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六四——现代中国的十字架
2）六四薪火——关于六四与中国新生代
3）把杀人看作杀人——“六四”十六周年祭
4）六四断想——去国十七年……
5）今又六四，多事之秋……
6）天安门母亲——永垂青史的群体
7）六四：穿越代际 穿越左右 定义中国
8）六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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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六四——现代中国的十字架
历史不是日历。
在日历上，每个日子无分轩轾，一律平等。然而历史不同，它有所偏爱，它往往青睐一些特殊的时日。翻开史书，我们会发现一些“大写的时日”。人类的命运起伏、歌哭生死，聚焦在这些特殊的时日上，从而赋予了它们以沈甸甸的分量。不能设想，如果没有了纪元前551年（孔子诞生），没有了纪元12月25日（耶苏诞生），如果离开了1215年6月15日（英国国王被迫在大宪章上加盖国玺），离开了1492年10月12日（哥仑布发现新大陆），离开了1776年7月4日（美国独立宣言发布），离开了1789年7月14日（法国大革命攻占巴士底狱），离开了1911年10月10日（中国武昌起义），离开了1919年5月4日（中国五四运动）……，人类历史将是何等平淡无光、苍白乏味！而正是由于这些时刻，人类才被一束束精神之光骤然照亮，历史才配称为历史，文明才配称为文明，人类才真正成为人类！
1989年6月4日，就是这样一个永垂史册的“大写的日子”。对中国，也对世界。
百年中国人的基本诉求和命运，戏剧性地浓缩在天安门那几十天的时空中。那是一个悲怆的历史舞台：近代中国人的悲欢离合、光荣与梦想，生生不已，瞬间破灭，全都凝结在了天安门的呐喊和六四枪声中。
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不久，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巨变接踵而至：柏林墙倒塌，苏联东欧阵营解体，共产主义失败，东西方冷战在主战场结束。从这个更为广阔的历史视角衡量六四，它已经在世界史上奠立了转折路标的地位。
六四之后，在中国经济的市场走向上，六四屠城者实际上也在被迫执行天安门亡灵的遗嘱。
然而，在政治上，六四事件的历史裁决被强力封锁而迟迟未至。这也是中国权力垄断，腐败糜烂，鬼魅重重，外交困境，难于融入国际社会的关键所在，是中国真正复兴的基本障碍。
正义是没有替代物的。“冤案不雪，国难未已”。
又是蛇年了。上一个蛇年的六四之夜却恍如昨日，栩栩如生。一个生肖的回圈逝去，当年在长安街枪声中呱呱坠地的婴儿，如今已是亭亭玉立的中学生了。然而，十二年来，在权力的庙堂，“屠伯们逍遥复逍遥”；十二年来，在天安门上空，冤魂们飘荡复飘荡，怨目不瞑，英灵不散，迄今未能入土安息。人们不禁无语问天，这天底下究竟还有没有公义？
上苍毕竟有眼，屠伯们的清梦也有时而断。在长安街的坦克与血泪的背后，正义在行动。那些导致六四惨案的“黑箱”文件，如今已大量流亡出境，凝结成了沈甸甸的书籍——《中国“六四”真相》（中文版）、《THE TIANANMEN PAPERS（天安门文件）》（英文版）——风行于中国本土之外。一些与六四事件有直接或间接关联的人们，借《中国“六四”真相》于2001年4月15日发行之机，聚会纽约，回首当日风雨，评说千秋功罪，于是有了我们眼前这本书。
我们曾有过六四学生骨干们的回忆文献，有过知识份子六四行为的回忆文献，还有过工运领袖的六四回忆文献，如今，锁在“黑箱”里的中共当局在六四前后的官方文献，也大部曝光了。这样，六四事件的基本图像就有了一个大体平衡的轮廓。虽然还有无数的细节需要填补修正，无数的说词有待反复验证，但是，框架已经成形，概貌已经浮现，这是可以告慰六四亡灵、告慰天安门母亲们、也告慰全体国人的。
历史的审判是无法逃避的。在最后审判之日，这些文献将化为起诉书，起诉六四血案的主要责任者及其协同者，清偿他们应付的代价。从而讨回历史的正义，医疗民族的创伤，走出冤冤相报的历史回圈，创建一个文明宽容的宪政民主体制，实现中国的真正复兴。
天下没有白流的鲜血。从较长的历史时段考量，不容否认，六四已经进入了我们民族的深层记忆之中。它给这个民族留下了一份珍贵的精神遗产。六四，作为灾难深重的近代中国命运及价值取向的象征符号，已经永恒地篆刻在了中国的历史上，人类的历史上。
自从六四那天的枪声响过之后，中国就不复是原来的那个中国了。我们都是六四之子。中国人都是六四之子。在某种意义上，六四将为这个正在溃烂的民族之精神输入道德感，输入宗教感，输入神圣性的资源。
人们常有天问：在这个人欲横流激烈竞争的现代世界上，曾经延续了五千年中国古文明，危如累卵，如何才能得到救赎？答案是：把六四镶嵌进了中华的灵魂之中，烙刻在神州大地的躯体上。中国复兴的精神资源，理当反求诸己，不假外求。它就在你的眼前，就在你的心中。要想中华文明的精神获得拯救，无须八方寻觅，“上穷碧罗下黄泉”；只需从当下做起，从恢复六四的记忆做起，从凭吊六四亡灵做起，从昭雪六四冤案做起。
六四，是中国的十字架，是国人必须背负的十字架。只有由六四的血凝成的十字架高悬在国人的精神天空之上时，才是中国逃过大劫，获得救赎的最后机会。
是为序。
（本文原为《六四真相名家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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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六四薪火——关于六四与中国新生代
薪火已断？
今天是六四事件十五周年。
有报道说：对于15年前发生在北京的，全世界为之震惊的六四事件，当今北京大学生知之甚少，也不欲闻问，冷漠淡然。
这使我想起大约八十年前，当风起云涌的五四运动过去几年后，中国文坛人事已非，街市依旧，世态冷落寂寥。当年面对彼情彼景，鲁迅曾有小诗一首，曰：
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
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寥落之情，溢于其间。照当时的态势看来，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已成过眼云烟，即将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了。日益“成熟”的多数人们，已经痛自懊恼，对自己年轻时的幼稚冲动深感脸红，各自忙于赚钱谋生去也。“国家事，管他娘。”
