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片巨大的残垣废墟，一块块冒烟的龟裂土地。一队队主要由自发自愿者组成的人群，在那里奔突呼号。远道而来的以及本地的自救组织和团体，在四川大地震灾区，如雨后春笋，冒出地面。
我们看到，王怡等朋友的“秋雨之福教会震后救助事工”紧急动员起来了，冉云飞等朋友们深深投入了，“爱白成都青年同志中心”迅速行动起来了，“五一二民间救助服务小组”和“NGO四川救灾联合办公室”组建起来了，北京的罗永浩等牛博网的朋友千里迢迢、韩寒等青年长途跋涉，赴川救援了……。从基督教团契，到佛教僧尼；从国内临时组建的慈善机构以及社会和环保团体，到国际久负盛名的非政府机构；从大学生组织的Green SOS到尚民社会发展研究所，不约而同，在中国的政府和军队之外，开闢了另一个救灾现场，在满目疮痍的灾区。
最新一期美国的《时代》周刊敏锐地观察到：“地震呈现了中国自我中心这代人（Me generation）的悲天悯人的一面。它把政府置于空前未有的监查之下。从此，中国不复是原来的中国了。”
从天而降的毁灭性灾难，一瞬间使一个全权社会突然停摆，其统治机器和管理网络突然断裂、解体，骤然带来了短时间的管理真空，权力真空。而大灾带来的大量紧迫的救援需求、医疗需求、物资需求、秩序危机、管理危机，这种超大范围的燃眉之急，纵是再强大的极权政府也无力解救。于是，民间自救应运而生，自发的民间组织应运而生，而过去仅存于地下的公民组织也一下子浮出了水面。彷彿一下子回复到了“人饥我饥，人溺我溺”，守望相助的初民社会时期。人们自发地组织起来，抢救生者，掩埋死者，传送捐款，传递紧急物资，运来仁浆义粟，专业人士和医疗人员，实施灾区消毒防疫，进行身体和心理治疗，各省人士纷纷认领和收养孤儿………。
平日被高压的思想和言论管制整蛊得冷漠隔绝的人际关系，平日被残酷的生存竞争弄得绝情寡义的社会氛围，其精神之墙，在汶川轰然一声巨响之后，倒塌了。灾民们相依为命，组织起来，自救救人，相互呵护，拉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心灵之间的距离。这种自发组织，这种心灵的呼应，不是意识形态教条塑造而成，不是官方权威强力整合而成，它出自人类天性，出自自救本能，具有绵长的生命力。
虽然，当局对民间自发的组织一直有本能的警惕，对体制之外的私立慈善机构、宗教和社会及环保团体一直进行监视和压制。人所共知，过去在中国，要想成立一家非政府组织（NGO）要过无数关卡，而且还要挂靠一个官方单位。然而，大难之下，人命关天，巨灾面前，人们冲破了恐惧，冲破了限制，蓬勃生出的公民团体已是势不可挡，并继续顽强地在扩展它们的空间。
灾民群体是维持这种空间的主要力量。他们已无所失，他们已无所畏。他们此生下半辈子，就是为自己的亲人讨回公道，讨回正义，讨回补偿，讨回生命的尊严。
过去，笔者曾基于共产极权社会消灭了民间社会的现实，曾指出现代中国社会重建的艰难。那是在一片物质的、伦理的、精神的上废墟的重建，几乎是从零开始。人坏掉了，社会的细胞、单元给毁掉了。要重建，就只有依靠从最基层的社区入手，建立一条一条的乡规民约，在契约关系上，一层一层地把一个文明社会重建起来。
然而，不期然地，巨灾大难成为人类灵魂的洗涤剂。它可能转变成公民社会的第一块砖。
虽然，一名浙江地区的NGO组织者，根据以往的经验对其他非政府组织说：“枪打出头鸟，谁也别太表现自己，老大哥在看着呢。”历次运动，给了中国人太多的教训。这句悲怆的警语，饱含无数国人血泪。
但是，免于恐惧的自由仍然不顾一切地开始升起，正在倔强地占领灾民的心田。“我的孩子已经死去，我的妻子已葬身瓦砾堆下，我已无所失。我已无所畏惧。”如此巨大的灾难震撼，使得心理畏惧的底线已然越过，恐惧感正在消失。我是灾民我怕谁？挺身而出，捍卫自己的权利——或许，公民就是这样造成的。
这是一个警察国家走向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临界点。
诚然，历史经验指出，在危机当时，当局急火燎心，在内外巨大压力之下，一些放松封锁和管制的措施可以出台。然而，危机之后，权力垄断的惯性使其故态复萌。就像当年的萨斯（SARS，非典）事件当局的表现一样。危机之中和危机之后，划然有别。
然而，论灾难震撼之烈，萨斯不可同日而语；况且，如今的天时地利人和都非复当年了。如何把大灾中获得的公民权利及民间空间凝固下来，在法律上，在事实上凝结下来，不能让其收回去。这是摆在国人面前的课题。这是民间与当局的长期反覆博弈的焦点。
我们穿行在历史的隧道中。虽然，尽头还未曾看见，然而直觉告诉我们，它已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