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5月27日），是敬爱的苏绍智老师 (1923.1.25~2019.5.27)去世五周年纪念。这个日子，离他老伴胡鑑美老师的忌日也不远，本文就算对二老的共同怀念吧。
我跟苏老师结缘，始自1979年春天，他给我们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同学上大课，讲“科学社会主义”。一来他名气大，不仅任社科院马列所（全称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的所长，而且积极参与高层改革开放的重大研讨，是全国有名的改革派理论家，他的文章有深度。无论公开的官媒，还是各种内部参考，凡有苏老师大作发表，同学们都争相传阅，先睹为快。
与苏老结缘，始自社科院
我们是1978年考入社科院的首批研究生（号称“黄埔一期”），绝大多数来自基层，思想比较活跃，对理论宣传有较高鉴别力，但凡看到胡乔木、邓力群之流的陈词滥调，一看标题，就知道是啥货色，根本不想浪费时间。而对改革派的大作，都认真细读，深入思考，提出质疑，甚至激烈争论。胡绩伟，王若水，于光远，李洪林，苏绍智等人，都是我们喜欢的大家。
苏老师对《资本论》研究很深，他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南开读研究生的时候，都下过功夫，对基本原理和国际学术界的争论难点，非常熟悉。我的专业是世界经济理论，按社科院的说法，要靠“两论”起家，以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全名叫《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为主要教材，必须吃深吃透，融会贯通，还要通过闭卷考试，才能毕业。为此，我常向苏老师请教疑难问题。
后来，我原先的导师仇启华（世经所副所长），奉调去中央党校，继任导师是研究员郑伟民，留学苏联以前，是苏老师在复旦大学的学生，所以，我戏称苏老师是我的太师，或师爷（老师的老师），这更加深了我跟苏老师的关系。苏老师的老伴儿胡鉴美女士，曾任《人民日报》理论部编辑，是有名的评论写手，据说许多重要的按语、短评，和社论，都出自她手，只是不署个人姓名而已。苏老师曾任《人民日报》理论部经济学主任，也跟胡绩伟关系密切。
在社科院读研的三年（1978-1981），也是改开风头最劲的时候，保守派市场很小，但改开也非一帆风顺。邓本人左右摇摆，毛左不时兴风作浪，我们虽然是学生，也能感受到上层斗争的跌宕起伏，包括1979年，老邓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同时封杀民主墙，重判魏京生；还有批判白桦电影剧本《苦恋》，1980年，部分高校学生竞选人大代表，遭到打压；同年底，老邓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写入宪法，成为打击改革派的紧箍咒；1胡乔木激烈攻击胡绩伟，关于媒体应该维护“党性还是人民性”的质疑，等等。
记得我跟苏老师私下聊天，问他如何看待老邓的“既要又要”：一方面改革开放，甚至表示要搞“政改”；但另一方面，又打压改革言论，自缚手脚？对比老毛，无论功过是非，但他前后一致，表里如一，为啥老邓就自相矛盾？
苏老师说，好朋友之间，经常讨论邓大人的自我矛盾。大概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邓理论本身就自相矛盾。他不像毛那样自信，对理论的彻底性也不感兴趣，实用主义色彩明显，黑猫白猫就是证明；另一方面，也跟他善玩权术有关，左右互斗，都求他支持，他居高临下，从中平衡，控制双方。看看老毛在九大的新班子，左手是林彪四人帮一群喽罗，右手是周恩来和一帮务实派官僚，玩的也是平衡术这一套。
我的硕士论文，是《战后世界市场的发展趋势》，自己拟好提纲，征求郑伟民和世经所几位老师同意。之后询问苏老师，他说这个题目很好，因为涉及世界市场的统一性问题。斯大林说，战后有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一个是美欧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另一个是苏联东欧经互会，和中朝越古组成的社会主义世界市场。这个说法不对，既不符合《资本论》对市场市场的定义，也不符合实际情况。改正斯大林的错误，对我们融入世界市场，享受最惠国待遇，既有理论意义，也有现实意义。
但答辩过程出现意外，两位外聘的答辩委员（人民大学教授郭丁，中央党校教授吴健），以坚决抵制“否定马列经典的歪风”为由，投了反对票，让我的答辩没通过。苏老师得知后，批评郑老师糊涂，应该先调查一下两位左派学阀，属于哪个派别？有何学术成果？如果资格不够，就不该聘请。他为此建议换人，聘请南开大学理论权威滕维藻（经济系主任）教授，和熊性美教授，他们都是著名的改革派理论家。果然，到第二年（1982年）暑假，世经所重组答辩委员，我的论文没做任何修改，顺利通过。
