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联合国大会第79届会议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未来公约》(Pact for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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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陈奎德

座谈人:李恒青先生,经济学家與政治评论家

 

联合国何去何从?

2024年9月22日至23日,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齐聚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未来峰会,探讨全球治理中面临的紧迫问题。9月22日,联合国大会第79届会议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未来公约》(Pact for the Future)及其附件《全球数字公约》(Global Digital Compact)和《子孙后代问题宣言》(Declaration on Future Generations)。

无疑,《未来公约》缘起于联合国未能制止当下两场愈演愈烈的战争并追究违反联合国宪章的人员的责任。其更深远的背景则是联合国的命运,它何去何从?

中国习近平与俄国普京都没有出席这届联大的高级峰会。

有193个成员国参加的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宣言。

俄罗斯和伊朗是反对这项《未来公约》的七个国家之二,但二者并未能阻止该文件在峰会期间得以通过。重要原因是非洲国家集团对公约的支持和对俄国的公开抵制。

这份《未来公约》是什么?它对联合国意味着什么?它对中国又意味着什么?

 

《未来公约》昭告天下

《未来公约》包含五个章节,分别涉及可持续发展及相关融资、和平与安全、科学、技术与创新、青年与未来,以及全球治理的转型。 对此,《公约》提出了56项行动计划。

改革安全理事会

在《公约》中,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是“全球治理的转型”一节。在这一节中,《公约》提出要“改革安全理事会,确认迫切需要使其更具代表性、更加包容、更加透明、更有效率、更有实效、更加民主、更可问责”。

作为联合国最核心的机构,安理会一直备受批评。 联合国成立之初,为了避免其前身国际联盟的失败,安理会设计中重视保持“大国一致”。 不少国家现今批评安理会的决议主要反映“常任理事国的战略利益和政治动机”。

安理会也在常任理事国本身卷入冲突时严重失灵。 许多意见认为,俄乌战争与加沙战争都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同时,安理会的席次构成也被认为停留在旧的国际秩序中,外界认为其代表性严重缺失。

安理会改革:历史回顾

自2005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安南(Kofi Atta Annan)提出“安南方案”开始,安理会改革正式被联合国提上日程。自第62届大会以来,每届大会均以决议方式提出安理会改革问题,但正如1998年11月23日的第53/30号决议指出,“如无大会会员至少三分之二的赞成票,不就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的问题及有关事项作出任何决议或决定”。所以, 自安理会改革进程开始以来,包括法国及列支敦士登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与非常任理事国提出过不同的改革方案,均未获得成功。

安理会改革的难点何在?

因为修改安理会章程需要常任理事国多数同意,改革的方向基本上指向扩大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实际上就意味着现任五大常任理事国权限的缩水。这就像是医生给自己动手术,因此改革很难真正启动。

再者,俄乌战争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成型为两大派别,美英法 vs. 中俄,双方在很多重大的国际议题上基本上都是对立的,加上每个常任理事国都有否决权,所以目前安理会的核心功能几乎等于被废了。

在《未来公约》中,各国同意了一个大规模的改革方案,包括“优先纠正非洲遭受的历史不公”、“提高代表性不足和无代表的区域和集团的代表性”、扩大安全理事会”等。

值得关注的是,该项行动中还特别提及“否决权问题是安全理事会改革的一个关键要素”,各国同意将加紧努力,就否决权的未来达成协议,包括就限制否决权的范围和使用进行讨论”,此外还提到“考虑纳入一项审查条款,以确保安全理事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能继续履行其使命并胜任其职”。

代表与会各国多数同意此一改革方向。 《未来公约》本身亦表示,大会“支持由会员国驱动的安理会改革,并且将根据大会第62/557号决定以及1998年11月23日第53/30号决议等大会其他相关决议和决定,通过政府间谈判加紧改革努力。”

鉴于前述医生给自己动手术的悖论,《未来公约》虽然给出了愿景,但基本上是多数会员国意志的郑重表达和大声宣示,但是其中扩大常任理事国和限制否决权范围的问题,是极难攻克的硬骨头。

