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陈奎德
座谈人：张杰博士 ，独立学者 法学博士
- 中国的时钟何以停摆？
从北大的最新调查看
人心已变 人心已散 人心已死
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RCCC）在2004～2014年与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马丁·怀特（Martin K. Whyte) 的研究团队合作与北大国研中心一起进行了三轮社会调查；最新的一轮则是在去年（2023年）进行。
该调查清晰地反映了当代中国人心的重要变化。
这个调查关注的问题是：在中国，有哪些因素造成了人们贫穷，有哪些因素导致了人们富有？
（中国人）为什么贫穷？
简言之，调查的统计结果表明：
在习近平上台前，贫穷被归咎于个人因素，能力不够或者努力不够的内归因。
在习近平上台后，贫穷被归咎于外在因素，机会不平等或者不公平的经济体制的外归因。
在前三轮（2004～2014）调查中，中国受访者在回答人们为什么会贫穷时，“缺乏能力”和“缺乏努力”均位于前三位，明显是倾向于内归因。这可以理解成2004～2014年，社会对于贫穷的看法起倾向于归咎于个人因素，能力不够或者努力不够。相对地，认为贫穷是因为“机会不平等”只排第六位（2004）；认为贫穷是因为“不公平的经济体制”只排第八位及以下。
而习上台后，2023年的调查表明，贫穷是因为“机会不平等”的上升至第一位；认为贫穷是因为“不公平的经济体制”的上升到第3位。相对地，认为“缺乏能力”的下降到第六位；认为“缺乏努力”的下降到第五位。
基本上以习上台为转折点，前后的调查结果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它反映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生态的变化。
这组数据的细微变化意味着什么？——躺平。
首先，它能够解释为什么现在更多的人会选择“躺平”。当人们普遍认为影响贫穷是因为自己可掌控的因素（能力、努力），这在心理学里被称为“内控型”，那么人们就会致力于积极地提高自己的能力，付出更多的努力。但是，当人们不再认为能力和努力是影响自己贫穷的主导因素，那么人们就不会那么积极地提高能力，付出努力。
同时，认为影响或者导致贫穷的主导因素是“机会不平等”或“不公平的经济机制”，而这二者是自己不可能掌控的因素，这就被称为“外控型”。外控型的典型行为不是通过提高能力、付出更多努力来改变贫穷的处境，而是倾向于抱怨、愤怒，表达不满。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现时代相比于十年前、五年前，选择“躺平”的人越来越多。
（中国人）为什么富有？
与人们为什么贫穷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人们为什么富有？调查的数据结果纵向比较也耐人寻味。
2004年，这个问题排在前四位的因素分别是：能力和天赋、受过高等教育、人脉关系、辛勤工作。其中，2004、2009、2014前三轮调查，人们都倾向于认为”能力和天赋“是致富的最主导因素。2009、2014年的两轮调查，”辛勤工作“也被看作是致富的次主导因素。
2023年最近一轮的调查中，”人脉关系“上升为第一位，“富裕家庭中成长”上升到第二位。这反映了人们普遍认为致富不是靠自己，而是靠人脉和家境。权贵朋友或者家境富裕才是致富的主导影响因素。第二、三轮调查排在前两位的“能力和天赋”、“辛勤工作”分别掉落到第四、第五位。
另一个耐人寻味的致富影响因素是“受过高等教育”，四轮调查逐轮下降，2004年位居第二位，接下来的三轮分别三、六、七，人们越来越不相信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是致富的主要影响因素。换句话说，读大学的性价比越来越低，对于提高社会经济地位，读大学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从数据来看，2004～2009是相对淳朴的时代，人们普遍认为能力和努力是摆脱贫穷的有效途径；而富有的人除了能力还需要点天赋，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以及辛勤工作。或者换句话说，那个时代的人对“不平等”没那么敏感，他们更相信事在人为，不那么怨天尤人。
2023年相比于第三轮调查又间隔了9年，中间横亘了三年疫情。再次启动的调查显示出，人心在发生悄悄的变化。相信事在人为的比例越来越少，人们反而更相信能力和努力以外的因素在影响乃至决定着贫穷或还是富有。机会的不平等，社会经济体制的不公平成为具有感知显著性的贫穷主导因素。
人心已变，它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证明，面对贫穷，不同的归因会影响人们采取不同的行动。内控型的归因，人们更可能付诸努力，积极地试图改变贫穷的处境；外控型的归因，人们除了抱怨，则很少付出努力去改变。
这样，社会经济就可能陷入不同的循环漩涡之中。当人们更多地倾向于努力，那么经济就更可能向好，个人摆脱贫穷的概率也就越大。反之，当人们更多地倾向于抱怨而不是努力，那么经济就难以向好，个人摆脱贫穷也就越渺茫。当然，这仅限于社会大体公平的前提下。
如果人们感知到的不公平是真实存在的，那么更多的人不仅会躺平，而且还可能陷入习得性无助，绝望丛生，怨声载道。人心已变，人心已散。
