用的鬥爭方式。在與群眾運動相關的諸多激情中，憤怒居首，一方在給予婦女墮胎選擇權、廢除死刑、使同性婚姻合法化等問題上的憤怒程度，並不亞於另一方對當今社會的貧富不均、種族偏見和員警施暴行為的憤怒程度。這樣的憤怒不僅阻礙雙方理性的溝通，而且常常導致暴力，包括試圖推翻民選政府的暴力和在民間發生的不分青紅皂白的打、砸、搶。在憤怒的背後，甚至還有可能醞釀更大衝突的絕望，比如右翼的世界末日災難論和左翼的種族主義宿命論。
由此可見，儘管左右兩極在意識形態上針鋒相對，卻從各自不同的途徑走向現代民主的反面，在顛覆理性、客觀、寬容、自由等民主社會的基本價值方面，兩者是一致的。而且，兩者從各自不同的側面折射出文革時代中國的特色。這種相似匪夷所思，卻又十分真切，太平洋彼岸的近期歷史教訓應該能夠成為對當下美國社會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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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建，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白水校區英文系榮休教授。研究和寫作領域包括英美文學、比較文學、六十年代世界思想史、當代文化批評理論及中國現代史。他是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1966-1976 （2006, 2015）的作者（與宋永毅、周原合作）；《中國當代政治運動史數據庫》的編者（宋永毅主編）。他還同Stacy Mosher合作，將楊繼繩的《墓碑》、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及譚合成的《血的神話》三部歷史著作譯成英文出版。 |
[1] 現在在互聯網上依然可以見到：https://www.bilibili.com/s/video/BV1 oi4y1L7zk 。
[2] Pankaj Mishra, “What Ar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s Lessons for Our Current Moment?” The New Yorker, 1 February 2021 Issue.
[3] 見2021年6月和8月的兩次民意調查結果：https://www.cnn.com/ 2021/06/21/politics/biden-voter-fraud-big-lie-monmouth-poll/index.html；https://news.yahoo.com/poll-two-thirds-of-republicans-still-think- the-2020-election-was-rigged-165934695.html。根據芝加哥大學安全和威脅研究專案（University of Chicago Project of Security and Threats）2021年6月的調查，有兩千一百萬美國公民支持用暴力恢復川普的總統地位：https://theconversation.com/21-million-americans- say-biden-is-illegitimate-and-trump-should-be-restored-by-violence-survey-finds-168359。根據2022年1月1日公布的《華盛頓郵報》與馬里蘭大學的聯合民意調查結果，百分之四十的共和黨人認為，在一定的時候，用暴力推翻政府是合理（justified）的：https://www. 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2022/01/01/post-poll-january-6/ 。
[4] Barton Gellman, “January 6 Was Practice: Donald Trump Is Better Positioned to Subvert an Election Now than He Was in 2020,” The Atlantic, January/February 2022 Issue, pp. 24-44. p. 32.
[5] Thomas Jefferson, January 16, 1787, letter to Edward Carrington, The Works of Thomas Jefferson, edited by Paul Leicester Ford, vol. 5, New York: C. P. Putnam & Sons, 1904, pp. 251-254.
[6] 川普2017年2月17日的推特，見Michael Grynbaum, “Trump Calls the News Media the ‘Enem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The New York Times, 17 February 2017: https://www.nytimes.com/2017/02/17/ business/trump-calls-the-news-media-the-enemy-of-the-people.html。
[7] Bob Woodward, Fear: Trump in the White House. Simon & Schuster, 2018.
[8] 見川普2016年2月24日在內華達州發表的競選演說：https://www. youtube.com/watch?v=Vpdt7omPoa0。
[9] Alvin Gouldner, The Future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Class, MacMillan, 1979.
[10] 見川普2016年1月24日在愛荷華州發表的競選演說：https://www. cnn.com/2016/01/23/politics/donald-trump-shoot-somebody-support/index.html。
[11]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Harcourt, 1966, p. xxxii.
[12] 見林彪的《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1966。
[13] Karl Marx,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Erster Band.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I）, 1867.
[14] William Blake, The Marriage of Heaven and Hell, 1793.
[15] Gustave Le Bon, La Psychologie des Foules （Psychology of Crowds）, 1895. Sigmund Freud, Massenpsychologie und Ich-Analyse （The Psychology of Crowds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 1921. 又見Robert Zaretsky, “Donald Trump and the Myth of Mobocracy,” The Atlantic, 27 July 27 2016: 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6/ 07/trump-le-bon-mob/493118/。
[16] Ibram X. Kendi, How to Be an Antiracist, One World, 2019. p. 10.
[17] “The 1619 Project,”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14 August 2019：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9/08/14/magazine/1619-america-slavery.html.
[18] Nikole Hannah-Jones, “Our democracy’s founding ideals were false when they were written. Black Americans have fought to make them true.”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14 August 2019：https://www. nytimes.com/interactive/2019/08/14/magazine/black-history-american-democracy.html.
