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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陈奎德
座谈人：程翔先生，原香港资深媒体人， 独立学者
2024年，是《中英联合声明》签署40周年，也是香港占中运动和雨伞运动10周年和反送中运动5周年。这是四十年来香港从希望陷入沉沦的几个重要转捩点，它告诉世界，这颗东方璀璨的明珠是如何黯然失色的。
1. 从“自治”到“全面管治”
1）《中英联合声明》（1984）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简称《中英联合声明》（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于1984年12月19日由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与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作为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签订。
联合声明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联合王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将香港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声明也列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的基本方针，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会确保其社会主义制度不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香港本身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维持“五十年不变”，保障人身、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旅行、迁徙、通信、罢工、选择职业和学术研究以及宗教信仰等各项权利和自由。这些基本政策，后来都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加以规定，香港特区政府在1997年7月1日成立后曾多次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中英联合声明》 。
联合声明中的“香港12条”
程翔先生是香港资深媒体人，很早从中共高官私下对话中对比了北京对藏政策与对港政策，洞悉了中共相同的心计与谋划。
《中英联合声明》中的“香港12条” 与中共处理西藏问题时的“西藏17条”，二者在精神上和手法上有何贯通之处？它们给了港人何种启迪？
警醒的缘起：“香港12条”与早先的 “西藏17条”的相同之处：
– 两者皆强调除国防外交之外，地方享有“自治”；
– 两者皆强调“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
– 两者皆强调不实行社会主义。
此三者是最主要的相同之处，其他还有很多雷同的地方。
西藏经验教训最大的启示，就是中共没有遵守它对西藏的承诺。中共违背承诺的关键之处有三：
第一， 中共违背了保持西藏原政治权力系统不变的承诺。
第二，中共违背了不强迫改革，若改革需要与达赖喇嘛、班禅喇嘛等协商后才进行的承诺。
这些措施激起藏民的反抗，中共出动军队镇压，最终导致1959年3月的“拉萨事件“，达赖喇嘛被迫出走印度。至此中共宣布《西藏17条》作废。
人们一直担心：“今日西藏，明日香港”。
《中英联合声明》确实使香港平稳地过渡1997这个坎。可是五年之后，中共就开始干预香港了。凑巧的是，“西藏17条”也仅仅存活了五年。五年时间大概就是中共任何“宽大政策”的容忍限度了。之后，就开始违背自己在“十二条”里对港人的承诺了。
2007及2012 两度推迟香港的普选时间表，2014年发表《白皮书》，提出对香港实行“全面管治权”，同年发表“人大8.31决议”，全面否决《基本法》赋予香港人民的普选权。当英国指出它违反《中英联合声明》时，中共干脆说该声明已经失效，成为“历史文件”了。
回顾这段历史，对中共来说，无论是“西藏十七条”或“香港十二条”，都是权宜之计，
香港的“十二条”何以出台？当年中共提出收回香港时，超过70%的人主张维持现状。国务院港澳办派鲁平来香港调查，连左派人士都反对收回。在这种情况下强行收回而没有安抚措施必然会导致人心惶惶资金流失，这样就不利于中共收回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所以对中共来说，“香港十二条”就是为了保证政权的“平稳过渡”，金融中心安然无恙的唯一办法。一旦实现了政权的“平稳回归”，不过五年，北京就过河拆桥了。
2）香港占中运动和雨伞运动 （2014）
雨伞运动（Umbrella Movement）或占中行动（Occupy Movement），是指于2014年9月26日至12月15日在香港发生的一系列争取真普选的公民抗命运动。示威者自发占据多个主要干道进行静坐及游行，占领区包括金钟、添马舰、中环、湾仔、铜锣湾、旺角及尖沙咀。其主要诉求为恢复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撤回了的2016年及2017年香港政治制度改革，争取行政长官选举的公民提名权，以及废除立法会功能组别。运动的主要象征是手持黄色的雨伞，源于示威者面对警方以胡椒喷雾驱散时使用雨伞抵挡，运动因此得名。
在港人的雨伞运动中，北京并没有在普选问题上让步。但是雨伞运动或占中行动凝聚了香港的民气和意志。这次抗争运动是香港历史上第二大规模的公民抗命运动，仅次于2019年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反送中运动）。 雨伞运动实质上为后来的反送中运动做了精神准备，使之在难于沟通的社会环境下，在不同的社会际遇和政治思路的各路人马中，大家能够“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3）反送中运动 （2019）
史无前例的浩大反送中运动在香港历史上的地位