当年秋天，我到美国留学，先在麻州大学经济系读硕士，两年后（1984年）转到纽约州立大学社会系，硕博连读。从1987年胡耀邦下台，到1989年北京学潮，中国再度进入多事之秋。六四镇压前夕，我们留美同学都无心上课写论文，每天守在电视机旁，几乎24小时，看CNN从北京发出的消息。我是中国同学联谊会会长，应同学要求，租了两辆中巴，开车去中国大使馆，呼吁和平解决广场事件，希望正在访美的委员长万里，把我们的请愿信带回北京。返程回校途中，大家辩论戒严最后结果会如何，绝大多数同学都说不可能开枪。只有我一个人认为：除了流血镇压，可能没有更好的化解办法。军方镇压学生下手之狠，我在内蒙当记者时亲眼见过。果然，不幸被我言中：六月三号深夜，坦克机枪出动，北京开始流血。看见血淋淋镜头，大家群情激愤，自发结队上街，手举标语牌游行。
六四屠城后，踏上流亡路
就在全家极度悲痛，寝食难安的时候，郑老师从北京打来电话，说苏老师应邀到美国游学访问，让我6月8号下午两点，准时到纽约上州的锡拉求斯国际机场接机，送他到康奈尔大学报道。我查看地图，发现那个机场跟我们纽约州大（宾汉顿校区），以及康奈尔大学，基本呈等边三角形，每边都是一个半小时车程。第二天，我驱车赶到机场，飞机准时降落，苏老师拉着行李箱，缓缓走出机场，我迎上去接过行李， 装到后备箱，开车去康奈尔。一路没有高速，全是丘陵山地，路上车辆很少，风景宜人。但我们无心观景，全程都离不开询问北京屠城，和朋友们的安全问题。
苏老师说，美方的邀请函，他已收到很久，护照签证均已办妥，只因国内形势紧急，许多事情撂不下，他的外访行程一拖再拖。自从他亲自领队，参加马列所和社科院的游行队伍（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他的镜头）以后，他和严家琪等活跃人士，就已经上了李鹏、陈希同的黑名单，家人好友都劝他躲躲，于是，他提前买好机票。六四镇压当天，就离开北京，几次转机，途径荷兰，最终辗转到达美国。
按原定计划，他的目的地是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的马凯大学，要在那里当两年访问教授。该校位于芝加哥正北方向，密西根湖西岸。报到之前，他先应邀去纽约上周的康奈尔大学短期访问，当时，那里的东亚系聚集了不少中国名人，要对六四镇压后的中国政局，开会研讨。苏老师属于六四之后，为数不多最早出来的流亡学者，所以康奈尔大学特别欢迎苏教授来访。我们到达康奈尔校园的时候，一大群美中学者出来迎接，记得有中国访问学者刘宾雁，阮铭，北岛，张辛欣等人，还有正在康奈尔读研的博士候选人贾庆国（后来回国，在北大任教）。
两年后，马凯大学的项目结束，下个游学点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苏老师打来电话说，希望我能在暑假期间，去马凯大学帮他搬家，先把行李物品托运波士顿，然后开车去哈佛。他说买了辆丰田新车，从国内出来的二女儿盼兮，刚拿到驾照，英语不太灵光，开长途高速不放心。我欣然领命，按预定计划，乘飞机去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到马凯大学帮他们开车。
记得当时，在该校当访问学者的，还有另一对名人夫妇：主编过《走向未来》丛书的金观涛和刘青峰夫妇，前来为苏老师送行，那也是我有幸跟他们交谈的唯一机会。那次长途旅行，有更多机会跟苏老师父女聊天，不但聊中国，还聊美国，一路轻松愉快，欣赏美国中部大平原的壮丽景色。记得在伊利诺州中部小城德凯特附近，我们还应邀去一个农场小住，那里是比较典型的美国农村。农场主是一对中美夫妇。女主人是苏老师的表姐，从东北流亡到美国，长期定居在旧金山湾区的奥克兰市，在山坡上的富人区有百万豪宅，也在伊利诺州中部买了个小农场，有几十亩苹果园和几百亩耕地，聘请一个年轻白人，替他们打理农场杂事。每年秋季，他们夫妇会来农场住一阵，亲自处理作物收获和销售事宜。根据交谈和观察，我感觉他们属于美国中上阶级，主要靠退休金和投资回报生活，对于农场盈亏，无关痛痒，属于对乡村生活怀旧的兴趣爱好。
一路轻松自在，连游带走，跨越威斯康星、伊利诺、印第安那、俄亥俄‘、宾夕法尼亚，纽约等六州，终于到达纽约上州的宾汉顿，在我家小住几天。经过一路交谈，我才知道因为六四屠城和苏老师流亡，盼兮的家庭生活也遭受波及，夫妻离异，她不知道下一步如何在美国立足，似乎精神压力很大。我鼓励她学习爸爸的顽强毅力，鼓起勇气面对新挑战。经过几天休整，他们都恢复了精神和体力，盼兮决心一人开车去哈佛。好在只剩一天路程，我在地图上标好醒目的道路变换标示，挥手送他们父女开车去哈佛。