这颇有点像如今六四所受到的待遇。
事实上，从表象看，当今的六四比当年五四在中国更受冷落。因为当年北京政府并未实施一言堂式的言论管制，并未封杀有关五四的言论。而如今的北京政府却视六四二字为洪水猛兽，必欲除之而后快；并且，对年轻一代精心制作了一整套系统的“遗忘政策”，实行空前严厉的信息监管，竭力抹去历史印痕。实在无法抹去之处，则用谎言取代真相。全部目标仅在一点：清洗“新新人类”的头脑，造就一代代六四事件的绝缘体。从此六四不复存在于历史上也。
毋庸讳言，北京这一政策取得了部分成功。
于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
六四的薪火是否已经中断？六四传人是否已经死绝？
六四之子
不！在这片浸满血泪的古老大地上，有年轻的声音破空而出：
“在我们心中，她们（天安门母亲）不仅是死难者的母亲。她们也是天安门前整整一代人的母亲，是在六四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母亲。是这个在政治罪孽中沉沦的民族的母亲。我们愿意在此庄重的宣称——我们是每一位”天安门母亲“的儿子。我们为自己曾经的沉默和袖手而羞愧，我们愿以眼泪、笔墨、肉身和良知，永不停歇的抗议这个政府对每一位母亲的摧残。”这是六四之后成长起来的新生代知识者王怡和余杰的庄严声明。
“无论是解放还是自救，我们呼吁必须从那个早晨重新开始，”返回六四“应该成为中国公共政治真正的起点。………十五年如一日。我们，八九一代人，亲历了死亡，选择了死亡。生存还是死亡，仍然是一个问题。值此”六四“十五周年前夕，联署上述声明，或为解放宣言和自救宣言。”这是任不寐、余世存、浦志强……等一批参与运动的“八九一代人”的宣言。
……
事实上，十五年来，正义之声从未绝灭：一系列有关六四的文件，流亡出境，汇聚成书。一声声对六四罪行的声讨，血泪交织，不绝于缕。一个个天安门亡魂的母亲们，在她们的孩子溅血的大地上，顶着高压，挺立起来，勘查真相，起诉罪孽，讨还正义。曾用真话在萨斯危机中拯救了千千万万生命的蒋彦永大夫，不久前，冒死犯难，再站出来，为六四正名，为历史留真相，为亡灵讨公道。更加令人欣慰的是，一批六四和“后六四”世代的年轻学人挺直腰板，戒绝恐惧，愤而发声，傲然以“六四之子”自况，以“天安门母亲之子”自称。他们坦然承认，六四，在他们个人的精神成长史上，占有极其关键极其崇高的地位。
或许，在中国，六四之子并不多，但是诉诸历史，精神传承者的数量从来寥落，人数不足为虑。一与零的差异，十亿与零的差异，二者在精神传承史的意义上，本质上是相同的。一旦精神价值公开传布，它将以其内在的精神魅力普照四方，认同和追随者将八面来朝，络绎于途。
如前所述，五四之后几年精神世界的寂寞曾令人心灰意懒。当时仍以五四传人自命的，寥寥几人而已。然而，正如以后人们看到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五四这个符号，在二十世纪中国愈来愈扮演了日益重要的角色。从长程的历史眼光看，无论是好是坏，二十世纪与中国国运息息相关的三大意识形态———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都滥觞于五四。二十世纪中国的一切重大变动，冥冥之中都与它隐隐牵连；中国的各党各派，多以它的继承人自居；人们唯恐与它沾不上边。而五四的历史记忆，在中国的各个时期各种论述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各说各话，众声喧哗”。唯其因为如此，五四已成经典，紧紧黏附在中国历史上了。
诚然，与五四不同，六四，作为一个象征符号，在今天的中国，尚未登堂入室，远远未成正统。不唯如此，多数人甚至避之唯恐不及。但是，正如前面提及的，已有年长者与年轻者，傲然以其守护者和传人自诩。同时，笔者也注意到，不仅是自由派的知识者如此，也有其他派别的知识者，如新左翼（或其自称的自由左翼）的汪晖先生，在一篇长文中，也把八九运动注册为左派的商标，把它纳入左派的话语系统。这是颇为意味深长的一个现象。它恐怕是一个小小的端倪，预示着无论当局愿意不愿意，无论当局用多少努力来封锁，六四，不可抗拒地，势将作为现代中国的一项公共精神遗产，而进入中国绵长的历史。
我斗胆敢以此预言六四的命运。
笔者过去曾对六四有过基本评估，至今未变，愿录于此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
“要想中华文明的精神获得拯救，无须八方寻觅，”上穷碧落下黄泉“；只需从当下做起，从恢复六四的记忆做起，从凭吊六四亡灵做起，从昭雪六四冤案做起。
六四，是中国的十字架，是国人必须背负的十字架。只有由六四的血凝成的十字架高悬在国人的精神天空之上时，才是中国逃过大劫，获得救赎的最后机会。“
地火终究要冲出火山口，汪洋恣肆，重铸大地的景观。初，是正义降临的审判。后，是全民和解的飨筵。
十五年了。钟声响了。那最后的时刻已经不远了。
（2004年“六四”十五周年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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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把杀人看作杀人——“六四”十六周年祭
对殉难者的第二次谋杀
已经十六年了。“六四”的亡灵在天安门上空仍然没有瞑目。我们这些未亡者，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正如陶渊明诗所说的：“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十六年来，天安门母亲们，声音嘶哑，泪水乾枯，但是，屠伯们歌舞昇平，逍遥复逍遥。拿钢刀的拿软刀的，正在“保先”——保持他们锋利刀刃的先进性呢。人们好奇的是，这个“先”，如何“保”？
我今天着重谈拿软刀的。
与历史上所有的惨案责任者一样，六四之后，当局把惨案锁进黑箱，层层加锁，成为禁忌。同时，对年轻一代实施精心制作的一整套遗忘政策，企图把这件事在人类记忆中消除痕迹，彻底抹掉，似乎从未存在过一样。这正是奥威尔在《1984年》中描写的“真理部”所做工作的完整翻版。
但是，最近几年来，情况有所变化。当局似乎认为中国经济有所扩展，财大气粗了，于是，开始试探着公开为屠城辩护了。前几年，其主要辩护论调为：六四镇压，导致了社会稳定，从而实现了经济成长。最近，人们注意到一种新的论调，它精心选择了两桩事件作为对比，把1919年五四运动时北洋政府的举措来和1989年六四事件时中共当局的举措作了优劣比较，从而制造出一个决定论的历史图景，以此来贬低前者，褒扬后者，为屠城辩护。
