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北京想尽可能清除民间力量

DW: 中国山东省的法院週一针对“厦门聚会案”中的被告许志永跟丁家喜的案件作出宣判，刑期算是近年来相关案件中最长的。您如何看待这个结果背后所呈现的现象？

滕彪：这是习近平跟过去江泽民与胡锦涛的区别。在江泽民与胡锦涛时代维权比较活跃的时期，像厦门聚餐这样的活动根本不会被判刑。有的可能被骚扰，江泽民与胡锦涛时代也有一些异议人士被抓与逮捕，但首先人不像后来这么多，也比较少人被当局以“顛復国家政权罪”判刑。

到了习近平时代，像厦门聚餐这样的活动也会造成“1226大抓捕”，许志永、丁家喜与其他人被抓，并用“顛復国家政权罪”判这么重的刑期。这说明了中共内心的恐惧。它对维权人士与民间的维权运动是仇恨到了极点，它想尽一切努力把民间力量跟自由主义的影响给清除。

DW: 习近平上台后，对维权群体的打压包含2015年的“709大抓捕”，第二个大规模的抓捕便是2019年底的“厦门聚会案”。若从过去11年来的转变来看，中国政府对付维权群体的作法出现哪些重大转变？

滕彪：过去是对民间活动跟维权人士进行骚扰与限制，那些冒头或特别活跃的就会被抓与判刑，包含高智晟跟胡佳。但民间还是有一定的空间，维权律师的数量不断上升，NGO的数量也在上升，街头也有不同的行为艺术或抗议活动。到了习近平时代，这个门槛完全不同。过去不会被判刑的，现在也会被判刑，过去不会被抓的，现在也会被抓。

它不是针对那些冒头的人进行抓捕或判刑，而是所有活动都会受到当局处罚，他的任务就是进行清除，哪怕是发一条微博，都可能受到警告。无论从规模来看或对案件判刑的刑期来看，习近平时代都与过去有很大的差别。

DW: 在週一的判决前，丁家喜与许志永透过丁家喜的妻子罗胜春对外发布了声明。您认为这些声明会不会有可能增加他们接下来在狱中受到中国政府额外打压的风险呢？

滕彪：中共是完全不遵守法律的，中国自己的法律禁止酷刑跟虐待，但酷刑在中国的监狱或看守所是非常普遍的，被关押人被虐待的情况屡见不鲜，可说是体制性的。政治犯也不例外，几乎大多数的政治犯都在被关押期间受到各种酷刑或虐待，无论许志永或丁家喜他们在声明中说了什么，中国当局都知道他们对自由民主的追求是非常坚定的，也不会放弃。中国政府对他们非常敌视，所以才需要国际社会不断监督与关注，否则他们会受到更大的虐待。

DW: 目前这个案件还有其他被告尚未被判刑。若许志永跟丁家喜都被判了这么重的刑期，其他被告是否该预期会面臨同样重的刑期呢？

滕彪：许志永跟丁家喜做的事完全不构成犯罪，而且在中国推动人权跟法治是值得钦佩跟效仿的行为。中共对他们的判刑完全是非法的，刑期也是非常随意的。至于常玮平或李翘楚他们会被判轻一些或重一些，我们也完全没有把握，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构成犯罪。中共会考虑各种因素，例如是否之前被判过刑，他们参与活动的时间，以及他们在国际或国内的影响。丁家喜与许志永被判重刑，不一定意味著其他“厦门聚会案”的被告就一定会被判很重的刑期。

DW: 若从“厦门聚会案”来看，中国国内维权的空间，是否会因为这个案件蒙上另一层阴影呢？

滕彪：其实在这之前，维权空间紧缩就已经发生了。习近平上台后，先是2013年对新公民运动的清洗，2015年“709事件”对整个维权律师群体的打压，包含对其他环保、女权、家庭教会、记者或媒体，中国政府对所有这些民间力量都进行全面的打压。这个寒蝉效应是非常明显的。在许志永跟丁家喜这次被抓捕前，中国民间的声音已被打压得非常厉害。

敢于从事人权工作的人已非常少，即便做一些人权工作，也是非常小心跟低调。这跟过去2003到2013年民间的活跃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中国政府对许志永跟丁家喜的重判也说明了习近平的残酷程度，哪怕民间已经弱到这样的程度，他还是要用这样的重判传达他明确的信号，也就是他不想听到任何一个反对的声音。许志永在2020年初写了一个劝退书，习近平对此应该是极其仇恨的。

DW: 在这样的情况下，您认为国际社会可以怎么做，去有效在人权议题上向中国政府施压？

滕彪：许志永跟丁家喜这些良心犯代表的是中国的希望，中国的良心，而习近平跟中共代表的是一个倒退的黑暗方向。国际社会应该认清这样的现实，不能因为跟中共做生意并在中国巨大的市场赚钱，而忘记了中国的人权，以及忘记推动中国的民主法治。国际社会有责任通过各种手段，包含外交手段与包含把人权跟经济贸易挂鈎，以及包含各种方法来支持中国的民间运动，给中共施加压力，让中共这种倒行逆施有所收敛。

若整个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民主国家，能够清晰地意识到这点并下决心去推动人权，下决心在与中国交往时，把人权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还是会有效果的。中国共产党现在面臨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是经济的下滑，经济下滑在影响它的合法性，也在影响中国的社会稳定。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有求于西方。西方是有机会跟杠杆去帮助中国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