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二一年八月一日凌晨。美国东岸普林斯顿小镇。
余英时先生驾鹤西去了。
自年轻时离开故国、从此后辗转流寓海外数十载的他，如今，去往一个更远的远方。
这是一趟更远的远行。
这一趟没有归程的远行，他去往的，是一个更美的家乡。我相信。
因为经上说，凡甘愿进窄门、走小路、追求公义之人，凡不愿随从世风和掌权者、一生坚守真道和正道的人，必有公义的冠冕、更美的家乡为他存留。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意思是说，普天之下芸芸众生一生的奔忙劳碌，大多无非是为了一个“利”字，这是一幅蜂拥而至、随波逐流的众生画面。换成《圣经》里耶稣的门徒——使徒约翰——的话来说就是，世人的劳苦愁烦，一切属世的欲望，只不过是“肉体的贪欲、眼目的私欲，和今生的骄奢虚荣”。
而这位安徽潜山籍海外学者，一生所思所求的乃是公义、天道，而非名利、虚荣。他这独异、与众不同而颠沛丰厚的一生，走的是一条孤身“守死善道”、“明其道不计其功”、“以一人敌一国”的寂寞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
正因为此，故国曾将他划入“黑名单”之列。原因呢，乃是因为他长期坚持一个人的“不合作运动”，永不懈怠地呼吁一个挣脱枷锁和蛮暴的自由中国、人道中国和人文中国。
也许，他本是故国不配有的人。
但是，无论遭遇什么，他本人却常常表示“不能忘情于故国”。
即使离得再远，伤得再痛，痛得再深，他也仍然心怀故国。
到如今，在这个盛夏清晨，他永远地作别了故国。
故国真的更远了。故国真的更远了吗？
在他离世后的那段日子，在震惊和伤恸之余，一首很久以前的台湾民谣歌曲的旋律，不时地回响在我的耳边：“古老的中国没有乡愁／乡愁是给没有家的人／少年的中国也没有乡愁／乡愁是给不回家的人”。
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他有一句流传很广的名言：“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
是不是给人一种骄狂的感觉？抑或是，精神错乱？
中国，难道不是那个位于亚洲东部、人口位居世界第一、面积高达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一块东方大陆？你余某人一生大半辈子流亡或居住在海外，足迹踏过英属香港、民国台湾、美国东岸、中部、欧洲、日本、新加坡等地，怎么你所在的地方就是“中国”呢？这不是精神错乱、胡说八道吗？对于不太了解余氏学术成果、学术成就和学术地位的人来说，恐怕会讶异、甚至反感他的“骄狂”吧。
相信这是不少人的质疑，尤其是那些所谓的“爱国”人士们。
这样的质疑，乍一听，似乎有道理。
但请了解一下这句话的背景，以及这句话的全部内容。
那是1978年，中国大陆刚刚结束了“文革”、打开国门后不久。
当时任教于耶鲁大学历史系的他，作为美国首个“汉代研究考察团”的成员，对中国进行了为时一个月的访问。这趟行程，他走访了洛阳、西安、兰州、敦煌、昆明、成都、北京等多处地方，并且有充分的机会与家人亲友相聚，细听他们诉说近几十年来的遭遇。
返美后，他百感交集，五味杂陈，生出了无量苦痛和绝望。心里面对故国仅存的那星点希望，就这样破碎了。
在苦痛之余，他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那根本不是人能住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利益和算计，到处是政治挂帅。是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政治挂帅。所以我不觉得，那是回到了中国。反倒觉得那是外国，比外国还要外国。