即是说，社会的时钟陷入停摆。这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垃圾时间”。正像篮球比赛当双方的比分差距巨大而比赛接近尾声的几分钟时，抢球投篮已毫无意义。
刚刚闭幕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就是典型的垃圾时间的语言，几乎一字不差照搬过去的党八股，通篇废话空话套话。什么“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谎言堆砌，大而化之，不知所云，大话连篇。”唯一成果就是习近平当了一天的“改革家“，或称“反改革家”。大家都装模作样走过场，心知肚明。拖了近一年的三中全会，不得不开，为开而开，等于没开。它不过就是一个维持会而已，所有人都在混日子，就是在垃圾时间的投篮而已。
中国，停摆了。时间，停止了。
- 死而复活，是否可能？
这样的局势能持久吗？
无法持久。因为垃圾时间就是垃圾时间。在篮球比赛，只有几分钟；在人类社会，最多是几年。因为大势底定，总要面临摊牌。
这些年来，有许多来自中国大陆的亲戚朋友，常常扼腕叹息中共统治的黑暗及其镇压的残酷，然而也不否认改革开放三、四十年来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速度。只要在当局允许的范围内，国人学习仿效西方的迅速和惟妙惟肖，令人叹为观止。例如高速公路系统（其管理、其标志系统之如美国，高铁系统之如日本，如电子支付系统之方便快捷犹有胜之，各行各业，莫不如此…..。唯独在其禁脔——政治领域，一仍其旧，十年以来甚至加速倒退。所以中国社会呈现出历史上罕见的“精神分裂“状况。社会与政治系统的分裂，经济与政治的分裂……如此等等。
极权主义复辟的暂时性
笔者曾在去年四月就“极权主义复辟“写过：
“毛去世后，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在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在经济上引进市场因素，允许多种产权形态，在社会控制上也有所放松，但并未公开放弃共产党垄断政权，在基本政治框架上依然故我，故有复辟极权的基地。
但是，四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中国历史，事实上已经留下了其庞大的受益群体，其范围涉及全社会：包括上层精英集团—权力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以及中产阶层，下层工人和农民工等。社会贫富差距加大，上层巨富人群富可敌国，下层工人和农民工得益最少。但是总体上，各阶层生活水准都比毛时代有所提高，其自由度也有所上升。有鉴于此，执政当局要返回毛时代，将彻底剥夺这些群体四十多年来获得的权利和利益，中国经济将大幅下滑，社会自由度也将大幅降低，除了习近平拔擢的极少数亲信之外，中国所有阶层的利益都会遭受侵犯，特别是民营企业家和知识阶层。
这种复辟必定遭致四十多年积累下来的社会中上层的主流力量的强烈抵抗。根据双方总体力量对比，再加上中共极度孤立的国际环境，当政者要彻底剥夺多数国民已经获得的精神和物质的权利而返回更贫穷更专制的极权社会，几乎是不可能的。中国的白纸革命，预示了复辟的失败。“
垃圾时间 难以久长
这里还可举出另一个旁证，在中国住过很长时间的美国作家Peter Hessler（何伟）也认为，目前中国的状况想持久是不可能。
（以中国三部曲在全球一炮走红的知名“中国通”作家Peter Hessler（何伟）曾于1996年以和平队志愿者身份前往四川任教，和中国结缘。二十三年后，何伟在新冠疫情爆发前夕重返四川，重新体验历经沧海桑田后的中国，并再以教师身份深入观察新一代中国年轻人的生活，思维和价值观。）
他最近说：“习近平治下的政制，在很多方面变得比我以前教书时更严密，更压抑了。……
这种局势将会永久持续下去吗？我是不信的。……中国人现在拥有的信息更多、流动性更强、资源更丰富，但政治空间却被限制，这二者之间的博奕，导致了社会中存在某种紧张态势。这让我不禁问道：这样的局势能持久吗？……
中国社会的“精神分裂性质”：中国人变得越来越自由化，而社会变得越来越极权化。这种“分裂”对中国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当年在 90 年代我在涪陵教书的时候，每十二个适龄青年当中，只有一人能上大学，即8%左右。读大学是很稀有的事情。现在，这个比例超过了 50%，也就是说大多数中国年轻人都能接受高等教育。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进步。…………但习近平治下的政制，在很多方面变得比我以前教书时更严密，更压抑了。……我有时自问：这种局势将会永久持续下去吗？我是不信的。
”我们通常有这样一种认知，以为年轻的中国人的爱国热情极端高涨，都是以网络攻击而闻名的“小粉红”。老实说，我觉得这是夸张了。以我亲身的教学经历来看，我没有察觉到那种极端爱国主义的锋芒。事实上，这种爱国主义反而是在 90 年代更甚。”
套用一种毛语录式的句子，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日益增长的智力和中共企图日益强化的愚民政策之间的矛盾。
有鉴于此，仍可断言，当下中国社会的全面躺平在某种意义上仍是表层现象。
火山灰烬下的火苗并未熄灭，火种犹在。
这时，笔者骤然回想起1976年天安门广场清明节悼周批毛的“四五运动”，被当局镇压下去之后，偌大的无声中国，进入了垃圾时间。同样是人心已变。人心已散。万籁俱寂，冷眼旁观……。
大家都在等待什么？ 10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