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照片: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出席在北京人大会堂举行的一带一路论坛开幕式（2023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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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周访问上海，这是他自2020年以来他第一次前往上海，引起了人们对他的政策议程的关注，尤其是金融、科技和福利方面。
近年来，中国经济形势显著恶化，主要表现为增长放缓、人口减少、房地产行业挣扎、银行不良贷款增加、外国投资下降。虽然这些挑战的根源和潜在解决方案各有不同，但总的来说，人们看到的一幅黯淡的经济图景，让人担心中国将陷入一场长期停滞的困境。
上个星期，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中央金融委员会会议上强调了金融业在支持实体经济和降低金融风险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
然而，观察人士认为，中国领导人最近的一系列动作看，随着中国经济困境加剧恶化，北京当局现在已经到了饥不择食、慌不择路的地步。问题是他们目前所采取的措施似乎是在加剧经济衰退，而不是缓解危机。
习近平当局有病乱投医
最近几年来中国面临愈来愈多的困难，除了GDP增长率不及预期，大型企业纷纷爆出严重财政问题，外国投资者减少甚至完全撤出在中国的投资外，青年失业率屡破新高更是为社会动荡满下了伏笔，尽管中国政府已经决定不再公布最新的青年失业数据。
正是在这种局面下，被认为是中国政府高层智囊的中国社科院学者余永定，最近发出警告，称北京的财政政策存在导致滞胀的风险。他强调，持续的通货紧缩压力和疲软的国内需求是中国经济放缓的两个主要因素。他的讲话凸显了决策者在试图改变中国目前经济轨迹时面临的巨大挑战。他11月18日在上海财经大学主办的论坛上说，中国政府需尽快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刺激中国内需，从而令经济回复增长。
余永定表示，中国GDP在大部分时间呈下降趋势，通货膨涨率极低，反映内需不足，所以政府需要尽快采取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以防止经济增长停滞但物价上升，即所谓“滞胀”的情况出现。余永定甚至扬言中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空间非常大，所以政府必须尽快透过投资刺激内需，甚至乐于见到中国政府为此打破财政赤字对GDP的比率不超过3%，国债对GDP的比率不超过60%的红线。他强调，若不把握机会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中国经济可能陷入长期停滞。
余永定的言论一向被外界认为是中国政府政策的风向标。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早于今年七月已发出《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措施》，列出六大方向及二十条政策举措，包括稳定大宗消费、扩大服务消费、促进农村消费、拓展新型消费、完善消费设施及优化消费环境，希望通过优化政策及制度设计，进一步满足居民消费需求，释放消费潜力，当中列出的明确措施包括优化汽车限购措施、延长餐饮场所营业时间和完善农村电子商务和快递物流配送体系等政策，这一切都跟余永定主张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如出一辙。
但是其他经济学者们认为，余永定的提议和中国政府的做法，不但没能对症下药，反而只会把中国经济的无底洞愈挖愈深。
缺乏社会保障令人不敢消费
前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蒋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指出，余永定和中国政府对中国经济的问题抓错了重点。
他说：“由政府推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虽然可以在消费环境不佳的时候，带动一下民众的消费信心，不过作用还是很有限，无法根本解决问题。”蒋豪认为，减税或许比大型投资，更能有效刺激民众的消费意欲。
旅居澳洲的独立金融学者司令认为中国内需不振的主因，不是老百姓没钱可花，而是中国的医疗和社会服务保障头重脚轻，除了那些有权有钱的政商阶层高枕无忧外，一般的老百姓根本不敢消费。
“中国的医疗资源都集中在大城市，老百姓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花很多钱去看病，尤其是有下一代的人，就更倾向把钱放在为下一代筹备资源这方面身上。不过人民根本无法认定到底筹备多少才够，于是这就变成经济的无底洞，只能不断为下一代和自己筹备。这个情况一天没改变的话，老百姓的经济能力都不能释放，” 司令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政府以“三级六等”的制度划分全国医疗资源，当中最高级别的三级甲等医院（简称“三甲医院”），截至2021年末有1651间，当中北京市、广州市、上海市和天津市四个大城市已有123间，光是北京市便有三十八间，比其他省份整个一个省的三甲医院数量还多。于是一旦出现近日广泛爆发呼吸道疾病案例需要求诊的情况，便立即导致区内所有医院人满为患，病人就诊须等候多个小时后，却只能与医生会诊数分钟的情况。