第一种所谓镇压导致经济增长的论调，已经有不少人直斥其荒诞。事实上，六四屠城后，1989至1992年，中共重新强化意识形态，经济政策全面倒退，国内外贸易萎缩，经济一片死气沉沉。那才是镇压的直接后果。六四之后近三年，在那种全面停滞情势下，在经改将死的前景笼罩下，为挽救自己的历史地位，邓小平才被迫实施“南巡”，重新强化已被镇压下去的经济改革，重新走上没有赵紫阳的赵紫阳路线，淡化经改的意识形态争论，鼓起第二波经改风潮。这就是表明，在极权国家，往往是，民间的抗议和独立诉求被镇压下去，当时的政治态势更加两极化，政治走向僵局。然而，民间诉求的一部份并未死亡，通过一段历史时期后，它将借助各种形式复活，对修改政策取向产生“滞后效应”。简言之，在中国经济的市场走向上，六四屠城者实际上也在被迫执行天安门亡灵的遗嘱。这一点，前人之述多矣，这里不再仔细梳理。
第二种以历史对比所作的辩护是新出的，笔者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说：
“如果没有1919年5月4日那天的学生闹事，或者只有五四事件而没有后来的政府屈服，也就是说没有演化为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能走多远？革命党能成多大气候？
当时在邓小平的头脑中到底浮现了一些什么，已经无法考证了。可历史这个魔术师永远让人震惊，正是1919年6月4日这一天上海和天津两地商人宣布罢市最终导致了北洋政府将军队撤出并停止拘捕学生，正是1919年6月4日这一天政府的屈服使中国近代史发生了大逆转。1989年的6月3日晚，邓小平决定不惜一切开枪镇压……
全中国一阵剧痛，但终于避免了一次恶性循环般的历史重演。
邓小平再当一次杀人犯，但终于避免了毛泽东二世的提前复活。“（见《多维网》，文扬：”五四之痒“和”六四之痛“）
文章重新涂抹制作了一幅历史演变图景，似乎中国近百年来的激进主义灾难应当全部归结于北洋政府当年向罢市的市民和示威的学生的妥协让步，居然说“北洋政府的屈服造成中国的政治乱局”。似乎没有这一让步，似乎只要北洋政府像邓小平一样大开杀戒，共产国际就不会染指中国了，中共就不会成立了，日本军阀就不会侵略中国了，毛泽东就不会祸害中华了……。这真是一幅耸人听闻的历史漫画。
这里的第一要害是文章的历史决定论，第二要害是彻底反人类的功利主义。
关于文章中所蕴含的历史决定性演化的逻辑链条，其中没有哪一条经得起推敲，没有哪一个环节的演变是命定的必然的。倘若我们也来历史假设，人们何尝不可以说，倘若北洋政府像邓小平一样大开杀戒，将激起民间与当局的更大的仇恨和更激烈的对抗，共产国际将趁势更快介入中国内乱，加上日本入侵，中国将更快卷入共产主义的漩涡之中……，如此等等。
而事实上，我们若取另外一桩（戊戌）事件与六四作比较，就可看得更清楚了。在戊戌事变中，慈禧与邓小平一样当了杀人犯——六君子血溅菜市口，她对维新派一样施行了残酷镇压，她对光绪像邓对赵紫阳一样进行了软禁。但这一铁血手段是否避免了更激进的孙文革命党的烈火熊熊燃烧呢？众所周知，历史无情嘲弄了这种杀人灭火的决定论逻辑。
在六四亡魂冤案未雪的情势下，上述两桩为屠杀脱罪的辩词，是对殉难者的第二次谋杀。
韩国光州事件的启示
其实，与六四事件更切近更具可比性的，是邻居韩国的光州事件。
1980年4月中旬，韩国爆发了工人及学生示威浪潮，要求民主。5月初全斗焕军政府公布了戒严令，民众要求撤销戒严令和全斗焕下台。5月15日，约10万名大学生在汉城集会，向军政府示威。5月16日光州也有3万名学生与市民示威。5月17日，全斗焕宣布《紧急戒严令》，进一步扩大戒严范围至全国，并拘捕了金大中、金泳三等民主运动领袖和学生。
1980年5月18日凌晨，全斗焕调数万军队组成戒严军分6路包围了韩国光州市，当日上午10点，在光州民主运动大本营的全罗南道国立大学，戒严军与学生发生了第一次冲突，军队打死学生数人，逮捕多人。激进的光州学生和市民奋起抗争，到光州火车站、高速巴士总站等地阻拦戒严军进城。军队向人群开火。5月20日晚，20万人在光州的道厅集会、示威。市民组织200多辆出租车、公交车突破戒严军封锁线到道厅助威。戒严军切断光州与外界的联系，21日凌晨向示威人群开火，造成54人死亡。21日，多达30万人来到道厅、广场及周围挤得水泄不通。一个青年站在戒严军的坦克上，挥舞着国旗，高呼“光州万岁”，市民围在一起高唱国歌，军队射杀了这位热血青年。
愤怒的市民成立“民众抗争本部”，进行长达一周的有组织有系统的对抗活动：组织市民军，与戒严军武装对抗。从警察局和军队那里抢夺了部份武器，与军队开展了街垒战，占领了道厅。迫使戒严军一度撤回到郊外。该组织并突破军政府新闻封锁，向全国说明“光州事件”真相。政府控制的光州各媒体不仅不客观报导事件的进展，还歪曲事实。市民纵火焚烧几家电台和报社，并自己编发了“民主市民会报”，向全国发布光州抗争消息，如实地揭露戒严军的暴行。
但是，对抗一周多之后，五月27日，数千名军人开着坦克进入市区，尽管有市民卧路阻挡，但坦克仍然肆无忌惮地压过他们的身体入城。戒严军占领了道厅，枪杀了最后一批不肯撤出道厅主楼的20多名学生和市民。光州“5？18”运动以被残酷镇压而告终。
据官方报导，“光州事件”造成了191人死亡，122人重伤，730人轻伤。
光州“5·18”事件平息后，全斗焕政府在全国疯狂地镇压民主运动，白色恐怖笼罩着韩国。5月28日在光州逮捕了几千名参与民主运动的市民，并以“光州事件的幕后操纵者”的罪名判处金大中死刑。1980年～1983年，有700多名新闻工作者因要求新闻自由而被政府勒令退休。1980年～1986年，每年都有相当多的大学生因政治诉求被开除。
“5·18”运动被镇压后，政府高压，新闻媒体沉默。政府在提到这个事件时，被轻描淡称为“光州事件”或“光州暴乱”。
不久之后，韩国争得1988年汉城奥运会举办权，大大推进了民主化进程。这时，反对党的改宪运动如火如荼，特别是1987年6月，百万人走上汉城街头要求改宪。军队已无法再压制民主运动。韩国军政府在内外压力下，也为了对国际社会改变政治形像，被迫接受宪改方案，采用总统直接选举制，独裁统治在韩国终结。
全斗焕下台。1988年，光州“5·18”事件很快就被国会重提。1993年第一位非军人总统——金泳三上台，承诺为“5·18”运动死难者建立国家公墓。1997年，金泳三签署“5·18”运动特殊法令，正式为“5·18”运动正名，死难者家属获得赔偿金。
镇压“5·18”事件的元凶两位前总统全斗焕、卢泰愚被法庭公审，以内乱罪被判处重刑。
