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
今天是2024年11月7日，是所謂蘇俄“十月革命”（十月叛亂）107週年。
1917年11月7日(俄历 10 月 25 日)，在激進的馬克思式共產主義者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下，俄國布尔什维克发动叛乱，顛覆了成立僅幾個月的临时政府，建立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依照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由共产党行使绝对权力的政权，簡稱蘇聯。
“十月革命”74週年後，蘇聯及其絕大多數附庸的共產黨國家轟然倒塌解體，殘存的共產中國等最後幾個紅色政權，雖然三十多年來經歷慘烈的求生-改道-中興-再衰，然而無可奈何花落去，仍然不可抗拒地正在進入其彌留期。
共產主義這頭怪獸，其為禍世界之烈，人類歷史上罕有其匹。消化這一人類災難，恐怕至少還需要兩代人的時間。值此共產國家降臨世界107週年之際，特發表作者於人類歷史的高光時刻，共產陣營大崩潰的高潮期1990年寫的文章，以為之喪鐘再鳴也。它昭告世人，徹底解除共產魔咒，已經指日可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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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七十一周年了。
聯繫到去年五四運動七十壽辰時，北京發生的震撼世界的一幕，聯繫到其後在東歐和蘇聯爆發的改變世界歷史的澎湃浪潮，我不由得想起世界歷史上一樁古老而又常新的現象：歷史的「入魔」和「脫魔」的問題。
無疑，當代世界正處於一輪新的歷史性「脫魔」時期。
所謂「入魔」，系指一種世界性的心理體驗，即被魔咒所籠罩所支配。魔咒使人類的群體心理感受到某種狂迷、某種召喚、某種烏托邦式的幻影，從而堅信有某種超自然的魔力在冥冥之中控制，它無所不能，戰無不勝。這種類似宗教神諭式的感應，在歷史上像陣陣狂濤，驟然而起，呼嘯而去。
所謂「脫魔」，正如著名德國學者馬克斯韋伯所描繪的：「世界的脫魔，就是從魔幻中解脫出來，、、、、、、脫掉了那層神秘的但有真正精神行為的外殼，、、、、、、進入從各種宗教預言中脫穎而出的有條不紊的倫理生活方式的偉大理性主義。」簡言之，這裡的脫魔，就是拒斥神秘力量的世界理智化進程。
就廣義而言，從古典多神教開始發展到近現代的西方文化，其上下幾千年的持續過程，就是一個總體的脫魔過程。就狹義而言，亦可說歷史上曾經發生過多次入魔與脫魔的交替嬗遞的更迭。以本世紀為例，法西斯主義運動、共產主義運動和以伊朗霍梅尼為代表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動，都是其典型代表。
本文主旨在討論狹義的脫魔，特別是二十世紀人類的一項重要標記—-共產主義魔咒的興衰;另外，也對五四運動與中國共產主義之間的關係略作考察。
讓我們先來看一張時間表。
一八四八年，共產主義的先知馬克思和恩格斯發表《共產黨宣言》，宣布共產主義幽靈降臨世界。
一九一七年，過了約七十年，中國的龐大北鄰—-俄羅斯，走火入魔，被共產主義魔咒所罩。
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發生共產主義經俄國傳入中國。
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
一九四九年，共產主義魔咒全面籠罩中華。
一九六六年，文革爆發。中國陷入高度的共產迷狂，構成入魔的巔峰狀態。
一九八九年，又過了約七十年。中國、東歐、蘇聯開始偉大的歷史性脫魔。有誰會料到，當兩位先知在上世紀中葉宣稱共產幽靈在歐洲徘徊時，該幽靈竟會在下一世紀支配了半個地球，使落後世界陷入迷狂?又有誰會料到，當本世紀五、六十年代共產主義勢力鼎盛，似乎將席捲全球時，三十多年後它竟然在頃刻之間，幾乎土崩瓦解?
這或許是歷史上所有魔咒現象所固有的神秘色彩。
由此引出本文關注的三個基本問題：
第一，共產主義何以應如實地被稱為魔咒?
第二，五四運動何以既是脫魔又導致入魔?它的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這雙重資源以及科學與民主這兩個口號是如何相互衝突並導致悲劇的?
第三，掌握政權後的共產主義魔咒的基本特徵及其命運如何?
