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先生离开了。
那天是高温的八月酷暑，一年中最炎热难耐的时节。
可华人学术、知识和文化界中的许多人和众多读者，却等来了阵阵寒意。
虽然他已经是九十一岁高龄，但人们还是没有做好心理准备。这消息让众人猝不及防，让大家感到震惊和悲恸，感到伤感不已，感到怅然若失，甚至于愤愤不平。他走得太匆忙，没有留下任何的告别话语或嘱托，此前也没有任何身体疾恙或衰悴的传闻。
相反，近年来他的文字和见解，仍然活跃于媒体的时政版面，就华人世界的诸多政治社会议题频频发言。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个有着强烈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对暴政弊制深恶痛绝，对故国迎来自由有着殷殷期许的人。
然而，尽管他以逾九旬高龄辞别人世，他终是没能亲眼目睹高墙的覆亡、自由的来临。
他把遗憾留给了故国和世界，把躯体还给了大地，把灵魂交给了上苍。
灵魂是不死的能量。
有灵魂的人的死，也是生。
这是今夜我唯一的安慰。
也许，故国根本不配拥有这个有灵魂的学人。
故国所给予他的，在生前，是遗憾；在死后，仍是遗憾。
今夜，我该如何形容他呢？一个温蔼儒雅的学界长者，一个深邃但不失原创性的思想者，一个终生自我放逐的华夏民族苦难的魂灵，一个夙兴夜寐、勤奋著述的书斋中人，一个种族暗黑时代的启蒙者和极权帝国的异见者，一只洞穿现代乌托邦撒旦主义真相的乌鸦，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和嫉恶如仇的贤者，一个在国际学术思潮的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领域起航并烙上个人印记的刚健船长，一个以微笑、烟斗、茶点、安徽方言开门迎接知识界慕名访客的智者，一个以融合东西方学养和冲击性思想提升了汉语学术地位的个性学者，一个把百年民族沧桑劫难凝结成胸中灼痛伤口的悲鸣者，一个对外来暴政政权始终采取不合作态度的文化遗民，一个在物质主义时代践行着儒释道精义和近代知识人道德信仰的“老古董”。
八月底，他生前所创立的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为他举办了一场追思会。
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举办《余英时先生追思会》
会场的正中央，是他的遗像。
遗像的两侧，赫然书有“文起神州澄乱世 史承道统汇西东”十四个白底黑字的大号行书正体字挽联。
这对挽联先用的“起”、“承”二字，道出了他的学术渊源；接着使用的“澄”、“汇”两字，则肯定了他在学术领域的历史性贡献。
我尤为欣赏其中的“澄”、“道统”这几个字，其中透露出一股勇猛刚健的浩然正气充溢在字里行间，展现出逝者“以一人敌一国”的恢弘气魄。这幅言简意赅、盘空硬语的挽联，终将会像印章一样，镌刻在他平生劳心焦思的故国历史的画卷之中。
接连几天，这幅挽联中流露出的某种狂狷、刚正的味道，久久地盘旋在我的脑海里，使我不由自主地从心里生出评析它的意图。今夜，就让我简要谈谈他的学术理念、他的政治情怀吧。
晚清儒学大家、广东学者陈澧，对学术有个著名的二分法，即：士大夫之学和博士之学。
前者，相当于现代学术的通识、全人之学问；后者，相当于专家、专门之学问。
余英时自然是属于前者的。
纵观他的学术生涯，他的治学不在“专”，而在“通”。他的学术论著是通史、全局的学问，而非专家、专门之学。
他既“通”古今，又“通”中西；既“通”中国经典学术，又“通”西方现代学术；既“融通”人文学科的三大主干——文（学）、史（学）、哲（学），又“通悉”社会科学，比如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虽说主攻思想史和文化史，也密切观察历史学的其他领域——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宗教史、哲学史、文学史、生活史等，并将这些众多的专门史，贯通在他的治学和著述之中。