此后，苏老师除了哈佛，还先后去过明尼苏达大学一年(1992~1993)，丹麦的奥胡斯大学、以色列的希伯来大学、和美国的伊利诺大学讲学一年。从1994年开始，暂居新泽西州的东温莎小城，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中国学社做了七年研究 (1994~2001)。又在台湾文化大学讲学一年(2001~2002)。期间，除了讲学，还笔耕不断，出了几本中英文专著，发表上百篇文章（详见附录：殷芳先生撰写的《苏绍智先生生平》）。
从2002 年开始，苏老师结束繁忙的游学旅行，胡鉴美老师也从《人民日报》退休，来美国跟苏老师团聚，共同享受退休生活，从普林斯顿移居到新泽西州南部的怀亭(Whiting)乡间，跟阮铭先生和香港《争鸣》杂志主编温晖先生为邻，继续从事学术写作。当时，我在华府的《自由亚洲》电台工作，曾开车去看望过苏老师夫妇几次。他们对怀亭的退休养老环境相当满意，尤其是无微不至的医疗保健服务。
但是，毕竟岁月不饶人，记得2006年暑假，我们最后一次去怀亭拜访二老，胡老师跟我们夫妇抱怨，说她的体力大不如前，感觉靠自己的辛苦，已难亲自照料苏老的饮食起居。曾经想过聘请保姆，但因都是讲西语的墨西哥人，语言和生活习惯差异很大。想来想去，还是回北京养老比较实际。我问他回国有无困难？她说，自己是绿卡和中国护照，没有问题。但苏老师的中国护照早就过期，去中国大使馆申请更换，使馆说，北京高层有指示，苏老师必须写“悔过书”，否则不能换发新护照。苏老师表示，自己没有任何错误，决不会违心写什么“悔过”，宁可不要中国护照。于是，苏老师入籍美国，拿了美国护照。几次申请中国签证，都遭拒绝。
大约2008年春节期间，我从澳门去北方探亲，听郑老师说，苏老师夫妇已经回到北京，住在亦庄一个新建的小区，把电话号码给了我。我赶紧跟苏老师联系，第二天就赶到亦庄去探望二老。见面来不及寒暄，直接问他回国经过。苏老师说，他在美国报了一个去中国的旅游团，稀里糊涂就拿到了中国签证，平安到达北京之后，才通知新泽西那头，办理搬家托运手续，然后，胡老师持中国护照回国。经党国高层（猜测是曾庆红）派员跟苏老师沟通，达成几条口头协议：1，苏可继续持美国护照，中国签证可无限期延长，有人按时上门，替他办理签证延长，无需本人去出入境管理局；2，做为美籍华人，苏承诺遵守中国法律，不做违法事情。3，苏被双开的处罚问题，可向社科院等机构，提出上申诉，等等。
苏老师在美国的待遇是老年社保和医疗照顾，回中国之后自动停止。经济收入，只有胡老师一人的退休金。他的医疗全自费。我问他困难如何解决？苏老师说，亦庄的房子预先买好，日常生活没大问题，但求医问药的开支很大，只有靠变卖家藏文物古董维持。我告诉他，我班同学李达昌，从四川副省长退下之后，遭人诬告，以莫须有的“渎职罪”为由，被判七年徒刑。出狱后生活无着，提出上诉，副总理吴仪等人，均认为他是中纪委经手的重大冤案，但高层碍于脸面，不愿平反昭雪，但却恢复了他的副省级医疗待遇和每月近万元生活补贴。我建议他也提出上诉。起码争取原有级别（正司或者副部级）的免费医疗。但胡老师反对上诉，她认为，如果上诉，等于给现任高官找到由头，把过去旧账翻出来炒作，问题不一定解决，反倒惹自己心烦。如今能相安无事，井水不犯河水，还是算了吧。
要知道，老年人在中国看病，除了费用之外，还有个条件好坏问题。据苏老师说，他的体检情况特别好，医生说，除了眼睛的视力问题，其它器官功能跟年轻人一样，而且思维还是那么敏捷。就算通过采访，用口述录音等办法，是否也能给后人留下更多的精神财富呢？要知道，苏老师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思考，对《资本论》的伟大贡献和致命缺陷，有非常深刻的研究，和突破性贡献，还没来得及全面整理和系统论述（请参考附录：《苏绍智先生生平》）。
反思《资本论》，质疑马克思
不幸的是，就在新冠病毒肆虐之前，原本并不严重的小病（感冒引起肺部感染），因没得到及时有效治疗（包括没去好医院，好病房，拿不到进口特效药等等），最终导致病情恶化，永远离我们而去。盼兮和胡老师，也因此内疚，悲痛异常。胡老师精神压抑，身心状况恶化，两年多之后，也随苏老师西行。类似情况还有于浩成先生（也是满族），2005年从洛杉矶回国，住北京方庄，我也曾去拜访，当时身体状况很好。可惜，于2012年发现白血病，尽管享受副部级医疗待遇，仅仅挺了三年，也驾鹤西归，终年年90岁。
尽管他们都不算短寿，但我跟老伴儿反复议论，假如他们都还在美国，跟我们如今住在养老公寓一样，继续享受这边的医疗服务（当然还有空气、饮水、污染较少的食品，以及社会人文环境等因素），是否能多活十年八年呢？我们这个老年公寓，住三百来户，百岁老人很多，有些人坐着轮椅，哪里都去，还能开车外出旅游。总之，两边的整体环境差异，还是很明显的。