共產主義無疑是一樁極複雜和重要的歷史現象。其重要性不會因為它在政治上的勢力迅速瓦解而消失。問題是，以科學自命的共產主義學說為何應被恰當地稱作魔咒呢?
研究共產主義的書籍業已汗牛充棟，本文無意在此重複。我只想強調指出當代大多數學者的一項基本共識，即，在嚴格的學術意義上，共產主義不是一種科學，而僅僅是一種意識形態，一種憤怒的抗議。
現代社會學的創始者涂爾幹研究馬克思主義後大為詫異：它從科學借用來的資料是那麼稀少、那麼薄弱，但是從此引申出來的實際性結論卻那麼多，而且這些結論卻又正是社會主義的中心論點。當我們看到這兩者之間這種極不成比例的情形，誰能不感到驚訝?涂爾幹在考察《資本論》後指出：「馬克思為了要確立(社會主義)這種學說才去研究它，而不是因為研究它才產生這種學說。、、、、、、這些體系中充滿了情緒化的內容;它們的產生以及它們的力量都是對一種更完美的『正義』之嚮往造成的。、、、、、、社會主義不是一種科學，也不是社會學的縮影—-它是痛苦和吶喊。」
實際上，作為一位對人類的痛苦有著敏銳感受的抗議者，馬克思本人負有一種宗教式的使命感，他期望自己能像先知一樣拯救全人類。因而，在他的著作中有一種內在的激情和道德上感人的力量。其結論是預先就給定了的，然後再去搜集材料。於是，這些經過篩選的極不充份的材料實質上不過是某種經過刻意經營的辯護詞而已。鑑於此，遠在上世紀末，學者們就指出：「馬克思之所以能發揮影響力，主要因為他算是個道德上的導師;因此，他或許也能夠在自十八世紀以降的偉大的世俗改革家中占有一席之地。」
明乎此，當我們看到共產主義幾乎總是在那些貧窮專制的國家得手，而不是如馬克思預言的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成功時，就不會特別詫異了。因為它以天啟式的預言勾畫未來，以先知的方式傳布福音，在感情上和道義上調動了這些國家文化較低的窮苦者對烏托邦天堂的內在嚮往，從而產生了某種神秘的控制力量，導致了魔幻式的迷狂。
對於知識分子，共產主義學說以其龐大的帶強烈黑格爾思辨色彩的理論體系，構成了雄辯的科學真理的外觀。它堅信有某種神秘的內在矛盾推動社會從一種形態嬗變到另一種。這種不可抗拒的必然性驅使社會達到終極天國—-共產主義，於是，人類得救。這在相當程度上吸引了知識者的想像力，滿足於其潛在的理想主義心理需求。並且，馬克思主義內蘊的極強烈的道德感和批判色彩，引發了這些國家備受壓抑而強烈反叛的知識者共鳴，從而在感情與理智兩方面都征服了其中不少人，進而使其喪失了科學工作者應有的懷疑和實證的基本態度，弱化了其判斷力。
如此，在這些落後國家，共產主義也就攜有了現代魔咒的主要特徵。
在中國歷史上，五四運動的作用是雙重的。一方面，它是一次意義深遠的脫魔，其主旋律(民主與科學)甚至迴響在七十年後的天安門廣場上;另一方面，毋寧諱言，中國現代史上的再次入魔，與五四也有一定關聯。實際上共產主義魔咒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導入中國的。
這種脫魔與入魔的雙重作用，導源於五四運動的複雜性，導源於支配五四運動的兩種精神—-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也導源於五四之後「德、賽」兩先生的此消彼長的不平衡發展。它們撕裂了五四的靈魂。
有兩個五四，它們具有不同的內涵。
其一是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五四，即以《新青年》為中心，從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二三年間掀起的一場啟蒙運動狂飆。它的基本精神資源是自由主義，其基本口號是「民主、科學」。
其二是作為民族救亡運動的五四，即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當天因巴黎和談外交失敗而爆發的學生遊行示威並火燒趙家樓事件，並延至六月三日的上海罷市為止。它的基本精神資源是民族主義，其基本口號是「外抗強權，內懲國賊」。
