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农村的一名青少年,他曾利用自己的互联网知识观看了一部关于天安门广场血腥镇压的被禁纪录片。十年过后,他成为了中国庞大审查机器的一部分。这位曾经从事网络审查相关工作的年轻人向法新社吐露心声。

在中国,敏感词的审查名单不是固定的,具体事件会触发名单更新

在中国,敏感词的审查名单不是固定的,具体事件会触发名单更新

(德国之声中文网)“起初当我从事这项工作时,我没有想更多,因为工作就是工作”,曾家骏(音)说。“但在我内心深处,我知道这与我的道德标准不一致。而一旦你在这个领域工作时间过长……这种矛盾会变得越来越强烈。”

曾家骏曾经是中国庞大的网络审查机器的一部分。如今,他生活在加州硅谷的中心地带。29岁的他,把自己过去的经历看得很淡。很少有在中国审查机构工作过的人,愿意讲述他们的故事,而准备公开这样做的人则更少。
      
曾家骏在互联网时代长大。他1993年出生在广东南部,第一次接触计算机是在小学期间,当时他的父亲带了一台个人电脑回家。

当他上网时,他发现了令人震惊的内容。他对法新社说:“就像一个全新的世界,等待我去探索。”

在早期,中国政府在网络审查方面并不完善。通过VPN可以访问很多在中国国内不公开讨论的主题和信息。

这些“禁果”中包括《天安门》,这是一部关于1989年天安门广场学生抗议活动的三小时纪录片。曾家骏看到的内容令他深感震惊:动用坦克和半自动武器,暴力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导致数百人、也许数千人丧生。

“这是一个巨大的、重要的、历史性的事件,但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们,你也无法在中国互联网上搜索到。这些内容都被删除了,”他说。“我感到存在着一个巨大的谎言。很多历史都被掩盖了。”

   
像他那一代人当中的很多优秀学子一样,曾家骏在国外度过了他的大学时光。他在爱沙尼亚获得了工商管理学位后回到中国。

他的技术背景让他成功入职了字节跳动,这是一家新兴的中国社交媒体公司,其面向全球的TikTok和面向中国国内的抖音正在挑战传统社媒推特(Twitter)和Facebook。

“起初我非常兴奋,因为字节跳动是唯一一家在中国以外有成功业务的公司”,曾家骏说。“他们有TikTok,它占领了美国和欧洲的互联网,我们对此感到非常自豪。大多数时候,只有美国的互联网公司统领世界。”

这也是一份好工作,一份有挑战性的工作,月薪4000美元,远远高于北京的平均水平。

曾家骏表示,他是一个开发自动系统团队的一员,该系统用于过滤公司不希望在其平台上出现的内容。这些系统结合了人工智能来查看图片,并检查伴随图片的声音,转录评论和搜索禁忌语言。

他说,如果系统显示有问题,相关内容将被传递给数以千计的人工操作员,他们可以删除视频或停止直播。

他们主要是在寻找任何社媒公司都可能会反对的那些内容——自残、色情、未经授权的广告,但同时也包括任何政治上敏感内容。

据曾家骏说,一些图像总是被禁止的,例如坦克、蜡烛或黄雨伞的图片,后者是香港抗议活动的象征,同样被禁的还有任何针对习近平主席以及其他中共领导人的批评。他表示,中国网信办向字节跳动提供了指导方针,该公司自己也进行了补充,因为他们一直在警惕对于模糊规则的有目的性逾越。

“在中国,界限是模糊的。你不知道什么会得罪政府,所以有时你会越界,进行更严厉的审查”,他将公司的立场描述为“像走钢丝”。

审查名单是不固定的,具体事件会触发该名单的更新。

在2020年初,新增的审查内容包括武汉的眼科医生李文亮,这位医生当时试图对一种致命的新传染病发出警报。

当局急于压制信息,让李文亮医生沉默。我们后来都知道了,这些是关于新冠疫情的内容。   

曾家骏说:“当李文亮医生发布消息时,这些信息被审查了,宣传人员出来说这位医生在传播错误信息。”

但当李文亮自己感染了新冠的时候,中国网民被激怒了。“每个人都在刷推特或者微博,以查看最新消息”,曾家骏说,他们在谣言和官方否认之间寻求真相。“许多内容被删除了。”

“我发了一些诸如‘我们要新闻自由,不再有审查制度’,然后我的微博账户也被审查了”,曾家骏说。“在那一刻,我觉得……我是这个生态系统的一部分。”

李文亮去世成为了最后一根稻草。“在李文亮医生去世的那个晚上,我觉得我不能再这样做下去了。”曾家骏辞去了工作,搬回了自己的家乡,在那里更多钻研编程,并申请成为美国东北大学硅谷校区的一名研究生。
      
在加州,曾家骏感到很安全,他不相信中国政府会在美国本土试图让他闭嘴。他留在中国的父母,则对他的言论所面临的风险持更谨慎的态度。

“他们只是想让我说话时更小心谨慎。他们担心事情可能出错,或者我被外国媒体操纵。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听他们的”,他说。“我猜测我至少在10年内不能回到中国。”

然而,对于曾家骏而言,这种付出是值得的。他把反对审查制度的斗争称为“人民的斗争”。“我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我们)应该提高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认识。”

在谈到中国的当下与未来时,他说:“从短期来看,每个人都是悲观的。但我认为从长远来看,每个人都对中国的未来持乐观态度”,他说。“我想,如果你回顾我们的历史,总有一些非常勇敢的理想主义者,他们会在时机到来时做出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