[19] Jake Silverstein, “Why We Published the 1619 Project,”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20 December 2020: https://www.nytimes.com/ interactive/2019/12/20/magazine/1619-intro.html.
[20] 同注18。
[21] Victoria Bynum, et. al., Letter to the Editor, New York Times, 20 December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19/12/20/magazine/we- respond-to-the-historians-who-critiqued-the-1619-project.html.
[22] Nikole Hannah-Jones, et. al., editors, The 1619 Project: A New Origin Story, One World, 2021. p. 33.
[23] Ta-Nehisi Coates, “The Case for Reparations,” The Atlantic, June 2014: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4/06/the-case-for-reparations/361631/.
[24] John McWhorter, Woke Racism: How a New Religion Has Betrayed Black America, Portfolio/Penguin, 2021. p. 41.
[25] Richard Delgado and Jean Stefancic, Critical Race Theory: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9.
[26] Robin DiAngelo, White Fragility: Why It’s So Hard for White People to Talk about Racism. Beacon Press, 2018. p. xiv.
[27] Robin DiAngelo, “White Fragility,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itical Pedagogy, Vol 3 （3）（2011）. p. 54.
[28] Robin DiAngelo, White Fragility: Why It’s So Hard for White People to Talk about Racism. Beacon Press, 2018. p. 5.
[29] Ta-Nehisi Coates, Between the World and Me, Spiegel & Grau, 2015. pp. 43-44. 索爾．貝婁（Saul Bellow, 1915-2005），美國作家，數部小說多次獲獎，包括1976年的普利茲小說獎和諾貝爾文學獎。馬爾孔（Malcolm X, 1925-1965），美國黑人領袖，民權活動家，牧師，黑人民族主義運動「伊斯蘭國」（the Nation of Islam）發言人。格里格．塔特（Gregory Stephen Tate, 1957-2012），美國作家、音樂家、文化批評家，《鄉村之聲》撰稿人，為推廣黑人文化和藝術，尤其是嘻哈（hip-hop）音樂和街頭藝術，作出卓越貢獻。夢．漢普頓（dream Hampton, 1972- ），美國作家、紀錄片製作人、馬爾孔草根運動（Malcolm X Grassroots Movement）成員。製作過多部進步派紀錄片，數部獲獎，入選2019年《時代》雜誌百位名人榜。漢普頓名「夢」，小寫，取自馬丁．路德．金恩的著名演講「我有一個夢」。
[30] James Atlas, “Chicago’s Grumpy Guru,” The New York Times, 3 January 1988.
[31] Ta-Nehisi Coates, Between the World and Me, Spiegel & Grau, 2015, pp. 86-87.
[32] DeNeen L. Brown, “Martin Luther King Jr. met Malcolm X just once. The photo still haunts us with what was lost. ” The Washington Post, 14 January 2018.
[33] Richard Delgado and Jean Stefancic, Critical Race Theory: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3-12.
[34] “Lincoln, Washington, Feinstein, Lowell — San Francisco will rename 42 schools”, Los Angeles Times, 28 January 2021: https://www.latimes. com/california/story/2021-01-28/lincoln-washington-feinstein-lowell-san-francisco-will-rename-42-schools.
[35] “Controversial Lincoln Statue Is Removed in Boston, but Remains in D.C., The Washington Post, 29 December 2020: https://www. washingtonpost.com/history/2020/12/29/lincoln-statue-removed-boston-dc/.
[36] “Students Push to Remove UW-Madison’s Lincoln Statue, ” PBS Wisconsin, 29 June 2020: https://pbswisconsin.org/news-item/students- push-to-remove-uw-madisons-lincoln-statue/#:~:text=A%20group%20of%20students%20are,Hans%20Christian%20Heg.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Students Call for Removal of Abraham Lincoln Statue on Madison Campus”, Chicago Tribune, 30 June 2020: https://www. chicagotribune.com/midwest/ct-wisconsin-madison-lincoln-statue-bascom-hill-20200630-hhfadge53fethiobylwvklz24q-story.html.
[37] Nikole Hannah-Jones, “Our democracy’s founding ideals were false when they were written. Black Americans have fought to make them true. ”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14 August 2019. 又見Nikole Hannah-Jones, et. al., editors, The 1619 Project: A New Origin Story, One World, 2021, pp. 22-29.
[38] Michael Vorenberg, “Abraham Lincoln and the Politics of Black Colonization, ” Journal of the Abraham Lincoln Association, Volume 14, Issue 2, Summer 1993, pp. 22-45. http://hdl.handle.net/2027/spo. 2629860.0014.204.