上述區分已成了近年來學界的基本共識之一。
雖然上述兩個五四略有一點銜接之處，但其基本精神卻大相逕庭。五四之後中國的基本路向都與五四運動的上述精神分裂相關。
外患深重，是當年中國所面臨的基本態勢，這一情勢加諸中國人以極大的心理壓力並支配了大部分人的價值取向。民族主義成為他們深層的最高判別準則。自由人權民主科學價值種種，在人們心中，無非是拯救這個古老民族的藥方之一而已。即使是以自由主義自命的知識分子，當他們認為人權自由會妨害國家利益時，就會決絕地拋棄之。對其中的大多數而言，如下這一更根本的問題似乎從未進入其視野：民族國家強大的根本目標是什麼?難道不正是保障並實現國民的基本權利—-生命權、財產權、言論自由權、、、、、、等?倘若離開了這些個人的基本權利，富國強兵何在?國家主權何用?徒然滿足專制統治者的虛榮心而已。
他們所開的更大的歷史玩笑還在於，當犧牲了國民的基本人權後，人們發現，與其預期相反，不僅沒能富國強兵，與其它國家相較，中國反而更加貧弱。這種雙重失落構成了中國近代史的基本悲劇。
反之，七十年過後，綜觀世界，以保證基本人權為立國之本的國家，大部份竟然意外地同時獲得了經濟繁榮、政治穩定的富國強兵的結果。簡言之富國強兵的目標常常是在以保障人權為本的民主法治社會中附帶獲得的副產品。這一目標在開初是並非置諸首位刻意追求的。胡適之當年的一句話點明其中的邏輯關係：「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然而，談到這裡，筆者以為不能不首先澄清近年來頗流行一種決定論推理：五四的主流—-激烈的反傳統主義在邏輯上導致最激進的馬克思主義支配中國思想界，這就使一九四九年中共奪權成為必然。
上述推理是過於簡單化和武斷了。其中每一論斷都經不起推敲。五四的主流是激烈的反傳統還是其它?五四的真正傳統是應以綿延未絕的「民主個人主義者」為代表還是以中共為代表?中共四九年勝利的主要因素是思想上的勝利還是抗戰之後基於國民黨腐敗而導致的刀槍上的勝利?在上述這些基本問題上筆者都不贊成前述的流行見解並想進一步指出，這一見解中有些本來就是中共解釋歷史時造成的認知混亂。但這些並非本文主旨，尚須專文闡述，滋不贅言。
但是，客觀而論，筆者不想諱言，五四的兩種精神資源之一的民族主義占了自由主義的上風確為共產主義在中國的瀰漫創造了一定的社會心理條件，而五四之後的著名的科學玄學論戰中科學派獲勝導致的科學迷信，也為共產魔咒的生效產生了某種催化劑作用。
毫無疑問，在中國歷史上，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次偉大的脫魔運動。中國文化傳統中的神秘色彩雖不如歐洲基督教文化那樣濃烈，但其宗法社會中黑暗的非理性因素，強調天人感應的直覺式渾沌化的感知方式等與歐洲的入魔狀態並無根本的歧異，不過少有歐洲式宗教意味極強的狂熱態而已。只是到了五四，開天闢地，新文化運動的個性解放、民主科學為中國引入了一套新的價值系統和理性化方法。才開創了一條嶄新的路向。五四的自由主義理想，雖然自三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曾被蓄意淡化，乃至淹沒不彰，但一條精神的脈絡仍時隱時顯，綿延不斷。從蔡元培、胡適之、聞一多、朱自清、上海七君子，到胡風、羅隆基、儲安平、傅雷等右派份子及殷海光、方勵之、、、、、、雖屢遭橫逆，仍不絕於縷。作為五四傳人，他們共享一條精神上的道統。在這個意義上，五四是當之無愧的脫魔運動。
但是，五四何以又同共產主義魔咒在中國興起有一定關聯呢?這就勢必涉及一段複雜曲折的歷史。
前已述及，自由主義的價值被民族主義熱狂所壓倒，是共產主義趁虛而入的原因之一。此外，三十年代西方民主營壘的經濟危機和法西斯國家的強盛導致的對自由民主的普遍懷疑，又進一步弱化了自由主義理念。