如今纪念苏老师，应该总结他的学术生涯，继承他的研究成果，继续完成他未能完成的理论创新。最令我们佩服，也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就是做为前社科院马列所长，他始终坚持科学态度，从原本单纯的马克思信仰者（甚至迷信者），逐渐转化为马克思理论的研究者（参见《苏绍智先生生平》），能突破《资本论》原有理论缺陷的迷思，得出更有说服力的结论：即在未来可预见的数百年内（甚至永久），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以及伴生的民主政治和法制规则），不但会继续发展，而且应该（也必将）扩展到全球各个角落，不因地方和民族文化特色而有本质区别，从而带动世界经济，攀登到更高水平。与此同时，由于科技水平不断提高，物质财富继续增长，民主观念深入人心，文明水平迅速提升，现有的专制、愚昧、霸权、蛮横、残暴与黑暗，都将失效，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成为博物馆的活化石。全球化浪潮，最终将拉近贫富差距，工作时间缩短，劳动强度下降，五日（甚至四日、三日）工作周，在全球普及，导致水涨船高，利润共享，劳资共赢，最终实现有差别的共同富裕。这条道路，绝不会靠消灭私有制和等价交换所能实现，只有靠私有产权不可侵犯，加上等价交换和法制保护，靠劳资博弈，普选投票，政党轮替，政府调节，与和平协商来实现。这是什么主义？就是我跟孙大午想到的新名词：资本社会主义。
2018年夏天，我向苏老师透露，我在大午集团买了小产权住房，准备以后去那里养老，以他集团公司的实际运作情况为样本，共同探讨私企立宪，自觉推行“资本社会主义”的理念。他对我的想法很支持，认为资本社会主义这个提法，跟他对《资本论》局限性的疑问与探讨，不谋而合。希望我能早日回归，随时向他介绍我们研究的进展情况。
苏老师之所以能在流亡岁月，突破原先对马列教条的迷信，我感觉有两个重要原因：一个是他周游世界的所见所闻。他不但接触了世界各国社会主义流派的著名理论家，更对北欧的福利国家有亲身体会，感觉那才是我们中国人应该为之奋斗的方向。记得在研究生院读书的时候，有个不懂中文的华裔美国教授（Norman Bark, 中文叫白科文）给我们上英语课，他跟同学们辩论说，你们要想知道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一定要到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去亲眼看看。因为 “只有到了非社会主义国家，你才能看到更多的社会主义” （There is more socialism in non-socialist countries!) 当时，我们全班哄堂大笑，觉得他胡说。后来到美国留学，又到欧洲旅游，果然验证了白教授说的话不是骗人。
苏老师走出迷雾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跟西方社会主义理论家的交往与讨论，尤其跟西欧北欧社会主义党派的领袖人物，也就是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和理论家们磋切。按照中共贴的标签，他们属于第三国际分裂之后的右翼派别，是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一方面支持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主张议会道路；另一方面，积极维护民主自由，注重工人福利待遇和社会公平。苏老师认为，欧洲社会党人，并没有违背工人阶级利益，因此，他们才是社会主义的真正捍卫者。他们扬弃了马克思《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里的空想成分，同时又坚持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原则。所以，他们的正确做法，值得我们学习。
由于受到苏老师启发鼓励，我跟孙大午的联合研究获得新动力。不幸的是，几个月之后，就传来苏老师过世的噩耗。2019年底，我再访大午集团，告诉大午这个噩耗。他立刻派专车，送我去十三陵附近的公墓，给苏老师扫墓献花，重申要继承苏老遗志，继续完成他未竞的事业。
没想到祸不单行。我从大午集团返美才几个月，大午集团也遭灭顶之灾。几百名全副武装的特警，半夜突袭搜查大午集团，抓走他们全家和十几名高管。以非法集资等莫须有罪名，关押一年多，最后在高碑店法院草草审理，判处大午本人有期徒刑18年，其它人也获轻重不等刑期。此后，更以神秘而奇特手段，由一家刚成立几天的公司，以三亿多元超低价，变相强迫并购了大午集团几十亿到上百亿的优质资产，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全面倒退的标杆性事件之一。
苏老师走了，大午集团完了，我们梦想中的资本社会主义研究，也会烟消云散吗？我想来想去，还是想坚持下去，把苏老师还没来得及表达的理论构想，还有孙大午不得不中断的实证性研究（详见程铁军著：《孙大午的资本社会主义梦》【电子书】，公民力量出版，2021年），继续做系统梳理，在已经发表的十万言基础上，做更为严谨的论证，和更加清晰的表述。