如此看来,《未来公约》只是给安理会改革施加了舆论上的压力,具体的可操作的改革措施并未出现,似乎长路漫漫。

《未来公约》彰显两极营垒对峙

但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目前透出了一线曙光。已经两年半的俄乌战争以及以色列对哈马斯、真主党、胡塞武装力量(实质上是以色列vs伊朗)的战争,撕裂了全球。然而,目前呈现的趋向是,这两场战争正在逐渐走向一个有利于安理会改革的结局。

首先,联合国大会上发生的一个插曲或可表明这点。 在大会决定通过《未来公约》前,俄罗斯代表团与白罗斯、朝鲜、尼加拉瓜、叙利亚、伊朗等国突然提出修正动议,要求在《未来公约》内加入联合国应由政府间决策进程推动,而且联合国及其系统不得干涉《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七项规定的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的事务的文字。 俄罗斯副外长韦尔希宁(Sergey Vershinin)对大会表示,数月来协调文本的国家只包含了“主要由西方国家向他们指示的内容,而忽略了俄罗斯一再要求就文本进行政府间谈判的要求”“没有人对这份文件满意。”但是,俄罗斯等七国的这一修正动议没有得逞,它并未阻挡《未来公约》的通过。这表明主流国际的对立面势单力薄,无法形成势均力敌的对立阵营,不能真正代表南方国家集团。

其次,目前以色列对哈马斯、真主党、胡塞恐怖武装力量(背后是伊朗)的致命打击,使得国际政治的天平难于逆转地倾向于联合国安理会中的民主和平的国家。

南方国家不“南方”

众所周知,虽然中共与俄国在地理上属于全球北方,但中俄常常自我标榜为全球南方国家利益的代表,以对抗它们所称的北方发达国家集团和民主阵营。特别是北京当局,用尽力气大撒币于众多非洲国家,收买 那些贫弱非民主国家在联合国的选票,从而使践踏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的最凶悍侵犯国民人权的中共政权,居然能使自己成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理事国,还经常不知羞耻地把“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挂在嘴边。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志愿军事实上是与联合国军作战的敌对国家(联合国大会第498号决议谴责中国人民志愿军介入朝鲜战争,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介入朝鲜是“侵略行为”。这是联合国大会第一次决议判定一个国家为武装侵略者。也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志愿军是与联合国军交战的敌对方,是侵略者)。

然而,这次北京收买非洲国家投票的钱是扔到水里去了。56个非洲国家否定了俄罗斯等七个国家阻挡《未来公约》通过的企图。

刚果代表包括56个非洲国家的非洲集团发言时表示,俄罗斯等国对《未来公约》提出的修正案无助于各方达成应对全球多重危机的预期。 其又代表非洲集团提出动议,要求大会不对俄罗斯等国提出的修正案采取行动。 该动议最终以143票赞成获得通过,仅俄罗斯和6个国家反对。

虽然中国不在俄国等7个提修正案国家之内,但56个非洲国家的表态,仍然严重打击了北京和莫斯科想要成为南方国家代表的企图。它们一直期待的以数量不少的受中国经济支持的小国(以非洲国家为主)来充当联合国的投票机器以满足中俄两国的政治需求的愿望受到了一次沉重打击。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的一份调查显示,全球9个人口最多的南方国家的绝大多数人仍然认同国际规则、原则代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价值观和需求。

在这些重大的原则问题上,“投票机器”并不总是会听命于其背后的撒币金主的。

所有以上三点历史大势揭示出,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走向,可能有利于民主自由和平国家的期盼。

 

为何习近平不愿出席联合国大会?       

联合国大会在9月22日开启未来峰会,世界领袖冠盖云集纽约,但中共最高层政治局常委无一人前往,完全缺席盛会。9月23日的新华社网站首页看不到联合国大会的任何信息。然而反美、反西方的宣传却高唱入云,不绝于耳。官媒相继抛出三篇文章,《商务部回应欧盟将中国对欧盟乳制品反补贴调查诉至世贸争端解决机制》《美方应放下维霸遏华执念 停止拿地区国家当工具》和《起底美西方国家“低端锁定”全球南方:标准之墙 规则之链 谎言之刃》。

各国领导人在联合国“未来峰会”上轮流发表讲话之际,中共也假装不知道。9月22日,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德国总理朔尔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巴西总统卢拉、南非总统拉马福萨、波兰总统杜达、以及拉脱维亚总统、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和新任越南共产党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等相继在大会上发言,阐述本国立场、提供国际合作建议。后续还有更多国家首脑发言,包括美国总统拜登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发言。

中共党魁放弃了如此重要的国际场合,只让王毅代替前往,不知他如何能“参与全球治理”,为人类指明方向?