此時，科學迷信的風氣隨科玄論戰後，科學主義的勝利而泛濫開來了。這是一種逾越本份的無批判性的科學概念。科學成了終極真理的等價物。它可以無所不包地解決一切問題，從自然到社會到人生。它成了一個價值判斷詞，任何學說一旦被稱為科學，似乎就獲得了不受懷疑和批評的豁免權。科學主義陣營的主帥胡適之描述道：「這三十年來，有一個名詞在國內幾乎做到了無上尊嚴的地位，、、、、、、那個名詞就是科學。」
經歷了現代科學革命之後，在今天的無論哪一派科學哲學看來，上述關於科學的觀念都是令人吃驚的的幼稚，它本身就是反科學精神的。人們看到，當年那種科學萬能、神聖至尊的崇拜，已使科學染上了一點萬能咒符的色彩了。
在這樣的精神氛圍之下，以最新最前沿科學的面目出現的馬克思主義出場了。它聲稱自己正像牛頓與達爾文揭示了物質和生物世界的因果律一樣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鐵的因果律。它的強烈自信加上前述的共產主義在落後國家作為魔咒的基本原因，對當年部分知識分子產生了巨大的征服力和催眠作用。
更重要的是，對處於焦慮救國心態的、重視實踐的中國知識分子而言，共產主義在俄國的掌權無疑表明了它是救國的靈丹妙藥。鑑於此，「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成為最新咒語，甚囂塵上。
於是，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這些當年的知識精英們，迅速轉向了馬克思主義。陳獨秀並向他的朋友兼科學主義主帥胡適之推薦這種「最新最完美的社會科學—-經濟一元論」。雖然胡並未接受，但他何曾想到，他自己為科學迷信大行於世所做的拓荒工作，已經為新的魔咒—-共產主義的加冕準備了一條小小的紅地毯。
當然，我們不能苛求前賢。在某種意義上，面對如此巨大的精神磁場，要不被吸引是極其困難的。倘若人類沒有這七十多年特別是近四十年的共產主義實驗，也絕不會有今天的脫魔狂飆。因此可以說，共產主義這種魔咒導致的迷狂症，正如天花等疫病一樣，倘若人類從未患過，就不會具有免疫力。因而，在這層意義上可以認為，五四以及之後共產魔咒的興起，也許是中國的劫數，在劫難逃。
於是，人們看到，依靠更根本的方面，藉助抗戰的機會，中共坐大待機，積蓄武力，藉助國民黨戰後的腐敗，共產主義憑藉槍桿，支配了大陸。
作為現代魔咒，共產主義迷狂最充份的表演，還是在它與權力溶為一體之後。
一九四九年之後，「政教合一」，共產主義魔咒變成了中國的神聖不可侵犯的國民教育。
在這種國度，統治者掌權的合法性溯源於他是否這一魔咒的持有者(即是否馬列主義者)。實質上，倘若壟斷了魔咒的解釋權，也就獲得了統治的合法性。由此，我們很容易理解，何以在社會主義國家，一切行動和言論都必須訴諸共產主義諸先知：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毛澤東;而且闡釋上述先知的符咒有愈益簡化的趨向。因為只有簡單明了，訴諸情感的咒語，才可能造成廣大範圍的號召力，產生群體催眠的效應，陷入精神的迷幻。
魔咒的另一基本功能在於，它在人類的精神與外在現實之間築起一道人為的屏障。這一魔障使人類無法直達現實，不能獲得正常的判斷力。中邪的人們自覺不自覺地被引導透過這一魔障去觀察事物，從而使萬物染色並變形，乃至脫離了常識。人們當記得，透過這一魔障，人們是如何虔誠地相信水稻畝產十三萬斤，以及老教授比工農更無知。在這個意義上，所謂「脫魔」也就是摧毀這一魔障，使人們重返實在人間。
當然，任何熱狂都有退潮的時候，魔咒的催眠時間更不是無限的。畢竟，人類的基本感覺(吃、穿、住、行)是無法由魔障全面隔絕或消解的。當餓腸咕嚕時，任有念念有詞的精神魔咒也敵不過一頓美妙的晚餐。而共產魔咒的致命傷恰恰在於，它的實踐證明它無法提供「美妙的晚餐」。
這就導致了它的衰亡。