总起来看，应当说，中国天安门的学生与市民比光州学生市民温和文雅多了。光州市民进行了武装反抗，并焚烧了政府控制的几家电台和报社，而北京市民则是“和平、理性、非暴力”。更有意味的是，在韩国，并没有因为为光州事件的昭雪正名而走向激进主义氾滥成灾，没有发生文扬文章所预期的“各地乱党揭竿而起”的局面。同时，也没有因大屠杀之后一段时间内社会表面稳定，经济有所发展而放弃对负有镇压责任的前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的审判，尽管人们承认他们在韩国经济起飞过程中是有功劳的。
在绝对的律令下，任何政绩都不可能抵消杀人罪。正义是没有替代物的。
回到基本常识：把罪恶看作罪恶
所有为屠杀辩护的论调，其核心，说到底，无非是宣称，我们是为了其他人的长远利益而牺牲你们的。
前面的论述已经很清楚，历史决定论是虚妄的。牺牲当下人们的生命，并不确定是否能赢得其他人的长远利益。
更根本的是，谁有权利以下一代人追求富裕的名义、以未来的长远利益名义，或以任何其他人的名义，来屠杀当下活生生的国民？谁授权给你了？通过何种程序授权给你了？你从哪里获得代表未来人或整体国民的权利？
更深一层考察，难道未来的人与我们当前人的权利是不平等的吗？何以为了他们的福祉就要夺取我们的生命？他们高人一等？
因此，历史，不可能作为杀人的遮羞布。未来，不可能把当前的杀人合理化。
没有任何“反思”能够为野战军上街屠杀徒手平民作辩护。无论通过何种精心制作的“反思”话语，杀人也不会变成“温柔的抚摸”。无论运用如何精巧的理论包装，罪行也不会变成“历史的功勋”。
让我们回到常识：把杀人如实地看作杀人。把罪恶如实地看作罪恶。惟有如此，才能真正避免“恶性循环般的历史重演”。
让我们把常识深植心中，祭奠天安门的亡灵。
（2005年六四16周年于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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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六四断想——去国十七年……
1989年六月五日，上海。一个灰朦朦的早晨。我坐在赴机场的汽车内，绕过重重叠叠的路障，目睹满街疮痍，遍地狼籍。由于交通瘫痪，路上居然屡屡见有骑自行车并扛车跨路障的去机场的旅客。我的车左奔右突，总算抵达了虹桥机场，登上去美国访学的飞机。从机窗回望家园，耳边似乎还在回响着这50天来亢奋的呐喊声和昨晚香港电视录像上的子弹爆裂声……。反观机舱之内，乘客寥寥无几，神情萧索木然，互不交谈。就是在这种五味杂陈的诡异氛围下，我匆匆离开了那瀰漫着狼烟的故国。
六月七日，两天之后，在上海我任教的大学（当时名为华东化工学院，现名华东理工大学）接到北京三个衙门（国家教委、中组部、中宣部）联合下达的文件，指名不准我出国。然而，抱歉得很，在下我刚刚离国两天，难以返校恭敬从命了。
原本我的访学计划仅是半年。但是，归途已断……。
自那时至今，十七年了。没有料到，我再也没有踏上返乡之路。“从此故土变异国”。
回望前尘。六四前，从1987年末到1989年，我从复旦大学应邀去华化创办并主持了一个文化研究所，兼主编《思想家》杂志。
1989年三月十四日，我在北京举办《思想家》杂志创刊座谈会，因国安骚扰破坏，酿成一起引人注目的事件。在这次半座谈半流产的“会议”上，戴晴、苏炜等拉上我，徵集了1989年第三次知识界签名上书活动，即四十三位人文社科学者的联署活动。同时，戴晴也把她千辛万苦印成的关于反对三峡建坝的书连同我们的《思想家》创刊号一同派发了出去。
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先生突然去世，北京学运轰然而起，我急急派遣所里两位研究人员驻紮北京，就地观察，随时联络。同时我自己也在上海市内，连同几位学界同仁，四处张罗，徵集签名，同时支持北京与上海的年轻学生们与当局的对话诉求。因此，原已定好的4月30日应波士顿学院之邀赴美访问的计划，因学运之故，也因一所美国大学的代表团五月份要来文化所访问之故，推迟到了六月五日。
六月四日晚，本所同仁聚会我家为我次日赴美送行，校长陈敏恆先生亦在座。酒酣耳热之夜，有人急遽而至，手持一份由香港电视节目转录下来的录像带，播放出来，竟是六月三日晚至四日凌晨中共野战军屠城影像！枪声响处，血流漂杵……
六四，作为一个蓦然的转折点，决定性地改变了我一生的轨迹。
自六月五日飞离那血腥之死地后，一系列事变接踵而至，一发而不可收拾了：
1989年六月八日，应《波士顿环球报》采访，痛陈六四惨案。
1989年七月十三日，应刚逃离虎口的严家祺、吾尔开希等人之邀，我们前往巴黎参加为期一周的海外学人共商中国国是会议，见识了法国人当年的罗曼蒂克。他们拒绝邀请中国政府代表参加七月十四日的200周年法国国庆观礼，而把我们这批流亡者请上了贵宾席。最令人涕泪难禁者，是典礼的第一方阵队伍竟是由中国人组成，他们簇拥着三个巨大的中国鼓，上面赫然大书六个汉字：“自由平等博爱”………。全场起立，掌声、泣声交混回响，久久难息………（当年那些热血法国人而今安在哉？）。
1990年一月，应邀去普林斯顿大学任访问学者，参加《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研究项目，主笔《民主中国》杂志。
1996年底，应邀主持自由亚洲电台《中国透视》节目至今。
2002年初，参与筹办中国信息中心，主编《观察》网刊至今。
…………
诸“罪”种种，我遂成了故国的“不可接触者”，被拒之国门以外，至今，也整整十七年了。
我曾经千百次地想像过有朝一日归国时的情景心境，总是不得要领，难以拼出一幅具体的图像。但是不期然的，脑海中却突然冒出刘禹锡那首略蕴沧桑的七绝来：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物异人非，不复当年。昔日友朋，有弹冠相庆者，有门生遍天下者，有坐拥豪宅者，也有落寞寡合者。人各有运，各得其所，我无意也无权去物议臧否。只是，当有人问我，你不悔吗？我很诧异发现自己情绪竟是波澜不兴，心境很淡地回了两个字：绝不。
遗憾自然是有的，并且很深，不足为外人道。最痛者，是父母双亲在这段时间相继离世，不孝子我未能奔丧万里，扶棺哭灵，捧一抔之土，筑室守墓。双亲生前之暮年，我亦未能敬茶送饭，侍奉汤药。这是我身为人子最难释怀之处。然两老深明大义，多次捎来信息严厉阻我探视之妄念。彼情彼言，没齿难忘。我只能叩首东拜，接领教诲，涕泪交流。
我自然明白询问者之好意，因为的确有人曾直率地指我的选择“不划算”。意谓你本有一个相当好的基地和位置，倘若不要过于执拗，就将如何如何，云云……。