尤其是，他不仅仅只是探究中国的历史、思想和文化，也同样长期研读“西学”——西方的文化、知识和历史。
对于“西学”的兴趣和热情，他是这么描述的：
在《我走过的路》一文中，他回忆道：“总之，1948年在北平的一段思想经历对我以后的学术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我对西方文化和历史发生了深刻的兴趣。我觉得我必须更深入地了解西方文化和历史，……。”、“在哈佛大学的最初两三年，我比较集中精力读西方的史学和思想史。所以我正式研修的课程包括罗马史、西方古代与中古政治思想史、历史哲学、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等。”
在《现代学人与学术》一书中，他写道：“我始终没有放弃对西方文化与历史的求知欲望。”
然而，他平生治学和撰述的重点，他的学术兴趣和热情的指向，仍然是——中国的传统历史、思想和文化。
只有在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中，才能安放他不安的灵魂。只有在中国的古旧典籍史料中，才能唤醒他深情的记忆。那是16岁之前，他的童年少年时代，一生中最美好、无忧虑的年岁。为了躲避战乱，年仅7岁的他被父亲从城市送至安徽乡下，在潜山官庄乡的农村里生活了9年。
乡间生活让他一度十分地不适应，有时他会想念昔日的城市生活。那里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没有卫生设施，乡亲们过着原始的贫困的农村生活。当年这个穷乡僻壤的皖南乡村，几乎全未受到现代生活的感染，与几百年前的古代传统农业社会几无区别。
但是，乡间生活也使他见证、融入了中国的传统农业社会、宗族社会，使他对传统的中华文化载体有了一种亲身的体验，从而使他日后读史有了一种亲切感，和一份“同情的了解”。于是，在他后来从事研究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学术生涯中，他生发出了涌自心底的澎湃情感和真实感。世界汉学界从而拥有了一系列宏阔而精深的著述，华文世界也有幸收获了茂育国族的学术蕴藏。
“一生为故国招魂”，这是他在导师钱穆先生去世后所写的挽联的头一句。
这句话，是他对导师一生志业的概括、终极关怀的归纳，也是他对自己的期许。
其后，他以这七个字为标题，写了一篇哀怨动人的悼念文章。
在文章的末尾，他表示要承当起老师的未竟之业，“继续为故国招魂”。
那么，钱、余师生二人的一生志业、终极关怀——“为故国招魂”，是什么意思？什么才是故国的“魂”？或曰“国魂”？又该如何“为故国招魂”呢？
师生二人均是史学界乃至思想界、哲学界的宏儒硕学，并且都有一份对中华文化传统之生死存亡的忧煎，以及兴灭继绝的宏愿。经由数十载研究民族历史、文化和思想的积累，他俩得出相似的结论：“国魂”就是“中国的历史精神”或“中国的文化精神”，或是“中华文化的价值系统”，一种以人文为中心、重视历史和教育、看重道德观念、人与天命自然融合一体的德性精神。
简单来说，“国魂”乃是中国文化中的人文思想、人文精神，或曰：中华文明的人本主义。
至于“为故国招魂”，这么说吧，在20世纪尤其是下半叶文化崩颓、国魂飘失的时代里，他俩一生治史的终极关怀均是：中国文化的存亡；他俩一生治史的宗旨也都是：从历史上去寻找中国文化的精神；然后加以系统地整理、提炼和阐明，从而达到保存和发扬的目的。与此同时，在自己的人生中，践行中华文化思想所教诲的——修德，守道，砥淬节义。
余英时生前多次表示，他对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会持续地观察和评论政治，但不会参与政治。
为此，他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之余，在思想史和文化史的专业研究达至高深地步的同时，也在痛切、热忱、竭诚尽节地为两岸三地华人世界的政情社情发声进言，训督权力，批评弊政，参与社会活动，创办杂志刊物，声援抗争的民众，痛斥坚硬的高墙，如杜鹃啼血般悲歌不已，如灵乌号呼般忧心殷殷。