我知道，凭我一己之力很难。政治经济学已荒废多年，又是八十高龄的癌症患者，但就算无力搞成理论巨著，起码也能搞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提纲，为更多高人做个铺垫，希望有相同理念的朋友，能继续添砖加瓦，最后成为能站得住脚的“一家之言”。
这就是今天，在深切怀念苏老师夫妇的时刻，我想表达的一点心意。
2024年5月27日（初稿）
于旧金山湾区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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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绍智先生生平
整理撰写者： 殷芳
苏绍智 (1923.1.25~2019.5.27)， 满族，北京人。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著名的思想家，经济学家，国际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1941 年毕业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旋入上海交通大学财务管理系。1942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转入重庆大学会计统计系。1946 年入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受时任中共上海地下工委财经委书记、经济学家许涤新影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理论。
1947 年，入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1949 年毕业并获硕士学位。同年 7 月，入中共在北京开办的华北各大学毕业生暑期学习团，10 月应许涤新之邀，赴上海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50 年秋，入中国人民大学进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年后返复旦大学经济系任教。1953 年 7 月加入中共，之后任复旦大学经济系总支副书记，兼教师支部书记。1957 年反右运动中，因同情右派分子，及 1959 年反右倾运动中，因不满浮夸风而受到冲击，经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汤德明及复且大学党委书记杨西光保护过关。1959 年，任中共上海市委《解放》杂志编辑，1962 年调中共华东局宣传部理论组， 1964 年任《人民日报》理论部经济学组组长。1966 年“文革”爆发， 被指为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下放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1974 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国务院工作。在其设立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集中了一批“文革”前的思想理论界重量级人物，如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林涧青、冯兰瑞等。因为之前即与于光远、冯兰瑞熟悉，意气相投，时在《人民日报》国际部资料室“靠边站”的苏绍智先生，频繁参加了国务院政研室的活动，如传达邓小平的指示，研究“四人帮”的观点，为前者针对 “文革” 进行的治理整顿提供理论依据，等等。 1975 年底，因毛泽东发动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运动，先生不能再参加国务院政研室的活动，但仍与于光远、冯兰瑞保持密切接触，以各自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及对“四人帮”的批判，进行频繁交流，从而为三年之后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准备了思想理论条件。