另一方面，根据中国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于2022年底纵然中国参与基本医保人口高达13.45亿人，占总人数的95.34%，但比起2021年却少了2517万人。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王超群撰文分析指，保费持续上涨和医保受益面窄且不解决大病负担等原因，导致中国很多民众决定退保。
王超群举例说，2003年新农合建立时，个人缴费是每年10元人民币，到了二十年后的今天却已涨到380元人民币，对于底层民众来说是不少的负担。于是对中国人来说，社会无法保障他们的医疗需要，故此更需要“积谷防饥”。
而且人们对于中国的经济前景也越来越不乐观。中国国家统计局在十月三十一日公布当月的综合采购经理指数（PMI），从九月的52.0跌至50.7，而且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更跌至49.5，是今年第六个月跌破50大关。虽然上月的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升至50.4，不过普遍分析指仅是受益于“十一黄金周”。由于近期没有出现足以刺激经济上扬的因素，因此预计十一月的采购经理指数进一步下跌的机会很高。果不其然，中国国际统计局11月30日报告说，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11月从10月的49.5下降至49.4，低于市场预期的49.7。 中国非制造业PMI在11月从10月的50.6下降至50.2。
资深独立中国经济分析专家蔡慎坤表示，必须向中国人民发一万亿元人民币消费劵，而且必须要求人民在半年内花掉，才是有效刺激内需的方法。“因为老百姓没钱可花，日常生活开支和房贷压力之下，根本没有闲钱去消费，”他说。
低效巨额投资需立即停止
对于中国政府是否还有足够财政能力派发消费劵，蔡慎坤明言非常有信心。他表示，中国财政最大的问题，是政府把钱花在完全没有回报的项目上，比如高铁就是个无底洞。
“高铁发展愈大亏损愈大，这些都是令库房透支的起前投资。而且中国人口不断减少，他们不会恒常的大规模流动，东部地区的高铁发展一直是亏本的，中部地区的更是完全赔钱，而且这些项目的造价愈来愈昂贵，这些项目都是完全可以停下来的。” 蔡慎坤告诉美国之音。
今年8月31日，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国铁集团”）发布的今年上半年财务报告显示，自爆发新冠疫情至今，已累计亏损超过1,800亿元人民币，总负债达6.1万亿元。
除了高铁项目，蔡慎坤指出中国政府还在高速铁路、维稳工程和举办国际性的大型盛会等多方面为自己不断挖洞。
“中国政府的维稳开支甚至已经超过军费开支，而且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很积极举办国际性的大盛会，比如杭州亚运。这些项目是地方政府根本没能力去办，最终还是由中央财政卖单。他们今天挖一个坑，明天把它埋掉，然后又不断挖坑，这情况是非常严重和普遍的，”他说。
路透社早前引述杭州市政府的消息指，杭州市为了举办赛事，光是2016至2020年已在各项设施上花费约300亿美元，还不包括2020年之后的“基础设施投资”。蔡慎坤不讳言地方政府官员竞相举办这些花钱却没能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项目，除了要争取权力，还可以在不用承担任何后果的情况下，为自己从中谋求利益。
习近平意图藉到访期货市场稳定军心
除了地方政府，在中国国家主席兼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央政府，在处理经济问题上的手法也带来不少令人质疑的地方。习近平在11月2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没提及本来预计在十二月举行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而这次三中全会预计是议定未来几年的经济政策方针。这两天习近平前往上海，视察上海期货交易所及当地的科技公司。前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蒋豪认为，习近平此行是希望稳定投资者，尤其是外国投资者的信心。
他告诉美国之音：“期货在经济上发挥着很重要的标准作用，让各方能有效配置将来的资源，当中发挥很大作用。习近平是希望藉此让大家看好中国的经济发展，给予大众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
不过蒋豪认为无论是内需市场还是期货市场都是自由经济的产物，自由经济是必须建立在公平和法治的基础上的，所以如果中国当局继续以人治代替法治，无法解决投资者动辄被控违规的问题，也很难让外国投资者会重拾在中国投资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