我回来之后，有几个月都精神不振。我知道的中国文化已经没有了。从那以后，我觉得那不是我的故国了。”以后，我是再也不会回去到那个地方了，“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为什么非要到一个地方才叫中国？那块土地上反而没有中国。”
这是多么椎心的醒悟！这是多么伤楚的决绝！自少时去国之后，这将近三十年来在海外不停地奔波，迁徙，辗转多地，曾在不同国家不同城镇不同校园居住，表面上看起来已经在异国他乡安家乐业，融入了所在国所在地的社会。可是，这些年来多少次午夜睡梦中出现的，仍是童年时代走过的故土的画面，异域的山水也会勾起对少年时期流连的乡间的记忆。虽然他早就知道山河已然变色，故国风物不再，但仍然还在心间对故国存有一丝的眷恋和幻梦。
如今归来的他，终于彻底地醒过来，那个魂牵梦萦的故国已经面目全非了，那个温情礼治的故国是早已不存在了，也是再也回不去了。
就这样的，故国，已经变成了久远的历史，化成了遥远的记忆。醒悟过来的他，不由自主地说出了一个冰冷而荒诞的事实——“那块土地上反而没有中国。”
原因呢？
向来以论证严谨周密、史料充分翔实，备受学术界知识界肯定、尊崇的他，在这里只是笼笼统统地讲了两点理由：
其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政治挂帅，被来自异族的以欺诈和残暴著称的“列、斯体制”全面征服和禁锢；其二，中国文化已经没有了，毁于从外面移植过来并强加于中国民族之上、摧残压制个人精神自由和尊严、可称之为“马家店的新名教”的西洋糟粕思想体系。
从此后，他再也没有踏上过那块叫做“中国”的土地。
不过，中国方面却是一直想统战这位在国际学术界久负盛名的海外学者。
有关地方当局将安徽潜山的余氏祖居修缮一新，建造成为“余英时故居”而作为当地的旅游资源。多年以来，从安徽省、市、县各级机关的党政官员，到统战官员、文化官员、高校官僚，络绎不绝地赴美造访，欢迎他回乡看看，鼓动他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当局还曾经组织过一个19人的安徽代表团赴美沟通，以“乡情”和“亲情”劝说、邀请他回乡走动走动；中国的驻外使领馆也曾通过各种渠道联系他，托人传话给他，欢迎他到大陆到处走走，也可以是私人的访问。
显然，他成了当局的高级“统战对象”。
然而，这种种娴熟而让常人难以抗拒的统战手法，从来都没有成功过。
1978年之后的他，终是没有再回去过。
直到终老。直到客死。
近几十年来，回荡在他心中的，仍然是那句——“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以及另外的两句话：
“为什么非要到一个地方才叫中国？那块土地上反而没有中国。”、“我知道的中国文化已经没有了。从那以后，我觉得那不是我的故国了。”
类似于他的这句痛彻心腑的“我知道的中国文化已经没有了”的内心感慨，也曾发自其他文化人的口中、笔下。
1966年，81岁的上海学者熊十力，耳闻目睹文化大革命的疯狂悖逆、毁灭文化，遂常常在许多小纸条上写些抗议的字句，有时甚至写在裤子、袜子上。然后，他独自一人、跌跌撞撞地走到街头或公园里，面容悲戚地喃喃自语：“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
1964年，54岁的香港学者唐君毅在流亡香港十五年之际，对中国大陆的政治社会现状悲愤不已，继而撰写文章，指出“中国文化的崩倒、飘零、散失”。他是这么说的：
“以整个中华民族今天之情况而论，大陆中国之五六亿人，无一能逃马恩列史之思想奴役和党权之专政政体。”、“以今天之中国文化而论，如一园中大树之崩倒，而花果飘零，枝叶离披，随风吹散，则不能不说此是大悲剧，是不可不为痛哭而长太息者也。”
1978年海外的余英时，1966年上海的熊十力，1964年香港的唐君毅，他们身处不同的时空、不同的环境，却不约而同地在为中国文化的沦亡而痛心疾首，而涕泪交流，而长声叹息。这是他们个人的创巨痛深，也是这个民族的千载悲剧。