1976 年“四人帮”被粉碎后，苏绍智先生恢复了在 《人民日报》理论部的工作。他一面积极参与于光远组织的理论活动，如与冯兰瑞合作撰写《对 “四人帮” 歪曲按劳分配理论的批判》等书，一面在《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支特下，顶住汪东兴等中共高层 “凡是派” 的压力，自 1977年初，在《人民日报》组织发表了多篇批判毛泽东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的文章。1978 年 5 月，《人民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时值先生出访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回国后即积极参加“真理标准大讨论”。 同年 7 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及《哲学研究》编辑部召开的专题研讨会上，发表了《在实践中正确地认识和运用经济规律》一文，社会反应热烈。
1979 年 1 月，苏绍智先生参加了由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胡耀邦主持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并和冯兰瑞作了题为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的联合发言。发言针对毛泽东 1962年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关于过渡时期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的说法，提出：应该把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 到共产主义的实现，分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三个历史阶段。并强调，一旦不区分或者混淆各阶段，就必然导致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推行 “以阶级斗争为纲” ，推行 “穷过渡” 。由于发言称 “在我国，过渡阶段还没有结束，还没有进入马克思与列宁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同年 5 月，整理成文在《经济研宄》杂志发表, 随即招致时任中共意识形态主管胡乔木的肆意批判，后又在 1983 年 “清除精神污染运动” 中被秋后算账，直至 1987 年中共十三大召开，时任总书记赵紫阳在其报告中表示，中国仍然并且将长期处在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继而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的提法，被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79 年 7 月，苏绍智先生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副所长，1981 年继于光远任所长。1982 年，受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方委托，先生负责筹办 1983 年 3 月在北京举行的 “纪念马克思逝世 100 周年学术报告会”。正是在这个报告会上，,时任中宣部顾问周扬，作了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 的主题报告。由于报告承认，社会主义存在异化，承认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等等，,竟被胡乔木、邓力群诬为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错误，是所谓“精神污染”。同年 10 月，在全国开展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 中，马列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当其冲。
不过先生无所畏惧，相反坚称： 第一，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开放性的，吸收了多种其他学派的思想观点；第二，马克思主义是实践性的，可以而且应该接受实践的检验；第三，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随实践的丰富而丰富； 第四，马克思主义是批判性的，不仅批判别人，尤其批判自己。倘若一个学派不能自我批判，怎么可能得到发展?!