原因恐怕更在于中国国内的政治危机(包括习本人的身体状况和权力状态)。

越共与中共的对比

刚刚访问过北京的越共新书记苏林来到纽约,出席联合国未来峰会、参加联合国大会,参加越美建交30周年的庆祝活动,并与美国总统拜登会面。

9月25日,苏林与拜登会面。苏林先是感谢拜登就阮富仲逝世致慰问电以及美国政府在台风摩羯袭击后提供的及时帮助,随后称赞阮富仲于2015年对美国进行历史性的访问和拜登于2023年对越南的访问,“为推动两国关系突破发展,达到当前最高水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重要动力,为两国关系在未来多个十年强劲和稳定发展提供更多空间。”

苏林强调,越南“将继续坚定不移实施独立、自主、多边化、多样化,是国际社会可信赖的伙伴、积极和负责任成员的对外路线,其中将美国视为重要的战略伙伴,并表示希望越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将继续保持稳定、长期发展势头”。

苏林对外传递的信息主要有三点:一、越南将继续采取“竹子外交”,与多国保持良好关系,不依赖于某个国家。二、越南会在对外关系上成为负责任的、可信赖的国家。三、越南将继续发展越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这与苏林当选最高领导人后发表的文章主旨相契合。虽然8月苏林在上任后,首选出访地是北京,但从苏林在北京会见高层时的所言看,苏林并未改变初衷。换言之,尽管中共是越南重要的合作伙伴,但中共不会是越南必须全面依赖的对象,越南也不会接受什么“命运共同体”。

而越南表示想成为国际社会“可靠的伙伴”之语,反衬的就是一直出尔反尔、国际形象不佳的中共。越南的潜台词就是不会向中共学习,而是要言出必行,获得国际社会的信任。其传递的就是越南正积极融入国际社会。至于越南想继续发展与美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也是希冀在中美大国间获得某种平衡,为越南谋取利益。

时时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挂在嘴边的北京当局,背对另一个共产国家越南与国际社会关系火热的状况,背对纽约一年一度的联合国盛会,被迫与被国际法庭通缉的战犯普京一样自我设限,自我孤立,情何以堪?

 

不敢提《未来公约》,中共的心结?

中共党媒不提联合国大会,更不提《未来公约》。

北京对《公约》有太多的心结

1)众目睽睽下,北京标榜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未来公约》中未被提及。中共自然十分不快,但也不得不签字同意各国达成共识的《未来公约》,虽然其中的不少内容对中共而言是触目惊心,十分忌讳的。

2)《未来公约》中的行动9提到:“我们将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促请缔约方在考虑到《巴黎协定》以及其不同国情、路径和做法的情况下,以本国自主决定的方式为开展全球努力作出贡献……将全球年均能效提升速度增加一倍;加快努力,逐步淘汰未加装减排设施的煤电项目……在能源系统中摆脱化石燃料。”

这对中共来说不可能做到。中共党魁若参加联合国大会,各国领导人将联合敦促中共做出相应承诺,但中共一直不愿意在国际上这样做,也并不真正关心与民生直接相关的环保。中共以往试图以此作为与美欧交往的筹码之一,如今眼看没什么用,已经很少再提了。

3)《未来公约》中的行动13提到:“我们将加倍努力,建设并维持和平、包容和公正的社会,消除冲突根源……消除宗教歧视,打击一切表现形式的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和仇外现象。”

中共对新疆、西藏的种族灭绝政策,在国际上屡次被诟病,近期中国大陆还连续发生仇外杀人、伤人事件,中共在联合国会议上可能再次备受指责,若日本首相当面提出质疑,中共党魁实难回应。

4)《未来公约》中的行动14提到:“我们将保护武装冲突中的所有平民……最强烈地谴责武装冲突对平民、民用基础设施和文化遗产造成的破坏性影响……确保追究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国际法所定义的最严重罪行,包括灭绝种族罪、战争罪、危害人类罪以及其它暴行罪和其它严重侵害行为的责任。”