《反送中运动》也被正式称为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英语：Anti-Extradition Law Amendment Bill Movement），是指香港自2019年3月15日开始的大规模的社会运动，逾万人被捕。起源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提出《逃犯条例》修订草案，犯罪嫌疑人引渡适用于中国内地司法管辖区引起担忧。此次运动并无统一的领导，主要以社交媒体号召的方式组织。运动支持者以游行示威、集会、静坐、唱歌、呐喊、“三罢”行动、设置连侬墙、不合作运动、堵塞道路干道、“起底”、“私了”、纵火、破坏商铺及公共设施等一系列行为，要求香港政府撤回其提出的《逃犯条例》修订草案以及实现“五大诉求”：1. 全面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草案；2. 撤回示威“暴动”定性；3，撤销被捕示威者控罪；4，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5，追究警队滥用武力。
实现“真双普选”前述草案容许将香港的犯罪嫌疑人引渡至中国大陆受审；反对者不信任中国大陆的司法制度，担忧将嫌疑人引渡至大陆会出现不公平审讯的情况，损害香港在“一国两制”及《基本法》下所列明的独立司法管辖权地位。
2019年3月15日，香港众志已于政府总部发起静坐，要求撤回《逃犯条例》修订。在3、4月间，民间人权阵线两度发起示威游行。6月9日，民阵再度发起游行，称有超过100万名市民参与，香港警方则表示最高峰时约有24万人参加游行。特区政府未接受游行诉求，继续推动修例。6月12日，于香港立法会继续将条例恢复二读辩论，同日有四万名市民在立法会大楼外示威，试图阻止二读程序，示威者不断向警方投掷杂物、砖头，与警方发生了激烈冲突，事后警方发布公告，将示威行动定性为“暴动”。而示威者则指警方滥用职权及使用过度武力。之后示威者提出“五大诉求”。6月16日，民间人权阵线发起更大规模的游行，由于特区政府的不顾民意强推修例，再次引发了更多市民参与这次游行，组织者称游行人数超过了200万人，是“香港有史以来参与人数最多的游行”，可以说是倾城出动，震撼了中国，也震撼了世界。
此运动迫使香港特区政府不得不撤回了《逃犯条例》修订草案。但是“五大诉求”的其余四个诉求并未能够实现。
2. 2020年《港区国安法》君临香港
国安法对香港的政治生态、经济及国际地位产生了那些摧毁性的影响？
《港版国安法》是香港最关键的转折点。此事发生在从中国武汉爆发的新冠疫情传遍中国，传到香港和世界各地，中共以严厉的清零措施实施社会管制之际。在此高压氛围下，习近平中共趁机霸王硬上弓，以”止暴制乱”为借口，2020年6月30日，在北京的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港区国安法》，宣布即日强制在香港实施该法。 北京强行夺回香港的治权，更以所谓”完善选举”为借口，把整个香港的政治生态、政治机构完全来一个大清洗。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依据《香港基本法》第二章第十八条制定，未经广泛咨询及本地立法的《香港国安法》在2020年6月30日晚上刊宪直接生效。
从那一天起，香港，这个世界称颂的东方明珠——自由港，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迅速黯淡下来。
《港区国安法》已经严重损害了一百多年来香港一直施行的普通法原则，破坏了香港行之已久的法治，也废弃了《中英联合声明》以及基本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承诺。国安法改变了香港的政治基础和司法独立。司法上，国安法案件至今都不经陪审团审讯和百分百入罪率。由此导致国际声讨，外资撤离，股市大跌，金融中心不再。
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言论自由的生存空间日趋恶化，国际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简称CPJ)发表年度报告，提及香港在实施《港区国安法》后首度有新闻工作者被囚禁，包括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6名前《苹果日报》高层以及网台D100节目主持人杰斯等。
香港已经从过去的新闻书籍言论出版的自由港沦为不再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的人间地狱。
香港的命运，国际社会对它的关注及其对北京当局的压力，似乎逐渐在产生某种微妙影响？
2024年三月，香港“立法会”通过了23条修正案，香港的法治更加恶化。最近，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案》，要求行政部门在法案生效30天内决定香港经贸办在美国的3个办事处(Hong Kong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s，简称HKETO)是否得以延长目前享有的特权、例外与豁免。如此，香港已经成为大陆内地城市一样的普通城市了。目前中国大陆经济断崖式坠落，外交孤立，众叛亲离，与香港已经不再是世界金融中心之一，与香港不再是国外资本和技术涌向中国的最主要门户有重大关联。这是北京摧毁作为金融中心的自由香港所遭受的报应。
报应才刚刚开始。
最近，北京内外交困，遗世孤立，一筹莫展，使出浑身解数，仍不得其门而出。
很奇葩的是，这块又臭又硬的茅坑里的石头，在习中共今年的“国庆”致辞中，国安法之后高唱入云的“爱国者治港”的调子突然不唱了，又回复到之前的“港人治港”了！北京这是玩儿的哪一出？从“港人治港”到“爱国者治港”再到“港人治港”，这是什么“辩证法”（变戏法）？且让我们搬个板凳，静观其变。
180年香港的出现、存在及其奋斗，对中国的意义
晚清时期，作为自由港的香港，不仅是中国大陆的通商要埠，同时也是一系列仁人志士王韬、孙逸仙、钱穆……的活动基地。民国时期亦复如此。至共产中国时期，香港成为全世界有关中国信息的集散中心，中国人逃亡（逃脱饥荒和政治迫害）的庇护所。
回溯历史，自1843年香港开埠180年以来，当前《国安法》下的香港是其历史上最为恐怖与黑暗的时期，似乎港人历来所拥有的法治、自由与繁荣将永远消逝，一去不复返了。
目前这种超出想象的恐怖与黑暗，会真的世世代代延续下去吗？
联想到香港历史上的日据时期、中国文革时的香港六七暴动……其时，也是黑云压城城欲摧，不堪回首,,,,,,。然而，最后港人都挺过来了。
从长计议，考虑到国际文明国家浩浩荡荡力量的围堵大势，考虑到港人一百八十年来所形成的坚韧的灵活的生命力和生存智慧，考虑到当下中国大陆内蕴的历史性转型力量，考虑到港人对自身生活方式的钟爱已融化成为本能，考虑到因《国安法》和新23条立法而流亡海外的港人，承续了香港时代革命的精神，在英国、台湾、美国、日本、欧洲、澳大利亚……成立了各种团体、政党甚至流亡议会、政府，同时游说所在国政府和议会支持港人抗击北京镇压，制裁其累累暴行，引发了世界各国的同情、理解和支持，有声有色。我们相信香港一定能挺过当下这一页黑暗的历史篇章。但是，它的必要前提是，中国大陆褪掉赤色，融入国际主流社会。原因在于，这一次，港人的命运与中国大陆的命运是如此紧密地联在一起，除非中国大陆彻底转型，香港的复活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