我自问并非自命清高淡泊名利的化外之人，也不是无视身外之物不食人间烟火。既生为常人，七情六欲自然难于超脱，亲情乡情亦时时萦绕于怀。然而，没有办法的是，有些人伦的底线是绝然不可逾越的。我不能骗自己。我无法假装没有看见野战军在大街上滥杀无辜，还要仰人鼻息，假模假式地举手拥护；或者制造一套理论说辞来安顿自己的良知，自欺欺人，换取灵魂的片刻安宁。
我更加无法割舍的，是灵魂的真正宁静，是心灵无尘无埃无愧的坦荡，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良知与自由。
我无法长久维系一个分裂的人格，时时活在一幅面具背后，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我无法长久地被框定于钦定的“语言和语法”内，用一种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方式，撰写一篇又一篇的装腔作势的“学术”论文和一部又一部言不由衷的“理论”专着，成为人见人爱不知所云的“学术权威”和“青年导师”，制造出一代又一代的学术垃圾。
我更无法忍受的，是无时无刻无处不在袭人耳目的谎言宣传，那类小儿科式的愚民音像文字，铺天盖地而来，日日轰炸，使你无可逃遁于天地之间。那是对人的心灵和智力的双重侮辱。
…………
简言之，在我心中，虽然已经过去了十七年，但六四事件并未结束。它还没有进入历史，它还在等待正义。它甚至还未曾被事件发生国的人们公开谈论，公开评判，甚至事件中死伤的确切人数至今还笼罩在沉沉黑幕之中。论及六四，很多人依然热血沸腾，有些人依然讳莫如深。它依然是当代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当代政治中的一根基本杠杆。它仍然在等待“最后的审判”。1989——仍旧是活着的现实。
质言之，只要六四事件还未获得公正审判，只要正义未张，一党垄断未亡，我对那片纸醉金迷的“人间乐土”就了无兴致。那不是我的故乡。
据说，北京当局最近非常关心国人道德，欲在中国推行正确的“荣辱观”，倡导“八荣八耻”。我只能直捷地说，免了吧，何须用如此复杂繁琐难于记忆的字句。什么是耻？六四，就是最大的耻，最大的罪。而六四的亡灵就是中国之荣。你们有了这一“荣辱观”，就一通百通了。
中国老话云：知耻近乎勇。特此郑重录下，并转赠中南海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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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今又六四，多事之秋……
年年“六四”，今又“六四”。自1989至今，已经十九年了。
然而，今年不同凡响。2008，恰如1989，命定将以“多事之秋”彪炳史册：年初横扫南中国的特大雪灾，三月西藏僧侣的示威与被镇压，四月奥运火炬传递的抗议与反抗议，西方各国对北京当局的同声谴责，大陆反西方民族主义风潮之狂飙，四月底山东火车汽车惨烈相撞，最后，则是五月十二日撼动全球的汶川大地震。
目睹四川地震尸横遍野的照片，不由不令人想起十九年前血流漂杵的长安街。国人遭受的这两次刻骨铭心的劫难，是最近三十年中国之痛的巅峰。一为天灾人祸，一为暴政人祸，双管齐下，蹂躏中华。国人何辜，竟至遭此荼毒？
无可讳言，1989 和2008的巨大创伤，是当代中国命运的缩影，是中国在历史转型历程中的巨大阵痛。而1989，虽然时距较远，但是由于它浓缩了百年中国人的基本诉求和命运、光荣与梦想，由于它预示了接踵而至的二十世纪的巨变——共产主义失败，由于它成为历史的转折路标，因而，承载了更为厚重的历史重量。
灾难的历史后果是复杂而多面向的。所谓“多难兴邦”，一厢情愿地简化和美化了巨灾大难的各各不同的历史后果，着眼于宣传效果，罔顾于历史事实，诚然有矫情之弊。
然而，特大的灾变及其前后的社会氛围，具有导引社会心理变迁的巨大功能，则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
人们不会忘记，在1989年百万民众抗议的神圣氛围中，北京出现了著名的“小偷罢偷”现象，当年学运中，我们看到，一个多月前还沉溺于考托福、忙出国、谈恋爱、打麻将的大学生们，当精神的天空风生水起时，同样是他们，却突然坠入悲情汹涌的政治抗争中，前后表现，判若云泥，直直令人跌破眼镜。
而2008，人们记忆犹新，在汶川大地震中，“自发救灾，慈善捐款”的善行，风起云涌于日常麻木迟钝的普通国民中；而自我中心一代青年的悲天悯人情怀，也突然奇迹般涌现出来，在在令人刮目相看。
历史屡屡表明，人类在遭遇巨灾劫难或震撼性大事件时，会产生社会心理的骤然变迁，会出现价值体系的剧烈转换。至于变迁的具体方向，是正是负？是向上提升，还是向下坠落？则取决于当事者平日隐而不显的神秘的精神蕴藏。
人们注意到，在这样的特殊时刻，庸常的生活退隐了，而某种“崇高”性的心理体验翩然降临。一些平日斤斤计较无比看重的事物，此时不再重要；而往日素遭嘲弄的情感与精神体验，此时突然获得神圣的地位，不容亵渎。这是巅峰式的精神体验导致的精神洗涤与升华，笔者称之为“灾难的宗教性效应”。的确，大难中的精神升华，极其类似于宗教体验。因此，把“六四”事件看作现代中国的十字架，是有实实在在的精神理据的。事实上，六四之后，中国大地上像野火一样弥漫的宗教热，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该事件的属灵的回应，它孕育了一场伟大的宗教勃兴。
而这次空前惨烈的汶川大地震，难道不会酝酿一场普遍的宗教感悟？当然，多事之秋的2008，远未收场；历史大剧，尚未落幕。两个月之后，在首次作为东道主北京，奥运会即将鸣锣开张。在一场巨大的生命与精神的洗礼之后，在六四亡灵持续十九年的审视下，这张巨大的画幅，将展现出怎样一幅幅场景呢？北京政府，正在战战兢兢，发布种种空前严厉的禁忌措施。而历史之神，也正在睁大眼睛，俯瞰众生，翘首以盼。
十九年了，六四亡灵携带着未了的遗愿，在天国徘徊。如今，四川地震遇难者的魂灵，该与他们在天堂会面了吧？
佛说，众生平等。不过，死亡比生命更加平等。死亡比生命更加自由。既如此，让我们祝福他们，为他们献上未亡者的深深的祈祷。为中国，为人类，也为他们心中未了的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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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天安门母亲——永垂青史的群体
若干年之后，让我们设想，当历史的审判终于降临，中国的六四血案终于昭雪，正义终于获得伸张，长安街的冤魂终于含笑瞑目于九泉，四海之内普天同庆之时，人们或许会问，在那些血雨腥风鸦雀无声的黑暗岁月里，在尘世间，谁是死不瞑目的、在天安门上空飘荡的冤魂的主要人间代言人？是谁在为那些亡灵夜夜祈祷，日日招魂？英灵们的遗恨遗愿，主要是通过谁的口中吐出的？
