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十年的动荡清洗之后，在经历了将近半年的权力过渡期之后，刚刚结束的人大会议产生出了一个怎样的权力体系，将对未来中国政治有着如何影响，是最近几天各界都关心的问题。
习近平亲信、没有任副总理经验的李强3月11日在人大上当选国务院总理
（德国之声中文网）如果将过去十年看作一个柔性政变、是中共自1992年以来市场经济化的威权体系逐渐终结的过程，并且以2022年秋天的”二十大”和2023年春天”两会”正式确立了中国独裁时代的到来，那么，自然不能与1933年魏玛民主的失败相比拟，倒是更接近公元前夕屋大维-奥古斯都如何继承凯撒专政的历史。
在古罗马历史上，自封”凯撒之子”和统帅的屋大维在与其他执政官合作结束内战之后，他的革命已经遇不到任何反抗，他的大部分党徒也得到了晋升，并且不断提拔一些边远地区的新人充任元老院，奥古斯都的整个党派都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种立场、一套纲领和一位领袖之下，奥古斯都掌握着绝对权力，推动了统一民族的建设，成为东方希腊人眼里的（地中海）世界救星。
再看今年中国两会后”新”一届的权力体系，俨然也是一个奥古斯都体系的翻版：在李克强下台之后，中共内部过去十年、最后一个合作–共治的派系也就是团派的力量被彻底清除，忠于元首的私人党羽纷纷占据党内重要位置，与不属于元首党羽的残余专业官僚组成一个新的政府团队。
然而，在一个全新的元首体系中，这样一支团队却是明显平庸的，难以真正应对中国未来的危机与挑战，因而是过渡性的，反而可能加剧旧的危机、并且不断制造新的危机。如果回顾过去半年政府过渡期所发生的混乱，白纸革命和社会混乱、大规模恐慌和经济衰退，或许都是未来五年中国形势发展的序曲或者预演。
从传统的君相维度来看，李强和元首的关系不再是党内领导人第二号与第一号领导人的序位关系，也不存在传统意义上党务与经济的党内分工关系，尽管李强的主要工作还是经济事务。李强可能更多地只是作为元首的执行长、在有充分授权的情形下处理经济事务。
当然，这届政府可能第一次摆脱了过去三十年中南海南北两院的矛盾，国务院办公厅和中办第一次和谐地统一在元首之下。李强和蔡奇之间固然可能发生面对元首的争宠，但是同为私党，都面对着掌握中枢、控制官僚体制的共同任务–也是他以国务院机构改革名义进行5%裁员而向整个国务院系统发出恐吓信号的原因–南北两院、李蔡相互间的配合应该是主要的。
这些新关系、新环境对李强都是有利的，但是并不意味着李强将会显示多少自主性、独立性，特别是以他在人大会议结束后的记者会上所称的”创造性”来主导经济政策。
因为，李强等党羽虽然与元首同为中国真正的统治者，目前留用的财政、金融等部门的专业主官只是因其专业性、因当下的经济困难和金融不稳而必须留用的，一如1949年进城之初留用的”伪蒋”官员和警察一样，都不具有政治威胁，但是他本人和整个党羽集团相比这些留用官僚们的智力水平来说先天不足，落了下风，可谓官僚体制逆淘汰的结果，由此向整个官僚体制释放的信号也是长久的。
具体地说，以李强为代表，其所属小集团基本上都是工农兵学员和师专出身，这种较低的学历在儒家传统、迷信精英教育的中国官僚体制内自然意味着智力不足和专业能力低下，他们的上升有着偶然性和去不掉的人身依附关系，这也是所谓党羽的特征。
另一方面，从李强和其他党羽的从政经历和领导风格来看，固然不乏在浙江、福建开放领先省份的灵活和务实，但是这些都会在他们主政中南海后被抛弃，回归到每个人和整个群体的平庸本质。尤其在危机时刻，例如2022年四月的上海封城期间，李强作为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表现，充分证明了这种平庸。如果置于全国性的领导位置，那么在白纸革命的挑战之下李强所采取的放任态度、以及随后造成的全国性混乱和新冠死亡灾难，更是将这种平庸暴露无遗。
类似的，蔡奇早在2017年清理北京”低端人口”时表现出的与普罗大众为敌的态度、王小洪在白纸革命爆发后对待中国宝贵的年轻精英仍然以陈旧的（1127）专案模式进行镇压，都暴露了同样的平庸。因为平庸，他们丧失了对基本理性和普遍原则的尊重，无视现实与冲突，而将私党利益和寡头地位置于最高。
这意味着，他们并不会如同李克强-团派与元首共治时期能够起到最低限度也是最后的党内牵制，相反，这个平庸集团的形成将会毫不犹豫地推行和放大所有的路线错误，变成某种加速机制，也可能加速与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对抗。
当然，对美国和整个印太地区的竞争集团来说，中国高层出现的平庸集团或许并不是一件坏事，整个民主世界的聪明精英们将很高兴地看到他们的中国对手是如何的平庸。
然而，他们也将面对一个更为封闭、固执、和强硬的对手，也是一个平庸党羽集团所制造的平庸帝国的到来，尽管它还披着一件死去的共和国尸体上的袍子，作为自己的遮羞布。这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长期挑战，也就是Pax Sinica的到来，远比预想的新冷战可能还要麻烦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