他的论政而不参政，针砭时政而远离权力，展现了现代知识人“以独立思想和批判精神关怀公共事务”的作风，也传承了古典中国传统“士人”以“道统”制衡“政统”的风貌。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才20岁出头的他，就在香港刊物上接连发表政论文章、创办杂志和出版社、撰写社论和著作，以“士人”之“道统”对抗“政统”了。
在香港的近六年里（1950—1955），作为新亚书院和新亚研究所的学生、兼职教员、青年学者，他在香港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文章，不但批评英治香港的缺乏优良学术氛围，还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倡导华人社会吸纳民主自由的价值。
他的文章，引起了海峡对岸正处于威权统治之下的台湾当局的注意。
之后，他被台当局列入黑名单，台政战部门查禁他的文章。1955年，在他获得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学人计划”录取后，台湾政府拒绝给他签发中华民国护照，导致他赴美进修的计划被延误了大半年。最后，不得不以“无国籍人士”的身份入境美国。
与此同时，他用更加犀利的笔触，批评他生长于斯的那片土地上的新名教、新体制。
他接连撰文指出：“极目中国大陆，是一片黑茫茫的统治思想。”
“目前祖国大陆在红色政权统治之下，固有文化已被摧毁，西方文化也被隔绝。马家店的新名教在中国大地上无孔不入，窒息得人人透不过气来。‘五四’以来一点残余的自由意识早已被扫除得干干净净。”
“马家店的极权体制不但是从外面移植过来，强加于中国民族之上，而且对个人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摧残压制更超过古今中外的一切专制统治。”
从风华正茂到耄耋之年，从青丝到白发，这样的批判，持续了他的几乎整整一生。
与此同时，这样的批判，也贯穿了上个世纪中叶至今逾七十年、两岸三地华人社会走过的历程。就台湾来说，从1950年代开启的戒严时期和白色恐怖、六十年代的《自由中国》和雷震事件、七十年代的退出联合国、美丽岛事件，到七、八十年代的党外运动，到2010年代的太阳花学运；
就香港来说，从1950年代英治时期香港教育资源的匮乏、六十年代左派学校和红色思潮的泛滥、七、八十年代公民社会和民主运动的萌生，到“九·七”之后香港的日渐萎缩，到2010年代港人的一波波抗争，直至香港的全面沦落；
就大陆来说，从1949年肇始的“暴秦”式统治，各种政治运动纷沓而来，土改的血腥、反右的残酷、大饥荒的凄惨，直至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的摧毁千年中华文化，到七十年代末开启的“党资本主义专政”、“权贵资本主义”模式，到2010年代的极左回潮和“天朝法西斯主义”的浪潮。
在他身处的各个时代，耳闻目睹着无数生灵的哀号，体制的暴虐，谎言的弥漫，伦理的失序，道德的滑坡，文化的倾颓，他的良知让他无法对这一切漠不关心，无法对这种种的惨象乱象视若无睹、置若罔闻，而驱使着他竭智尽力地指斥黑暗，呼唤光明。
无论是他纵笔论政、接受访谈，还是他参与组织社团、创办刊物，无论是他公开声援两岸三地的民主运动、公民抗争，还是他对陆港台当局打压人权、压制民主的严词批判，都秉持了他的笔下宋代范仲淹倡导的精神——“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这是暗夜的曦光，是不灭的青焰，又是寒冬的萌茁，是反抗无道的湛泸剑，是对于受难生灵的爱的悲悯，也是对暴恶体制的憎的义旗。这样的声音，代表了同时代华人世界觉醒者的勇气和良知，也是这个东方古老民族绵延千载的一丝血脉的当代再现。