[39] 這裡需要說明一下：「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這個說法本始於左派自嘲，接著又被右派借用嘲笑左派，所以是一個從開始就有諷刺意味的貶義詞。但是，不幸被這個詞的通俗用法所指稱的某些政策，如平權法案（affirmative action），的確在提高婦女和少數族裔公民的入學、就業機會和社會地位等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我在這裡用這個詞，無意討論 「政治正確」的政策含義和各種歧義，只是狹義指稱左翼所提倡的「包容語言」（inclusive language）在種族、性別、性取向等問題上的界規，並討論這些不成文的、潛移默化的界規同言論自由原則的衝突。
[40] James L. Gibson and Joseph L. Sutherland, “Americans Are Self-Censoring at Record Rates,” Persuasion, 31 July 2020: https://www.persuasion.community/p/americans-are-self-censoring-at-record?utm_source=url.
[41] Emily Ekins, 22 July 2020 Survey Reports, “Poll: 62% of Americans Say They Have Political Views They’re Afraid to Share”: https://www.cato.org/survey-reports/poll-62-americans-say-they-have-political-views-theyre-afraid-share#introduction.
[42] The Editorial Board, “America Has a Free Speech Problem,” The New York Times, 18 March 2022: https://www.nytimes.com/2022/03/18/opi nion/cancel-culture-free-speech-poll.html?campaign_id=2&emc=edit_th_20220319&instance_id=56188&nl=todaysheadlines®i_id=20459702&segment_id=85986&user_id=b69d70f73e1cea98957e29f58e5f47b6. https://www.nytimes.com/2022/03/18/opinion/cancel-culture-free-speech-poll.html?campaign_id=2&emc=edit_th_20220319&instance_id=56188&nl=todaysheadlines®i_id=20459702&segment_id=85986&user_id=b69d70f73e1cea98957e29f58e5f47b6
[43] https://reports.collegepulse.com/college-free-speech-rankings-2021.
[44] Emma Camp, “I Came to College Eager to Debate. I Found Self- Censorship Instead.” The New York Times, 7 March 2022: https://www. nytimes.com/2022/03/07/opinion/campus-speech-cancel-culture.html.
[45] 實際上這個表演形式的起源是中世紀歐洲，1833年才傳入美國。當時，《奧賽羅》在美國東北部巡迴演出，主人公也是由塗黑臉的白人扮演的。有一次在此劇演出中間休息時，一位後來以 「老爹賴斯」 聞名於世的美國白人演員塗黑臉演了一段叫 Jump Jim Crow的歌舞，此即美國塗黑臉走唱秀的開端。見 “The Othello Whisperer: A Q&A with Ayanna Thompson”: https://research.asu.edu/othello-whis perer-qa-ayanna-thompson.
[46] Jennifer Schuessler, “A Blackface ‘Othello’ Shocks, and a Professor Steps Back From Class,” The New York Times, 15 October 2021: https://www.nytimes.com/2021/10/15/arts/music/othello-blackface-bright-sheng.html.
[47] George Weykamp, “Nearly 700 UMich faculty, 60 students petition for SMTD Professor Bright Sheng to be reinstated,” The Michigan Daily, 31 October 2021: https://www.michigandaily.com/news/academics/nearly- 700-umich-faculty-60-students-petition-for-smtd-professor-bright-sheng-to-be-reinstated/.
[48] Andrew Koppelman, “Yes, This Is a Witch-Hunt: A University’s Office for Access and Equity Launches a Full-Scale Persecution Campaign,”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17 November 2021: https://www. chronicle.com/article/yes-this-is-a-witch-hunt?cid2.
[49] Brian Leiter, “Univ of Illinois-Chicago has gone crazy: the latest on the Kilborn case”: https://leiterlawschool.typepad.com/leiter/2021/12/univ -of-illinois-chicago-has-gone-crazy-the-latest-on-the-kilborn-case.html; 參見伊利諾大學律師信：https://leiterlawschool.typepad.com/files/21- 12.16-from-alsterda.pdf。
[50] https://www.thefire.org/lawsuit-professor-suspended-for-redacted-slurs -in-law-school-exam-sues-university-of-illinois-chicago/.
[51] 同注35。
[52] 毛澤東和尼克松對談紀錄，1972.02.21。見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第三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大學服務中心，2013。
[53] 張旭東，〈施米特的挑戰——讀《議會民主制的危機》〉，《開放時代》2005年第二期，頁127。關於中國新左派與施米特思想的關係，參見郭建，〈為了打擊共同的敵人——施米特及其左翼盟友〉, 《二十一世紀》 第 94期，2006年4月：19-25。
[54] Konrad Heiden, Der Führer: Hitler’s Rise to Power （Boston: Houghton Miflin Company, 1944）, p. 147. Joseph Goebbels, The Goebbels Diaries 1942-1943, ed. Louis Lochner （New York: Doubleday, 1948）, p. 355. 又見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6）, p. 309.
[55]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Harcourt, 1966）. Winston Churchill, “The Defence of Freedom and Peace” （broadcast speech, 16 October 1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