中共始终没有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也没有谴责过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和劫掠人质的行为;中共本身就犯下危害人类的各种罪行,并张牙舞爪地准备扩张。中共高层若冒险在台海和南海开战,同样惧怕战争罪等。中共不得不签署同意这样的公约,但实际上极不情愿。

中共宣称支持联合国框架为主的国际体系,一直宣传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但中共党魁缺席了联合国未来峰会,抛弃了改善中国国际关系的又一良机,其所谓“参与全球治理”更成了一句空话。中共党媒回避重大国际事务。

更根本的是,中共做法违背《未来公约》。

5)《未来公约》中的行动16提到:“我们将增进会员国之间的合作与理解,缓和紧张局势,寻求和平解决争端和解决冲突……在次区域、区域和国际各级视需要制定和实施和平解决争端、建立信任、预警和危机管理机制,以应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新的和正在出现的威胁……以缓和紧张局势。”

美国多次要求加强与中共军方的沟通、防止误判,但中共采取推诿、拖延甚至拒绝的态度;中共针对菲律宾故意挑起事端,中共军舰、军机不断挑衅日本,并对多国飞机、舰船采取危险拦截动作。中共也支持俄罗斯延续战争,还对中东局势推波助澜,惟恐天下不乱。中共党魁自然不想在联合国峰会上面对这些话题。

6)《未来公约》中的行动17提到:“我们将履行义务,在本国作为当事国的任何案件中,服从国际法院的裁决,维护国际法院的任务授权。”

中共一直拒绝接受国际法庭关于南海的仲裁;也无视国际法庭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逮捕令,仍邀请其访问中国。中共签了公约,但如同签署的其它国际条约一样,根本不会执行。

7)《未来公约》中的行动25提到:“我们将努力推进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目标……重申对核裁军现状深感关切……确认各国开展努力的最终目标应当继续是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履行各自核裁军和不扩散义务与承诺。”

美国已多次提出中共应参加核裁军谈判,俄罗斯也同意,但中共一直拒绝,明显违反了联合国公约。

8)《未来公约》中的行动46提到:“我们将确保人人切实享有所有人权……必须保护根据符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人权法的国家法律参与促进和保护所有人的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个人和民间社会机构,包括非政府组织、团体和国家人权机构(如存在),使其免遭任何形式的线上和线下恐吓和报复行为。”

这一条几乎为中共量身定做,中共党媒不可能主动提及,中共党魁也不愿到纽约讨论《未来公约》。

倘若联合国真正实施了改革,很显然, 中共的话语权将进一步被稀释。

9)《未来公约》中的行动39提到:“我们将改革安全理事会,确认迫切需要使其更具代表性、更加包容、更加透明、更有效率、更有实效、更加民主、更可问责……扩大安全理事会,使其更能代表联合国现有会员国组成并反映当代世界的现实……扩大后的安理会成员总数应确保在代表性和效力之间取得平衡……将加紧努力,就否决权的未来达成协议,包括就限制否决权的范围和使用进行讨论。”

增加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已经被写进公约,如此重要的改革议程讨论,各国领导人应该都想在会议期间有所作为,一面加强彼此之间的沟通,一面努力提高本国的国际影响力;但中共党魁的主动缺席,意味着放弃了提升中国国际地位的机会,令人匪夷所思。

中共并不希望联合国扩大安全理事会,那样的话,中共本就堪忧的话语权很可能进一步被稀释,在联合国将更难对抗美国及其盟友。

中共也不希望否决权被限制。在联合国最常使用否决权的是美国和俄罗斯,中共轻易不敢使用否决权,而是经常采用弃权的方式,变相表示反对。不过,中共绝不愿意轻易失去否决权的选项。中共党魁屡次缺席联合国大会,对联合国改革采取回避态度,与其自诩的大国地位极不相称。

总之,习近平这种不敢面对国际现实,不敢面对《未来公约》的实质性内容的鸵鸟心态,将使北京与国际主流渐行渐远,最后势将落入孤家寡人向隅而泣的难堪甚至悲惨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