作为一个世人印象中纯粹的人文学者、书斋里的学问家，余英时这种对时局和政制的发声、对公共事务的介入多少有点出人意料，尤其是他不时发出的勇敢而尖锐的声音。但对于一个兼具传统士人和现代知识人气质的文化人来说，一切似乎又是那么的顺理成章。
面对这个数千年来中华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这个全方位践踏人性自由、权利和尊严，这个尸山血海、浩劫频仍的时代，时常回荡在他耳边的，是宋朝士大夫“士以天下为己任”的格言，是明朝儒者“从道不从君、匡正世道人心”的自勉，是历代华夏志士“忧国忧民、救世济民”的情怀，是现代知识人“维护人的尊严和社会正义”的志向。于是，他在无边的黑暗面前便有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即使为此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招来各样的祸患和打压、嘲讽和非议，也在所不惜了。
带着这样的情怀，这样的志向，他的大量政论文章、媒体访谈、专栏写作、公开演讲，除了凸显其丰厚而独特的学养和思想之外，也饱含了他全部的情感、理想和价值取向，以及他所信奉的人文精神——对人的自由、尊严和价值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中华历史遗留下来的优良思想文化的珍视。
并且，他的这一份公共情怀、所信奉的人文精神，从年轻时一路走来始终如一，至死不渝。在他八十多岁的那几年，还依然在多家媒体上笔耕不辍、直斥暴政，真是活出了孔子所说的“吾道一以贯之”了。直到生命走到终点之前不久，年逾九旬的他，仍然在为香港的前途命运忧心忡忡，将自己对香港人的声援和期许，以传真、信函方式发给身居香港的同道学者周保松先生。
自20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无数的知识人文化人在权力面前，或选择降志辱身，或选择俯首帖耳，或选择献媚邀宠，或选择沉默逃避，再不就表现出“专制下的犬儒”、“聪明者的躲避崇高”、“不愿睁开眼去看博仁厚的美名的暴政的真相”。到了后来的所谓“开放”、“改革”、“领路”、“和谐”、“崛起”、“强国”、“盛世”时期，更是讴歌颂赞声不绝，雀跃欢呼者斗量，海内外知识人、文人学者主动迎合、依附专权体制，以便从中获取名利权色者，可以说是多如过江之鲫。
无疑的，这位华人历史学者是一个异数。他的言行文字，让世人看到在一众普遍奴在心者、争相竞走权门的学术和文化圈中，依然还有少数拒绝与权力阶层为伍且不惮于说真话的知识人；在一堵貌似伟岸的高墙面前，在一间挤满了昏睡的人们的万难破毁的铁屋子面前，依然还有少数的在寂寞里奔驰的清醒者。
在夏日酷暑的时节，余先生匆匆作别人世了。他走的时候，没有留下任何的告别话语或嘱托。从此后，世上再无余英时。每想到这，不免给人带来难以言喻的空虚和悲愁。然而，他的道德人格、他的浩然正气、他从内心发出的对天道、真理和光明终身不渝的追求，却如同以光速传播的重力波般充塞了整个宇宙。
原因无他，这是一位有灵魂的学人。
灵魂是宇宙的正气。灵魂是时空的涟漪。灵魂是暗夜的星火。
有灵魂的学人，就算是手无寸铁，抑或是手无缚鸡之力，也能胜过这世上那些貌似强大汹汹然不可一世的政权。
乃因为，文化比权力更有价值，学术比政治更有尊严，气节比百年帝国更有生命。
对于这位视名利如浮云的学人来说，他宁可出现在其他知识人严谨学术著作的注脚里，也不愿出现在某一天报纸的头条上。他宁愿与后辈学子谈论一下午的学问，也不屑成为暴政权势阶层的国师或座上宾。
在他去世后一个礼拜，普林斯顿大学在该校最古老的东长青树楼，连续三天降半旗，以示哀悼。那在烈日下迎风飘扬的白底红蓝黑相间的校旗，展演似的在风中婆娑起舞，竟好似在舞动着这位史学家峭洁的灵魂。这样一副灵魂，会在不同地域不同时空被不同的人们感念，进而鼓舞、启发更多的生灵。
这样的一副灵魂，属于永恒。
灵魂，是不死的能量。有灵魂的人的死，是另一种生。
初稿写于二零二一年八月，修改于二零二二年九、十月，于美国威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