是她们，是那些亡灵的母亲们，是天安门母亲们。
一百多颗破碎的母亲的心，化成了人间血红的正义之旗，在血雨腥风中飞扬。它成了中国人良知的标杆，人类良知的标杆。
作为一群普通的母亲，她们本应享有人皆应有的天伦之乐；作为丧失子女的人母，她们本应赋有公开祭奠公开示痛哀悼子女的权利；作为死难者家属，她们当然有追索死亡真相查明罪责归属的责任，更有起诉杀人者的权利；作为孤苦伶仃的老年难属，她们无疑有获得国际国内人道援助的权利。
但是，所有她们应有的这一切，统统都被剥夺了，被残酷地剥夺了！这是怎样的一个国家，怎样一个丧尽天良的政府！
但是，她们没有气馁，没有绝望，没有退却。她们把对自己孩子的爱，扩展为对所有天安门孩子的爱，扩展为对所有天安门英灵的爱。面对无所不在铺天盖地的恐怖和恫吓，毅然摆脱了恐惧，她们在枪声余音犹存的夜晚，在孩子们倒下的地方，站起来：呕心沥血，记录罪行，见证死亡。在泪眼模糊之下，在老泪纵横之中，颤抖地写下了一个个带血的名字，记录下了一个个曾经欢蹦乱跳的灵魂。一天复一天，一月复一月，一年复一年……。就像被害的犹太人幸存者一样，不屈不挠，矢志一生，去追寻正义。况且，她们所处的环境不知比那些犹太人险恶多少倍！这是怎样的母爱，这是怎样的精神，这是怎样的勇气！
值此“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的时刻，在这人欲横流纸醉金迷的大陆，天安门母亲的行动，在重重地敲击着我们每个中国人的灵魂，迫使我们回首，迫使我们反省，迫使我们忏悔。
她们的行动，对讨回历史的正义，医疗民族的创伤，走出冤冤相报的历史循环，创建一个文明宽容的宪政民主体制，对于世界的和平，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有鉴于此，笔者以为，天安门母亲，作为人类正义、和平的勇敢守望者，作为永垂青史的划时代事件及人类苦难的见证人，作为人道与博爱的象征，是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原因无他，因为她们所做的一切，真切地呼应了诺贝尔和平奖的基本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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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六四：穿越代际 穿越左右 定义中国
“六四翻页共识”的神话
北京的山寨版喉舌《环球日报》最近面对年轻留学生传薪六四精神的公开信，情急之下，慌不择言，发明了一个八九一代学生已经“大多改变了观点”而达成了“把六四这一页翻过去”的所谓“共识”。“妙论”既出，举世惊诧，嘲骂蜂起，里外不是人。随后不得不尴尬地把它悄悄删去，终致贻笑天下。
看来，他们缺乏一种基本能力，即：区分“梦想”与“现实”的能力。
当然，鉴于北京当局26年来一直视六四为洪水猛兽，对年轻一代精心制作了一套系统的“遗忘工程”，实行空前严厉的资讯监管，竭力抹去历史印痕。强制当代中国患上失忆症。清洗“新新人类”的头脑。造就一代代六四事件的绝缘体。这种惨淡经营，也不能说没有一点效果。在中国国内，一场狂涛席卷神州的运动，从表象看，似乎已成过眼云烟，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了。一些聪明剔透的“看破红尘”的人们，已经痛自懊恼，对自己年轻时的幼稚冲动深感脸红，各自忙于赚钱谋生去也。“国家事，管他娘。”
不必否认，北京这一遮蔽历史的黑幕政策取得了部分成功。
一些不改初衷的不识时务者，门庭冷落，颇有点类似周树人九十年前，他的那首打油诗描摹了五四之后他那寂寥彷徨之态。
于是，一个《1984年》式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
六四，是否已从中国历史上抹去，留下空白？六四传人，是否已经断代？
横亘几代国人心灵的六四
不！——这是来自苍穹的亡灵的声音，这是来自大地传薪者的声音。不久前，最年轻的一代中国学子啼声响起，划破天际。他们的否定性判决传进了那片浸透血泪的古老故土。这年轻的声音说：
“我们是一群在国外深造的八零后、九零后。……三十年来这（中共）这支军队唯一的胜仗，竟然是在1989年6月4日血洗北京街头！……这是一个屠夫的政权，六四的枪声已经消解了他们全部的合法性，他们在六四之后的政绩已经不重要。我们不指望中共平反——刽子手不配为受害人平反，但是屠夫必须受到审判。在正义得到声张之前，在迫害持续的情况下，遗忘是对历史的不忠、宽恕是逝者的不义。”
向前追溯，我们听到七零后的学子十年前也发出类似先声：
“在我们心中，她们（天安门母亲）不仅是死难者的母亲。她们也是天安门前整整一代人的母亲，是在六四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知识份子的母亲。是这个在政治罪孽中沉沦的民族的母亲。我们愿意在此庄重的宣称——我们是每一位”天安门母亲“的儿子。我们为自己曾经的沉默和袖手而羞愧，我们愿以眼泪、笔墨、肉身和良知，永不停歇的抗议这个政府对每一位母亲的摧残。”这是七零后的知识者的庄严声明。
又向前溯，“八九一代人”也在十年前郑重宣言：
“无论是解放还是自救，我们呼吁必须从那个早晨重新开始，”返回六四“应该成为中国公共政治真正的起点。···我们，八九一代人，亲历了死亡，选择了死亡。生存还是死亡，仍然是一个问题。”宣言的发起者与签署这，就包括目前人在狱中浦志强、于世文、陈云飞……等一批参与运动的“八九一代人”（以六零后群体为主）的宣言。
再行追溯，我们听到六四亡灵的至亲——“天安门母亲”不弃不舍的年年诉求：
“在以往漫长的二十年里，即从上个世纪1995年起，我们这群”六四“惨案的受难者和受难亲属，每年都要秉笔直书，致函”两代会“及国家领导人，声明八九天安门流血惨案，不是政府行为的失当，而是政府对人民的犯罪。我们要求公开、公正地解决”六四“问题，要求就”六四“遗留问题与政府方面协商、对话。为此我们提出三项诉求：重新调查”六四“事件，公布死者名单和死者人数；就每一位死者向其家属作出个案交待，依法给予赔偿；对”六四“惨案立案侦查，追究责任者刑责。这三项概括起来，就是”真相、赔偿、问责“六个字。”
这些交相回响的声音，飘拂翱翔在历史性的各代上空，声气相求，代代呼应。从九零后这一代开始，一代一代向上回溯，一直上溯到天安门母亲一代：六四，已经穿越了代际，跨越了代沟。作为一种神圣性的资源，她已经横贯于中国几代人的精神天空。
