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的身影如竹影 ——纪念余英时先生悼文之一

 

    余英时先生辞世了。在那个酷热炎炎的盛夏清晨。

    晚清以降百年中国新旧知识人传承交融的一曲乐音,于今弦断,倏成绝响。

    他留给世界的,是史家的身影。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俗世洪流中硕果仅存的一个传统士人,在民国的军阀混战年间诞生津门,在抗战的烽火中避居皖南乡间,在内战的隆隆炮声中随父北上沈阳,在山河变色的前夕考入北平燕大,在大陆拔帜易帜的翌年南下香江,投拜名师,孜孜攻读,笔论时弊,在维多利亚港浩浩汤汤的海面上,洒下一掬国破家亡的清泪。再后来,扬起心中的歌谣之帆,不远万里漂洋过海负笈美利坚东岸,在遥远的异国他乡埋首书斋,走上讲台,皓首穷经,著书立说,流连于东西方浩瀚的史册典籍之间。   

     少时的流离,半生的漂泊,长年的感时忧国,数十载的笔耕墨耘、呐喊呼吁,一甲子的凝眸故土历史文化,多少次的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如今,都随着这一副忧深识远的身影的离去,而镌刻在了时光的深处、历史的画卷。

     余英时的一生,正是近现代中国的一幅长卷,颠沛,斑驳,光彩陆离,而又动荡起伏。到如今,时间将一切都涂改得面目全非,几度沧海桑田,桑田又沧海。多少的权争利攘、牙笏满床,多少的枪烟炮雨、轻歌舞场,都在岁月无坚不摧的冲洗下烟消云散,徒留后人评说。这个昔日在抗战硝烟中被父亲送至安徽潜山乡下避居的懵懂少年,如今也悄然地退出尘世,坦然地走入历史。

    然而,相比于那些喧赫的权势、堆簇的财富、显曜的武功、矜夸的鼎业,乃至于不可一世的政权,他这一生所活出来的,才真正是不朽的。虽历经未来漫长的岁月风雨的洗刷,也不会褪色。我相信。

    在各种传媒书刊上,余英时给人的印象是一副慈眉善目、和颜悦色的样子,而不像一些学界名宿那样庄重严肃得让人望而生畏。

    但凡跟他交往、接触过的友人亲朋、门生同道、新雨旧知、记者报人,都说记忆中的余先生总是随和亲切、笑容可掬,言谈之间还喜欢夹带几句玩笑,有时候还会放声开怀大笑。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为他举办的追思会上的遗像,也是面色蔼然,含喜微笑。

    可是,我仍然觉得在他内心,始终藏着一股深沉、郁结的悲怀,或者说是——悲愤。

    为何而悲?因何而愤?

    他为自我的流亡、亲友的失散而悲;他为国土的沦陷、民生的多艰而愤。他为华夏文明的饱受摧残、知识分子的群遭迫害而悲;他为文化的激进主义、政治的极权主义而愤。他为传统乡土社会的消亡、淳朴善良民风的失落而悲;他为历史被政治宣传扭曲、文化被意识形态斫丧而愤。他为台湾的威权戒严而悲,为大陆的党有极权而愤。他为港台的自由遭侵蚀、北京的学运遭屠戮而悲;他为故国走上了歧路、世界也为之受毒害而愤。

    在他成年之后的大半生里,他都在为中华文化思想基本价值的日渐随风逝去、也为故国转入正途、回归文明之路的异常艰难而悲愤、而郁结。

    这是一种精神层面的悲愤,思想层面的郁结。对于一个中华文化的守护者和托命人,一个心系中华历史思想、承继中国文化衣钵的文化人来说,还有什么比看到中华文化倾圮、传统价值崩溃甚至文化灭绝更为痛苦的呢?并且,他早就做好了心理上的准备,要与这样的精神痛苦相伴终生。

    作为一个自述的“悲观的乐观主义者”,他对有生之年能看到故国的制度变革、文明转型,从来就不抱有任何的希望。而他大半生的潜心撰述、所言所行、呐喊批判,只是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明其道不计其功”、“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传统士人和现代知识人所遵奉的“公开运用理性向全社会发言”的信念使然罢了。