由于 “清除精神污染运动” 严重冲击社会经济生活，1984 年春节，邓小平南下视察深圳，重新开始强调改革开放。同年 12 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宣称：“不能要求马克思、宁当时的著作解决我们当前的所有问题。” 苏绍智先生当即与之呼应，相继发表了《现在更需要的是大胆探索》，《学术自由与学术繁荣》，《政治体制改革刍议》，《政治体制改革与反对封建主义影响》等系列文章。同时根据于光远的建议，在先生的主持下，马列所正式确立了“三个再认识” 的科研指导方针，即对马克思主义再认识、对社会主义再认识、对资本主义再认识，以期为当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构筑新的理论基础。
1986 年秋，胡耀邦组织班子，起草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先生作为报告理论顾问组成员，不仅反复向报告起草班子阐发 “再认识” 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还将此“再认识”写入报告草稿，凸显了马克思所说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的重要观点。
1986 年底因突发学潮，胡耀邦被迫下台，一场 “反资产阶级自由化” 的运动，随之甚嚣尘上。1987 年 1 月，原 “四人帮” 写作班子 “洪广思〞负责人、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徐惟诚，在全国出版会议上公然造谣: “1 月 8 日，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准备中午一点闹事，到 12 点半去阻止了。这些王八蛋要干什么? 他们的后面是马列所的老家伙: 于光远和苏绍智!” 而由号称 “左王” 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控制的书记处研究室，则抛出了一份题为《关于理论问题的一些材料》的“白头文件”，搜罗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的言论，以为所谓 “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 罗织罪状，其中直接涉及苏绍智先生的就有 10 处以上。犹有甚者，1987 年 7 月 22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北戴河会议，竟然越过先生所属基层党支部及基层党委，直接决定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白头文件” 的形式, 撒销先生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该文件宣称：“苏绍智的主要错误是: 1、散布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2、苏绍智负责出版的四个刊物，和他主持的马列所座谈会，为一些人发表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传播西方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提供条件和讲坛。3、苏绍智主持的马列所，有一些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人。”
不过苏绍智先生愈挫愈奋。1988 年春，为了在 “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 的冲击下重振改革开放势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决定在当年 12 月召开一次大规模的 “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10 周年理论讨论会”，并出面在会上作题为 《用十三大理论进一步武装全党》的报告。其时，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多以冷眼视之， 而先生毅然 “单刀扑会” (香港《镜报》语)，称:“如果我们都不参加会议，谁来施加影响?” 由于先生 12 月 21 日在会议分组会上的发言，尖锐批评了所谓 “清除精神污染” 及 “反自由化” 运动，约七千字的发言稿，只被大会简报摘登了无关痛痒的几百字。然而先生不惧封杀，他默许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于当月 26 日全文刊登了自己的发言——一时洛阳纸贵，该期《导报》竟被坊间 “炒” 至一份 20 元的黑市价!