晚明学者顾炎武在他的学术札记《日知录》中，曾区分“亡国”和“亡天下”的不同之处，进而指出“保国”和“保天下”的区别。
这位晚明大儒是这么说的：“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这段话，道出了顾氏对文化的高度重视，和对生民的深切同情。在顾氏看来，“亡国”，只不过是改朝换代、换个王帝、国号、统治者罢了；而“亡天下”乃是文化之亡，这才是最可怕的。如果道德衰落，文化不存，仁义的道路被阻塞，统治者虐害人民，百姓之间纷争不断，那就是“亡天下”的莫大悲剧了。
用现代的话来说，“亡国”指的是失去政权，“亡天下”则是文化的消亡。
进而，顾氏提出了“保国”和“保天下”的思维命题。他的原句是：“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过了两百多年，这段话被梁启超浓缩成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个字，成为华人世界皆知、但被许多人误解的名言。 那么，顾氏的原意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他想说的其实是，保卫一个国家的政权系统不致被倾覆，是帝王将相和文武大臣的职责；而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仁义道德的守护和发扬，就连每一个低微的百姓，都是有责任的。
生处四百年前、17世纪东方绝对皇权体制下的顾炎武，竟然会有如此超前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和文化意识。他当时一定很寂寞。
不能不佩服这位晚明学者的思想超前，以及以民族文化为重、以天下苍生为念的胸怀。
古代顾氏当年的这一“亡国、亡天下”论述，让四百年后的现当代学者余英时读起来，顿时觉得“心有戚戚焉”，心里面激荡出一股惊湍怒浪的伤痛和寂寞。也许是因为，这两位一古一今的学者所身处的时代、遭逢的际遇、目睹的乱象，有某种相似甚至共同之处吧。
进而，作为史学家的余英时悲愤地指出，20世纪中叶的这一次“亡国、亡天下”，放在一部漫长的中国历史里头来看，其黑暗、祸乱、钳制社会每一个角落的程度，更甚于历史上的几次“亡国、亡天下”：五胡乱华、五代十国、蒙古入主。身为有良知的清醒的华人历史学者，怎么可能会对此无动于衷？又怎么可能会不为此扼腕叹息？！
他的这句论断，曾经让我在无数个午夜梦回之际辗转难眠，既感到醍醐灌顶，又久久地悲从中来。
依我之读史经历体会，我曾不揣浅陋地对他的这一论断稍加修改。那是：在华夏中国悠悠数千年的历史里头，总共有过四次的亡国亡天下，均亡于外来蛮族或政权的暴犯之手，即五胡乱华（公元4世纪）、蒙元南侵（13世纪）、满清入关（17世纪）、苏俄亡华（1949）。
前三次的亡国亡天下分别历时135年、97年、276年，第四次则仍在进行时。何时能够结束亡国状态，恢复我千载中华，尚未可得知。也许，这是包括余英时在内的那些独异者、清醒者和仁人志士们的一句“天问”吧。
余英时终身不再归国的心志，是如此的决绝，又是如此的茹泣吞悲。原因是，故国已经既“亡国”又“亡天下”了；或者说，国土不能守，历史文化亦不能守了。他心中念兹在兹的故国和中华文化，已经成为明日黄花——中国已亡，中国文化也已亡了！
1958年秋，他在哈佛偶然从友人处，借到了一本从中国大陆秘密流出海外的书。
这本书，是广州学者陈寅恪的文史论文《论再生缘》的油印稿本。
读罢，他不禁深深地为该书所流露出来的无限沉哀而感慨、而叹息。
于是，他将陈氏这本书看作是————“一首为中国文化而写的挽歌。”
他的慨叹，借由文字表达了出来：“《论再生缘》中并无一语及于现实，然而弦外之音，清晰可闻：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正在迅速地随风逝去。