共產黨國家在經濟上的潰敗是二十世紀這一主要神話破產的基本原因。自然，它也是剝奪公民基本人權之後的邏輯後果。為了挽救這一魔咒消亡的命運，十幾年來，共產世界興起了一場場的教義改革運動，這些改革使共產主義諸位先知之間發生了分裂和格鬥。最先被逐出局的，是史達林這個先知，然後是先知毛澤東的神聖性被貶值，往後受到挑戰的是恩格斯，目前輪到了列寧、、、、、、。掌權者們節節後退，「回到馬克思」一度成為部份念咒者的響亮訴求。於是，共產教義的原教旨主義應運而生，他們力圖挽救共產神話被脫魔的歷史命運。
然而，原教旨主義並未表明它在解決基本經濟問題方面有任何特別高明之處，並且，根本的困難還在於，儘管節節敗退，但是原教旨主義仍有一道基本底線不得逾越。他們以魔咒掌權，因此，儘管任何其它東西皆可變，但魔咒的稱號不能變。原因在於，一旦放棄了這一名稱，他們的統治合法性也就喪失了。明乎此，我們就不難理解，何以魔咒體系內的改革派們儘管咬緊牙關忍痛割愛了許多過去被視為神聖的內容，但最終仍然祭起了那最後的四道魔咒—-四個堅持，絕不退讓。這並非表明他們真心相信或欲竭力維護四個堅持的具體內容，因為那些內容(如：何謂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其實是見仁見智，莫籌一是的。要害在於他們欲堅持的，是這些魔咒必須對人們享有支配權，以及他們自己必須享有對魔咒的壟斷權和解釋權。這是他們的四塊通靈寶玉，權力基礎，萬萬丟失不得的。
然而，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經過去年的歷史性巨變之後，共產神話的世界性脫魔前景業已呼之欲出了，其終局，連瞎子也能看見;其喪鐘，連聾子也能聽到了。美籍日裔學者福山較早敏銳地觀察到了這一趨勢，並聳人聽聞地用「歷史的終結」來為時代命名。我想，就將來相當一段時期的歷史大勢而言，福山是具有洞見力的。但是，「歷史的終結」這一用語畢竟有譁眾取寵的黑格爾主義之嫌。誠然，共產神話在世界史上的破產是無疑義的，然而，鑑於在科學昌明的時代竟有約一半左右的人類被這種烏托邦魔咒催眠達一世紀之久的事實，鑑於歷史上曾經反覆出現過的人類迷狂的周期性循環的事實，我們不能不對人性中的一些基本弱點和難於駕馭的本能懷有深深的警惕。試想，在若干年或若干世紀之後，當對手已消亡，當大部份人厭倦了平淡無奇的自由民主體制下的生活時，有什麼超自然的力量能夠擔保人類不會再創立一套嶄新的咒符並再次掀起世界性的烏托邦狂熱?這類周期性的漲落在世界史是屢見不鮮的。
記得本世紀初葉，馬克斯韋伯斷然向世界宣布：「我們的時代是一個世界理性化、智化，特別是脫魔化的時代，、、、、、、」我注意到他演講的時間是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這真是歷史的諷刺!他何曾料到，就在此時，一種新的魔咒已經潛入並支配了俄羅斯大地，一場世界性的入魔迷狂已經開始醞釀了。
明慧如韋伯者尚且如此，福山憑藉什麼靈感來保證自己不重蹈韋伯覆轍呢?
沒有任何東西能一勞永逸地保證自由的確立，唯有永恆的警惕和不懈地抗爭。
共產主義神話在二十世紀的肆虐，給予人類最重要的教訓之一或許是：凡是藉助理想王國的美好訴求以批評現存秩序者，倘若這種理想世界是理想家構思設計出來的，並非自然生長演化起來的;假如它從未曾在現實世界試驗過，那麼，最穩妥可行的辦法是如實地把它視為一種批判力量、淨化力量和改革力量，從而促進現存社會的良性變遷。倘若把該理想王國當做某種必然歸宿和正面目標來狂熱追求，並不惜任何手段強制實施革命性總體動員，則對人類往往是一場血腥的悲劇。簡言之，各式各樣的烏托邦，作為批判性的因素是富有價值的，作為肯定性的目標是極其危險的;作為遙不可及的彼岸世界，它具有淨化現實社會的作用，作為在現實人間強行施工的天堂藍圖，則這條通向天堂之路往往導致地獄。
這是人類從共產主義神話中獲得的歷史智慧，簡單而樸素。但是，凝結在這個單純的智慧背後的，卻是七十多年間數億人的生命、鮮血和熱淚!
(首發於一九九零年五月)