1989 年 1 月 6 日，著名物理学家方励之等，发起联署公开信，要求当局在中共建政 40 周年及五四运动 70 周年之际，实行大赦，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苏绍智先生名列 33 位联署者之中。同年 2 月 23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消息:《就陈军等人写信征集签名事司法部有关负责人发表谈话》，施压之意肆无忌惮。然而先生无所畏惧，同年 3 月 15 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与阎明复部长谈话时即明言，公开信的内容为理智平和之人间至理，自己为此而呼吁，属天下匹夫应尽之责，所谓义之所在，责无旁贷！
1989 年 6 月 8 日，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美国马凯特大学 1988年底达成的协议，,苏绍智先生从北京首都机场出发，经荷兰飞美国，任马凯特大学访问学者两年 (1989~1991)。之后，转任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一年 (1991~1992)， 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访问学者一年(1992~1993)，又在丹麦奥胡斯大学、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讲学一年(1993~1994)。此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从事研究七年 (1994~2001)，在台湾文化大学讲学一年(2001~2002)。2002 年至 2007 年,先生结束此前繁忙的游学旅行，移居美国新泽西州怀亭(Whiting)乡间，从事学术写作。前后出版的著作有:《马克思主义新论》(1992 年),《Marxism and Reform in China》 (1993),《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再认识》(1995),《十年风雨: “文革”后的大陆理论界》(1996),《中国大陆政治体制改革研究》(2001),《民主不能等待：苏绍智桴边放言选录》(2006)，等等。
2007 年 11 月，84 岁高龄的苏绍智先生，携夫人胡鑑美女士，离美返国，定居于北京亦庄。因为双眼罹患老年性黄斑，变性多年且日渐加剧，几近全盲的先生，已不能阅读写作，只能靠收音机获知外界信息。不过先生始终思想活跃，包括自我否定。
2010 年 2 月，在家中接受当代中国口述史专家肖冬连教授访谈时，先生曾称：“我在 1999 年撰写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评析》一文， 说明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中的所谓高级阶段属于空想，不能成立，根本不存在再过渡到高级阶段的可能性，所以谈论初级阶段也就没有意义。中国理论界，应该跨越初级阶段的观点，寻求新思维，才能有效阐明改革开放政策的必要性和正确性。”
也正是在这次访谈中, 先生透露了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教授麦克法夸先生，对几位当年曾活跃于中国思想文化理论界的老一代知识分子的评价： “刘宾雁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王若水是坚持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苏绍智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 先生显然认同麦氏对自己的评价，称： “我总结自己，从信仰马克思主义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转化历程，至今坚持，我们应当对马克思主义再认识。
而我本人的再认识是：第一，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的科学，不是绝对真理。因此，说马克思主义 ‘放之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是 ‘指导一切思想的理论基础’，肯定是不对的。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笼罩、统帅并控制一切学科。马克思主义不过是社会科学的众多学派之一。当然，它在世界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第二，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具有一切科学的特性。科学是可以被证实，也可以被证伪的。马克思主义在它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受到实践和时代的检验，其理论有被证实的部分，应予肯定；也有被证伪的部分，应予扬弃。因此，马克思主义在实践和发展过程中，不断得到修正，是必然的、正常的、正确的，修正主义绝非贬义。
第三，马克思主义应该坚特自己的批判性、多元性和开放性。所谓批判性，今天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中，马克思主义作为‘官学’，受权力支持，向权力献媚，已经丧失了批判力，特别是对自己的批判力。必须改变这种状态，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不仅要批划性地研究现实世界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种种问题，而且要对马克思主义本身作自我批判。
所谓多元性，当苏联在斯大林、中国在毛泽东充当绝对权威的时代，只有他们诠释的马克思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这种状况，其实在上世纪下半叶就已经终结了。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已经突破了钦定的单一模式，作为其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无疑也必然随之多元化。
所谓开放性，既然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多元性，就当然要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而且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就是汲取人类文明丰富成果，才得以发展其学说的。惟其如此，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当然必须坚决反对政治上的一党之见与专制主义，反对学术上的宗派主义与教条主义，尤其是要开展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思想理论交流。
古谚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古人诚不我欺矣!”
整理日期：2024年5月初
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