    正如他曾题赠给导师杨联陞教授的一首七律,以之表明心志。

    诗的头两句是:“火凤难燃劫后灰,侨居鹦鹉几旋廻。”

     这两句诗的典故,是他多次引用的一段佛经,也凝聚着他为人为文、矢志不渝的一种情怀:

     一场大劫难过后,就算是凤凰浴火燃烧,也很难在一片废墟之上重建家园。但是,平生向学、有志于明道弘道的我,愿意效法佛经上所说的那只侨居陀山的鹦鹉,以翅膀沾一些水来,以图灭火。

     只因为,我实在是不忍心,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曾经居住过的土地上的历史文化毁于一旦啊。我是明知自己翅膀上洒下的这些少量的水滴,未必能救得了火,甚至于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也一定要献出自己的微薄之力!

     正是这种明道弘道的责任感,存亡继绝、返本归新的使命感,使他能够在任何地方、任何时代都耐得住寂寞,抵得住诱惑,受得住攻讦,不求荣华,不贪富贵,不慕虚名,而长年安心地在浩如烟海的故纸堆里专心研究,发掘史料,提出新说,诠释传统,钩玄提要,如他自己所说的“得到某种程度的真理,把已有的真理向前推进一步”。

    与此同时,也在为故国的现当代百年厄运望诊病症,探究药方,以期赓续传统,拯救国魂。

    一方面,他要在一个绵长庞杂的故国国史之中,重新去整理、发掘和评估他所心心念念的中华传统文化思想。

    他的这项研究工作的参照系,是西方的历史文化;研究的方法呢,也是西方的现代学术理论和方法。

    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深邃精致,使他心凝形释;而这个古老文化当中的精华部分,更让他感动惊叹。他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研究心得告诉世界,中华文化的儒释道三大思维系统中,同样也包含有若干普世价值的意识。

    比如,华夏本土千年以来所传讲的“道”,就类似于以色列的宗教、古希腊的哲学;它所表达的,正是承认人类共通的价值、人道主义和尊重人类尊严。

    另一方面,他继承了清末、民国学人的问题意识,即中国的国家方向和现代化问题、中西文化之争和融合问题。

    具体来说,20世纪的中国究竟会不会亡国?中国文化会不会消亡?中国怎么样变成一个现代的社会,或者说,如何走上现代文明的道路?中国文化如何和西方文化走向融合?

     对这个问题,他的导师钱穆主张“中学为体”,他的学界前辈陈序经等人提出“全盘西化”。“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他,偏偏选择了另一条路径,“我认为中国传统是既存事实,不可能完全抛弃,只能逐渐改进,而现代中国也不能不接受某些普遍价值,一定程度的西方化也无法避免。”他在这里所说的“西方化”,是他的毕生信念:民主、自由、人权、宪政、法治等普世价值。

    作为一个心存“问题意识”的学者,在他长长的一生著述生涯中,伴着青灯黄卷、案头稿纸,他陆续地完成了一部部以思想史和文化史为主、兼具原创性和系统性的中英文著作、学术论文。

    他的学术关注,从上古、中古到近现代,几乎横跨了整个一部漫长而连续的华夏历史。大凡上古时代、三代、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到宋元明清的思想史,再到近现代思想史和知识分子问题,他都下过一番苦功。

    更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著作论文有诸多的原创性洞见、论述。这里举例于万一,比如说,他发现了中国思想史的几次重大突破,均发生在王朝更替之际(如春秋战国之际、汉晋之际、唐宋之际、明清之际),并对此大处着墨、悉心剖析,如庖丁之解牛,如拨云以见日。

    长年伏案的他既是在握笔书写,也是在深情对话。他在书斋中与自己对话,与古人和今人对话,与记忆中的皖南少时村庄对话,也是在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当代情势对话。经由这些对话,他的著述给学术思想界、给很多海内外读者带来了醍醐灌顶的冲击、甘露洒心的启发、豁然开朗的领悟。当然,也给这个世界,留下了研究和理解中国思想文化传统极其重要的一把钥匙。