我已失去国家，现在又知道即将失去文化，这是我读《论再生缘》所触发的一种最深刻的失落感。‘天末彤云黯四垂，失行孤雁逆风飞，江湖寥落尔安归！’王国维这几句词恰好是我当时心情的写照。”
余英时这句“既失去国家、又失去文化”的慨叹，与写作《论再生缘》时的陈寅恪的沉哀，可谓心气契合。虽然这两位文化人一个困在国内，一个身居海外，但这一冷冰冰的、只有少数人才能看清的事实真相，是他们各自生命中所不能承受的沉重与哀伤。
故国，是再也回不去了。
那个水清天蓝、风物闲美的故国，如今已渐行渐远。那个民风和淳、仁义礼智的故国，也已经烟消云散了。
从此，他成了泰戈尔笔下那“永恒的异乡人”。
从此，他不再把故国系在鞋底，而是义无反顾地走自己前方的道路。
从此，他像历来“在自己家乡不被人悦纳”的先知一样，孤身前行，悲歌不已。
从此，故国，成了他醒时的梦，梦中的泪；成了他纸上的烟云，笔下的丹青；成了他“梦里不知身是客”的怅然忆念，成了他“流水落花春去也”的隽永情愁；成了他钟爱的唐诗中洋溢着“梅香与花影”的一方天地，成了他神往的儒墨释道、程朱陆王“巍巍然如高山仰止”的深邃哲思。
从此后，他就像明末流亡日本传播中华文化的朱舜水先生一样，在海外发愤著书，勤勉讲学，培育弟子，筹办刊物，孜孜不倦地以图保存和流播中国文化，留存和阐扬中华文化正统。
这个长期流寓海外、在荒野中孤身前行的学术旅人，以持续数十载的努力，开拓了一块真正代表二十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一世纪初叶汉学界现当代人文科学业绩的疆土，把中国历史文化和思想的精义完整地存留了下来，热忱地向世界弘扬。这孤寂而持之以恒的种种努力，都寄寓着一个发自其心底的强烈心声：中国不能亡！中国文化不能亡！
在他辞世后数日，其骨灰下葬于普林斯顿公墓。
这里是他的父亲余协中先生、继母尤亚贤女士的合葬之地。
遗憾的是，由于他的墓碑尚未制作，只能暂时在紧挨其父母墓地的旁边，垒成一个小土堆。
小土堆的上面，摆放了几个花盆、几束鲜花，和写有墓地主人信息的卡片。
除此之外，还有诸多的遗憾。虽然他以逾九旬高龄离世，但他还有很多的事情没有完成，就匆匆作别人世了。
比如，他在88岁高龄之际（2018年），出版了《余英时回忆录》的上册。该书从他7岁那年（1937年）写起，直写到31岁（1961年）取得博士学位为止，只占了其人生历程的约三分之一。由于年事已高，体力精力不济，直至他离世也未能完成回忆录的下册，让这本回忆录成了一本“未完成的书”，而成为华人知识文化界和读者心中永远的遗憾。
此外，他还有一些稿约、题字要约、专著，也未能完成。比如，2021年7月，台湾允晨文化出版社发行人廖志峰先生曾致电他，邀请他为该社成立四十周年题字，他当即一口答应，可惜此事最终未能成就。
又比如，他在晚年曾着手研究唐代诗人和高僧（尤其是禅宗法师）的关系，打算为此撰写一部专著，可惜最终未能如愿。
也许，这就是人生。有遗憾，有缺陷，不完美。
但是，我们不必为这些耿耿于怀，为这些长久地遗憾。因为一个永恒的学者，他的墓碑尚在其次，他的题字尚在其次，甚至于，他的回忆录也尚在其次；重要的是，他的著作文章和思想存留了下来，他的道德人格和气节存留了下来。
在这个夏日清晨，终其一生研究历史和思想文化的他，在睡梦中走入了历史。他的笑容、他的忧愤、他的笔墨纸砚，也都在这清晨的凉风中永远地飘走了，徒留我们在这人世间倍感无以复加的空虚和伤悲，也留给我们和后人诸多的遗憾。
然而，我们会在伤悲中欣慰，在空虚中知足，因为这位华人学者的著作思想、德行节义，有如历经烈火千锤百炼的精金美玉，定然永不见朽坏，而能够在历史长河中发出恒久的灿烂与光华。
是的，他的著作思想、德行节义，必将永不会朽坏，定然能长存于这个弯曲悖谬的世界上。
在他生前，我这样认为。在他走后，我更加这样认为。
初稿写于二零二一年八月，修改于二零二二年九、十月，于美国威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