这些穿越代际的无畏声音，澄明了一个自然律：恐惧感，并非先天的生物性遗传特征。而良知与正义感，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本能。
屠城利益集团日益空虚化
人或会说，在资讯封锁下，这些发声者人数甚少，难有作为。
然而，诉诸历史，精神传承者的数量从来寥落。但是，人数的多寡并非决定性的。一与零的差异，十万与零的差异，实质上是一样的差异。在精神传承史的意义上，这里的一与十万，本质上是相同的。正如千年暗室中，点燃一支蜡烛，瞬间圣光满室。当暗潮蓄积已久，网路洞开一穴，信号将如出闸之马，以几何级数传播，山不能挡，水不能淹，海不能阻。一旦价值能公开传布，它将以其内在的精神魅力普照四方，认同和追随者将八面来朝，一泻千里，汹涌于途。
如今，我们已经来到关键的时刻，那个大写的审判日正迎面向中国走来。
暗流涌动，地火奔突，万籁俱寂，万象汇聚。有心人注意到：
与六四生死利害直接相关的最主要责任者和利益集团大都已经坠入地狱。
六四主要责任者之一——李鹏，无论其肉身是生是死，在政治上已经死亡；而其家人亦已陷入危厄困局，阴影正在迫近。
六四主要获益者江氏集团，自薄、徐、周被抛出后，正挣扎于中共内部上层的权力生死搏斗中。六四这张牌，已经不握在他们手中，恰恰成了他们身上日益沉重的负资产。
习近平，不久前有流传于网上的关于六四的所谓内部谈话，世人莫辨真伪，假作真时真亦假。然无论其真假，在网络空间出现这样一份讲话，并迅速流泻出来，本身定然是政治操作的结果。人们未知操作者何人。但就利弊分析而言，这一操作为习在未来最关键变局时刻扩张了其政治可能性空间。
即便是邓家后人，也在竭力为其撇清其历史责任，试图使其责任分散化平均化。
几乎所有权势者对六四都取“避之唯恐不及”的姿态。中共内部，已经找不到任何人愿意为此承担责任了。
然而，历史无法湮灭。六四责任者在历史上的定位——屠夫与懦夫——业已铸定。
…………
要言之，维护六四屠城直接利益的那个高层集团，已经日益空虚化。
明里暗里，国内国外，中共官员以各种方式，纷纷与六四脱钩。
六四，虽因政治而起，但它已经超越了政治：攸关文明与野蛮，攸关人道与反人类，攸关人与非人。在人类历史上，像六四这样——是非彰显，正义与非正义确定，黑白分明——的类似事件是相当罕见的。
因而，六四，不仅穿越了代际，也穿越了一般的政治派系。
平日五花八门的政治观点与派别，在竞争白热化的关节点，在政治博弈逻辑的支配下，将迅速极化，将向两个极点靠拢，划分为两大板块。在转型关键时刻，政治派别势必将重组，将趋于简明化、清晰化。
笔者判断：对六四的态度，将来必定会成为两大板块划分的基准线。
而两大板块的平衡业已打破，重心正日益向反屠城派倾斜。
实际上，早在几年前，不仅是自由派上穷碧落追索历史真相与责任，也有其他派别的代表人物，如新左翼汪晖，在一篇长文中，也试图把八九运动注册为左派的商标，把它纳入左派的话语系统。这是颇为意味深长的一桩现象。甚至肆无忌惮粗话满嘴的左撇子孔庆东，也不敢姿意亵渎天安门亡灵，也不得不在视频中对天安门运动表达某种敬意……。诸象种种，恐怕是一个清晰的端倪，预示着无论当局愿意不愿意，无论当局用多少努力来封锁，六四，不可抗拒地，势将作为现代中国的一项公共精神遗产，而进入中国绵长的历史。
这就是说：基准线的左侧，已经日益萎缩，日益空虚化；而基准线的右侧，力量日益张大，信念日益坚固。
荫庇六四责任者们的大树正在枯萎，落叶飘零。树将倒而猢狲散。猢狲们纷纷与当年事件撇清干系。
在时间点上，已经成熟。六四，已成长为一个最大公约数。六四，已升华为中国的神圣性符号。
中国的走向，将由六四定义
潜流已经涌动。钟声即将响起。审判终会降临。六四亡灵将成为中国精神的守护神，天安门事件将为未来中国的导航定位。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到今天，几乎已经没有人会怀疑这一前景了。
是与日益空虚化的屠夫利益集团绑在一起，充当其殉葬品，还是一举断其链条，扔掉负资产，浴火重生，一通而百通？历史性抉择的时刻，很快将降临到中共各派面前。死守血案之既得利益者，最终将演变为国人公敌，在政治竞争中兵败如山倒。当断不断，必受其乱；一失足将成千古恨，一回头已是百年身。何去何从，中南海衮衮诸公，其三思之。
历史的审判无法逃避。中国共产党无法绕过这血腥的历史一页。只有直面历史，诉诸对责任者的公正审判，才是避免灭亡和自我更新的唯一机会。在最后审判之日，中国几代人的声音将凝结为一份公诉书，清偿六四血案责任者应付的代价。讨回历史的正义，医疗民族的创伤，走出冤冤相报的历史回圈，创建一个文明宽容的宪政民主体制，实现中国的真正复兴。这才是天下归心的“中国梦”。
没有审判，就没有正义；没有正义，就没有中兴。天下没有白流的鲜血。
二十六年过去了，六四已经进入我们民族的深层记忆之中。它为这个民族留下了一份珍贵的精神遗产。六四，作为灾难深重的近代中国命运及价值取向的象征符号，已经永恒地隽刻在了中国的历史上，人类的历史上。
自从六四那天的枪声响过之后，共产主义就在中国死亡了。中国不复是原来的那个中国了。我们都是六四之子。中国人都是六四之子。在今日中国这个礼崩乐坏、丧失仁义、精神溃败的土地上，只有六四亡灵，才能成为中国人精神的最后救赎。她将为中国输入道德感，输入宗教感，输入神圣性的资源，拯救堕落已久的中国精神，使之升华为真正的神州。
在这个意义上，六四将定义中国——一个浴火重生的中国。*********************************************************************
8) 六四人
何谓“六四人” ？
1989年六四事件，已经三十年了。这是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当年广场学生，已知天命。我们须叩问上苍，其天命何在？
在2017年六月三日华盛顿举行的公民力量纪念“六四”28周年召开“成都酒案”座谈会上，以及2019年在曹旭云的新书《致命自由》发布会上，我指出，自六四事件之后，中国社会内外存在着一个特殊的群体——“六四人”，包括：天安门一代（参与当年运动的北京及其他城市的以学生为主体的人群）、六四市民抗暴者、天安门母亲群体、因六四而改变一生命运者（被关押、被流亡、被移民者……）、香港维园秉烛者、六四传薪人（誓言传承八九精神的七零后、八零后、九零后、零零后）等。这一“六四人”群体，精神上受过六四洗礼，种下了共同的六四情结，拥有了共同的“六四基因”，啜饮了“八酒六四”这杯烈酒。这杯酒，经年累月，在沉默与黑暗中发酵……。无论身处何国何地，无论何种职业岗位，甚至何种不同的政见派别，在中国内外的六四人，虽然他们外在与常人无异，不显山，不露水；然而，一旦极权的裂口撕开，一旦历史的集结号响起，全国全球的六四人，心有灵犀一点通，久蕴心中那口发酵的六四酒，将如冲塞的香槟，喷薄而出，汇聚成巨大的政治能量。