    带上这把钥匙,能够打开一扇扇古老而幽深的门,然后眼睛为之一亮,从惊奇的瞳孔中可以看到:中国文化思想传统的源头活水、演进历史、内在规律、清魂精魄。

    这真是一座丰饶的学术文化矿藏。

    虽然远隔故国万水千山,身处异域风土人情,但是,他在自己那间窗外有池塘、室内有书堆的书房里,构建了一个如云山苍苍、若江水泱泱的“文化中国”与“学术中国”。

    他的书房,取名“小书斋”。

    这是一处四壁矗立着高大宽阔的书橱、室内堆放了满坑满谷的书籍、房间里可见各类字画和笔墨纸砚的书香世界。

    这是他通往古今、认识中外、阅读、思考和学术研究的一方天地。

    悬挂在书房上方匾额上的“小书斋”三个字,是清代学者、书画家郑板桥的书法。

    自幼喜读历史书和诗文词集的郑板桥,平生为人做事公正清廉,耿介正直,遭罢官后身无长物,只得以卖字画为生。郑氏一生爱竹画竹,因为欣赏竹的气节,他曾在自己一幅竹子的画作上,作有这样的题画诗:“屈大夫之清风,卫武公之懿德”。以自己画笔下的竹子,来象征并赞扬屈原的高洁、西周卫武公的美德。

    余英时也是爱竹之人。

    他自小在竹林长大,对竹有一种特别的喜好。他的安徽潜山官庄乡故居的屋后,有一处茂密的竹林。小时候的他,常常跑到这片竹林里来回奔跑、玩耍。

    长大后的他,从事了文史哲研究,对竹的喜爱和欣赏之情,就更加浓烈了。乃因为竹子,是千载而下中国传统文人人格的象征。

    首先,竹象征着一种不愿随波逐流、同流合污的浩然正气。因为竹子常年保持着翠绿色,在色彩缤纷的自然界属于一股清流;其次,由于竹的柔韧性比较高,故此古代文人认为它象征了生命的坚韧、顽强;

    再有就是,因为竹的枝干弯而不折、折而不断,故而它又象征着一种宁折不弯的气节、节操。

    自一九八七年迁居普林斯顿以来,自此他的余生,居住在普林斯顿大学附近一栋隐藏在繁密的森林中的别致屋宅。

    森林的一角,是一片青翠而密匝匝的竹林。

    那里,是他工作之余经常散步的地方。每次来到这里,他都有一份赴约的欣喜和激动,一种与这片竹林的和谐与契合,一种回归家园的安祥与恬然。

    有一次,他在这片竹林旁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了这样的一番话:

    “到这里来,我常常想到‘劲节’两个字。一个人有没有劲节,可以看看竹子。竹子是有节的,又很直,这是一种道德的象征。

    中国文化最讲道德教育,是世界上讲得最多、最长的一个文化。做人做事要真,不能虚伪,不能因为临时的、眼前的、在世的和个人的利益,就把自己相信的原则都丢掉,那样是失节。许多人在新的王朝,新的政治势力起来以后,明明不相信也说假话,表示我对这个新的政权的拥护。这就是失节了,就是没有了劲节,没有了气节。”

    可以告慰平生的是,他至死,都没有失节。

    可以仰不愧于天的是,他直至生命走到终点,都守住了节操,不向黑暗低头,不与黑暗合作,一心追求光明,一心守护善道。至此,他真是做到了如孔子所说的“守死善道”了。

    那个夏日清晨,他像是书房外的竹林丛中一株亭亭植立的竹,临别之际向同伴们轻轻地道别,在它们默然的注视下得到深切的理解,由衷的欣赏。然后,慢慢地倒下身去,平静地化为尘土,融入大地。

    那一刻,青草、野花和露叶覆盖了他的全身。他的身旁,几株不知名的小树低垂着树冠,朴素而安祥。那是灵魂栖息的地方,那是晨光初照的地方。

    那一刻,他昔日书房的窗外,竹影婆娑。

    郁郁葱葱的竹林,在风中轻轻地摇曳,发出颤音。

    彷佛在吟唱一首古老的动人的歌谣。彷佛在讲述一个永恒的生命的故事。

 

 初稿写于二零二一年八月,修改于二零二二年九、十月,于美国威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