北京当局常把中国社会不存在替代性政治力量为自己垄断政治权力辩护，姑且不说它倒果为因，把对公民结社自由的宪法权利剥夺以尽的违宪行为当做自辩的前提是何其野蛮。即就真实的中国社会而言，六四人就是他们绕不过去的宿命的坎。六四人正是总体上比他们年轻的不可撼动的替代性政治力量，是中共暴政的现存的掘墓人。
人们恐怕还记得。2016年，中共喉舌《环球日报》曾编造八九一代学生已经“把六四这一页翻过去了”的谎言。结果弄得嘲骂蜂起，不得不把它悄悄删去，贻笑天下。当局者的愚蠢在于，他们过于迫不及待，把梦境看成了现实。
当然，鉴于北京当局30年来一直视六四为洪水猛兽，对年轻一代精心制作了一套系统的“遗忘工程”，实行空前严厉的资讯监管，竭力抹去历史印痕。强制当代中国患上失忆症。清洗“新新人类”的头脑。造就一代代六四事件的绝缘体。这种惨淡经营，也不能说没有一点效果。在中国国内，一场席卷神州的狂飙运动，30年之后，似乎已成过眼云烟，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了。
不必否认，北京这一遮蔽历史的黑幕政策取得了部分成功。
一些公开的不改初衷的六四人，门庭冷落，颇有点类似鲁迅九十年前，他的那首打油诗描摹了五四之后他那寂寥彷徨之态。
于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摆在中国面前：“六四人”是否已经断代？
六四人，代际相传
2017年的一瓶特殊的酒，做了明确的否定回答。
一瓶从中国四川辗转万里带出国门的“八酒六四”的烈酒，呈现的事实是：六四仍然是当代的中国心结。成都复员军人符海陆、设计师罗富誉、维权人士张隽勇以及八九学运领袖陈卫的孪生弟弟陈兵在2016年5月共同制作了一款纪念酒，瓶身设计标写“永不忘记，永不放弃，铭记八酒六四”，并在网上销售。不久后，当局将四人逮捕，并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将四人起诉。这是四位“六四人”初心不死的高贵献祭。他们以自己的自由作为代价，酿制了这一瓶极其昂贵的纪念酒，再次点燃了国人心中的六四情结。
佐证这一六四人情结的，同时还有最年轻的九零后的学子。他们在六四28周年时，发表宣言说：
“六四是里程碑，成千上万年轻的生命在那个夏天被中共这头怪兽吞噬，然而怪兽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却作为公民和反对派站了起来，他们不怕漫天的雾霾、不怕拆毁家园的挖掘机，不怕秘密警察的拳头。不屈的抗争永无终点，抗争的灵魂永不凋零。八九有雷的怒吼，也有血的控诉；六四是一枚仰天长啸的音符，更是一支催人奋进的战鼓。我们期盼着在不远的将来，天安门再次成为人民的广场，鲜花堵塞机枪，蜡烛融化坦克。”
更令人心灵颤动的，是年年从不缺席的，六四亡灵的至亲，国人良知的标杆——“天安门母亲”。她们像当年的被害犹太人的幸存者一样，在孩子们倒下的地方，在老花泪眼模糊之下，记录罪行，见证死亡，年复一年，追寻正义：
“我们始终在捍卫死者的尊严、为遇难者讨还公道的道路上艰难地行进，这是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艰难险阻，阻扰重重。
我们历经苦难，当年失去孩子的父母亲们正在逐渐老去，很多人体弱多病。难属们每每见面时，彼此总是道一句珍重，希望来年还会再见。每个人心里都明白，我们未来的时间不多了，但是大家仍抱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看到为“六四”正名，为无辜的罹难者恢复名誉，还中国大地一个朗朗乾坤，我们可以告慰那些死去的亲人们！
真相、赔偿、问责。这就是我们坚持的三项诉求，还会继续坚持下去，无论遇到来自哪方的压力，我们初心不改，矢志不渝。“，
如此，六四人最年轻的一代与最年迈的一代，声气相印，衔接上轨，穿越了代际，跨越了代沟，贯通了数代不绝的诉求，不绝的抗争，不绝的期望。
诚然，在眼下，公开的六四人，稀落凋零；然而，可以相信的是，暗流仍在涌动，地火悄然奔突。当历史的集结号响起，当真相的火花引发了万窍轰鸣，将如千年暗室，点燃一支圣洁蜡烛，瞬间圣光满堂；犹如周遭晦房，开启一瓶八酒佳酿，顿时满屋喷香。
可以想见的是，在体制内部，静悄悄地，中共官员正以各种方式，纷纷与六四脱钩。
一个最新的例证，是当下的新闻人物中国富商郭xx。虽然，他在“爆料”中口口声声拥护习近平，不反共产党，却出人意外地斩钉截铁声称自己曾因援助六四事件的学生，因而被当局以煽动反革命罪羁押云云。他之所言是真是假，对我而言，不关紧要；重要的是他何以向六四学生靠拢，何以要给自己贴上六四人的标签？以其人长期浸泡在中共体系内部的经历，以他精明的政商两界游走后所获得的敏锐政治嗅觉，倘若此举会陷他于万劫不复之境，他是万万不可能如此自溺的。从郭对自己的归类举动，可以有把握的判断出中共内部大多数人的价值取向以及对前景的预感了。
这就是说，尽管中共仍对六四噤若寒蝉，竭力压制民间传言；然而中共内部的权贵，对六四都取“避之唯恐不及”的姿态，已经没有人愿意为此承担责任了。
六四人，重塑中国
这意味着，六四人，不仅超越了代际，也超越了一般的政治派系。
过去笔者曾观察到，不仅是中国的自由派上穷碧落下黄泉，追索历史真相与责任，也有其他派别的代表人物，如新左翼汪晖，在一篇长文中，也试图把八九运动注册为左派的商标，把它纳入左派的话语系统。这是颇为意味深长的一桩现象。甚至肆无忌惮粗话满嘴的左撇子孔庆东，也不敢姿意亵渎天安门亡灵，也不得不在视频中对天安门运动表达某种敬意……。诸象种种，恐怕是一个清晰的端倪，预示着无论当局愿意不愿意，无论当局用多少努力来封锁，六四，不可抗拒地，势将作为现代中国的一项公共精神遗产，而进入中国绵长的历史。
而六四人，将是天安门遗嘱的执行者。
在时间点上，已经成熟。六四，已成长为一个最大公约数。六四，已升华为中国的神圣性符号。
“八酒六四”这瓶代价高昂的纪念酒的出现及其环行全球，就是一个重要的象征符号，标志者六四人登上历史舞台的日子已经不太遥远了，历史的最后审判也不会太远了。
在历史性抉择的时刻，中共各派各系，死守血案之既得利益者，最终将演变为国人公敌，在政治竞争中兵败如山倒。一失足将成千古恨，一回头已是百年身。何去何从，中南海衮衮诸公，当择善而从之。
在六四亡灵的守护下，六四人，势将成为中国历史审判法庭的设计者与建筑者。
在六四亡灵的守护下，六四人，势将成为中国历史审判法庭法官。
有鉴于天安门事件为未来中国的导航定位的功能，中国的走向，在相当程度上，将由六四定义和重塑。
这是中国的真正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